我学外国语言是从英文开始的。当时只有十岁,是高小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回忆起来,英文大概还不是正式课程,是在夜校中学习的。时间好象并不长,只记得晚上下课后,走过一片芍药栏,当然是在春天里,其他情节都记不清楚了。 当时最使我苦恼的是所谓“动词”, to be和to have一点也没有动的意思呀,为什么竟然叫做动词呢?我问过老师,老师说不清楚,问其他的人,当然更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一直到很晚很晚,我才知道,把英文verb(拉丁文verbum)译为“动词”是不够确切的,容易给初学西方语言的小学生造成误会。
我万万没有想到,学了一点英语,小学毕业后报考中学时竟然派上了用场。考试的其他课程和情况,现在完全记不清楚了。英文出的是汉译英,只有三句话:“我新得到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但是有几个字我不认识。”我大概是译出来了,只是“已经”这个字我还没有学过,当时颇伤脑筋,耿耿于怀者若干时日。我报考小学时,曾经因为认识一个“骡”字,被破格编人高小一年级。比我年纪大的一个亲戚,因为不认识这个字,被编入初小三年级。一个字给我争取了一年。现在又因为译出了这几句话,被编入春季始业的一个班,占了半年的便宜,如果我也不认识那个“骡”字,或者我在小学没有学英文,则我从那以后的学历都将推迟一年半,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人生中偶然出现的小事往往起很大的作用,难道不是非常清楚吗?不相信这一点是不行的。
在中学时,英文列入正式课程。在我两年半的初中阶段,英文课是怎样进行的,我已经忘记了。我只记得课本是《泰西五十轶事》、《天方夜谈》、《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Washington Irving的《挝掌录))(Sketch Book),好象还念过Macaulay 的文章。老师的姓名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初中毕业后,因为是春季始业,又在原中学念了半年高中。在这半年中,英文教员是郑又桥先生。他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听口音,他是南方人。英文水平很高,发音很好,教学也很努力。只是他有吸鸦片的习惯,早晨起得很晚,往往上课铃声响了以后,还不见先生来临。班长不得不到他的住处去催请。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习惯,学生的英文作文,他不按原文来修改,而是在开头处画一个前括弧,在结尾处画一个后括弧,说明整篇文章作废,他自己重新写一篇文章。这样,学生得不到多少东西,而他自己则非常辛苦,改一本卷子,恐怕要费很多时间。别人觉得很怪,他却乐此不疲。对这样一位老师是不大容易忘掉的。过了二十年以后,当我经过了高中、大学、教书、留学等等阶段,从欧洲回到济南时,我访问了我的母校,所有以前的老师都已离开了人世,只有郑又桥先生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临大明湖的高楼上。我见到他,我们俩彼此都非常激动,这实在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他住的地方,南望千佛山影,北望大明湖十里碧波,风景绝佳。可是这一位孤独的老人似乎并不能欣赏这绝妙的景色。从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想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们那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并不老实。来一个新教员,我们往往要试他一试,看他的本领如何。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少年心理吧。我们当然想不出什么高招来“测试”教员。有一年换了一位英文教员,我们都觉得他不怎么样。于是在字典里找了一个短语by the by。其实这也不是多么稀见的短语,可我们当时从来没有读到过,觉得很深奥,就拿去同老师。老师没有回答出来,脸上颇有愧色。我们一走,他大概是查了字典,下一次见到我们,说:“你们大概是从字典上查来的吧?”我们笑而不答。幸亏这一位老师颇为宽宏大量,以后他并没有对我们打击报复。
不管怎么样,高中毕业了。下一步是到北京投考大学。山东有一所山东大学,但是本省的学生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大愿意报考本省的大学,一定要“进京赶考”。我们这一届高中有八十多个毕业生,几乎都到了北京。当年报考名牌大学,其困难程度要远远超过今天。拿北大、清华来说,录取的学生恐怕不到报的十分之一。据说有一个山东老乡报考北大、清华,考过四次,都名落孙山。我们考的那一年是第五次了,名次并不比孙山高。看榜后,神经顿时错乱,走到西山,昏迷漫游了四五天,才清醒过来,回到城里,从此回乡,再也不考大学了。
入学考试,英文是必须考的,以讲英语出名的清华,英文题出的并不难,只有一篇作文,题目忘记了。另外有一篇改错之类的东西。不以讲英语著名的北大出的题目却非常难,作文之外有一篇汉译英,题目是李后主的词:别后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有的同学连中文原文都不十分了解,更何况译成英文!顺便说一句,北大的国文作文题也非常古怪,那一年的题目是:“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样一个题目也很够一个中学毕业生做的。
但是北大古怪之处还不在这里。各门学科考完之后,忽然宣布要加试英文听写(dictation),这对我们实在是当头一棒。我们在中学没有听过英文。我大概由于单词记得多了一点,只要能听懂几个单词儿,就有办法了。记得老师念的是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只有一个字suffer,我临阵惊慌,听懂了,但没有写对。其余大概都对了。考完之后,山东同学面带惊慌之色,奔走相告,几乎完全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都知道,这一加试。录取的希望就十分渺茫了。
