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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贴自草庵居士博客
http://www.bokerb.com/user/caoan/archives/2007/16375.html
本居士按：此文写于2006年11月，2007年1月被友人送交高层领导，据闻被高层批示成为参考文件，2007年2月25日在美国NTDTV电视台《独立评论》节目中播出访谈评论。今首次全文公开，供各位批判指正，并可参考对照未来政策变化。
谁能拯救中国？
――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
大约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前夕，我写了几篇关于WTO的文章，国内曾有人问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左倾？
其实，关于左右问题，在中国和美国是不同的，美国的右翼分子实际上指的是保守人士，而左翼往往是指的是思想开放的人士。在中国，右翼则指的是自由化的开放人士，正好与美国相反。但中美两国相同点则是，中国的右翼和美国的右翼都是推崇人性最大自由化的人士。
很多人对美国都有一个误解，这就是认为美国一直是右翼人士在掌权。其实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现实的人都会知道，美国左翼的民主党执政的时期远高过右翼的共和党。在知识界河文化界中，左翼是主流。
中国人的另一个误解是对欧洲国家的误解，认为欧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与美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右翼人士在执掌权利。真正的欧洲实际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它们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根本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同，它们施行的社会制度是社会民主主义，执政时期最长的基本上都是社会民主党（工党）。它们的经济体制是社会市场经济，准确地讲时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而美国则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1848年，马克斯和恩格斯共同写了“共产党宣言” ，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破身上的架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赢得全世界，解放全人类。之后，欧洲各国纷纷成立工人协会和工会。 1864年9月28日，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波兰的工人代表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会议，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法国工人和无产者举行了“巴黎公社” 起义，高唱“国际歌” ，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坚持了70天，最终轰轰烈的“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了。
由此，在“第一国际” 内有成员对“巴黎公社”起义和暴力革命的思路和理论进行反思和总结，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其中最主要的理论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到19世纪末近30几年间，欧洲工人组织纷纷成立工人政党，有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等。 1889年在巴黎由各国工人政党联合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社会党国际”。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从第二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在1896年开始发表修正主义观点开端。从1896年开始，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名在德国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共6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正。1899年，伯恩斯坦将这些文章加以整理结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以伯恩斯坦提出修正主义观点为起始，围绕走暴力革命道路还是和平改良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其斗争策略是阶级斗争还是阶级调和，其手段是通过武装夺权还是靠选票来建立政权。如何对待这此问题，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逐渐分化为右，中，左三派，伯恩斯坦是右派，考斯基是中间派，列宁是左派。
1917年10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列宁、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发动十月武装革命，推翻了克伦斯基政府，出人意料地取得巨大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使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力量迅速壮大，吸引了大批人加入。1919年3月，列宁领导成立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
至此，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成了分家，现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现代共产主义完全形成。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巴德•歌德斯堡举行特别党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就是著名的《歌德斯堡纲领》。《纲领》对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奋斗目标重新进行了定义、重新作出诠释。《歌德斯堡纲领》中社民党摒弃了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概念，继续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宣称社会民主党不再只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人民党”。德国社民党歌德斯堡党代会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社民党也相继召开了代表大会，作出了类似转变。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这一次转变后，西方各国社民党完全纳入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之内，并且成为西方政坛上的两大主流政党之一。
