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试说《论语》（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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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论语》作者简介：
以苦海为道场，转大火聚为清凉门
??——冯学成先生简介



??  冯学成先生，194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69年在四川江油当知青期间，认识并师从于著名禅师、一代武术家海灯法师（虚云禅师所传之沩仰宗法脉传人）。经海灯法师举荐，往参本光法师。本光法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出家后曾为太虚大师侍者，并在汉藏教理院、金陵大学担任教职，于儒、释、道三家均有深湛的造诣，尤精于易学、华严、唯识与禅宗。先生于本光法师处殷勤参叩数年，遍览经教，深入禅观，涵蕴渐深，得其真传，从此意气风发，自在出入于儒学之正大、佛学之精微和道学之幽玄间。

  文革后期，先生以“现行反革命”之莫须有的罪名，含冤入狱，并于康定新都桥监狱服刑八年。在雪域高原服刑期间，先生虽备受艰辛，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然矢志不改初衷，借逆境而修心，于苦难中炼禅；忍常人所不能忍，行常人所难行；以苦海为道场，转大火聚为清凉门。经过此番艰苦历炼，先生获得了弥足珍贵的内证经验，为日后精思中外古今之变，咀嚼诸方百家之言，逐渐形成个人特有的气象与见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先生平反后复归成都，继续就学于蜀中禅门大德贾题韬居士、杨光岱居士、李绪恢居士等，并在乐至报国寺极具传奇色彩的禅门尊宿离欲上人处全力参叩，得其心髓，使向来所修所证，渐趋圆融。在此期间，先生参与了《四川省佛教志》的编修工作，以先生为主，与赵立明、杜大威等共同编著了《巴蜀禅灯录》。《巴蜀禅灯录》继清代丈雪通醉禅师所编之《锦江禅灯》，成为禅宗史上又一部恢宏的地方禅师言行录。此书重新梳理和充实了巴蜀禅宗的历史源流，弥补了《锦江禅灯》的局限和偏见，尤其补充了宋元之间向日本国传播禅学、使日本禅文化继唐朝之后再次达到高潮的禅门领袖无准师范、兰溪道隆等杰出人物的行状语录，釐清了巴蜀禅学与日本禅文化之间的承继关系，使该书有“青胜于兰”之誉，成为目前中国禅学典籍中惟一一部最全面、最丰富、最成系统的地方性禅宗史料长编。其中，由先生执笔的长篇导言《四川禅宗史概述》，为公认的“有质量、有见地的学术之作”（龙晦教授语，见贾题韬所作之《巴蜀禅灯录》序言），对源远流长且浩繁驳杂的巴蜀禅宗历史，起到一目了然、提纲挈领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先后受遍能老和尚、佛源老和尚及净慧大和尚之请，往来于四川、广东、河北三省佛学院，为广大僧尼讲授《中国佛教史》及禅宗典籍。在教学期间，为了救世救心，先生笔耕不缀，先后以其深厚的学养，结合现实人心问题，写出了《环境忧思录》、《生活中的大圆满法》、《棒喝截流》、《心灵锁钥》、《明月藏鹭——千首禅诗品析》等10余部著作，从宏大的佛教思想文化体系到具体的个人禅修见地功行，无不娓娓道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000年以后，先生更以《云门宗史话》和《赵州禅师语录壁观》这两部巨著的问世，体现出其独步于禅海之识见。《云门宗史话》为一部浩瀚详尽的禅宗专宗之史，除一般宗史通常的史料梳理和评述之外，本书更从笔法到内容，把云门祖师“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之三句纲宗发挥得淋漓尽致，使之不仅仅成为一部优秀的禅宗学术著作，更成为一把使禅修学人籍教悟宗、透关入局的难得的钥匙。同时，该书历陈云门宗在北宋迅速勃兴为全国第一大佛教宗派，而到南宋又迅速衰落、乃至绝传的因果得失，其分析之详透，见地之灼然，读后不禁使人心为之怦恸。该书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则是通过对云门宗兴衰得失的分析，给目前中国佛教所面临的复杂境况敲响了一记警钟。佛教界人士若能够以史为鉴，则可从该书中得到极为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赵州禅师语录壁观》与前者迥异，是一部《碧岩录》式的“绕道说禅”之书。先生通过对赵州禅师五百余条语录的评唱解说，对赵州禅法之神髓妙意合盘托出，可谓是妙手拈花，称性极谈。这部书得到了佛教界的高度评价，为当代云门宗硕德佛源老和尚所激赏，称此书是先生最好的一部著作，也是近年来有关禅宗著述中最好的一部。更有学者评价说，《赵州禅师语录壁观》的出版，是禅宗史上和赵州禅师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对赵州丛谂老和尚语录的整理和阐扬。

??在云门寺参访和教学期间，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禅宗见地功行，深得全寺僧众的称赞，更为佛源老和尚所推重，被誉为“当代维摩居士”，并亲书“学佛超然人我外，成名不住有无中”一联，以赠先生。其后，先生以其“深厚的修养，卓越的禅宗功底”（佛源和尚语，见《云门宗史话》序言一），得蒙佛源老和尚印可，成为自云门偃祖开宗以来的第十四代云门宗法脉传承人、自虚云老和尚续兴云门宗以来的第三代法脉传承人，且是居士中唯一的得法传人。

??近年来，先生有感于国学之凋敝，世风道德之日下，于2003年创办儒商书院，开始面向社会传播传统文化。2004年初，先生创办了全国首家以弘扬国学为已任的私人书院——龙江书院，从此开始系统讲授传统文化经典。两年多以来，先生陆续开讲了《通书》、《菜根谭》、《大学》、《中庸》、《易经》、《老子》、《六祖坛经》、《庄子》等课程；2006年初，先生更是面向社会，逐条宣讲《论语》，从头到尾，已历时九个月，预计10月内将全部结束，为国内所仅有。

  自书院开办以来，四方前来从学者日众，受到了国内各界及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影响极大，开当今民间人士致力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之一代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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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这部传世经典。

在开讲《论语》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孔夫子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中华民族之所以有本民族的悠久文化，两千多年历史文化的变迁之所以始终都有一面旗帜，有一个脊梁指导着中华民族发展的路程，那就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有这位在宋代以后被尊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但在近现代，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孔夫子受到冷落，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在历史进程中有些回旋也是很正常的。当中华民族面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面对西方列强一度失去自信心的时候，就把中华民族失落的责任推给了孔夫子。而如今，通过一百年的变迁，我们的国家初步繁荣强盛起来了，现在再回过头来反省这一百年的历程，我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再一次感到了自己文化的力量。这两年来，随着国学的兴起，随着国家和社会对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视，对孔子的评价也逐步走向了正轨。虽然有一些争论，但毕竟有了比较公允的、客观的评价。

