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关于“〈卷耳〉不知人”》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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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卷耳》不知人”

——《孔子诗论》札记之二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李山）

[按：最近读《诗经》，又偶然见到李山先生这篇文章，颇认同文中观点。现将李先生的文章稍加编辑，略附感想于后。]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有“《卷耳》不知人”一句，与传统的解释迥然异趣。传统解释《诗经·周南·卷耳》最古者，当推《左传·襄公十五年》的一段记载：“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这段“君子谓”附在楚国任用贤人的记载之后，不知“君子”是否就是孔子，但对汉代经学家说《诗》影响甚大。保存在《淮南子·俶真训》的《鲁诗》旧说谓：“思古君子官贤人，置之列位也。”《毛诗序》则说：“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除多了“后妃之志”一层意思外，鲁、毛两家对此诗“官人”的说法并无两样，而且两家可能都是从《左传》“君子谓”那里套来的。可是《左传》的“官人”之说很明显是先秦时代的断章取义，不关诗篇的本义，“君子”就是孔子，他的说法就解《诗》而言也当不得真。那么《孔子诗论》的“《卷耳》不知人”的说法又如何呢？先看一下诗篇：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

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历来此诗解释纷纭，难题就在诗篇首章“嗟我”之“我”与其余三章“我马”、“我姑”之“我”的歧出并峙。第一章中之“我”，从其采卷耳的行为看，应属女性，而其余三章，又是骑马又是饮酒，很明显是男人才有的活动。于是诗篇是“女思男”还是“男思女”的争议始终不了，还有人干脆认为诗篇有脱夺、错简等等。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提出了一种见解，认为：“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夫与妇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男女两人处两地而情事一时，批尾家谓之‘双管齐下’，章回小说谓之‘话分两头’，《红楼梦》第五四回凤姐仿‘说书’所谓：‘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言以蔽之，钱先生将诗篇一边是女子之词，一边是男子之词的矛盾，理解为一种“代言”的写作手法。在以前，照这样的理解也可以平息诗篇内在的龃龉，现在则因为《诗论》“《卷耳》不知人”新材料，钱先生之说还有商量的余地。


说“《卷耳》不知人”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古说“能官人”，“能官人”首先得能“知人”，可《诗论》中却说是“不知人”，与“能官人”南辕北辙。看来“不知人”的“知”字当另求解释。《诗·曹风·隰有苌楚》有“乐子之无知”一句，“知”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鲁诗家的解释是：“知，匹也。”“知”训为“匹”又见于《尔雅·释诂》。不过将“知”解作“匹”是引申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一说：“《墨子·经上》篇：‘知，接也。’《庄子·庚桑楚》篇注：‘知者，接也。’《荀子·正名》篇云：‘知有所合谓之智。’凡相接、相合皆训匹。”所以“匹”是从相知、相接上来。“《卷耳》不知人”的“不知”也是不相知、不相接，“《卷耳》不知人”即《卷耳》一诗表现的是不相知、不相接之人的意思。那么这“不相知、不相接”究竟指什么呢？回答是：指的诗篇唱法所显出的意谓，也就是诗篇第一章与其余三章在歌唱中所见出的关系。换句话说，孔子不是从读诗篇所得的印象出发论此诗，而是从听歌唱获得的感受说《卷耳》。“不相知”告诉我们，原来第一章为女子所唱之词，第二、三、四章，则是男子的唱词。钱钟书先生说“话分两头”，犹未达一间，实际的情形应当是歌唱着的男女虽然同台，却各唱各的，他们都在表达对对方的思念之情，却是各表心事，犹如戏曲中的“背躬戏”。这便是《孔子诗论》所谓的“不知”，即不相知、不相接。后人的不甚了了，实际是由诗歌在古代从听觉的歌唱向可读的文本变化造成的。


这“不相接”、“不相交”歌唱的情景，在古代诗歌中并非仅见。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每一首中其实都是两个人在“不知人”地对唱着，否则就不会有每一篇结尾处的“捐余玦”、“捐余袂”的怨艾表现了。这表明，屈原在写作《九歌》时，仍有意保持着很原始的歌唱形式。由《卷耳》与《湘君》、《湘夫人》在“不知人”上的神似，人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诗》、《骚》间的历史渊源。不过“不相知”的歌唱只是《诗经》歌唱的形式之一种。王昆吾先生在其《诗六义原始》一文中，将“比兴”解释为古代“赓歌”与“和歌”两种歌唱形式，并指出这歌唱的形式还影响到了大、小雅的写作手法。王先生的观点具有创造性，不过古代的歌唱特别是《雅》的歌唱，恐怕要比“赓”、“和”两种样式更复杂些，《卷耳》“不知人”的“背躬戏”，就有别于上述的“赓”、“和”。该诗前四章以“我出我车”领起，是将士之词，而第五章忽然出以“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之词，明显是女子思念出征将士的歌唱。这好像是有一舞台，扮演将士的男歌手唱完时，再由女歌手代表天下的思妇们来抒情。


