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剑：徘徊于十字路口：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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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剑：徘徊于十字路口：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
作者：朱 剑（《南京大学学报》副主编）

我国现代意义的社科期刊[1]自产生至今，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可以将这一个多世纪划分为多个时期，每个时期各有特点。最近十多年社科期刊的情状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最大不同在于发展与体制的矛盾空前尖锐。一方面，社科期刊呈现出多方面的跳跃式发展：（1）阵容迅速扩大，新创设的期刊以高校文科学报为主，文科学报总数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300余家；（2）随着国家加大对社科研究的投入，社科期刊的办刊经费有了一定的增加；（3）一批知名学者以及学术新人加入到了社科期刊编辑队伍之中；（4）计算机技术全面介入带来了期刊制作技术和传播方式的革命。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社科期刊的办刊体制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了下来，原有的结构性矛盾逐渐突出。如果说结构性矛盾只是表面现象，那么，社科期刊内部深层次的问题则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而日益显露，编辑理念陈旧、编辑方法落后、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等诟病之声四起。数量上去了，经费增加了，人员更新了，技术革命了，矛盾却更突出了。应该说，无论是社科期刊的主管者，还是办刊人都意识到有哪儿出问题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都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整顿和改革。比如，当时的新闻出版署[2]对期刊的整顿，原意是要压缩一部分质量不高的刊物，停办一批内部刊物，但结果却是高校学报的大扩容；再如，几乎与此同时，中国高校文科学报学会极力推行编排规范的统一，结果却换来了千刊一面的局面。这样的整顿和改革，并未使来自服务对象——学者的批评减少，相反更为激烈。在学者们的眼中，社科期刊不仅无法满足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

其实，社科期刊体制方面的问题只是我国社科学术体制问题的一个缩影。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对社会科学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社科期刊的改革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教育部大张旗鼓地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就是这场改革的一部分。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名刊工程入选期刊评审兼具社科期刊评选的创新意义与社科学报的引导功能。”[3]新闻出版总署对教育部推进名刊工程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和积极回应。[4]教育部名刊工程也许标示着社科期刊转型即将开始。以名刊工程的推进为契机，社科期刊的管理者、办刊人和学者开始了新一轮关于社科期刊改革和转型的热议。讨论在办刊体制、办刊观念、办刊思路、办刊方法等诸多层面展开，许多话题相当热门，难得的是对这些热门话题大多形成了“共识”（至少也是“官识”）。然而细究一下即会发现，这些共识不免有些模棱两可或似是而非。由此造成了变革的主体——社科期刊必须面临诸多两难选择：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但当付诸行动时方知事情并不像已有的答案那么简单。求变的社科期刊正徘徊在十字路口。本文意在对这些热门问题作一简单梳理，分析办刊人两难的缘由，并对这些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两难之一：综合性还是专业性
　　
在现有的社科学术期刊中，综合性期刊三分天下至少有其二。笔者无意否定综合性期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眼下刊名各异的众多综合性期刊，从形式到内容却是大同小异。当同构的期刊达到一定的数量（比如目前的1200家以上），就会造成在浪费了资源的同时，却无法满足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对此，无论是社科期刊界本身，还是它们所服务的学者以及它们的主管部门，都有痛切的共同感受，张跃铭指出：
   学术期刊，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编辑方针趋同，编辑模式趋同，栏目设置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的兴趣。[5]
　　
但是，要改变这一局面却是困难重重。仅以技术手段而言，改变这一现状的根本办法是此消彼长，即减少综合性社科期刊的数量，增加专业性社科期刊的数量。这也是来自学者们的最迫切的要求。不过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像做加减法那么容易，办刊人也好，管理者也好，都有些无从下手。这已成了社科期刊的第一“经典性”难题。
　　
应该说，社科期刊界是希望改变这一状况的。对于办刊人尤其是学者型的办刊人来说，较之综合性期刊，专业性期刊更得心应手。刊物涉及的领域小了，发挥的空间却更大。在近年来社科期刊界举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高层论坛”、“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主编论坛”以及多层次的期刊战略研讨会上，综合性还是专业性的选择始终是中心议题之一。数年前就有办刊人专门研究了综合性期刊和专业性期刊对社科研究的影响哪个更大的问题，通过影响因子比对，答案很明确，后者要远大于前者。[6]即使坚持综合性期刊跨学科研究作用不可替代的人，也不否认目前综合性期刊办得太多太滥这一事实。办刊人在理论上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将现在的综合性期刊改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期刊，这已有先例，但绝大多数办刊人做不到这一点。道理很简单，其他学科不会同意，刊物的主办者也不会同意。二是在所有的学科方向上都各办一家刊物，这似乎是最理想的方案，但在目前同样行不通。事实上，在缺乏正常的退出机制的情况下，新闻出版总署绝无可能放出如此多的刊号。可以想象，大量低水平重复的综合性期刊不能退出，新的专业性期刊就很难问世，而后者不能问世，前者就更难退出，这已成悖论。
　　
新闻出版署显然也意识到了综合性社科期刊太多这个问题，2001年6月13日，《中华读书报》透露：“鉴于目前高校学报存在品种重复、部分学报质量不高、偏离办刊宗旨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新闻出版署决定对高校学报进行一次集中调整。”[7]可见，主管者明白问题之所在，但此次调整意在控制高校学报的数量，并未开启创办专业期刊之门。虽然总署基本关闭了新批社科期刊刊号的大门，却在别处开了窗——近年来，一批“以书代刊”的刊物应运而生。虽有违规之嫌[8]，却已成法不责众之势，而且出版社办刊也是期刊出版的正途，似无需过多指责。这类“准期刊”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绝大多数是专业期刊；二是实际主办者大多为拥有较强科研实力且在国内知名的学术机构；三是多为同人刊物，有固定的编辑、作者和读者群。可见，除了少一个刊号和许可证外，它们与合法的专业期刊已没多少差别。这类期刊目前的困难在于主管部门和社科评价机制对它们的认同度不够。这也许是暂时现象，至少南京大学社科研究评价中心已在着手对这类刊物进行评价，更有学者在为它们大声疾呼，[9]它们被纳入体制只是时间问题。一旦这类期刊得到了主管部门和社科界的普遍认可，大多数综合性期刊的处境将更加艰难，这从另一个角度促使综合性期刊必须尽早作出选择：是固守还是变阵。
　　
如前所述，选择变革是困难的，而拒绝变革的固守前景也实在堪忧。两难相权，选择变革是大势所趋。教育部发布了指导性文件，提出了三种策略供各学报选择：
　  倡导高校学报走整合之路，创办代表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水平的专业性学报；鼓励若干高校社科学报进行合作或联合，走联合之路，把刊物做大做强；支持高校社科学报在保持各高校主办的现有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各地和各校的实际和特色，创办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塑造各自刊物的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10]
　　
文件发布以来，各家学报大多选择了第三种策略，即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在不改变学报整体格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把若干栏目办好，而这些栏目又首推跨学科的综合性栏目，这是综合性刊物的长处。但第一、二种策略却鲜见付诸实施，显然，其中有不得已的苦衷。
　　
较之高校学报，其他的综合性社科期刊也开始了艰难的变革，所选择的策略与学报的第三种策略相仿，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重点在特色专栏特别是综合性栏目上做文章：
   对于综合类学术期刊来说，要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就必须“苦练内功”，也就是要确立和完善优秀的独具特色的编辑思想，并以编辑思想的坚守和凸显定位刊物的风格和品位，以编辑思想的延伸以及同学术各界的广泛合作壮大刊物，从而营造刊物特色，形成刊物学术影响力，拓展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空间。[11]
　　
面对专业学术期刊的强力竞争，综合类学术期刊必须站在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综合化前沿趋势的高度调整发展战略，必须实现从“学科综合”办刊模式向“问题综合”办刊模式的转变。[12]
　　
变革已初见成效，一批循着这样的思路进行改革的综合性期刊已在社科学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该说这是改变综合性期刊尴尬处境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这种以栏目为中心的内涵式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科期刊结构性的问题，获“救”的也只能是少数原本就比较有影响的综合性期刊，那些科研实力相对较弱的单位所办的期刊，关键的问题还不在综合性还是专业性的选择上。
　　
两难之二：全面出击还是有所取舍
　　
如果要用最形象和简洁的语言来描绘高校学报和一些类似的社科期刊现状的话，“全、散、小、弱”可能是最合适的了。
　　 “全”——指目前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综合性学报占多数，……什么学科都有，小而全。“散”——指高校社会科学学报分散经营、各自为政，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小”——指高校社会科学学报还存在着发行量偏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偏低的问题。“弱”——指高校社会科学学报质量弱、影响弱、综合实力弱。[13]
　　
这是学术界、期刊界和主管部门的一致看法，甚至被写入了教育部的文件。[14]与“全、散、小、弱”相对应的是“专、特、大、强”，这是教育部名刊工程的既定目标，相信也是众多办刊人的光荣与梦想。但要实现这样的跨越，何其难也。
　　