至此，社民党的基本理论是：1.民主宪政，议会民主道路、2. 混合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3. 劳资合作、4. 福利制度。截至2004年2月，社会党国际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或参政，是当今世界上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国际性政党联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为适应新的时代形势，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新的改革。这就是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与工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理论提出后，受到欧洲各国社民党和大洋彼岸的美国民主党的热烈响应。这是社民党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
或许有人会问：这与中国有关系吗？中国为什么不能学美国，而一定要学欧洲？ 或许我们从经济角度上看这个问题会更有意义。
人类自产生之后，所产生的经济模式就是一个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尽管当时是以物换物，但它的模式是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而且是个极为封闭的自由市场经济，即使是到了后期的货币时期也是如此。但这个阶段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财富就开始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特别是到了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开始实施，大量的财富快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无论是形式和理论都是鼓励把货币当作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大量集中，可是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实体经济又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这时候，社会就会因为贫富分化造成社会动荡。从历史上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两个世纪之前，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现状，美国在上世纪初期也是如此经历了这个阶段，目前的中国更始分毫不差地重复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这个混乱阶段。
面对这样的现状就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在这个时期，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现了。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要想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实际上就是增加货币投放量以拉动 经济增长，扩大就业。
凯恩斯理论很快被世界上各国采用，无论是当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还是美国，基本上都在不同的时期实行了凯恩斯理论，美国罗斯福新政，实际上就是凯恩斯理论的具体实践。
但是，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在一定时期，范围和规模内是必须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若企图长期依靠这种方式拉动经 济增长，将会适得其反变宜为害。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因为在劳资分配悬殊或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些钱中的绝大部分转了一圈后又会沉淀到那些没有必要花 钱人的有钱人的口袋里，因此，投资拉动消费的期望值往往是被远远高估。
基础建设的最佳投资量有限。如果硬性超额长期投资，就会导致基础建设项目的规模、设计、技术的超前量太大，极易造成浪费；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老百 姓迫切关心的问题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子女学费负担、家庭医疗保障、社会不公、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而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与老百姓 的这些迫切需要有一段距离，更象是在帮助富人挣更多的钱。
当我们游览世界各地雄伟的古建筑时，我们可能并没有发现，这些雄伟古建筑兴建的时期基本上都是在所谓的“盛世”。都是在社会矛盾激烈，整个社会冲突激烈爆发的前夜。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当时政府建设的雄伟建筑都是采取不同类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一个王朝或政权覆灭的前奏。
政府用来投资的货币主要依赖发行国债和银行贷款来维持，但是基础建设投资，绝大多数属于公益性建设，很难得到经济回报，如果拉动宏观经济 增长的作用一旦减效或失效，新增的财政收入连国债和贷款利息，以及上年度的财政赤字都无法稀释掉，经济就会对财政赤字形成滚动性依赖，而财政增收无法弥补 的赤字国债最终都要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来弥补，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失业继续增加，而物价却会继续上涨，从而出现滞胀现象，如果这种现象 延连多年，政府的全面危机也就不太远了。例如，西方各国在战后的50-60年代，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称通货膨胀 政策），虽然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进入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由于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减弱，而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渐渐上升，终于 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但物价依然上涨的滞胀局面。