我对孔夫子有我自己的看法。孔夫子是春秋末期的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孔夫子对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的贡献是非常丰厚的。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称为中华民族，如果没有孔夫子，其命名可能还要打个问号？孔夫子的功劳，我归纳了一下有四点。第一是确立了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如果没有这个道统和法统，那么我们的民族思想就没有根，就没有魂。这个根和魂用《中庸》里的两句话来说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夫子的政治理念，是源于尧舜文武这些古圣先贤的。大家知道尧舜距我们现在已有四千多年了，正是因为孔夫子在总结六经时，从《尚书》的尧典、舜典开始，把历史先圣先贤优秀的文化政治理念加以积淀、加以总结、加以确立，才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上述到尧舜时代。当然在尧舜之前还有黄帝、神农氏、伏羲氏这些远古帝王，虽然在黄老学说里，在远古神话中可以捕捉到这些先祖的影子，但都没有文字可考了。所以，孔子所确立的中华民族的道统和法统是非常重要的，它让我们自觉于其他的民族，区别于其他的文化，使中华民族有一种自我认同感，有一种向心力，有一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这种向心力，如果没有孔夫子，谁也做不到。

第二是对三代文献的整理。大家都知道“四书五经”，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以前还有一部《乐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已经失传了。以《诗经》为例，它是孔夫子对周朝初年到春秋中期这么五百年诗歌的整理汇集，它包括了黄河流域周、鲁、魏、郑、卫、齐等很多国家的诗歌，并通过风、雅、颂的形式，把民歌和庙堂的乐章编辑在起来。如果没有孔夫子的编订，那么我们现在要想看到上古时期周朝的诗歌是做梦也办不到的。正是有孔夫子的整理，又授予他的弟子，《诗经》才一代代传承下来。

还有大家感兴趣的《易经》。《易经》传说是伏羲造八卦，又由周文王演为八八六十四卦。但如果没有孔夫子做《十翼》，传文加以阐释，那后人谁也读不懂《易经》，都不明白那相互缠绕的六道横线到底是在说什么。孔夫子传易，是对先秦精要哲学思辩的一个总结。学术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理性化思辩思想的骨干，不外乎两个，一个是《易经》、一个是《道德经》。当然若这两部经典融为一体，一言以蔽之，就是阴阳五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尚书》，因为只有通过《尚书》，我们才能了解从尧舜到夏禹，以及夏商周时期一些圣王的教化。四千多年以前的尧舜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模样？我们从地下的出土文物中能看出什么？那些出土的瓶瓶罐罐又能说明多少问题？我们通过《尚书》的“尧典”、“舜典”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理念，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化状态，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政治疆域乃至地理疆域，也可从中看到透露出来的当时的科学信息。“尧典”、“舜典”所涉及的面是很广的，天文、地理、气候、风土等等都包含在里面了，而且越到后来就越详细。这些重要文献，如果不是有孔夫子对《尚书》的收集和整理，并通过他的弟子传承下来，那么我们对周以前的历史就陷入黑暗之中。尽管现在的考古学有各种重大的发现，包括清朝末年对甲骨文的发现，但甲骨文记载的史料远不能与《尚书》里有关商朝的几篇文章相提并论，因为《尚书》的体系是完整的，而甲骨文是残片，是片段，不能归纳成集。

还有《礼》，包括《礼记》、《仪礼》、《周礼》三大部，它把上古时代的风俗、习惯、礼节，包括老百姓以及庙堂上的种种规范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其中有许多东西在现代仍然极有价值。当然，还要提到孔子所著的《春秋》。这是一部政治书，记载了周代二百多年的历史，非常简略，比《左传》还要简略得多。但是它所记载的是政治评论式的历史，是对当时时局，对当时的国君大臣、政治事件、政治行为或褒或贬的一些评论。这个评论可了不得，用周敦颐的话说是：“夫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它为所谓的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立了一个总纲出来，用现在的话说是立了一个游戏规则，即孔子在《春秋》里确立了政治的根本游戏规则。 我们怎样来看待孔夫子的文化贡献呢？孔子集六经，整理三代文献其所为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后历史上任何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不可能超越孔夫子的贡献。包括乾隆皇帝修整《四库全书》，也不过是对孔夫子集六经之后的二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枝叶的收集，而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还是在“六经”里。

第三个方面，孔夫子还是私立教育的奠基人。中国唐朝以后，特别是宋以后大型的书院实际上都是在模仿孔夫子当年讲学的模式。所谓“有教无类”，是孔夫子办学的宗旨，从这四个字我们可以看出孔夫子极具平等思想。不管你是在朝为官的，当时他的很多学生都在一些国家当宰相；还是有些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困学生，比如颜渊，他都是一视同仁。我们在学习《论语》的时候，会发现在孔夫子的教育思想里面有很多极为丰富的、生动的、灵活的教育理念，时至今天仍然没有更高的教育理念超越它。尽管我们现在大谈教育学，大学里面还有专门的教育系或是专门的教育学院，但是现在我们重温孔夫子关于教育的一些说教，会感到非常亲切，而且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两千多年来，孔夫子的这种教育理念、教育思想培养了中国优秀的思想家，优秀的学者和优秀的“政府干部”。孔夫子说过：学而优则仕——学习优秀的人就可以到各级政府部门去当领导，而当领导的理念就是四书五经里的理念，其施政的理念，就是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理念。上至天子，下至各地官员、封疆大吏，大家只有这样一个共同目标，共同理念，这对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对民族的统一和完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当然，孔夫子还有他浓厚的政治理念，这就是第四个方面，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体系构建理性社会。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社会丧失理性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一切，为了争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诸侯们弃“仁义礼智信”而不顾，整个社会权谋、欺诈之术盛行，谁拳头硬谁就是大哥，整个社会是处于极度混乱、黑暗、战祸频生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孔夫子提出了“仁”和“礼”的观念，给当时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当政者、有思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性思考社会发展的平台。尽管当时连他的学生都认为他太过迂腐了，认为要恢复周礼纯粹是空中楼阁，但孔夫子所确立的“仁”和“礼”的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在历代政治实施过程中，永远都是处于一种在朝的地位。尽管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改朝换代不断，但是孔夫子的施政理念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没有谁敢去反对和否定。因此中华民族的发展始终处于一个光明的时代，阴暗的时候总的来说要弱一些，相对于西方中世纪那个时代来说，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令西方人羡慕。西方的文官制度也还是从孔夫子这里学到的。明末，西方的传教士们来到中国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又翻译成德文、英文，从而引起了欧洲政治制度上的变革。