细分一下“专、特、大、强”，“大”和“强”是偏向于评价的目标；“专”和“特”是偏向于形式的目标，而且既是目标本身，又是达到目标的方法和手段。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专”和“特”实现“大”和“强”。因此，“专”和“特”就是社科期刊改变办刊思路的必然选择。从“全”到“专”的跨越，类似于上文讨论的综合性还是专业性的问题，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跨学科的综合性专栏也是可以专门来办的。当然，向专业性的跨越更为根本的意义还是从学科齐全到学科专一的跨越，如上所述，这不是一个完全由办刊人所能决定的问题，而且在现阶段很难实现。于是，从“散”到“特”的跨越成为当下社科期刊主要努力的方向。“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刊物，可能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教育部如是说。
　　
一般的理解，从“散”到“特”的跨越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放弃全面出击，选择重点目标。其实，这一取一舍的背后，隐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对每个具体刊物而言，与取舍相关的因素又不尽相同。特色化发展在社科期刊界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许多刊物进行特色化的改造也已有多年的历史，但放眼望去，又有几家刊物因此获得公信力而秀于期刊之林的？可见，特色化发展远不是一个简单的取舍所能实现的。学者们对于“以书代刊”的学术集刊的评价也许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会有所帮助，试举一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专业性、学术性集刊之异军突起，是最近十余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版界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之一。……跨学科性、综合性是这些学术集刊的“重武器”。……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一批囊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专业性色彩很浓的学术集刊。……把相关学科的学术建设推上了新的层次。这些学术性很强的集刊，基本上都是阳春白雪式的专业园地，但其学术辐射力却往往超出本专业而引出其他专业人士的诸多兴趣和关怀。……这些学术集刊大多由……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科研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挂帅，除……德高望重的大家名流外，主持这些学术集刊的多系以中青年专家学者为主的学界中坚，其人气才情如日中天，影响广远。……尽管其数量远少于高校学报系统、其目前影响也远不如社科院系统，但就整体的学术质量与品位而言，学术集刊当拔头筹。……这些集刊在推动学术进步、科际对话与整合、提倡学术规范、推动学术批评等方面，功彰绩伟，具有相当强劲的学术号召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数量有限、但质量上乘的学术集刊很可能代表了中国学术刊物的未来发展前景。有理由相信，这些学术集刊不仅是中国的刊林新葩，而且它们的存在与兴旺发达也可以说是21世纪中国学术的福音。[15]
　　
且不论这其中是否有溢美之词，在这里，至少汇集了下列因素：“专业性色彩”、“学科建设”、“阳春白雪式的专业园地”、“学术辐射力”、“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科研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挂帅”、“中青年专家学者为主的学界中坚主持”、“推动学术进步、科际对话与整合、提倡学术规范、推动学术批评”、“学术号召力” 、“刊林新葩”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与学术集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成为它们制胜的法宝。这些集刊是否已经做“大”做“强”了，笔者不敢妄断，但一个“特”字大概是担当得起的。
　　
我们不妨再来看一看教育部描绘的实现了特色化后高校学报的美好前景：
　　 我们努力设计和塑造自己刊物独有的文化性格特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刊物成为与众不同的、无可替代的“这一个”，从而在全国的众多刊物中间占有一席之地，在高校学术刊物的百花园中成为一支奇葩。[16]
　　
这与学者们眼中的学术集刊相比，两者方向是一致的，但求变的社科期刊如何才能像学术集刊一样拥有这些资源呢？这才是在从“散”到“特”的跨越中需要下大工夫花大气力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高校学报和一般社科期刊而言，怎是一个简单的“取”与“舍”就能万事大吉、大功告成的。但从另一方面说，集刊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至少有一部分学报和社科期刊通过努力是可以全部或部分拥有这些资源的。这是我们下面两节要讨论的问题。
　　
两难之三：开门办刊还是自我封闭
　　
长期以来，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是被这样定位的：它是主办单位（高校或院所）科研的窗口，是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在民间还有另一种更形象的说法，叫做本单位教授、副教授的摇篮。我们姑且把这样的定位简称为“窗口说”。这种说法最基本的内涵就是社科期刊应该是专门为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服务的。这在高校学报界得到了更加肯定——教育部和新闻出版署都曾以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甚至定出了内稿所占比例的下限。[17]因此，自我封闭的问题在高校学报中尤为严重。表面上看，内稿必须占有压倒性比例只是对作者身份的限定，但实际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观念和体制上的问题更是阻碍了社科期刊应有作用的发挥。
　　
“窗口说”是计划经济模式下为社科期刊的定位。这种定位惯性之大，以至于当计划经济渐渐成为历史的时候，“窗口说”仍然大行其道。这一办刊观念和体制上的滞后，使许多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错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今天被所有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冠以“一流期刊”、“权威期刊”或类似名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各研究所主办的期刊能获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固然与它们多为专业性期刊有关，但与它们开放的办刊模式更是不无关系。据说，在这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作者为高校学者的占到了70％以上。当其他刊物都自我封闭着的时候，它们却敞开大门，积极介入和引领学术研究，面向以数十万计的学者征集稿件，能够汇集一流稿件也就不奇怪了。一流的稿源造就一流的刊物，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于是，就出现了今天其他社科期刊梦寐以求的局面：高校和各地方社科院的学者对这些刊物无不趋之若鹜、各科研评价机构无不把在这些刊物发表文章列为最有分量的砝码。这就是社科期刊界的马太效应。
　　
10年前，笔者就曾撰文呼吁高校学报应走出自我封闭的误区[18]。与10年前不同的是，今天的信息渠道更加通畅，高校及科研院所早已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已经在各种信息交流平台上充分地展示自我。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说，封闭的“围墙”早已倒塌，夫复“窗口”可言。令人遗憾的是，“窗口说”却仍被许多人挂在嘴上，其中不乏期刊的主办者、管理者甚至是办刊人本身。另一个不能打开大门的理由是期刊应为本单位的学科建设服务。不错，期刊是应该为本单位的学科建设服务，但并不能因此成为封闭办刊的理由。很难设想，闭门造车式的学科建设能在今天取得成功。一个目光只是对内的期刊能对本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多大的作用是颇值得怀疑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培养本单位的青年作者，这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关起门来的培养到底对青年学者的成长有利还是有弊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所推荐的学生的文章，作者往往是最令其操心而需要照顾的学生。长期的自我封闭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高校学报在数量增长的同时，整体影响力却在不断下滑。一方面，平庸的内稿发不胜发，真正优秀的内稿却止不住地外流；另一方面，外稿不能享受与内稿相同的待遇，导致外面的作者对刊物缺乏信任和信心，既不会关注这些刊物，更不愿意将自己优秀之作相交付。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自我封闭的局面正在改变。教育部名刊工程的起动终于使高校学报特别是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报的办刊之门徐徐开启。教育部走出了自设的藩篱，明确表示高校学报必须重新定位：
　　 学报是高校办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作者只是本校教师，读者只是高校学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校社科学报要为高等教育服务，也要为国内外学者服务，为一切对哲学社会科学感兴趣、有需要的读者服务。定位准确是办刊成功的根本。[19]
　　
随着名刊工程的起动，教育部将“实行开门办刊”写入了《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首批入选名刊工程的学报在各自的建设方案中都把开门办刊作为建设名刊的主要措施之一。开门办刊似乎在社科期刊界尤其是高校学报界已成共识，但认识到必须开门办刊和真正实现开门办刊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在许多办刊人的意识中，开门办刊与吸纳外稿被直接画上了等号，似乎开门办刊仅仅是增加外稿比例的措施；想得稍深一点的则明白应该由坐等作者上门变为编辑四面出击，到处约稿；本着这样的理解，有办刊人把开门办刊看成是应对期刊界激烈竞争的权宜之计；当然还有人想得更远了一点，提出质疑：开门办刊无非是你发我的，我发你的，热闹一阵后到头来还不是归于平庸。[20]
　　
可见，当开门办刊成为社科期刊界流行的口号时，其内涵已打了很大的折扣。笔者以为，开门办刊至少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变革：
　　
首先是办刊观念的变革，要以开放的观念来审视期刊的定位。无论是专业性还是综合性期刊，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都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交流的平台。平台有其基点，交流有其范围。失去基点，交流就将无根；失去交流，则成一潭死水。可以说，交流既是期刊存在的理由，更是期刊的生命线。一个开放的期刊系统要求交流的范围越大越好，前提则是办刊人能有效地控制，因此，每家期刊交流范围的大小取决于办刊人的控制能力。交流当然离不开基点，基点是由办刊人设立的，办刊人手中握有资源的多少，决定了基点的大小和高下。这些资源包括：办刊单位的学术传统和特色、办刊人的能力和眼光、办刊人能调动的专家学者、办刊人能筹集的经费等有形和无形资源。
　　