改革二十年的中国逃出这个结局了吗？没有，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逃出。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逃避共产主义理论束缚，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在政治体制没有改革的状态下，施行的几乎是极端的原始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之所以称之为极端的原始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尽管当时计划经济仍占中国社会主流，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市场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几乎类同于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阶段。当时的中国，各种理论和口号都有，只要能发展经济，不管是否合法，是否合乎道德，只要能赚钱，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积极支持。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就是在没有政治约束和法律约束状态下进行的一场混乱的原始自由经济发展过程。
而更巧合的是，当时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凯恩斯理论之后出现了经济发展呆滞，一个解决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另一个经济大师佛里德曼出现了。这位大师强调的是自由意志主義經濟理论，提倡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其理论的重要实施者是美国伟大的总统里根，里根总统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全面停滞十多年的美国，是一个深受凯恩斯理论之苦的美国。佛里德曼经济理论的出现和实施，一下酒为美国找到了出路，致使美国维持了连续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并使里根总统成为了最受美国民众爱戴的美国总统。
但非常不幸的是，经济大师佛里德曼有位中国弟子，这就是自称为影响了中国的张五常先生。他在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带领下，毫无道理的把佛里德曼大师带到了中国，并把佛里德曼经济理论介绍给了中国领导人。终于把中国又带到了一个深渊的边缘。
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研究和了解几乎是一无所知，无论是凯恩斯理论还是佛里德曼理论，相互与中国领导人的认知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认为，这两人都是国际经济大师，佛里德曼经济理论是美国总统里根施行经济政策基础，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理论。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与中国几位领导人谈到国际经济理论问题，非常可笑的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这样说：我们要学就学最先进的，采用就要采用最流行的经济理论，美国现在施行的最好的理论基础就是佛里德曼经济理论，我们就是要学他们，学最新的。
可惜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新的并不一定时最好的。而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理论的无知也是非常惊人的。中共前总理李鹏在香港出版的《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更始证明了这点，在日记中，李鹏细致地记录了香港在回归后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刻。1997年10月23日，李鹏写道：“今天香港股市第四天连续大跌，4天跌幅为3,174 点，已由8月7日的16,700点跌至23日收盘时的10,426点，跌幅为23%。”香港股市大跌的原因，是受美国传言要提高利率，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 影响的反应。李鹏当时判断，港股可能在1万点徘徊，对香港经济不至于有大的影响。应该仍然支持香港特区联系汇率制度，香港股市下跌不是孤立现象。在随后几 天的日记中，李鹏不断提及香港股市等问题。在97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李鹏记录道，“......不排除国际金融投机者再次冲击的可能，昨天香港股市下跌400多点，因素之一是美联储提高利率0.04%， 提高这样的一点点，就对香港产生这样大的影响，真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经济改革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机非常巧合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在施行西方经济理论的同时，以维护稳定为理由全面放弃了政治改革，整个中国社会没有丝毫的政治透明度，权力和商业利益开始结合，逐渐形成了官商勾结的社会经济结构。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了应对市场疲软，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振兴内需，刺激经济发展。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逐步放弃佛里德曼经济理论，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借钱交由个别有能量的国家公务人员代表国家投资花钱，在中国政治全面腐败及政治部透明的状态下，这些新投资非常更容易地再次向少数富人手中迅速集中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若干年，但是目前大多数行业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却日益严重，一些行业却出现投资过热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中国经济全面依赖对外出口，而自己本身内需不足，并且持续下降，经济严重滞胀，产业泡沫化，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泡沫化，社会严重贫富分化。中国的经验再次证明，腐败或劳资分配悬殊是造成凯恩斯政策失效的真正原因。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配合才行，要实行凯恩斯理论，必须要有民主，自由，公平的司法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改革必须要有政治改革配套进行的理由。
中国出现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吗？当然也不是，目前中国出现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全部出现过，而且是几十年前就出现过。
美国人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认识到，既然有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许多中下收入的社会成员又非常需要这些商品，那么，就鼓励金融机构把富人的钱先借出去， 用消费信贷的办法借给中下收入的人先花起来，然后再让他们慢慢还，让经济链条先运转起来，让大家继续有钱可赚。这样，富人的闲暇货币就成了润滑剂，缺钱的 中下层社会成员也可以贷款买汽车买房子买生活必需品了，俨然成了中产阶级；中上等阶层成员收入可以继续增加，其名下的资产拥有量又开始迅速膨胀，虽然这些 资产的绝大多数是银行存折、股票和债权单据等毫无使用价值的帐单，但在心理上却让这些人获得了成就感。