当然，孔夫子本人的经历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属于四处找工作、长期处于失业下岗的状态，想去打工选择职业老是选不上，没有人把他敬为上宾，所以五十多岁以后退而著书讲学。孔子的一生是一种追求人格、道德圆满的一生，而他的人格成为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永恒偶像，所以孔子被尊称为圣人，甚至被抬高到“素王”的地位。“王”这个观念并不等于政治上有权力，用孟夫子的话来说，像桀纣这样的暴君，“独夫”而已，没有资格称王，只有成汤、周文王、周武王才有资格叫王，其他的都只是名誉上有权力而已。孔夫子虽然没有权力他是无冕皇帝，被尊为素王。

孔夫子思想理念是通过他的办学、他的教学而得以实施的，其传承的关键就是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孔子在世的时候，尽管他自己失业，但他的很多学生都在各诸侯国当“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他的思想理念得以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虽然这种传承有所断绝，但熟悉中国思想史的都知道，唐朝大文豪韩愈写过一篇名噪千古的《原道》，高扬孔孟仁义，建构儒家道统，而宋代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则看出，尽管韩愈写了《原道》，但他对孔夫子所谓的“道”并没弄清楚，对道的领悟太平庸，只是其精神可嘉，文章写得好而已。所以儒学真正的复兴，还是周敦颐、二程所在宋仁宗之后的时期，他们承续了孔孟的法统和道统，以抗衡当时佛教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优势，随之其宋明理学逐步发展起来。实际上，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就是儒家文化，但也不否认孔子同时代的道家文化的存在，而且两者也是相辅相成的。但儒家文化一直处于是在朝的地位，而道家文化除了在汉朝初年文景之治时期处于当权派，其他时期一直是在野。但在野的道家思想也与在朝的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共同为治理好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而做出了贡献。

《论语》这部书，一共二十篇，五百零一个章节。开讲之前，有朋友说：“我们读《论语》，感觉每一句每一句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没有什么背景。”多读几遍，就知道背景了，如果再结合《左传》、《史记》这样的史学背景，我们再读《论语》就不会感觉到它的语录是突如其来的了。《论语》这部书作为一个语录体的专集，除了它的思想性极高，文学价值极高之外，它还影响了中国一种文集的发展。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这之前有曾国藩撰写的《曾文正公语录》，更早的还有“禅宗语录”。在唐朝禅宗兴盛时期，禅师们机锋转语，师徒之间的唱和被记载下来就是“某某禅师语录”。这种语录也影响了宋明理学，二程有“程子语录”、朱熹有“朱子语录”，内容就是他们与学生之间的问答、以及讨论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的心得体会。

反复读《论语》，它的每一个章每一节甚至每一句都是有出处的，都有所指，它有其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所记载的语录也不是孔夫子一个人在说，还有他的弟子的言论在里面，因个人修为的程度不同，说话的分量和感觉也不同。正是如此，才有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的产生。就像一个优秀的医生，给不同的病下不同的处方，才能药到病除。孔夫子也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且孔夫子的思想非常老到成熟。我们看《孟子》、《庄子》觉得还有很多激愤之言，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愤青”的感觉，而《老子》和《论语》中语言简直是圆融老到，看不到一点尖锐的东西，没有任何偏激之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作为圣人是极具人格魅力和语言魅力的，有些语言可以说是妙不可言。以前我刚读《论语》的时候，觉得很浅，东一句西一句的，没盐没味，说的都是家常便饭。但经过了几十年的人生磨练，而后又对佛教，特别是禅宗有了切身体悟，再回过头来看孔夫子才真正觉得孔子所说都是圣人之言。如果放在道家里面，那么孔子就是一个超级“真人”，如果放在佛教里边面，孔子也绝对是超一流的禅师。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学习《论语》。《论语》二十篇，五百零一个章节为什么要把“学而”篇放在第一呢？以前有人说先秦两汉的书都是竹片编成的，竹片编成的书籍一旦绳子断了散落一地，再归纳的时候，很容易把书的前后次序有打乱了，古称“错简”。但这里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既然《论语》是孔夫子主要思想的语言实录，儒家弟子们是把它作为儒家的“圣经”一样来对待，当然不可能随随便便打乱它的顺序。再者，万事都有个基础，修房子要打地基，搞学问也要有个基础，那么在《论语》中，“学而第一”就是这样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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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开篇强调的就是学习。小孩子要学习，青年人要学习，中年人要学习，老年人还是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孔夫子也说过：“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五十多岁了才开始学习《易经》，早些学会呢，可以少犯错误。所以“学”在儒家是第一位的，但是学什么？我在讲《大学》的时候曾强调，是学圣人之道。“学而第一”并不是指学习加减乘除之类的知识。

