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不过是现代人对历史的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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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比较关注百家讲坛。百家讲坛火了以后，我更加关注。

  我以为，百家讲坛的火，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原因，一是它迎合了目前的官场生态。百家讲坛表面上讲的是帝王将相，权谋计略，实质上还是资治通鉴式的传道，给那些身在江湖的大干部小干部、老干部新干部、好干部坏干部带来思维上的更新和技术上的支持。二是它提供了文化浮躁时代特殊的输血方式。百家讲坛的优势，是以现代的观点演绎历史，而不是还原历史。由于大量国人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介入，这样的历史演绎就成为文化浮躁时代特殊的输血方式，弥补了他们的历史无知和认识贫乏。三是它翻新了历史的热点。百家讲坛巧妙地选取中国历史上的热点问题、热点人物，这些问题和热点人物，往往是千百年来大家关注已久的，是具有传奇色彩和历史迷雾的，百家讲坛推出这些问题，不过是再次点燃大家的好奇心。

  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名人大哲为主角的百家讲坛，其实没有摆脱就历史论历史的缺陷。跟着百家讲坛火起来的易中天、于丹、纪连海之类，无论讲的怎么天花乱坠，都是重复历史的老调，而没有任何创新，他们可能增加了人们对某些历史或者历史某些方面的了解、某些观点见解，而这些了解和见解，都是新瓶装老酒，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基本无益。

  这个讲坛不是苏格拉底的讲坛。它表面上标榜草根，实质上依然高高在上。它不是象苏格拉底那样，在市场、运动场、街头等公众场合与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它居高临下，坐而论道，担当的是人们临时精神导师的角色，而讲坛的“坛主”，则具有先知先觉、拯救愚昧和教育大众的功能。在这个讲坛里,没有平等的辩论，没有真诚的交流，没有对现实的疑问和对苦难的指责。同样，在这里，也很难看到对真理的捍卫,对正义的主张,对法治的尊重。所以，百家讲坛的草根，不过是语言艺术上的草根，让人们听得更明白一点。打个比方，百家讲坛是一个贵族用平民的口吻在说话而已。

  这个讲坛不是顾炎武的讲坛。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而百家讲坛，是正史野史混杂，历史考证和道听途说并举，文学与历史相交，可以说不伦不类，不今不古。就说经世致用，百家讲坛的“术”，基本上是官场恶斗、人心交恶的手段；百家讲坛的“道”，基本上是圣贤之道、帝王之道、名臣之道、高士之道，非常人之道。300多年前，顾炎武就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更是激励我们民族奋发前行的精神动力。而百家讲坛呢，他们似乎没有提出什么“利国富民”的新主张，没有倡导什么振奋人心的新思想，如果说有怀疑，也是对无足轻重的，本来就是历史疑点的问题提出疑问，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涉猎大众最关注的现实问题！

  这个讲坛不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们的讲坛。当年，启蒙思想家们常常冒着上断头台、坐牢和流放的危险，以人民自居，以宣传群众，启迪民智为己任，深入社会，细心观察，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独立思考展开无情抨击，指出教会的虚伪和欺骗，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投入反封建反特权的斗争。当然，今天的百家讲坛的诸位“坛主”们身处和谐环境，拥有现代人的身份，传道授业非但没有性命之忧，反而一个个依靠讲坛红火起来，财也发了点，名也响了点。需要声明的是，他们依靠学术发财出名，本来就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也是无可指谪的。问题是，他们的意义仅仅停留在学术的迂回曲折上，以及对历史的包装演绎上，好像一个个出色的演员，博得大家一点喝彩。当然，这喝彩也是应该得的，无他。

  百家讲坛不过是现代人对历史的梦游，这个梦游症本来只是几个人患上的，结果传染给许多人，让许许多多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梦游，他们沿着原发者的路线，越游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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