其次是期刊体制的变革，要以开放的思路来变革期刊体制。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期刊体制问题可以在开门办刊的实践中得到改变。开门办刊从改变期刊的定位出发，带来的是一系列连锁反应，旧的平衡将被打破，如同一家一块田自耕自作的小农经济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一样，一家一刊自得其乐的社科期刊在开放的体制中必将重新洗牌。当开门办刊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相信期刊的最高管理者也会有所动作，重新确立我国的社科期刊体制。
　　
再次是编辑行为的变革，要以开放的姿态来引导编辑行为。稿件的流动只是开门办刊的表面现象，在其背后蕴藏着大量的编辑活动。封闭办刊和开门办刊的编辑活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开门办刊对编辑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智商，还要情商。篇幅关系，恕不一一展开。
　　
不管对开门办刊有何不同理解，今天已不会再有办刊人公开宣布将固守自我封闭，但若从上述三方面来实践开门办刊，怎一个“难”字了得。首先，开门办刊必须承受来自于本单位的压力。“自留地”变成了公有地，原来的“地主们”岂能善罢甘休？其次，开门办刊受制于编辑人员的能力。温室中呆惯了，能否经得起风雨？[21]再次，开门办刊还取决于刊物的公信力。长期闭关自守，刊物影响力日微，没有梧桐树，何以引得凤凰栖？[22]还有下面接着讨论的问题也与开门办刊有关。可见，选择了开门办刊，未见得能真正实现开门办刊。
　　
两难之四：依靠专家还是编辑办刊
　　
如果向社科期刊的管理者、服务对象（学者）以及办刊人提出同一个问题：要办好一家期刊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有哪些？答案可能五花八门，但有一条必定所有人都会提到，那就是必须有优秀的编辑。这是笔者在读了多位各方面的人士为社科期刊出谋划策的文章后得出的结论。从这个结论可以反推出一个派生的结论：目前社科期刊大多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优秀的编辑。这个结论可能编辑们不爱听，但社科期刊不景气已是不争的事实，编辑们就不能不承担一定的责任。
　　
但是，眼下的编辑们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吗？对此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在目前社科期刊结构性的问题不能解决的情况下，大多综合性期刊的编辑承担不起这个责任。这固然与编辑的素质有关，更主要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分工越来越细的发展态势决定了的：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是有限度的。……目前大量的文科学术期刊是以综合性作为自己的特征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假如一个编辑人员只熟悉一个二级学科（其实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十分困难的，他可能至多只能熟悉一个二级学科中的某个研究方向）的话，那么，他又如何去判断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其他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论文的质量呢？……这就启示我们，任何一个编辑人员，哪怕他再有天赋，也无法通晓整个一级学科，更不要说其他一级学科了。[23]
　　
诚如学者们所言，综合性期刊的每位编辑面对的至少是一个一级学科，纵有三头六臂也不易应付，更不用说主导和引领学术了，一任如此“全能”的编辑办刊，学者们对刊物的不满和对优秀编辑的呼唤也就不难理解了。学者们开出的药方几乎是清一色的：变综合性期刊为专业性期刊，甚至是同仁期刊，唯此才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也才可以造就优秀的编辑。但这方子对眼下的办刊人来说是白开了，照单抓不着药。这就是办刊人的难处。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应对这一难题的办法眼下只有在“特”上下工夫；我们也讨论了实现“特”所应具备的条件。笔者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大多数综合性社科期刊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应该是专家的主持。这主要是因为编辑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其中就包括学者特别是知名学者对许多期刊和编辑的不认同、不信任），不得不借助专家。专家就不同了：第一，身处学术前沿，有较高的学术悟性与眼光，在选题的确定、作者的遴选、专栏的策划等诸多方面，有当下一般编辑难以企及的优势。第二，身为学术带头人，已拥有自己的学术团队，在当今的学术界，优秀的学术团队早已是跨校乃至跨国的了。第三，利用他们个人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亲和力，可以争取到优秀稿源。说白了就是，本应由编辑承担的任务只好转嫁到专家头上，这是特约主持人登上社科期刊舞台的原因。如果留心近年来的社科期刊，不难发现许多社科期刊在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专栏之时，同时推出了专栏的特约主持人。不管这些主持人是不是真正优秀的专家，由专家主持专栏这一模式得到了社科期刊界一定程度的认同已成事实。不仅如此，主管部门也认可了这一模式：“高校的最大优势是人才多，……可以吸引知名学者到学报兼职，参与选题的策划，甚至兼做一些栏目主持人。这些学者名人，他们在学术界有影响，有联系，可以利用他们的联系，他们的威望，设一些栏目，选一些题目，组织一些作者。”[24]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引入专家模式的出现，使一定数量的社科期刊特别是著名高校的社科学报颇见起色，一批由一线的著名学者主持的专栏在学者中赢得了较好的声誉。但这一事实更说明了一个现象：大多积贫积弱的综合性社科期刊因缺乏公信力而难以造就具有职业眼光、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的优秀编辑，只能交出一部分责任让学者代劳。学者的出场导致了社科期刊职业化（编辑办刊）和非职业化（依靠专家）两种编辑体制的并存：
　　 学术期刊的主体地位与角色功能是通过编辑的建设性工作体现的，刊物的质量优劣、水平高下及风格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刊人的专业背景、学术眼光、职业道德乃至个性特征。在办刊实践中，两种编辑体制均利弊并存。职业化有利于编辑学术视野的开阔，有利于刊物形成自己的风格、办出自己的特色，其不足在于编辑知识面的有限；而非职业化则因办刊人的专业学识而有利于刊物学术质量的保证，但专业的局限也使办刊人难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不利于刊物风格的形成。[25]
　　
从这个角度看，引入专家只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而一个真正具有独立风格和公信力的学术期刊应该拥有能胜任全部编辑业务的职业编辑。学者们所设想的改变期刊结构、打造更多专业期刊的办法也许能标本兼治。因为，从理论上讲，只有专业期刊的编辑才有可能熟知本领域科研进展和人才分布，而这正是打造具有“专业背景、学术眼光、职业道德乃至个性特征”的学术期刊优秀编辑人的前提条件。到了具备了这一条件的那一天，学者专家就可以从编辑队伍中逐渐隐退了。现在的问题是，是让专家留在编辑队伍中静待那一天的到来，还是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就想方设法培养出优秀的编辑？当然后者更符合多数人的愿望。
　　
如何让编辑变得优秀起来？按照教育部的设想，专家走入编辑部之日，应该也是编辑走向科研第一线之时，“学报的同志可以到系里去兼职，做一点教学和科研工作”，“通过学者和编辑的双向兼职，通过编辑队伍的专兼结合，形成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懂经营，精干高效的编辑队伍。”[26]这无疑是一条打造优秀编辑的途径。不过现实中却是另一番背道而驰的景象，编辑化身学者已屡见不鲜，但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更好地当编辑，而恰恰是为了对编辑身份的逃离。其因盖出于编辑们无力改变就职的刊物，只好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以求更好的发展，结果只能是期刊变得更弱，这也已经成了悖论。即使没有上层的鼓动，编辑们也不会愿意将自己纯粹定位于编辑这个单一角色，而更愿意兼做甚至主做一名学者。可见，有一个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编辑化身学者到底为的是哪般？笔者以为，应该确立起这样一个共识：编辑身兼学者的首要目的应是提高对学术进展的判断能力以及与学者打交道的能力，从而将由专家代劳的事情自己承担起来，成为学者认可的优秀职业编辑。编辑也应该成为专家，但不一定是学者意义上的专家，却必须是编辑这个行当的专家；编辑和学者的知识结构和责任指向是不同的，也是很难互相替代的。如果为了当学者而身兼学者的职业，那就背离了编辑走向科研第一线的初衷。已有办刊人明确提出了主编职业化的问题：
　　 学者化的情结与惯性，使得主编转向职业化备受困扰。什么叫做学术期刊主编的职业化？简单地说，就是学术期刊的主编是以一个精通业内工作特点和技能的形象出现。……许多学术期刊主编似乎还有些不以为然，有的还是一身兼二职、三职甚至四职，将主要精力依然放在了著述立说、做课题带学生上，而刊物自身如何顺势而为，如何把握新世纪学术潮流的变化、特点及趋向，如何创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如何利用开放的中外学术平台确立“中国话语”等问题,反倒是放在第二位，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忧虑。[27]
　　
其实，不仅是主编，编辑的职业化的问题也应该是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了。刊物的做大做强，做出独立风格和学术品位，说到底，要依靠的还是职业化的优秀主编和编辑。
　　
在目前的情况下，学者客串编辑、编辑客串学者对本人和对刊物都是有益无害的事，但一旦反客为主，事情就起了变化，就会出现角色错位，就更难产生优秀的职业编辑，这不啻是使已陷困境的综合性社科期刊雪上加霜。因此，专家办刊也好，编辑化身学者也好，都有一个“度”的问题。把握这个“度”的标准就是通过客串更好地出演自己本来的角色。担任刊物专栏主持人的知名学者演好自身学者的角色并不困难，难的是现行期刊体制下的编辑。编辑工作与其说是学问，不如说是技术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艺术，大凡技术或艺术，讲究的是心无旁骛，但真正潜心于编辑业务，谈何容易，此为一难；编辑虽成天与学者打交道，但境遇却远逊于学者，而今天许多编辑并不缺乏当学者的素质，抵御当学者的诱惑，当好一个职业编辑，是要付出损失名利的代价的，此为二难；不论是社科院还是高校，编辑的考核指标和晋升职称的条件大多类同于学者，强调的是个人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和等级，编辑工作的成果反倒是次要的，这让编辑想不越位都不行，此为三难；编辑特别是主编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但他们的职位却缺乏制度的援助和救济，与学者的身份不易变更不同，他们的权利尚未得到具有法律意义的保证，必须时刻准备着另谋出路，此为四难。诸种难处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只能是离编辑和主编职业化越来越远。以此角度看待专家办刊还是编辑办刊，的确需要警惕角色错位可能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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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难之五：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
　　