孔夫子小时候家境贫寒，四处做活打工。孔子的父亲曾在宋国当过下大夫之类的官职，他家也算是宋国的没落贵族。但孔子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在他几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母亲守着寡辛辛苦苦把孔子养大，家里很穷又没有遗产继承，所以给人当会计、管仓库这些杂活他都做过。尽管如此，孔夫子从小就很有志向，就像后面所说的：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等。“十五而志于学”，学什么？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好好学习，考个名牌大学。我们今天说的考名牌大学是要学什么？首先要分理科、文科，然后再选专业。前几年金融热门，很多人就选择国际金融系这类的专业；有些人立志要搞原子弹、导弹，学飞机制造，就去考北京航天工业大学；而现在做生意火了，发财是第一要义，人们又去学工商行政管理之类的课程。所以，我们必须先弄明白自己要学的是什么？现代人的观念不一样，但是作为书院，作为孔夫子传承下的就是一个很固定的学问——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又是学什么呢，？简单点说就是“四书五经”，就是搞好人的修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仅仅要学，而且要反复地去温习所学的东西，不断地重复，就像庙里的和尚做功课一样，当几十年的和尚敲几十年的钟，永远是重复地做那几样单调的功课。古代人读“四书”是从小到老一辈子都要读“四书”，还读得摇头晃脑的，为什么呢？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要在读的过程中找到感觉，找到快乐，找到自己身心安立之处啊。如今报纸上经常说，现在很多人精神空虚，很多精神压抑，很多人得了抑郁症之类的病，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因为现代人没有学习“圣贤之道”，人经常会处于一种精神不健康的状态，有了“圣贤之道”，他的精神状态一定是光明的，是健康的。所以这里讲的“不亦说乎”是发自内心的感觉，是乐在其中。我们书院里有位学员，以前是搞企业的，刚来学的时候，每天之乎者也地读着头痛，但坚持学习了两年，慢慢由外行变内行，找到了其中的乐趣，现在自己也办起了国学读经班，而且是乐在其中。所以，只要把注意力投放在圣人之道上，它一定会给你的精神带来极大快乐。这种快乐比发了财，升了官还舒服，不信可以试一试。书院的学员中也有发了财，升了官的，但他们来学了之后感觉确实舒服。这种舒服是在“学而时习之”的过程中，你只是学，等于读望天书，不管用。以前我在佛学院上课，经常说一句话：佛经是精神食粮，多多益善，但是消化不良怎么办？拉肚子怎么办？你学了之后要消化、要吸收，要把这个学问变成自己灵魂精神的一部分，变成自己的血肉，变成自己的能量和能力。而这个转化的过程恰恰就在“时习之”的过程之中，这种喜悦在佛教里面叫做“禅悦为食”、“法喜充满”，实际上也就是这里讲的“不亦说乎”啊。一个人通过佛教的修行，在蒲团上打坐入定，感觉很舒服，一点烦恼都没有，心里面通体光明，智慧无穷，觉得很欢喜很快乐，还是“不亦说乎”嘛。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易经》里面讲“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一个学修圣贤之道的人自然也就有这方面的朋友。所谓知己、朋友，用《易经》里面说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也是说得一知已朋友难啊。在古代社会，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火车。尽管东周时候中华民族的中心也就是在黄河流域，在河南省的那个圈子里，东不过山东，南不过淮河，西不过为渭水，北不过山西、河北。四川那个时候还排斥在外，尽管有个巴蜀之地，但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并不很紧密，因为蜀道太难，难于上青天。尽管是小小的一个河南，黄淮之间，三四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上百个诸侯国。那个时候也有马车，孔夫子自己就有一辆马车，而马车在当时那个路面上跑能跑多远呢？所以以前会朋友的确很艰难，哪怕三五十里也要走一天才能到。如果是上百里上千里，那么就要很久才能走到，而且春秋时期是战乱无穷，还有土匪强盗很不安全。在这样一个交通不便的环境里，信息传送非常艰难，这个时候“有朋自远方来”，的确会让人感觉到非常高兴和快乐。这个朋，是知己，是知音，是和大家一起论道的人。我们经常在小说里看到“华山论剑”，文中的人物要有绝世武功才有资格去“华山论剑”啊。在《论语》里边，孔夫子圈子里面，“有朋”是高规格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学术研讨会，什么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之类的，到你这里来和你做学术上的交流，那简直是受宠若惊，高兴的很。所以我们在看这些语句的时候，我们要先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才能体会这些语句所阐释的深意。现在的人，一听说“有朋自远方来”，眉头都皱紧了。首先想到的是，屋子里不好招待客人，得出去帮朋友开宾馆，又得花掉多少钱？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感受也不同了。

下面一句，也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如今这个时代要做到这点很困难了，现在的人都是急于求名，急于成星。稍微有点本事，自己照镜子觉得自己漂亮就想当超女了。昨天电视里看到一则新闻：“明星孵化器——北京电影学院”，说去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挤得个人山人海，虽说是万里挑一，但这些少男少女们都疯了似的想踏进这个门槛。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被别人“知”。现在的广告业，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蓬勃，因为当今社会需要广告，而投资者也一定要做广告；都想把自己包装出来，炒作出来。如果没有包装，没有炒作，那么你这个企业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一个人想升官发财，要炒作包装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是很正常的。但作为君子的修为来说，这样做就不正常了。我在海灯法师那里的时候，曾结识了海灯法师的一个徒孙。前几年，他大搞禅画，和人合办了一个世界禅画院，自任院长，还在报纸上炒啊吹的，我一听就觉得头疼。他当时请我当顾问，我心里发毛，就说，我能给你顾什么问啊。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他觉得自己做出了名堂，有地位了也不理我了。我就是吃了“人不知”这个亏，但没办法，自己甘于寂寞、愿意寂寞，生怕出名，生怕不适当地炒作。而且我觉得搞儒学修为的人去炒作叫失德。

周敦颐在《通书》里面说：“实胜，善也；名胜，耻也。”你名不符实而去炒作就是一种耻辱，“君子进德修业，乾乾不息于诚，德业有未著，则惴惴然畏人知，远耻辱也。”生怕人家知道自己在修道，为什么呢？远耻辱也！这是很多君子、隐士的价值观念和人生理念。但我们不能把一般的人和君子、隐士并同起来，不能去犯我以前犯过那种低级错误——看不惯人家的炒作。但是，做事一定要适度。我最近一直在和朋友说，不要称冯老师是“国学大师”，实在愧不敢当，人家一喊，我就脸红。现在哪儿去找大师啊，没有人敢自称大师。像我这样的人，最多称自己是一名“国学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尽管他是“齐天大圣”，但是他做“大圣”的时候尽闯祸，做了“行者”反倒修成正果。武松武都头，人称“武行者”，多好！做个行者，踏踏实实地做事才好。所以，我们在“进德修业”的过程中，要耐得住寂寞，不要急于求人“知”，不要急于出头，生怕人家不知道你在修道，生怕人家不知道你在学国学了。我认为急于成名就好比“拔苗助长”，根基不稳是经不起风浪的，也许遇事一个跟斗就栽下来了。百炼才能成钢啊！所以“人不知而不愠”，别人不了解你的才能，根本不用发脾气，不要抱怨，真正的君子就是要有这个德行。出风头的人未必是君子，而不爱出风头的人总接近于君子，君子绝不是抢风头的人，他总是以“礼让”为先。做人就要做到这个份上。

孔夫子在“学而第一”的第一节，从以上三个方面讲了做人学修的基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在学修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愉悦感，乐在其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习，一个人闭门造车不行，需要有一群人，大家共修，共同学习，互相切磋，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感觉。有一批人，大家在一个道上共同研修，的确是不亦乐乎啊；“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我们学修的过程中，不要求名，不要求利，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这三句简直是浑然一体，并不是不相干的，而是很完善的，一体化的。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段是孔夫子的学生有若的一番议论。《论语》编得比较平等，先是孔子说，紧接着他的学生发言了。有子比孔夫子小三十四岁，因为孔夫子真正带徒弟是在五十多岁以后，所以学生比他小三四十岁是很正常的。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咋一看来，这个话怎么会摆在《论语》里面呢？在古代社会，忠孝仁义是做人的根本，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兄兄弟弟”，这个弟要加一个竖心旁——“悌”，就是说当弟弟的要像当弟弟的。在封建社会的家族中，如果是长门长子那是很拽的，我们看《大宅门》里的七爷，他是当家，那就是很拽的。在一个大家族中，兄弟姊妹之间，嫡庶是有别的，比如，皇宫里面由皇后生的皇子就比妃子生孩子地位高一大截；大家看《红楼梦》都知道，王夫人生的贾宝玉就比贾环地位要高出不知多少。在当时社会，这种关系都是要把它理顺的。