消费信贷的基本原则是把富人占有的实物财富储藏在穷人手里，让大多数事实上的穷人成为名义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一大学毕业就可以贷款买房买汽车，拥有不止一张可透支消费的信用卡，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这样被批量的生产出来。由于消费信贷的普遍推行，让整个社会增加出了庞大的有效需求，闲置的劳动力就相对容易的找到了就业机会，闲置的生产和服务资源就相对多的得到有效利用，社会 财富就相对多的被新就业的劳动力和重新开工的闲置资源共同生产出来。虽然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净资产是负数，他们几乎终生都担负着巨大的还债压力，但是由于这些家庭提早就拥有了个人住房、汽车、旅游休假等实际的生活享受，因此，这些人就会对政府政策有认同感。
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从教训中走过来的。政府出面借钱搞基础建设，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二是基础建设能容纳的投资量毕竟有限；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 惠；四是基建行业外的其他行业受惠不明显；五是政府成为债务人，负担沉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逐渐被消费信贷所取代。而消费信贷 的优点却很多。一是拉动需求的作用立杆见影，如消费者上午从银行借出钱，下午就能看房购房；二是老百姓得实惠，如老百姓再也不用攒钱供孩子上大学了；三是 各行各业都能受益，经济全面增长；四是政府卸了担子，政府赤字能迅速缩减。
更重要的是，消费信贷是广大消费者自己借钱花钱，产品和服务的卖主也是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各行各业。而各行各业的业主和从业者绝大多数也不是富人，可能也 是消费信贷的支持对象，因此，这些业主和从业者不会把挣到手的钱储蓄起来或者滞留起来，而是继续购买实际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归还贷款。这就进一步地不间断 地维持着，甚至增大着市场需求。虽然消费信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市场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就此可以在一段相 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
但这一切的实施都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需要法律化，需要公平化，需要透明化。没有民主政治基础，消费信贷就会成为一个欺诈者的天堂。
事实上，我们在面临经济问题的时候，也采取了推动消费信贷的政策，但结果是，一位上海人，月收入六千人民币，但他却从银行中贷款了七百万人民币，购买了十余栋住宅。一位个人资产不足十万元人民币的哈尔滨人从银行贷款了五千万人民币，购买了数十辆轿车。当然，购买房子的人将上海的房地产炒成了超过日本东京，美国纽约的高房价，购买汽车的人在转卖了汽车之后成为了美国投资移民，既然已经移民美国了，银行的贷款也就无需归还了。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美国方式的消费信贷不是万能的，在美国消费信贷中破产的人数也是惊人的，这些破产者就会成为新的贫民，同样是贫富分化中的贫困者。消费信贷主体没有被纳入到公益事业的范畴内。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是一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单位，为了赚取利润最大化，各个机构会想方设法增加利润空间，直接加大消费信贷成本。劳资分配悬殊的情况无法得到根本改观。虽然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 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由于劳资分配悬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根本的解决，发放消费信贷的机构也要向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和利息，因此不用很长时间，货币又会以更大的规模积聚在 少数有钱人手里，导致大批借债者破产而无法继续借贷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拉动美国等国经济总规模增长的能量是有限度的。 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又总结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发现，即便是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 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 就会断裂，经济危机照样爆发。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等方式延迟贫富分化的程度、延缓着资金信用链条的提早断裂。这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反过来看中国，当中国贫富分化严重到了今天的激烈状态之时，中国政府并没有更深入的解决问题，尽管今日的中国采取了杀鸡取卵的经济自杀式的税收政策，但它的税收是面对着企业主，而不是高收入的个人。对于中国富人而言，遗产税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个笑话，中国众多的福布斯富豪榜上的富人们从来没有砸自税收上排名前列，相反，在中国税收中占绝大部分的都是中下层收入者。之所以如此，还不是他们没有权势？
美国法律规定，如果富人不把过高的收入和遗产拿出来捐献，就会被联邦政府用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全部征走掉，因此， 与其说被政府强行征收掉而落个守财奴的恶名，还不如借花献佛捐献出去，留个美名。因此每当到了报税季，美国人就会忙着寻找出各种慈善捐献的发票，以寻求最 大的所得税退税额，美国的富人也在无奈中被迫拿出大量的资金建立各种慈善基金。但在中国，既然连遗产税都没有，富人们也不交财产税，所得税，那为什么还要进行慈善捐款呢？
税收固然是调节贫富分化，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途径，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途径则是保障劳动者权益。工会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200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工人运动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工人才拥有了比较健全的工会组织，工会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工人的工薪待遇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和改善，如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基本都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货币分配的悬殊，也就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烈度。因此，工会运动在延缓市场经济矛盾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断攻击市场经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断刺激市场经济自身产生修复缺陷的新抗体，最终增强市场经济免疫力的效果。