在所有与期刊有关的人眼里，期刊应该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这个问题，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伪问题，因为并不存在选择，两者是不能分轻重、必须同时重视的。唯有在社科期刊编辑的心里，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真问题，是分得出轻重缓急的。原因是什么？社科期刊的办刊人都知道，在主管部门对期刊的检查尤其是评比中，有一项量化的硬性指标是绝对的，那就是文字的差错率不能超标。如果不幸超标了，就要遭到一票否决。
　　
在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学术理论类期刊质量标准》这一文件中，将判定学术期刊质量的标准分为四项：政治标准、业务标准、编辑标准和出版标准。[28]在各项标准中，都引入了量化指标，如业务标准中的文摘率、编辑标准中的差错率等。但对量化指标的计分方法却不尽相同。在业务标准和出版标准中，各分项指标所占分值不等，均为扣完本项分值为止，唯有总分为30分的编辑标准最为特别，共分6项，分值不等，其中第3项是关于文字差错率的，分值为6分，但又规定：“内文差错率标准为万分之一，万分之一以上至万分之二扣除0.5分，超过万分之二以上每增加万分之一扣除4分，此项得分扣完后，可以从编辑标准总得分中扣除。”[29]也就是说，原定为6分的此项，其实最多可以扣除30分，故有“一票否决”之说。新闻出版署作出这样的规定，其初衷是可以理解的。在出版物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今天，“无错不成书”已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不用重典，难以奏效。即使有此重典，读者对出版物差错的抱怨仍不绝于耳。
　　
社科期刊也不例外，曾几何时，一本期刊错误百出仍不为多。世纪之交，新闻出版署启动了重要的期刊导向工程——举办期刊界最高级别的政府奖——国家期刊奖的评奖。最近的一次是2004年中开始的第三届国家期刊奖评比，在颁奖后，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仅在社科期刊中，就有11种期刊因为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五而被取消了参评资格，其中有一种期刊的差错率竟高达万分之二十二。” [30]万分之二十二，这是一个怎样惊人的数字，如果这本期刊为20万字的话，差错数当在400处以上，而且参评的期刊还都是经过选拔有一定水准的，此一票否决当然是应该的。
　　
尽管如此，笔者仍要指出，对于社科学术期刊来说，编校质量固然重要，但学术水平更为重要，尤其在对社科期刊学术水平大多平庸的抱怨同样不绝于耳的今天，在对学术水平的评估上，为什么没有设定类似文字差错的“越界”扣分方法而实行一票否决呢？笔者无意否认编校质量对社科期刊的重要性，而只是想说明，在总署的天平上，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和编校质量仍不是等重的，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这样。新闻出版总署曾有这样的解释：
　　 迄今为止，我国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尚未从各类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这一角度制定过标准，因为衡量学科众多的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准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度非常大的工作，不是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可以简单地作出评价的。……1995年，新闻出版署发布了《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虽然对学术理论类期刊的业务标准有要求，但都是一些原则性的，不能仅以此作为判断期刊学术水平高低的标准。[31]
　　
对此，笔者有两点不能认同，其一，既然要评估期刊的质量，那么，各方面的质量都应该评，不能因为某一方面难就不做；其二，对差错率的评估标准显然已不仅是“原则性的”，而是很具操作性，这必然导致具有操作性的指标成为评估中起决定作用的指标。如此评刊，科学性和公正性怎能得到保证？在上述第三届国家期刊奖发布后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人答记者问中透露的一个信息颇为耐人寻味，在回答“通过本次评选，期刊社今后要注意哪些问题”时，该负责人答道：“一是出版规范问题。……二是编校质量问题。……三是广告内容问题。”如果比较一下总署和学者对社科期刊有待改进问题的认识，实在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同样是重视期刊的质量，前者强调的是出版规范、编校质量和广告内容，后者强调的是学术水准，可见，身份不同，关注的重点也不同。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评奖结束后，总署曾委托《咬文嚼字》编辑部对获奖期刊的文字差错又咬嚼了一遍，但却没有听说再委托专家对获奖社科学术期刊的学术水平复检一番。
　　
社科学术期刊在我国9 000余种期刊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其学术水平理应得到最高管理部门重视。笔者注意到，总署在2005年底已有这样的表示：“在发展期刊产业和建立期刊科学的评估和预测体系时，今后要特别注意将读者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价优秀期刊的重要标准。”[32]学术期刊的读者主要是学者既然是无可争议的，那么，学者满意程度理应成为评估学术期刊质量的重要标准，真的如此，上文所说的那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也许会不复再现。但这成为现实可能还有待时日，总署已将2007年确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在有关这一活动的大量报道中，编校质量被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只是社科期刊的学术水平问题仍鲜见提及。笔者揣摩，其中的原因除了学术水平的高下难以判别外，不排除有把学术期刊等同于教材、教辅、科普类出版物的可能。其实，这是两种定位完全不同的出版物，评判其质量的侧重点应该是不同的。对于社科期刊，学术水平和编校质量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打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编校质量不高之于学术期刊，犹如一个人肢体有残疾，而学术水平平庸之于学术期刊，则犹如一个大脑停止活动的植物人。都不完美，但孰轻孰重，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事。
　　
国家期刊奖的评奖活动目前虽已终止，但其影响尚在；新闻出版署当年发布的《学术理论类期刊质量标准》及其相关解释至今仍是各级各类期刊评比、评奖所沿用的最权威标准，办刊人对这些标准及计分方法都了然于胸。现实就是这样，因此，伪问题就变成了真问题，社科期刊不能不面对本来不该有的这个两难选择：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要提高学术水平，选题策划是关键；要在规范和文字上不犯或少犯错，文字编校绝对不能马虎。这在出版社和大型报刊社可能不是问题，他们不仅有专门的校对职能部门，而且编辑也有明确的分工，有专职的策划组稿编辑和专职的文字编辑；但在众多的社科期刊，根本没有这样的分工，所有的责任几乎都在责任编辑一人身上，仅编排规范一项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这个问题下面再谈），够难为他们的。于是，一些“聪明”的期刊社就很自然地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文字编校上，毕竟主管部门的要求分量更重，而学者们终究拿不出硬性的办法来惩治期刊社。
　　
幸好不是每家期刊都如此这般地耍“聪明”。社科期刊界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普遍重视编校质量的同时，开门办刊、专家办刊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期刊社不同程度地接受，这应该得益于社科期刊界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开门办刊、专家办刊的理念在部分期刊大行其道的直接后果就是秉持此理念的期刊把选题策划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通过精心谋划，一批著名专家主持的特色专栏在部分社科期刊上相继问世，社科期刊主动参与重要学术活动由此正在逐渐地变为现实，在一些重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办者名单上，终于看到了学术期刊的身影。当然，学术期刊最理想的作用应该是学术活动的引领者之一，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选题策划更是不可或缺。问题是，在现有的社科期刊中，有多少确立了如此远大的理想？因此，要让重选题策划还是重文字编校真正成为大多数学术期刊办刊人心中的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主管部门的态度，实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两难之六：匿名审稿还是编辑审稿
　　
近年来，社科期刊界与国际接轨的呼声日高，接轨当然应该是全方位的，方方面面不同的人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看问题的侧重点亦不同，唯有一点是一致认同的，就是把实行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之一。教育部将“逐步实行国际通行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写入了《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学者们也在不断呼唤学术期刊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作为办刊人自然也明白这一道理，《历史研究》徐思彦主编曾深有感触地讲到这样的事：
　　 香港一所大学有一份中文学术期刊“排行榜”，我记得历史学科方面，第一序列是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刊物，《历史研究》在第二序列，原因之一就是内地的刊物没有实行专家匿名审稿。现在海外及台湾学者在我们刊物发表文章，也常常要求我们开具一纸证明，证明他的文章是通过专家审稿后才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实行专家审稿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最初是实名的，现在是双向匿名。……实行专家匿名评审，不仅仅是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也是学术发展使然。[33]
　　
双向匿名审稿的必要性已到了不言而喻的地步，但是，让学者们感到痛心的是：
　　 在中国，大部分学术期刊至今没有实行匿名评审制度，而宣称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刊物，又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招牌而已，有名无实。或者只是部分执行，编辑吃不准的时候，再让专家把一下关。中国许多学术刊物至今实行的，依然不是以同行为核心的专家匿名评审，而是以主编为核心的编辑主审制。这就为学术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即使编辑们是正派的，甚至拥有一流的学术鉴赏能力，在这样一个学术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完全了解学术的最新趋向，作出明智的取舍判断。许多学术期刊之所以大量刊发平庸的、缺乏学术创新价值的成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审稿者自身学术水平的低下。[34]
　　
在这里，把不实行匿名审稿制度与学术寻租即学术腐败以及学术期刊水平低下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说法虽然刺耳，但不无道理。话说到了如此地步，社科期刊的办刊人还不该警醒吗？还不该立即弃编辑审稿行专家审稿吗？
　　