谈到“孝悌”，是对年轻人而言。年轻人在家里，对父母要孝顺，对兄长能够礼敬，这个“悌”，就是当弟弟的一个本分，是他应该服从的规矩。我们观察动物世界，不管是狮子也好，狼群也好，凡是群居的动物，在生下小动物的时候，经常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之中，尊卑贵贱就定下来了，而且大家终生服从，不敢越矩。古代社会也是这样，它需要一种社会秩序，需要一种游戏规则来使社会稳定，而这种稳定性就个人而言就是一个人的修为。在家里面，“其为人也孝弟”——既不欺负老太爷，不虐待老妈，也尊敬兄长。这样的人，“而好犯上者，鲜矣！”在机关里面，常常和领导对着干，犯上作乱，根本是不可能的。常言道：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一个人因为有孝，才对家庭有责任心；对家庭有责任心，服从家规，那么他在朝为官，为社会承担责任，也会守好社会上的规矩，担好社会上的责任。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他在家里没有犯上作乱的因素，那么他在社会上就也不会有这种行为了。“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这句话很好理解，意思上又递进了一层。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什么叫本？就是《大学》里谈到的“修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中间环节，向内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是内圣之道；向外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王之道。所以修身是本，上至天子下至于庶民，无一不以修身为本。现在的小孩子在学校里学习，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有一个立本的过程，有这个基础了，有这个本钱了你才能为社会服务，才有谋生之道。在古代社会，这个“本”，就是忠孝节义的修养。“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也是许多老先生的口头禅。我的老师就经常反复强调“本立而道生”。这个“本”就是修身，当然修身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参加几次体育活动，把身体搞得棒棒的，一顿可以吃八碗饭，跑十几里路就修身了，不是。以前讲“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提法，但是不能把它架空。德，如何培养这个德；智，如何培养这个智；体，也就是身体，如何让它健康起来。现代人们对“德智体”的感觉和古人对此感觉差距很大。以前的德，是对“道”上的一种感觉，所以韩非子在《解老篇》说：德者乃“得道”，即在道上有所悟入，有所体验。道有天道、人道，人之道即对“仁义礼智信”有所体验和开悟才能说有德了。那么智呢？智即智慧，但不是现代人所认为的知识加文凭。现在的文凭又在多少可信度呢？别说在大学生，就连博士都是满天飞。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完全是网上合成的，有几个是用自己的脑子，踏踏实实地在写出来来的呢？炮制加裁剪，有些人甚至出钱买文凭，由此看出，我们现在的教育有多么麻烦。认真思考一下，在现如今教育体制下走出来的学生还称得上有“智”吗？“德智体”，德放在第一位，如果在教育的过程中连起码道德修养都没有培养起来，想得智慧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到“君子务本”，要看我们有没有舍得之心。哪怕一时名我不能得，利我也不能得，但是我能得“道德”二字，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一个人价值观，人生观的取舍问题，你取什么？取那些虚假的名和利吗？还是取一个实实在在的“道德”。这个问题答案对古人来说是清晰的，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贫贱有什么呢，如果能“务本”，一样乐在其中嘛！有了这个本钱，还会犯上，还会作乱吗？不会。在整个社会，不管富贵的，贫贱的，大家都务本了，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祥和的、光明的。所以“务本”就个人而言，一个人一辈子会由此少烦恼，少痛苦，因为他的贪欲少了，争斗之心少了，是非之心少了，一辈子就过会得很滋润，内心很平和，心灵很健康；而就社会而言，整个社会的动乱因素少了，大多数的人都在务这个本，都在道德上行，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和谐起来。

把上面讲的归纳起来，就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道德不是一句空话，它一定要落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首先要先落实在家庭关系上，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能忠实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吗？和自己的兄弟都处不好，还能与社会上人和周围同事处好关系吗？看起来这句话与“仁”相距十万八千里，仔细体味，它的确是仁之本。《论语》里涉及到“仁”的问题，孔夫子所给的答案都不一样，有各种说法，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这就像禅宗公案里面问：如何是禅？其回答也是五花八门，各种答案都有，这是因病施药，因人而异。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本”的时候，也要反省自己有没有“本”，包括孔夫子都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三十而立就是孔圣人所找到的驻足点，也就是本。一个人没有这个“本”，也就谈不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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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我们在修过程之中，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在社会的种种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角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形象。孔夫子在这里就抬出了一种形象，就叫“巧言令色”。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身边有这样一些巧言令色的人，投人所好，奴颜媚骨，天天吹吹捧捧，溜须拍马。当然作为初次打交道呢，你还会觉得很温暖很舒服，觉得这个人还很和气，不过久而久之就会令人厌烦了。一个大丈夫何需如此呢？何必处处讨好别人，迎合别人呢？孔夫子是很有骨气的，我们做人也一样，一定要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要有自己的荣誉感。不能说谁谁谁的官大，谁谁谁的钱多，就在他面前卑躬屈膝。当然，在现今社会上，官场之中，企业里面，官高一级如泰山压顶，如《道德经》所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地位有点差别，说话就不一样，当官的“嗯”、“啊”地和你打交道了，下级在领导面前腰都没有直过。一个人，有可能刚刚在自己的下级面前一副多么威武的样子，转眼看见上级领导来视察，腰马上弯下去了，完全是条件反射，成了习惯性的了。

而在古代是个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秀才进衙门是不跪公堂的。有了功名的人可以不下跪，与县太爷平起平坐的，大家都是孔孟的学生，都是皇上的学生，都是师兄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由此而养成一个人的士气。孟夫子和庄子都有着一种“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的骨气。中国从先秦到明清有很多隐士，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甘于贫困，绝非巧言令色。所以我们在面对巧言令色之人的时候，不但在认清他的真正面目，而且要自我反省一下，我在外面对人对事的时候是否也处于一种巧言令色的状态。如果自己也处于巧言令色的状态，那么要敢于把这种形象扭转过来，把自己的脾气习性改过来，因为稍微有点眼光的人都看不起巧言令色的人。我们在生活中需要常常反省自己，如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性格上的弱点，没有这种弱点的人不是真正的君子就是那种极其傲慢的人。傲慢属于一种病态了，也是心理不健康的一种表现。那么，怎样在傲慢和巧言令色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个需要大家仔细琢磨琢磨。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些话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在生活中要养成一种反省的习惯，每天入睡之前静默一下，把自己一天的所作所为做一个总结，也不需总想多了，就三条。首先，想一想：为人谋而不忠乎？今天肯定做了一些事情，不管是自己的事情、朋友的事情还是单位上的事情，我是不是尽力尽责了，是不是在敷衍搪塞、玩世不恭，是不是谨慎地对待了。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应该有一种严谨的态度，要有敬业精神，“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一种敬业，就是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全心全意地把一件事办好了。