因此，西方国家从早期资本主义初期的惧怕工人运动为洪水猛兽而极力防范和镇压，走到了目前维护人权，扶持工会形成与资方抗衡力量，借助工会力量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劳资均衡进而分配差距相对平缓的道路。
相对今日的中国，中共面对巨大的社会矛盾及因贫富分化而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本应顺应社会发展，开放自由工会，积极寻找一条有效的均衡道路，让劳资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和解，共同解决财富分配问题。唯有如此，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共同富裕。如果中共还不能认清自由工会对整体社会的好处，就必然会被更猛烈的工会或民众推翻。或被严重贫富分化的社会引发的治安问题而崩溃。
工会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但仅有工会是不够的。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福利制度问题。英国、挪威、瑞典，在开始实行福利制度的时候都不拥有比中国目前更雄厚的物质基础。60年前的北欧国家是欧洲最贫穷的农业 国，老牌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破了产，在1939-1955年英国也像中国一样曾实行过票证配给制，战后物质匮乏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中国50－60年代的水平还要差。这些国家 的民众之所以能够以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免学费，失业者可以普遍领取到失业救济，年老者能普遍领取到养老金，以及全民免费医疗服务的福利待遇，并不是因 为他们比中国富，而是主要基於一下几点：
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二战后的西欧，政府首要振兴经济措施不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而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 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位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欧实行社会变革，走一条既区别於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於美国 「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 「全面社会保障」。正是因为西欧和北欧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和社会稳定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而这个模式的基础路线是社会民主主义。
二是经济政策的变化。在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的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钱从哪里来？欧盟成员国中，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於两者：雇主和雇员分别交纳的社 会保障税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前者平均占53%，后者平均占36%左右。也就是说高福利的钱主要来自高税收。瑞典的税收相当於人均GDP的57%，英国则是 40%，丹麦政府税收比重高至75%。在英国若年收入4万英镑以上者，需缴纳40%的所得税。
三是工会的长期努力。瑞典是全世界因劳资纠纷造成损失最低的 国家之一??因为工会是瑞典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瑞典蓝领工会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０年瑞典全国职工入会率为９１％，为世界上职工入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理论上，中国也可以模仿西北欧做法，通过高税收来推行高福利政策，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老百姓都享受到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和失业养老保障。而且在实践上，中国财政税收收入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例如，2006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一半，但税收总额已经超过了日本。众所周知的是，日本的福利制度远比美国要健全、并更好。既然日本可以在如此的情况下完成全民福利制度建设，做到教育、医疗、养老等政府安置，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实行呢？
中国的问题很简单，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腐败集团。在目前中国纸币制度环境下会遇到如下问题： 谁来向腐败者徵税？腐败者往往都是掌握著大权的政府官员，在财产不登记不透明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向腐败者徵税。而腐败收入，也是整个社会创造出的总财富的一部份，并且 随著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这部份黑色收入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如果这些巨额腐败收入不被杜绝，也不交税，更不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那麽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起福利社会。而利益集团由于自己本身已经无需福利制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建立这些福利制度必然消减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府公务员系统的现有利益就会减少，这也必然会让这些利益集团阻碍中国的福利制度建立。
谁来堵塞偷逃税漏洞？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企业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帐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 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