《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于三百篇“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墨子》又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说，这都表明古代的诗篇是可歌的，而且到春秋时期仍然如此。不仅歌诗，古代乐舞也同样如此，《礼记》中记录着孔子与人谈《大武》之乐，《左传》也保存着楚庄王对《大武》的评论，而近年考古还发现过战国时写的“大武辟兵”字样的铜干戚（舞《大武》时用的道具），凡此种种都证明周初时创制的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大武》乐章，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还在演出着。孔子说“《卷耳》不知人”，那应是在看过、听过《卷耳》演唱后的评价，如果孔子说《诗》时面对或头脑中浮现的是写在简策上的字句，“不知人”的话是无从说起的——“不知人”是一句“亲切语”，非亲见过演唱是说不出的。


孔子说《诗》时，《诗》还是在歌唱着的。他的论《诗》，尚未脱离活生生的演唱，“《卷耳》不知人”一句，让人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自上个世纪初就提出文学的解读《诗经》的主题，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恢复三百篇作为歌唱之词的原生态，恐怕就是一个首要的任务。“《卷耳》不知人”一语，会强化人们对这问题的重视。



文本来源：http://www.bamboosilk.org/Wssf/2002/lishan03.htm






钱锺书解读《卷耳》，所以“未达一间”，正在于把《诗》仅作“诗”看。从《诗》作“经”看到《诗》作“诗”看，“涵咏篇章，寻绎文义”，庶几可免经学家的迂远，但从文学角度解读《诗经》的人，常常忘了诗三百在其产生的时代，主要传播形态是口头文学，不是著诸简帛的篇章。把《诗》仅作“诗”看的问题就在于眼前摊着一本《诗经》，心中横着一个诗人。于是《卷耳》便有“男诗人”、“女诗人”、男女之外另有诗人的争议。


《诗经》所录，均为乐歌。首先是歌，其次才是诗。“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这里的“诵”，可以理解为“诗”，也可以理解为“歌”，从内容上看是“诗”，从形式上看是“歌”；“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诵”与“诗”、“诗”与“听”并举，可见在诗篇作者本人的心目中，“诗”是歌词。既然是歌词，就要考虑是怎么个唱法。“诗三百”既然是用于典礼的乐歌，虽然未必都是《黄河大合唱》式的大阵仗，但绝不会全部是独唱，是可以想见的。试举一例：

鄘风·桑中

爰采唐矣？沬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沬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关于本诗，顾颉刚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说：“这是一首情歌，但三章分属在三个女子——孟姜、孟弋、孟庸，而所期、所要、所送的地点乃是完全一致的。我很不解，是否这三个女子是一个男子同时所恋，而这四角恋爱是同时得到她们的谅解，并且组成一个迎送的团体的？这似乎很不近情理。况姜、弋、庸都是贵族女子的姓，是否这三国的贵族女子会得同恋一个男子，同到卫国的桑中和上宫去约会，同到淇水之上去送情郎？这似乎也是不会有的事实。”于是推定这是由徒歌的一章衍化为乐歌的三章的。如果同意顾氏所说一男三女的“四角恋爱”“不近情理”，那么男声独唱这首诗即使不至于“是不会有的事实”，至少没有三个或更多的男声合唱来得自然。


《卷耳》应如李文所说，为男女同台各唱各的，唱法“犹如戏曲中的‘背躬戏’”。可以悬想，男女对唱或合唱的歌曲，在“诗三百”中该不止《卷耳》一首。更举一例：

小雅·小明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莫。念我独兮，我事孔庶。心之忧矣，惮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怀顾。岂不怀归？畏此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曷云其还？政事愈蹙。岁聿云莫，采萧获菽。心之忧矣，自诒伊戚。念彼共人，兴言出宿。岂不怀归？畏此反覆。



　　嗟尔君子，无恒安处。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穀以女。

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历来解此诗者，对于前三章与后二章何以“扞格不通”，都不能自圆其说。但从歌唱的角度看这首诗，却是再自然不过的。这很可能是男女对唱（夫妻对唱）或合唱的歌曲。前三章为征夫久役怀归之辞，后二章为思妇劝勉祝祷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