其次是要想一想，“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往，要有一诺千金的信誉，说出来的话，哪怕是“火碳”都要吞得进去，忠于自己的诺言。君子一般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就要兑现。所以我经常讲：儒家所言“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都太高了，但是这个“信”一定首先要做好。如果“信”都做不好，那么“仁义礼智”就更别提了。“信”，是仁之根本。与朋友交往，一定要讲求一个“信”字，如果无“信”，那么就是一种“狼来了”的感觉，多喊几次“狼来了”就没人信你了。失信于人，应该引起自己内心的羞愧感。我们安身立命，在社会上闯荡，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就是这个“信”不能放下。“信”，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担当精神。有些朋友呢，与人说话想当然地说，轻易许诺，说了就忘记了。这样就失去了信用，以后在与人谋事的时候，人家就不敢找你了，觉得和你这种人交道没打头。

我们要想建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持久性的人事关系，就要建立在“信”上。西方有百年老店，但中国至少现在还没有。这其中有解放初期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等客观原因，但改革开放，允许非公有制企业的存在之后，已有二十年多年的时间，据一些专家分析，中国私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两三年。两三年就短命了，为什么？这里面有企业适宜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但关键一点，真正要把一个企业玩转，就要凭一个“信”字！这个“信”，要量力而为，不要轻易许诺，不能随便给市场客户许诺，不能随便给自己的职工许诺，也不能随便给主管部门许诺，要在自己能力的半径内，该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个“信”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把它料理好非常重要。

“传不习乎？”就是前面所说的“学而时习之”。“老师引进门，修行在各人”，学习圣贤之道就是要反反复复地学，反反复复地温习、咀嚼，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要以这样的精神来对待学问。古时在书院读书的人，往往是大家一起互相辩论、交流，你谈你的感想，我谈我的体会。谈了以后，允许有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以“四书”为例，大家想想，自宋元明清以来，有关的著述有多少，打开《四库全书》一看，就有好多，而选入《四库全书》都是有名气的，更别提没有选入的有多少了。在明清时代，三年一大考，包括乡试、县试、省试，还有殿试，从秀才、举人、进士到状元这几个门槛，哪一篇论文，包括八股文，不是谈自己学习“四书”的心得。所以“讲传不习乎”，我们要善于在圣贤之道上勤学勤修，并不是学了就算了，要把它融化在我们的身、心之中；要美化我们的灵魂，要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长久熏习，我们举手投足之间都会浸润着圣贤之道，那么走到哪儿去，感觉都不一样了。我们常常说英国人有教养，他们的教养来自其绅士那一套，而中国人的教养，是因为有圣人之道嘛。入了这个道和和没有学过这个道的人，感觉就是不一样。《论语》里面讲“温良恭俭让”，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之中能够做到温、良、恭、俭、让，那是很可亲的啊，走到哪儿都能与环境和谐共处。如果你不温、不良、不恭、不俭、不让，人家见了你就像见了山大王一样，避之而恐不及，谁愿意和你在一起呢？所以，“传不习乎？就是告诉我们要通过学、修、养，把知识变成见识，见识变成见地融入我们的智慧，融入我们的道德，乃至于打成一片，这样学修，才能真正有所得。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个就涉及到治国理念了。这个“道”是指导的导，领导的导，是治理的意思。大家要知道，在春秋时代，“千乘之国”是一个大国，天子才称之为万乘。那个时候一辆马车是指四匹马拉的车子，以当时的编制计算，一乘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所谓“千乘之国”，也就说一个国家拥有七万五千人的部队了。以鲁国为例，孔夫子时期鲁国拥有七十万人，如果叫他拿一个“千乘之国”的战备出来，也就是说一个七十万人的国家，部队就要占去十分之一，那么他肯定养不起。所以，在春秋时代，只有齐国、楚国、晋国和后起的秦国才称得上是“千乘之国”，像鲁国、郑国、陈国和蔡国之类的，只有兵车百乘，有五百乘已经很了不得了，属于中等国家了。而那些小国呢？其国君只有在盟主召见，出去参加“联合国会议”时，开着个可怜巴巴的车子去参加一下会议而已。那个时候，整个国家疆域从渭河流域一直到山东半岛，从长城以南到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面积一、两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千万。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千乘之国”在孔夫子时代已是很大的国家了。那么，作为这治理样一个“千乘之国”的根本原则是什么？

“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三句话实际上是中国两千年来奉行的一个治国准则。敬事而信，作为官僚机器、国家机器、作为国君乃至于治理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你首先要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对自己的岗位有一种敬业精神，而且要讲信誉，讲信用。对事要敬，对人要有信，朝令夕改、玩忽职守、甚至腐朽堕落当然就更不可能。所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就一定要“敬事而信”，这四个字看似简单，我们这里也有一些机关里的朋友，可以自己感觉一下，如果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了这四个字，那么一定可以在机关里脱颖而出。当然官场上有一些勾兑出来的、买出来的官，但是这样的人又怎么会为老百姓办事，为政府办事，他会忠于职守吗？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以这种原则来要求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我认为都是治病之药，到现在还不过时啊。

第二个原则是“节用而爱人”。古代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远远不如我们现代丰厚，生产力低下得多；在老百姓那里收点税，养活一个国家十分不容易，何况还有灾荒之年，旱灾水涝，兵荒战乱等等。那么国家的战略后备物资从哪里来，应急物资从哪里来？还是从平时的节用积攒中来。最近看网上的资料，说我们国家每年麻将桌上的赌博资金额超过了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的股票交易额，我不知道这样的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但以前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说每年吃官饭吃掉的钱，修一座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都绰绰有余了；把公费旅游的钱节约下来，造十艘航空母舰都够了。我们国家自搞改革以来，整个社会的财富绝对量的确非常惊人。根据今年我国GDP统计数据，其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稳坐第三了。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令人乐观的一面，还要看到资金的流失，滥用和消耗，看到那些蛀虫对国家资金的大量吞蚀。

