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统治和法的统治

裁判

用法统治与法的统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用法统治，法律具有浓重的工具色彩，是法律工具主义的实践，法律仍然具有听人使唤的“奴婢”的身份。法的统治，则是一切都在法律的治理之下，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具有“神”的身份。法律就好像上帝，人们将他塑造出来之后，就只有向他顶礼膜拜的份了。
   我国历史上用法统治的典型，莫过于法家的观点了。商鞅提出了“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注意这里的用词，自“卿”以下，当然皇帝除外了，因为下面说的是违反“王令”、“乱上”的情况了，法制的对象是不包括皇帝的。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执有“二柄”，即行赏施罚。《韩非子》一书中说：“明主之所以导制其臣，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还说“刑过不避大夫，赏罚不遗匹夫。”法律不过是皇帝统治的“一柄”而已。可见，法律和皇帝是合二为一的，或者精确点说，就是法律是维护皇帝统治的，是皇帝驭民的工具。所以，法家执政的理念是典型的用法统治。
   尽管汉以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法律仍然是不可少的，皇帝和各级官员们都用法律来管理社会，实际上，只不过是儒家学说法律化，或者是法律儒家化罢了。法家思想并没有彻底消灭，它被融入到儒家思想体系中了。董仲舒所倡导的儒术中已有了法家的内容，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就是对儒法的兼收并用。可见在汉代，法家思想对王权政治还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此后，通过历代儒家大师说经解律，把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制与封建的伦理密切结合起来。在司法制度上自而下地推行“春秋决狱”，使儒家经典法典化。这一过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魏律》，特别是《晋律》而完善。用法统治，表现在立法上，皇帝是“金口玉律”，“言出法随”，皇帝的命令就是最高的法律；表现在司法上，皇帝可以法外施恩，也可以法外用刑，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甚至重大案件均由皇帝定夺。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法的统治是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的，因为，缺乏经济基础和政治环境。
   现代宪政理论十分明确指出，法治绝不是用法统治，而是法的统治。人民通过选举，成立了立法机关，由这个机关，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客观规律，制定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在国家根本大法的统领下，由各部门法组成了完美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是任何公民、法人、政党和其他团体都必须遵守的。谁都没有法外特权，谁都同样地受到法律保护，而一旦违反了它，谁都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像太阳一般，毫无例外地将它的阳光洒到任何一个角落，它谁都不会嫌弃。它绝对不会嫌弃贫困落后者，也不会嫌疑无权无势者，十分公平地将阳光给了自己的“子民”。尤其重要的是，法的统治不仅要统治老百姓，更重要的是统治了政府行为和各级官员。法律具有最高性，不允许存在超然于法律之上的、专断的权力，任何人法外开恩，也不得因除违反法律外的行为受到法律的惩罚。是否将法律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受法律约束的政府与专横政府的界限所在。在实行法治的地方，政府就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法赋予了公民应有的权利，也规定了公务员行使权力的规矩和界限，使得权利与权力有了第一次的平衡。
   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点，仍然将用法统治混同于法的统治，没有将法律奉为圭臬，将法律视作人人必须遵守的规范，而是将其作为用时可用、无用时不可用的工具，甚至把它当成了听自己使唤的婢女。如果说封建主义的残余在现代社会还有的话，最大最臭的就是用法统治的观念。令我们十分担忧的是，如果具有这样落后的封建意识的人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将何等任重而有道远呵……

youwuyou

学习了一把，收获颇丰，的确是的。

前者是从工具论角度提出来的，后者则体现一种纯粹的法治的精神。

留念，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