但事情没有这样简单。我们不妨先来算笔账：如果以1500家社科期刊（这是对社科期刊总数的保守估计）每刊每年发表150篇文章，用稿率为20％（这也是保守的估计）计，按国际惯例，每篇文章由2名专家审稿（尚不包括审稿专家意见相左时请第三位专家出场），那么需要送专家匿名评审的文章篇次为：1500×150÷20％×2＝2250000（篇次）。需要说明的是，这需审的225万篇次的文章中，有大量一稿多投的，由于对一稿多投社科期刊界既鲜有惩罚措施，也没有识别系统，只能无奈地重复审稿。如果向每篇次文章的审稿专家支付50元的审稿费，总数为：2250000×50＝112500000（元）。区区50元，对审稿专家来说，实在与付出不相称，但这总数对社科期刊界来说，该是天文数字了。即使平均到每一刊社，每年仅审稿费就得支付：112500000÷1500＝75000（元）。问题还在于，各刊社的投稿量并不平均，如果用稿率下降一半（即投稿量增加一倍），那么，该刊社的审稿费用将增加一倍。如果再把审稿费标准略提高一点的话，这笔费用可能会突破20万元。虽说办刊经费近年来有较大增长，但笔者不知是否遭遇这种情况的期刊都能承担得起。
　　
其实，费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中国的社科学术界是否建立起了可以完全实行匿名审稿制度的学术环境。第一，我们有没有那么多的确能作出正确判断的专家来从事审稿工作？[35]第二，即使我们拥有这么多有能力的专家，这个庞大的专家库由谁来建立？[36]第三，即使专家库能顺利建立，我们又以什么来保证这些专家能够长期忍受与报酬极不相称的付出？第四，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将需要审阅的文章平均地分配给每位专家？如做不到，那么，部分专家的审稿量必然大幅增加，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第五，我们能不能建立起识别一稿多投的系统？第六，也是最关键的，我们有什么制度能约束大多数专家都能认真、公正、按时地从事审稿工作？[37]这不仅仅是学术操守问题，相信每位专家偶一为之都会做好，问题是“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难在长期一贯。在所有这一切都基本未知的情况下，要求社科期刊完全实行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制度不免强人所难，这恐怕是至今许多期刊仍然实行主编为核心的编辑主审制的真实原因所在。
　　
笔者在此还想强调的是，同行专家双向匿名审稿只是期刊审稿程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编辑审稿自有与专家审稿不同的视角和作用，两者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没有必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不能因为有平庸的编辑存在就全盘否定编辑审稿，同样，不能因为有专家不负责任地审稿就不信任所有的专家。努力营造一个公正、公平、有效率的审稿环境是学者、办刊人和管理者共同的责任。当然，作为期刊，不能坐等其成。尽管艰难，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毕竟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必行之道。
　　
两难之七：执行编排规范还是执行评价规范
　　
与推行匿名审稿制度相仿，还有一项让社科期刊与国际接轨的要求，就是遵守国际公认和通行的学术规范。准确地说，学术规范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匿名审稿制度也属于学术规范的范畴。之所以分在两部分讨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社科期刊界，匿名审稿制度被“放大”了，而学术规范则被“缩小”了。学术规范有两个不同层面：道德层面与技术层面。要完全区分两者是困难的，我们只能说某个问题基本属于道德层面或基本属于技术层面。两相比较，道德层面的规范说易行难，而技术层面的规范则是说难行更难。社科期刊界谈到规范，首先想到的就是技术层面的规范，这是笔者之所以有“缩小”之感觉的原因之一。其实，技术层面的规范内容也是十分丰富的，许多道德层面的规范可以技术层面的形式出现，比如伪注问题、抄袭问题等，都可以通过技术层面的规范加以杜绝，[38]但在社科期刊界谈到技术层面规范时，往往又直接指向编排规范，这是笔者之所以有“缩小”之感觉的原因之二。[39]
　　
目前在社科期刊界最通行的编排规范就是90年代中期由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编写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以下简称“光盘版规范”）[40]。综观今天的社科期刊，几乎全部的高校学报和相当部分的社科期刊都在执行“光盘版规范”，“光盘版规范”这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编排方法的新规范从产生到几乎一统天下只用了区区5年不到的时间，真可谓期刊界的奇迹。这与清华大学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成功地策动了新闻出版署和教育部的有关机构及国家标准局专门发文推行“光盘版规范”，有了这三柄尚方宝剑，自然如虎添翼，加之中国人文社科学报学会全力支持，90年代后期，执行“光盘版规范”成了社科期刊界特别是高校学报界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客观的说，“光盘版规范”在出台之初，对社科期刊界以及学者增强规范意识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一个随意注释、注释缺项普遍存在的局面逐渐被整齐划一的注释格式所取代，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所有执行“光盘版规范”的期刊逐渐地相像，最后变成了同一流水线上产出的产品。个中原因说来简单，“光盘版规范”不仅是一个注释规范，而且还是一个打了包不易拆零的整体编排规范。这也是今天社科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形式上千刊一面的由来。笔者始终认为，这是清华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高明之处，这与它的勃勃雄心与经营谋略直接有关，它要建立的是一网打尽中国所有期刊的超级大刊，它要在同一平台上为全世界的读者服务，它还要指点江山，评说所有期刊、论文、作者、作者单位等等一切与学术相关的可以打分排名的东西的优劣等地。[41]这样“包打天下”的目标，就是直到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没有谁敢尝试过，甚至连类似的设想都没有过，而在90年代中期，该社就有这样的眼光和抱负并且付诸实施了，怎能不令人钦佩？但要实现如此宏伟的规划，必须跨越两道障碍：其一，天下期刊必须尽入我库中；其二，入库文章内容可以各异，但模样必须相同。跨越这两道障碍恐怕是西方出版商想也不敢想的事，但清华光盘版电子杂志社通过适当的变通基本做到了。关于它是如何跨越第一道障碍的，各社科期刊都是“入库”的过来之人，其中的秘密心中肯定知晓，无需笔者绕舌；这里专说它是如何跨越第二道障碍的。
　　
据说推行“光盘版规范”，也是为了与国际接轨。但这个接轨总让人觉得有点变味，因为在国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规范。因此，从“光盘版规范”出台时起，关于这个规范优劣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众多的争论文章散见于多家期刊和网站[42]，本文不想重复。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其实，“光盘版规范”的制定者心里很明白，这个规范并不完全适用于期刊的编排，《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这一名称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而不是编排规范。如果从检索和评价这个定位来审察这个规范的话，实在挑不出大的毛病来。那么，为什么要用检索与评价规范来取代编排规范呢？对期刊数据库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明白：首先，检索与评价是期刊数据库绝对不能放弃的功能；其次，期刊数据库面对的是数千家期刊每年数十万篇文章这样的海量数据，用电脑技术进行检索和评价是唯一的办法；再次，电脑对数据源的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按统一规范编写而成，而这个统一的规范就是“光盘版规范”。如何让期刊在入编前完成统一规范的编排，这就是光盘版杂志社必须跨越的第二大障碍——让不管按什么规范编排的期刊一律转换成“光盘版规范”后再入编。这一工作由谁来完成？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光盘版杂志社的事，但在90年代时，这是该社无法完成的任务。因此，唯一办法就是偷梁换柱，用检索与评价规范代替编排规范。于是出现了两个规范合而为一，让入编期刊在编排时就直接执行检索与评价规范这样的事情。尽管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通过聪明的运作，他们还是成功了。[43]
　　
大量期刊以检索与评价规范代替编排规范的现状掩盖了这些期刊至今还没有真正的编排规范的事实。之所以能替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个规范有较多重合的部分。但是，作为办刊人应该明白，用于应急可以，长期用下去，会有副作用的。犹如人药兽药都是药，冬衣夏衣都是衣，但不能混用乱穿，否则会危及健康的道理一样，用于检索与评价的规范直接用于编排，不仅是张冠李戴的错位，而且会影响到期刊应有作用的发挥。千刊一面已成千夫所指。说句公道话，“光盘版规范”虽是始作俑者，但问题的实质并不在它，而在期刊内容的同质化。即使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少数期刊所执行的编排规范也是要统一编排形式的，技术层面的规范总是要从形式的统一入手，区别也就是宽容度有所不同而已。“光盘版规范”缺乏宽容度是其问题之一，更要害的问题还在于它对研究工作的损害、对编辑工作的干扰。许多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对此规范束手无策，既做不了，也读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说是与国际接轨，但国外和境外的学者阅读以此规范编排的文章时却一头雾水，不得要领。而编辑就更苦了，作者做不了，只能由编辑代劳，大量的时间精力耗在了繁琐的编排上，对文章的内容反而忽略了。
　　
规范总是可以改的，“光盘版规范”推行10年来，计算机技术已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期刊数据库的实力也已今非昔比，现在确实已到了可以恢复社科期刊编排规范的时候了。这是走出千刊一面困局，实现各具特色目标技术上的支持和保证。在2006年夏天清华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一次小规模的关于规范的讨论会上，笔者就建议应该在编排规范和检索评价规范之间建立接口，实现一定人为干预下的自动转换，只要投入适当的人力和资金，做到这一点在技术上应该不存在问题。目前的第一步应该是社科期刊编排规范的恢复。现在的真正困难倒是在于，我们的编辑甚至一些作者都已经渐渐习惯了“光盘版规范”，容忍了它的问题，我们已经走得那么远了，还能回头吗？
　　
这就让我们看到把学术规范缩小成编排规范所带来的恶果：一方面，这种事实上的缩小大大弱化了学术规范在规范学术中应起的作用，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另一方面，当一个既不合传统又未真正与国际接轨且几乎没有任何宽容的规范的大行其道时，不仅使本来鲜活的文章变成了八股，而且桎梏了编辑乃至作者个性的发挥，此诚非社科学术事业发展的幸事。
　　
两难之八：重评价指标还是重独立风格
　　
在谈及期刊的功能时，学者们谈得最多的或者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期刊对学术的评价功能。其实，在办刊人看来，评价学术并不是期刊的主要功能，因为学术分工决定了评价的事主要应该由学者专家来做。当然，期刊在决定是否发表某篇文章时是要作一评价的，符合要求的才会发表，如果实行专家审稿的话，这个评价则主要由审稿专家来做，而且评价的具体内容也不会公开，按理说这个评价是不能与文章发表后学术界对该文的评价相提并论的。是什么原因使学者们如此看重期刊的评价功能而相对看轻了发表后学术界的评价？有学者道出了其中的秘密：