我很侥幸,北大、清华都录取了。当时处心积虑是想出国留洋。在这方面,清华比北大条件要好。我决定人清华西洋文学系。这一个系有一套详细的教学计划,课程有古希腊拉丁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艺评论、莎士比亚、欧洲文学史等。教授有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波兰人、法国人、俄国人,但统统用英文讲授。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我们中学没有听英文的练习。教大一英文的是美国小姐毕莲女士(Miss Bille)。头几堂课,我只听到她咽喉里咕嗜咕嗜地发出声音,“剪不断”,理还乱,却一点也听不清单词。我在中学曾以英文自负,到了此时却落到这般地步,不啻当头一棒,悲观失望了好多天,幸而逐渐听出了个别的单词,仿佛能“剪断”了,大概不过用了几个礼拜,终于大体听懂了,算是度过了学英文的生平第一难关。
清华有一个古怪的规定:学英、德、法三种语言之一,从第一年X语,学到第四年X语者,谓之X语专门化(specialized in x)。实际上法语、德语完全不能同英语等量齐观。法语、德语都是从字母学起,教授都用英语讲授,而所谓第一年英语一开始就念Jane Austi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其余所有的课也都用英语讲授。所以这三个专门化是十分不平等的。
我选的是德语专门化,就是说,学了四年德语。从表面上来看,四年得了八个E(Excellent,最高分,清华分数是五级制),但实际上水平并不高。教第一年和第二年德语的是当时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杨丙辰(震文)教授。他在德国学习多年,德文大概是好的,曾翻译了一些德国古典名著,比如席勒的《强盗》等等。他对学生也从来不摆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是作为一个教员,他却是一个极端不负责任的教员。他教课从字母教起,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初听之下,也还新鲜。但b、c、d等等,都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就窃窃私议了:“我们不管它是否是丹田里的几口气。我们只想把音发得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就传为笑谈。
杨老师家庭生活也非常有趣。他是北京大学的系主任,工资相当高,推算起来,可能有现在教授的十几倍。不过在北洋军阀时期,常常拖欠工资,国民党统治前期,稍微好一点,到了后期,什么法币、什么银元券、什么金元券一来,钞票几乎等于手纸,教授们的生活就够呛了。杨老师据说兼五个大学的教授,每月收入可达上千元银元。我在大学念书时,每月饭费只需六元,就可以吃得很好了。可见他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他在北大沙滩附近有一处大房子,服务人员有一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看戏捧戏子,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个非常离奇的结合。杨老师的人生观也很离奇,他信一些奇怪的东西,更推祟佛家的“四大皆空”。把他的人生哲学应用到教学上就是极端不负责任,游戏人间,逢场作戏而已。他打分数,也是极端不负责任。我们一交卷,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在卷子上。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同学,因为脾气粘粘糊糊,交了卷,站着不走。杨老师说:。你嫌少吗?”立即把S(superior,第二级)改为E。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德语的。高中时期孙老师教的那一点德语早已交还了老师,杨老师又是这样来教,可见我的德语基础是很脆弱的。第二年仍然由他来教,前两年可以说是轻松愉快,但不踏实。
第三年是石坦安先生(Von den Steinen,德国人)教,他比较认真,要求比较严格,因此这年学了不少的东西。第四年换了艾克(G, Ecke, 号锷风,德国人)。他又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先生。他工资很高,又独身一人,在城里租了一座王府居住。他自己住在银安殿上,仆从则住在前面一个大院子里。他搜集了不少的中国古代名画。他在德国学的是艺术史,因此对艺术很有兴趣,也懂行。他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书,鲁迅的著作中曾提到过他。他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但是作为一个德语教员,则只能算是一个蹩脚的教员。他对教书心不在焉。他平常用英文讲授,有一次我们曾请求他用德语讲,他立刻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其快如悬河泻水,最后用德语问我们。“Verstehen Sie etwas davon?”我们摇摇头,想说:“Wir verstehen nichts davon。”但说不出来,只好还说英语。他说道:“既然你们听不懂,我还是用英语讲吧!”我们虽不同意,然而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课程就照旧进行下去了。 但是他对我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最喜欢Holderlin和Plateno。我受了他的影响,也喜欢起Holderlin来。我的学土论文: The Early Poems of Holderlin,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写的,他是指导教授。当时我大概对H6lderlin不会了解得太多,太深。论文的内容我记不清楚了,恐怕是非常肤浅的。我当时的经济情况很困难,有一次写了几篇文章,拿了点稿费.特别向德国订购了Holderlin的豪华本的全集,此书我珍藏至今,念了一些,但不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