“节用而爱人”作为中国的政治理念，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除了秦始皇、隋炀帝之类专门搞花架子工程的荒诞皇帝以外，大多数皇帝还是能做到“节用而爱人”的，不敢随便铺张，把国库的银子拿来乱用，而且对贪官整治得比较厉害。比如朱元璋当政时期，哪个官僚贪了五十两银子，马上抓起来把皮剥了；用一个草把子绷起来，放在衙门口以示众人。剥人皮是很残酷的，但此举在那个时候是很有威慑力的，谁还敢为了几十两银子把命丢了，皮被人剥了呢？中国历朝历代惩治贪官是有一整套的，但是贪官是整治不完的。武则天时代，大搞“特务政治”，武则天以“惩治贪官”取信于民，以赢得老百姓拥护，好名正言顺当皇帝。于是，国家四处安装举报箱，比我们现在纪委的举报箱还多。于是，那些贪官一批批倒台下课，但是又有一批批新人来接过乌纱帽，所以每当有新官上台的时候，宫女们就要说：瞧吧，又一批送死鬼来了。这个也算是人的一种劣根性，老是眼睛盯着富贵，却不知这富贵后面存在着的危机。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做人都是理直气壮的。以狄仁杰为例。当年，武则天著名的面首薛怀义，在午门外与狄仁杰擦肩而过，做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结果被狄仁杰当众扇了几耳光，脾气一下打没了，跑到武则天那里去哭诉。武则天说，你自己不懂事嘛，见了宰相你应该回避啊，你居然挺着胸膛跟他顶撞，我见了他都不敢招惹他。尽管那个时候武则天很爱惜薛怀义，但在公私之事上她还是很分明的，个人私生活和国家大事是不会混同的。尽管有人来告狄仁杰的状，但她还是相信狄仁杰，为什么呢？因为狄仁杰不怕，他就做到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你就是把他家抄了，也找不出几两银子。我们再以范仲淹为例。尽管宋朝皇帝对士大夫待遇之高是历朝所罕见，但是范仲淹做了多年的宰相，竟在死后连一副棺材钱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呢？他自己的钱全部办了义学，用银子给乡亲父老买了几百亩地，为那些读不起书、吃不起饭的人做了好事，没有一分钱留给自己的子孙。你看人家的人格多么伟大！

我们在讲《中庸》、《大学》的时候反复提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两三千年来的一个定律即老百姓对国家有两个负担，一个是租税，皇粮要交；一个是劳役要服，劳役包括兵役。交皇粮是秋收的时候免不了的，不管是把粮食挑到国家仓库去也好，还是把它兑换成银两、铜钱用货币计量也好，这个是少不了的。当然遇到灾荒之年，国家该免的要免，该救济的要救济，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使民以时”主要是指在劳役部分。当时国家有很多工程，比如黄河的岁修、诸侯国家搞点水利建设、绿化、城镇建设等等，春秋时期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一种腾飞的状态。

我们从历史文献上看，东周与西周简直是两回事，西周的文献少得可怜，到了东周，诸侯国家的记事以及文化方面的记载突然丰富起来了，人口突然也就多了，以前不见经传的诸侯国突然一个二个光光彩彩地就出来了。社会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本着这种发展就提出了“使民以时”的治理原则。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春种秋收是一个大原则。春种期间不能乱施劳役，让老百姓去修长城啊、修宫殿啊，不行！秋收更是大忙季节，更不能调动老百姓去做劳役，谷子不收怎么行呢？所以“春秋”二时是不能去扰民的，不管是天王老子，还是皇上有再大的事情，都必须等到春种秋收之后，才能调动老百姓参与国家建设，搞点义务劳动。特别是在秋收以后，国家大型的土建工程才可以开动起来。但是到了春节，一定要让百姓回家团年，没有哪个皇帝不让老百姓过春节的。看看我们现在这些在外地打工的民工，返乡的时候几亿人的大迁徙，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春节回家团圆。所以，“使民以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也是治理国家的“秘密口诀”，如果不记载下来，皇上稀里糊涂得不懂得这些，有可能一次性就要把国家搞垮了。尤其在古代社会，你如果误了农时，第二年国家仓库里没有米了，怎么办？。所以“使民以时”作为最早的一条名训，为历代帝王所严守不逾，没有谁敢去违背这个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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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是孔夫子的一条语录。少年后生称为“弟子”，“弟子入则孝”回到家，对父母要事之以孝；“出则弟”走出家门，对别人要像对自己的一样兄长有恭敬之心，不要在社会上“端架子”，要谦虚一点，把周围的人都当成自己的兄长对待。“谨而信”，《易经》乾卦的“九二”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我们在生活之中，一定要谨慎！语言要谨慎，行为也要谨慎。语言要谨慎，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所以，一个人一定要知道谨慎，否则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谨慎总比放肆好，特别是年轻人应该规矩点，老年人才应该狂放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还没有狂放的本钱，应该“谨而信”，应该规规矩矩地把做人的准则学好，必须承担起要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老了以后，有儿孙孝敬你了，那个时候你再放下，学学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研究研究长寿之道，颐养天年，全身心地放松放松。但对年轻人来说，一定要“谨而信”。我们在前面也多次讲到过，人一定不能无“信”。谁都愿意和有信誉的人打交道，不愿意与无信用的人交往。我想，一个“谨而信”的年轻人，一定会在别人、在社会中得一个印象高分，而一个放肆而无信誉的人，说话不负责任，其印象分一定是不及格。

“泛爱众”，从宗教角度讲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用基督教的教义讲是我爱上帝，主爱世人；而这种博爱在佛教中又叫做慈悲。所以“泛爱众”是指一种平等心，即对任何人不起嗔恨，不排斥别人，这种心理不容易做到。一般情况，大家都觉得自家的孩子好得不得了，老年人抱着自己的孙子觉得乖得不得了，但人家的孩子呢，你是否爱得起来呢？这很难，因为一般人“我的”和“非我的”界限太清楚了，神经病对“我的”和“非我的”这个观念都他得很清醒，不会失去力判断。所以我们说“泛爱众”，要有非常高的修为才能达到的，用佛教的话来说，叫做“平等性智”，用儒家的话来说，要有圣人的心地才能做到“泛爱众”。我们一般人只有惭愧了，自己所爱的半径只有那么大，而且也不敢大，大了就超越了自己的能力。但是我们应该在理念上明白，首先不要去憎恨别人，不要去讨厌别人，不要去排斥别人，不要陷入人与人的是非之中。这个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秘诀，如果你在人事关系中不排斥别人，远离种种阴暗心理，那么你就永远处于光明之中。有的人，一天到晚总是疑神疑鬼的，一会儿觉得这个要算计他，一会儿觉得那个要算计他，那这种人活着真难受！但是，如果我们有“泛爱众”的精神，相信别人对我们是友好的，相信领导对我是很好的，相信朋友哥们大家都对我很好，那么你就会吃得饱，睡得着，心里踏踏实实的，那多舒服啊！