　　 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中，当学术刊物与各种同学术研究配套的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或者当一个论者能否在这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或发表多少篇论文同他个人的学术职称、福利、名誉乃至生活状况（亦即职称的评定或晋升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为前提条件）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时候，显而易见，这些学术刊物在中国当下的学术发展中便理所当然地会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不仅会影响每个个别论者的学术研究状况和生活状况，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每个个别论者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44]
　　
原来如此！问题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上，是我国的社科管理者将评价学者研究水平高下的任务交给了社科期刊。对此最有痛切感受的当然是学者们了。由此，学者们在痛陈当下社科期刊种种问题的同时，总不忘对期刊的学术权力大加批判：“在目前愈演愈烈的‘以刊评文’模式下，学术刊物作为巨大学术权力的掌控者，可以说是目前被扭曲的学术评价机制下的一个怪蛋。”[45]甚至有学者不惜把学术界的各种腐败行为的根源归之于期刊。学者们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社科期刊也许的确没有能力独立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客观地说，这一重任并不是社科期刊主动谋取的，但一旦获得了这一权力，尤其是尝到了它的好处之后，大多数期刊便再也不愿放弃，这也是事实。
　　
既然是评价，除了是否够格发表外，最重要的当然是对已发表的论文分出高下等地，那么，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将发表论文的期刊分档分类，什么档次的刊物发表什么档次的论文，这就是所谓“以刊评文”。于是就有了“一流期刊”、“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这些“名分”。一般说来，只有获得了这些“名分”的期刊才具有评价“高水平论文”的资格。对此，不少学者和办刊人深恶痛绝，大加挞伐，指出其种种弊端和危害；[46]也有办刊人、“评价人”为此辩护。“这种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现象，表面看来都是冲着‘核心期刊’的功过是非而来，实际上它超出了‘核心期刊’这一问题的本身，折射出我国学术界、教育界一批有识之士为寻求科研成果公平合理的评价而进行的探索和努力，争论中的激愤之辞、偏颇之论恰恰反映了一些人面对不断滋生的学术腐败而产生的窘迫和无奈。”[47]此话有理。透过这种争论可以看到，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的确值得深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国学术评价机制“以刊评文”模式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面对学术评价权力，社科期刊特别是那些已拥有“名分”或正在力争“名分”的社科期刊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办刊策略。因为无情的事实是，是否拥有“名分”，刊物的处境可能有天壤之别，“确实是一件关系到刊物生死存亡的大事”。[48]而可能的选择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漠视对评价权力的保护，完全按个性风格办刊；其二，尽可能争取和维护学术评价权力，围绕争取和维护“名分”来办刊；其三，正视和珍惜评价权力，注重独立风格的培养，努力做到名实相符。
　　
一般认为，作出第一种选择是需要勇气的，但笔者以为，毋宁说需要资本。资本就是已在期刊界和学术界以及管理者那里获得了不可动摇的“一流”地位，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使他们的学术评价权力即使不维护也不会被剥夺。作出第二种选择肯定为学者们所不齿，但却是最“实惠”的。对于已有“名分”但资本还不够雄厚的期刊来说，真正困难的是拒绝第二种选择的诱惑而作出第三种选择。之所以这样说，其原因在于得到“名分”不易，保住“名分”更难。让我们分析一下社科期刊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处境。每一家期刊都只不过是学术评价这个大棋盘中的一粒棋子而已。况且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学术期刊既不是最先的评判者，也不是最终的评判者。学术期刊首先要被人评，然后才能评人；然后再被人评，然后再评人，周而复始，无限循环。学术期刊先要被那些授予“名分”者——各种社科期刊的评价机构来评，这些机构有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评定的方法与标准不尽相同，但有两点基本相同，一是强调硬性指标，包括二次文摘率（或二次文摘数）、影响因子（或引用频次）等，这些指标往往只是期刊某一个侧面的表征，且难以完全排除人为的干扰；二是实行滚动，每隔几年，重评一次。因此，期刊能否获得“名分”和保住“名分”，完全取决于这些指标的多寡和评价机构的评判。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也就能明白第三种选择的明智和艰难。认同第三种选择的另一个理由来自于对期刊学术评价功能判断。期刊是否具有学术评价功能？理智的学者均表示了有条件的肯定，条件就是期刊必须恪守职业道德、审稿程序必须公正和科学。学者们一致反对的是期刊拥有学术评价的“专权”。因此，笔者认同尚无资本作第一种选择的期刊作出第三种选择，较之第二种选择，这至少这是一种洁身自好、利己利人的选择。“评价的事，不能不关注，但是也不能本末倒置。不能以对评价结果的追求来左右我们的工作。”[49]
　　
笔者也借此吁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者恰当使用期刊以及各项量化指标的评价功能。任何一项评审，量化指标最合适的作用是为评审设一道门槛，把基本不合格的申报者挡在评审的大门以外，以节约评审成本，而最终的评审，则是能秉公评审的专家的事。当然，专家也可以参考这些指标，但专家应该用头脑（良知和学识）而不是用指标来投票。近年来，学术评奖的项目已明显减少，在职称和科研项目评审中逐步地引入了“代表作”评议的方法，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让学者们看到了改变“以刊评文”的希望。类似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在评价机构对期刊的评价上，如果非评不可的话。“要构建以内容质量为核心的期刊评估体系，期刊评估是期刊发展的指挥棒，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正公平的期刊评估制度已成为高校期刊发展改革和管理的当务之急。”[50]只有这个制度真正建立起来，评价才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才有望还学术界和期刊界一片净土。
　　
两难之九：纸质版还是电子版[51]
　　
我们正处在一个网络时代，对于我国众多的社科期刊而言，互联网的介入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社科期刊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社科期刊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这是近年来在编辑学界经常讨论的问题。
　　
互联网给予传统编辑出版方式的冲击每个编辑都会有所感受。比如，来稿方式、审稿方式和编辑方式的变化，但对社科期刊而言，最重要也是最应该关注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期刊传播方式的变化，这也许是最富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纸本形式的社科期刊虽然仍在出版，而且仍是各社科期刊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出版形式，但它终将让位于在互联网上传播的电子期刊，电子期刊成为社科期刊传播的主要形式正在从预见逐步地变为现实。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编辑享受到了技术革命的种种成果，但不能不说的是，编辑，尤其是我国社科期刊的编辑在这一革新过程中，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地位。这在社科期刊电子版规范的制定、大型期刊数据库建库模式的确定、期刊社与各大型期刊数据库的合作规程的制定等方面均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些与社科期刊存续与发展息息相关的方面，社科期刊在其中所扮演的只是接受者的角色，基本没有话语权。
　　
这种局面对于社科期刊前景的影响令人堪忧，互联网对社科期刊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的同时，也潜伏下了隐患。目前，社科期刊电子版一般以两种形式存在：一、各刊社自己的网站或网页（绝大多数属于后者），由于各刊社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纸本期刊的编辑出版，极少顾及电子版，即使有自办的电子版，也很少有读者为阅读该期刊而访问该网站（网页），其对读者的影响微乎其微。二、加入某一个或多个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这些网站几乎将所有的社科期刊（包括现刊和过刊）全部文章编入了其所拥有的数据库，通过互联网向读者提供收费服务。这类数据库的最大特点就是，信息齐备，极易查阅，可以下载，使用简便，加之大多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推出包库服务，使这些单位的读者查阅和下载无需本人付费。可见，这样的期刊数据库的存在，足以改变大多数读者对社科期刊的阅读习惯，读“库”（电子版）的人越来越多，读“刊”（纸质版）的人越来越少恐怕是不可改变的趋势。[52]
　　
期刊数据库已成为社科期刊电子版传播的主要途径，各期刊数据库的网络环境必将影响社科期刊的传播效果。如果说期刊数据库将各入编期刊送上了互联网这一信息高速公路，那么，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跑的期刊还是原来的自己吗？答案并不令人乐观。由于社科期刊根本就没有参与到期刊数据库的建设之中，对于自己将以什么样的形式、搭乘什么样的载体、以什么样的代价跑上这条高速公路，绝大多数办刊人不仅心中无数，甚至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如此盲目地上路，怎能不迷失自我？因此，对入库的社科期刊来说，眼下最大的隐患之一就是网络环境下的迷失。如前所述，社科期刊的美好前景应该是“努力设计和塑造自己刊物独有的文化性格特征，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刊物成为与众不同的、无可替代的‘这一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眼下几乎所有的社科期刊都正在使尽浑身解数，以从严重同构的泥潭中挣脱出来，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彰显自己的特色，特色对于期刊的重要性永远都不会改变。然而，考察一下各期刊数据库中社科期刊的存在形式，不难发现如下特点：任何一家期刊，在这些库中都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封面、目录已与正文割裂而基本消失，剩下的就是一篇篇论文，而这些论文也已被拆散而分置于各个专题库中，以最常见的方式检索，如题名、作者名、关键词，所得到的是来自各种期刊的一篇篇论文。因此，这样的数据库对读者阅读方式的改变，已不仅仅是介质上的——纸本的还是电子的，而且，更是实质上的——期刊不见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53]社科期刊这一独立存在的个体已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这对社科期刊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笔者无意全盘否定期刊数据库，更无意否定社科期刊电子化的发展趋向。相反，从近十年来期刊数据库运行的实践来看，它必将成为包括社科期刊在内的所有学术期刊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发行方式。社科期刊界对此已有一定的共识，只是对这一天到来的时间判断有所不同而已。正因为如此，社科期刊不得不痛苦地面对双重的两难选择：以纸质版为主还是以电子版为主？是自办电子版还是加入期刊数据库？面对纸质版还是电子版的选择，难在纸质版已做惯了，驾轻就熟，不情愿也不舍得放弃；电子版看似仅改变了传播方式，实际上整个编辑观念和流程都要改变，前行的路上，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心中无底，不免彷徨。面对自办电子版还是加入数据库，难在后者在传播方面的优势虽明显大于前者，但目前的期刊数据库却让各入编期刊很受伤，已是体无完肤、身首异处；纵然有人不愿继续任人宰割，但面对更多人的无意识，如何反抗方能奏效，势单力薄，颇费踌躇（这个问题下一节将继续讨论）。其实，今天的社科期刊和期刊数据库已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期刊是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没有了期刊，数据库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数据库则是期刊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之一，通过它，期刊所刊载的信息可以到达更广大的读者手中。因此双方应更多地换位思考，同心协力，寻求双赢之道。