谁来支持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的广大普通工农民 众，利益受影响的是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广大普通工农民众 手中没有投票权，口上没有发言权，而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却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即便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意想 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会因为制肘太多而难以如愿。 为了避免货币通过腐败方式和偷逃税方式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加剧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实行了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制度，以及严格的 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法律制度。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税务登记号码，即纳税人鉴别号码（美国采用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号码）。登记号码的建立不仅方 便了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管理，也为纳税人信息资料的计算机管理和进行税务审计奠定了基础。在纳税申报制度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税法上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必 须按期向税务机关提交纳税申报表及有关的财务报表。这些申报表不仅按税种制定，在某些税种中还要按不同的纳税人和不同纳税事项制定。以所得税的申报为例， 美国税法规定的涉及所得税的申报表多达25种；法国规定，公司企业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7种报表；德国规定，每年的5月31日前， 公司企业必须报出上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逾期不报的，最高可处以税款12%的罚金。这些西方国家对税收申报的法律规定都是既详细又严厉。
在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律，相反，中国的基本法律是健全的，缺乏的不过是细则。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执法机构无法严格执行法律。法律在执行中成为了可以用金钱或权力换取或买卖的交易品。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可以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国家政策就必然无法在中国合理、顺畅地执行。
在西方，有两个国家是非常明显的案例。一是美洲的墨西哥。这个国家无论是宪法还是具体的民法、经济法，刑法等，其法律制度完全是照搬美国。但同样的制度却制造出两个世界的国家。其原因就是墨西哥政府和执法机构无法严格执行法律，造成了社会无法按照既定的规则行事。同样在亚洲的菲律宾。这个国家是亚洲国家第一个完全按照美国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但他与美国唯一的不同是，美国是民主政治，菲律宾是独裁政治。尽管他的经济制度是一流的，但由于政治制度是三流的。所以，他的国民以菲佣出口而自豪。
中国问题在那里，同样的问题在中国的身上。法律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传统市场经济遇到种种棘手问题而难以求解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对平等、对公正、对幸福的一切渴望几乎一骨脑地都寄托在了法律的身上，因此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口号常常响彻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上空。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欲的，因此由有私欲的 人制定和执行的法律本身就是很难作到公正的，尤其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富人阶层往往操纵无孔不入的纸币做蛀虫，把本应威严公正的法律之剑蛀咬的 千疮百孔。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言论自由，允许各个不同团体和党派，相互监督，所有媒体都是自由的。用新闻自由和舆论自由来约束立法问题和执法问 题。
当民众有了代表自己的政党，有了可以讲话的自由，有了可以用选票表达的权利，这样的国家就健全。即使是制度上有任何偏差，但他都会在百姓的舆论和选票中修正过来。如果再实行小政府的模式。所谓的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尽量让民间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解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中国完全可以在短期内走出困境，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今日中国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
产业过剩是其一，产业过剩的结果是大量出口，产品出口的结果是大量的本土资源被贱卖，但百姓未能享受。同时大量的出口挤压海外工业国家的本土企业，形成产业反弹和抗议，同时大量的出口又换取大量的贸易顺差，在中国特定的汇率政策之下就会产生对内的货币贬值，对外货币升值。整个国家资产上涨，引来国际游资杀入掠夺经济成果，最终形成严重的经济泡沫及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内需不足，缺乏福利制度保障的中国百姓，无法将手中的资本积累投资到消费市场，而储蓄过度，就会严重地引发产品过剩及资本过剩。资本过程会引发房地产及金融市场泡沫，产品过剩会引发更加恶劣的出口竞争及国际贸易战。
贫富分化的加剧及司法部公平更会导致全社会的治安混乱及全体国民道德上的混乱，而这个混乱将对二代人产生非常严重的思维和道德秩序的漠视，整个社会就会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进行道德重建和司法重建。
在缺乏道德和司法制度的国度里，贸然施行完全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会取得最好的效果？还是先建立福利制度安置百姓，让百姓在没有生存恐慌的基础上进行自由发展，重新进行道德和司法重建。很显然，社会民主主义会使一条更适合中国现状的经济发展道路。更适合今日的中国需要。
在过去的江朱执政时代，中国执行的是效率优先的政策，这个完全以效率为第一的政策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原始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资本主义。无论是不公平的半遮半掩的私有化过程还是以出卖国家和百姓利益为主体的招商引资政策；无论是职工下岗还是教育、医疗、退休改革，这些政策完全是建立在赤裸裸的经济掠夺基础之上。正是这个政策才使得今日中国陷入社会困居，一个面临着全球包围的经济困居。而放弃政治改革又使得中国走向独裁政治，面临着全球敌对的政治困居。
今日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公平优先。唯有在公平基础之上，中国才会有发展和稳定，才会有效率。目前中国缺乏的不是自由的资本主义，而是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施行社会民主主义才是解救未来中国之正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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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5 16:1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