　　
两难之十：面向市场还是拒绝经营
　　
目前，所有高校社科学报和绝大多数其他社科期刊办经费的主要来源都是财政拨款。当一些其他类别的期刊成功地实行了企业化改造而直接面向市场之后，要不要把社科学术期刊推向市场就成了管理者和社科期刊必须面对的一个选择。对此，社科期刊界有热烈的讨论，阵营十分鲜明：一派主张社科期刊也是商品之一种，应该面对市场，只有面对市场，积极经营，社科期刊方能搞活；一派坚决反对社科期刊是商品之说，认为社科期刊作为学术期刊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走向市场，因为不能让学术沾上铜臭，仅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而部分社科期刊因出卖刊号、版面或收取高额版面费的行为而弄得声名狼藉更是前车之鉴。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弄得主管者也莫衷一是，在此问题上暂不作决断。
　　
这是一个社科期刊的跨世纪难题，从上个世纪末一直讨论到现在。在所有关于社科期刊改革的话题中，唯此最少共识。本文前九节所讨论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尽管这些共识有些模棱两可和似是而非，实行起来也有很多困难，但毕竟有共识这一基础。而在面向市场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如此各执一词，让社科期刊在选择上左右为难。造成选择困难的原因固然在于缺乏共识，因为习惯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意见没有统一之前，贸然选择实在太过风险；其实，长时间的争论而未成共识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争论的双方都是正确的。实际上，双方在争论中，无论是提出的理由，还是列举的事例，都证明了各自的观点能够成立。因此，大可不必把各自的观点说成是排他性的唯一正确。事实也能证明这一判断，在得到学者们认同的西方国家期刊界，走市场化道路和拒绝市场化经营的学术期刊同时存在，都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的关键不在对市场经营的态度，而在于严格地遵守各自应遵守的规则。市场化不等于可以胡作非为；拒绝市场化不等于无需讲求效益。不妨让我国的社科期刊在是否市场化的问题上有自由选择的空间，选择任一模式都可以，前提是只要能与刊物的主办者就办刊宗旨及方法达成共识并确保落实。其实，在面对市场的问题上，哪一种选择都不会轻松。在目前阶段，选择走向市场，无疑会面临风险；选择拒绝市场经营，得甘坐冷板凳。在将来，一定还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在等待着双方。
　　
说到将来，现在可以预见的是，不管作何种选择，期刊终究还是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到达读者手中，这一点不会因期刊对市场的态度而有不同。这就使社科期刊必然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应对电子版取代纸质版这一已有共识的期刊发行途径的变化。因此，讨论社科期刊是否要面对市场的问题时，首先应在这一层面展开。遗憾的是，在所有的讨论中，却很少看到从这一视角来探讨问题的。其实，这是社科期刊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前面的讨论中，笔者已阐述了这样的观点，一刊一网站的电子期刊根本无法与大型期刊数据库匹敌。因此，不管对市场采取何种态度，社科期刊都犹如今天不能不与邮局或其他发行商打交道一样，在未来也不能不与期刊数据库合作。事实也是如此，面向市场和拒绝市场的社科期刊早已统统加入了一个或多个数据库。有一点毋庸置疑，所有提供付费服务的期刊数据库实行的都是市场化运作，因此，在社科期刊发展的道路上，如何与商业化的期刊数据库合作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既然绕不过去，就要作好与其打交道的充分准备。与商人打交道的首要原则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笔者以为，社科期刊与期刊数据库的合作实质上是一种版权交易。期刊数据库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是面向市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机构[54]。与这样的企业合作，不研究、不懂得市场和对手以及游戏规则，肯定是要吃亏的。因为在道德容忍的范围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天经地义的原则和权利。社科期刊无论是否选择市场化道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都属于国有资产，办刊人有义务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避免其流失或变相流失，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讲；从小的方面来讲，办刊人也有必要维护作者和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合理的回报。从这个角度看，在与期刊数据库的合作中，办刊人要维护的是以期刊版权和作者的著作权为核心的权利。
　　
应该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对社科期刊来说，不仅应该成为在讨论如何面对市场时的核心问题，而且也应该成为实际工作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社科期刊应培养自己应对外部市场的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明确的版权意识。这是社科期刊能游刃有余地面对市场的基础，也是社科期刊在市场环境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现阶段，社科期刊已经基本具备了有效维护自身权利的条件：首先，国家已经赋予了所有著作权人维护权利的法律武器[55]，关键是办刊人愿不愿拿起，会不会使用。其次，经验昭示，在与期刊数据库这样大型企业的交涉中，一刊一社与其完全不对称，处于弱势地位，维权必定艰难，必须借助有组织的集体力量。这个组织已经存在，以高校文科学报为例，中国高校文科学报学会已是一个拥有千家会员的大集体，学会理应成为维权的主体力量。[56]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报学会始终没能把维护会员的权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甚至从未正式向其会员发布过任何维权的警示。相反，在清华大学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千方百计吸纳其会员入编和向其会员推行“光盘版规范”的过程中，却能看到学会领导忙碌的身影。
　　
令笔者不得不作此陈述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学报在内的社科期刊在与期刊数据库的合作中已处在极为不利甚至危险的境地。除了上文述及的“迷失”问题以外，近十年来，所有的高校学报和社科期刊大多以每年一两千元的价格就把全年期刊的电子版权拱手相送，这其中还包括期刊数据库应该付给作者的稿费和编辑的编校费。由于网络版的发展，各刊纸质版发行量连年下滑，发行收入日渐减少已是公开的秘密。在网络时代，数据是最可宝贵的资源，如此贱卖，期刊社早晚将面临几乎毫无发行收入可言的窘境。不仅如此，各期刊在加入期刊数据库时，都签约承担了获得原刊作者入编授权并支付相应稿费的义务，各刊社大多发表一个“不同意，请说明”的声明了事，须知，这种“要约”式的声明在法律上对作者完全不起作用，这就使各入编期刊面临着双重的侵权和违约风险：对作者是侵权，对数据库是违约。这并非危言耸听，已有类似的集团诉讼案例，恐怕没有哪一家社科期刊输得起这样的官司。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社科期刊应该学会有组织地维护自身的权利，在这方面，中国音乐家协会作了好榜样。早在1992年，该协会就会同国家版权局建立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这“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57]。近年来，该协会在为会员维权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比较之下，高校学报和社科期刊也有自己的学会和组织，在维护会员的权利方面是不是也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呢？
　　
说到底，办刊人之所以在诸多问题上陷于两难境地，还是缘于观念和体制。面对两难选择，“骑墙”于是成了大多社科期刊的基本对策。如果抛开“骑墙”的贬义成分，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态度。渐进式的改革可能更为稳妥，摸着石头过河，在没有先例可循的时候，也许是最明智的办法。尽管两难，但毕竟已跨上了墙头，翻越它该是迟早的事吧。

注释：
[1] 关于社科期刊有多种定义，本文述及的社科期刊，是指专门发表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论文及评论的学术期刊。
[2] 新闻出版署于2001年改为新闻出版总署。
[3] 李频：《论名刊工程的创新价值与引导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6期。
[4]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人明确表示：“教育部投入大量资金实施高校期刊‘名刊工程’、‘名栏工程’，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实际支持，因为发展、繁荣期刊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追求。”（参见：《总署报刊司负责人谈2005年报刊工作》，http://www.smsd.com.cn/Article/Article-10694.html）
[5] 张耀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 参见孙麾：《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分析综合类社科期刊》，《光明日报》2004年1月8日。
[7] 《新闻出版总署将调整高校学报结构》，《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13日。
[8] 2005年9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对期刊的创办和出版有明确的规定：“期刊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以书代刊”显然不符合这一规定，但在总署开列的非法期刊名单上，这些“准期刊”倒也榜上无名。
[9] 参见杨玉圣：《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10]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教育部文件，教社政[2002]10号。
[11] 李伟、马自力：《编辑思想的凸显与综合类学术期刊的发展途径》，《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2] 孙麾：《学科综合转向问题综合——分析综合类社科期刊》，《光明日报》2004年1月8日。
[13] 姚申：《高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4] 参见《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实施方案》，教育部文件，教社政[2003]12号。
[15] 杨玉圣：《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16] 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教育部通报》2002年第18期。
[17] 教育部于1998年4月1日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教育部文件，教备厅［1998］3号)新闻出版署1998年2月13日发布的《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规定，内部学报转为正式学报的条件之一就是：“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
[18] 详见拙文《高校文科学报应走出自我封闭的误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9] 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教育部通报》2002年第18期。
[20] 比如有人撰文指出：“在当前学术期刊竞争态势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高校学报的主办者不得不打出了开门办刊的旗号。于是出现了许多高校学报大量采用外稿、高价邀约外稿的现象，……这样做已经促成了高校学报出版宗旨定位与实际运作错位的尴尬局面。……一旦各刊都加大力度约稿，这种相对的集中又会呈现相对的均衡分布，结果又会回到都不约稿的情形。……完全凭约稿维持质量的刊物是不会有生命力的，争取大量的自然来稿和发现、扶持优稿，才是提高刊物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谭长贵：《中国高校学报出版定位的现状分析》，http://unit.xjtu.edu.cn/xb/gxxb/hx/hx44/hx4420.htm）
[21] 有位学者兼办刊人就这样说过：“不少大学学报办得缺少活力，就是因为负责学报编辑的一些固定工作人员拿着学校的固定薪俸，刊物办得好与不好与报酬毫无关系，而别人的评价也不影响他们本人，因为这不是个人的刊物，学报格外容易成为一种学术福利的自留地。大家都在这里种地，你在这里种白菜，我在这里种萝卜，凭什么能发表他的，而不发表我的。”（贺卫方：《学术期刊的空间与方向》，《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22] 学者眼中的学术期刊是这样的：“学术期刊的数量增长了，但真正具有学术公信力和良好学术声誉的杂志却又屈指可数。”（许纪霖：《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23] 俞吾金：《文科学术期刊建设之我见》，《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24] 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教育部通报》2002年第18期。
[25] 秦毅、凡清：《学术舞台上的另一种力量》，《光明日报》2006年4月20日。
[26] 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教育部通报》2002年第18期。
[27] 田卫平：《学术期刊主编的角色》，《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3日。
[28] 在对标准进行解释的《学术理论类期刊质量评估办法》、《社会科学期刊评分原则和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期刊政治质量标准评估办法》等文件中，对上述四项标准的评分办法作了详细规定。总分为100分，政治标准为系数分，业务标准、编辑标准和出版标准分别占40、30、30分（此三项标准又分解为若干得分项），最终得分由三项相加后乘以系数分得出。（参见新闻出版署期刊司、新闻出版署教育培训中心编：《期刊质量标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9] 《学术理论类期刊质量评估办法》，新闻出版署期刊司、新闻出版署教育培训中心编：《期刊质量标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30] 曹亚宁：《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负责人就“第三届国家期刊奖”和“全国报业管理先进单位评选”答记者问》，http://www.baotoo.com/newsview.a ... class=1&id=1457
[31]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关于学术期刊有关问题的答复》，《传媒》2002年第11期。
[32] 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我国期刊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http://www.00-852.com/execart/news/200512/News497/2216751.shtml
[33] 徐思彦：《也谈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34] 许纪霖：《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35]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以每个专家每年审10篇文章计，这支队伍至少需要22万人。
[36] 由于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大量存在，必须建立包括所有学科方向的专家大库才能满足各刊审稿的需要。
[37] 徐思彦指出：“我们在实行匿名审稿时，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经费问题，如时间问题，如专家意见与作者意见严重分歧问题。”（徐思彦：《也谈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作为“一流期刊”的《历史研究》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刊物了。
[38] 参见杨玉圣：《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39] 当然，社科期刊界还是很重视道德层面规范的建立的，签署于2005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理论期刊工作者自律公约》已在《人民日报》及多家媒体公开发表，就是一个明证。
[40] 2005年，以“光盘版规范”为蓝本，国家标准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尽管只涉及注释规范，尽管只是推荐标准，但毕竟成了“国标”，其在社科期刊界的地位更加牢固。
[41] 在该杂志社与各入编期刊签署的入编协议开篇即写道：“CJFD（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属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学术期刊全文检索与评价数据库，是我国知识信息生产、传播、应用和期刊评价、管理的现代化运作平台，以光盘和网络等形式向国内外读者提供动态知识服务，并为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进行期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为新闻出版总署等有关期刊管理部门提供期刊管理数据。”（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协议书》）
[42] 对这一规范的讨论相当热闹，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异常激烈，不少文章至今还留在“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上，不妨一读。
[43]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有些期刊上反对这一规范的文章却是按这个规范编排的。
[44] 邓正来：《中国学术刊物的发展与学术为本》，《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
[45] 杨玉圣：《学术期刊与学术规范》，《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46] 对“一流期刊”的攻击相对少见，围剿的重点是“核心期刊”，有代表性的文章可登录“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查阅。
[47] 龙协涛：《并不是“核心期刊”惹的祸》，《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7日。
[48] 刘曙光：《关于“核心期刊”及学术期刊评价机制的几点思考》，《云梦学刊》，2004年第4期。
[49] 秦毅：《学术期刊成果评价核心期刊》，《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7日。
[50] 田敬诚：《关于高校社科期刊发展问题的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1] 本节根据拙文《网络环境下社会科学期刊的迷失》（《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改写而成，特此说明。
[52] 本文的写作就是一个例证，本文所有引文，除教育部、新闻出版署文件外，均录自网上的电子版，并未与纸质版核对，特此说明。
[53] 有的网站开设了期刊介绍的专门窗口，可供读者点击浏览。然而，这与阅读纸本期刊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且不说每篇论文与介绍该期刊的窗口之间缺乏必要的链接，即使有链接，这些介绍并也不是关于每一期的，更看不出期刊原有的结构。
[54] 这样说并不否认其还具有其他的功能和目的，比如为社科研究和评价服务，笔者更希望其尽可能地将营利和服务两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对入编期刊的权利有足够的尊重。
[55]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是一个为保护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而专门制定的法律文件。
[56] 《群众》杂志社总编周毅之先生曾指出：“（期刊）协会的工作职能就是‘两个自主’（自主管理，自主服务），‘一个维权’（作为一个行业中介机构，现在强化维权职能越来越重要）。”（《江苏省期刊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纪要》，江苏省期刊协会编：《江苏省期刊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特刊》，2006年）笔者深以为然，故记于此。
[57]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介》，http://218.249.126.165:8090/mcsc/xhjj.htm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