“而亲仁”是说要亲近“仁”的理念，亲近贤人和高明之士，亲仁人君子。用诸葛亮的话来说是：“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衰颓也。”所以我们要亲“仁”，亲贤能之人，这个要纳入我们的生活目标，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目标。

然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修养和知识的关系：“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是指人的修养，有了这个修养，有可这个本钱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再去学其它的知识。所以在古代社会，人们把一个人的道德，一个人的修养看得比文化知识更重要。若反过来，把知识看得高于修养，那就本末倒置了，社会就会偏离安定和谐的轨道。

小孩子好教，为什么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学了《弟子规》的孩子和没有学《弟子规》的孩子是两回事。那些学过的孩子举手投足都规矩得多，象模象样的，一个人就怕他学生时代没有把规矩学好。科学技术好不好呢？好！但是掌握在君子手里好呢，还是掌握在小人手上好呢？那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权力也好、经济也好，原子弹也好，掌握在君子手里，大家都心安，大家都太平；如果落在小人手里，落在那些精神不健康的人手里，大家都完蛋。所以在儒家思想里面，对所谓人格的修养、道德的修养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其他知识。看重“德”而不看重“学”。“德”永远是主人；“学”——才学、知识，永远是奴仆。以前，在西方有个说法：科学也好，文化也好，只是宗教的奴仆，这句话没有错，而以儒家的观点来说就是，才能、才干、知识是道德的奴仆。道德永远居于君位，处于主位，是属于“体”，其他知识都是“用”，如果把这个 “体”丢了，小人掌权，小人掌钱，那后果就不堪想象了。所以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但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这一点，都是先学文，先学知识，后学道理。如果我们现在不从小孩子抓起，从青年人抓起，培养一代“根正苗红”的新人，那今后会很麻烦。就象像现在那些贪官，到了五六十岁犯了案，才后悔恨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上级领导，说得很可怜，“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忏悔可以理解，但是那个时候后悔已晚，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所以我们看孔夫子的这些话：“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前面“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紧密相关。如果我们这些最普通，最简单的话在生活中落实下去了，也就成为圣贤了，没有这些，怎么构建和谐社会呢？所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之后不管学历史、学诗词歌赋、学科学技术都很好。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我们在讲上一章的时候就提到过修养和知识的关系。学习知识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素质。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作为学习的目标，“学以致用”是第一层境界；学以变化气质是第二层境界。“学以致用”——把知识作为在社会上谋生、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一种手段，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能因学习而改变自己的气质，那么你的能量，你的作用还是有限的。只有变换了自己的气质，提高了自身的素质，你的作用，你的能量才会更大。所以“学以变化气质”应该放在比“学以致用”更高的层次上。如果我们仅仅把达到“学以致用”的层次，忘记了、忽略了对自己气质的改造，放松了对自己气质的提升，那么你自身的层次就上不去。所以在“学而”第六则里边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它是把修养看得比知识更高的。第七则也是如此：“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为什么呢？通过子夏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学习与气质变化是一种因果关系。学是因，气质的变化是果。学习只是一种形式，如果你已经达到了气质变化的状态和境界，那么“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你的言行举止已经是他人学习的对象了，你虽然说自己没有学习过什么，别人也一定会说你已经学过而且学得很好了。

子夏是孔夫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中很了不起的一位，大概活了七八十岁。在战国初期，魏文侯把他请到魏国去，以师礼侍之。在那个时候，魏文侯是独霸诸侯，是相当贤明的一位国君，对子夏“以师礼侍之”可见子夏地位之高。子夏曰：“贤贤易色”，什么是“贤贤易色”？所谓“贤贤”就是我们对圣贤要有尊敬心，要有恭敬心，要有效仿之心。在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之中首先要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尊重有知识、有修养、有德行的人；在尊敬、亲近有知识、有德行的人之后就“易色”。

现在有的人在讲“易色”的时候，常常理解为不好女色，那简直是大错特错。“易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改造自己的气质，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长期和贤人打交道，你的气质就变了，你的面部表情、你的氛围、你个人的魅力都得到了提升，都得到了改变。我们多亲近这些有德行有修养的人，自然会达到这个效果。有些人认为自己气质不行，觉得自己的举止、动作都不规范，人家看了都有点讨厌。那么你就和那些行为举止都很得体的人打打交道，观察一下别人。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常观察，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看到有修养的同学、朋友举止、谈吐文雅，自己很仰慕。不知不觉中就把自己的粗话、废话隔绝了。与人打交道，眼耳鼻舌都很重要的。有的人坐没坐相，说没说相，眉飞色舞，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在相法，眉毛妄动不是上相，一个庄重的人，他不会轻易的使自己的五官乱动。你看那些贵人，那些有权势的、经济上发达的人，他们的气质魅力就不一样。

所以“贤贤易色”，我们就要善于把自己的行为料理好，主要是把心态料理好。如果心态不好，那我们的肢体语言也不会料理好。自己的素质得到改变之后，那么你事父母当然就“能竭其力”。做到这条之后，后面谈孝道的时候就还有一些说法。我们再看看现在的人们，事父母能否“能竭其力”。不说远了，就是我们成都，城市新闻频道里边，经常可以看到一家人相互打官司。父母亲养了七八个孩子，到老要人赡养了，几个孩子相互推委，老大家住一个月，老二家住一个月，到了最后老大老二都不管了，弄得老两口去睡草窝。这在我们成都，虽说不是什么普遍现象，但也不是少数。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孝道，对父母，在家庭里边要把责任承担起来，要竭其力，尽己之力，让自己劳苦一生的父母到了晚年可以过得好一点。

“事君能致其身”——侍奉君子，为了国家，在关键时刻勇于献身。为公，身不由己，既然端了国家这碗饭，拿了国家的俸禄，那么就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打自己的小算盘，什么都往自己兜里揣。特别是当公务员的朋友要留意“事君能致其身”的说法。我们在工作上，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能否致其身，是否对自己的工作真正地投入了，大家要用心考量一下。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个是我们反反复复在说的，就是前面所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在儒家学说里，在《易经》里，在老庄学说里，都很看中这个“信”；在佛教里面仍然看中这个“信”，也就是所谓的不妄言。如果妄言还到哪儿去找信呢？特别是与朋友交一定要讲究信，如果你与朋友“交而无信”，你哪儿来的朋友？交朋友关键在于一个“信”字！一个无信的人，说自己没有朋友，那只有怪他自己。所以，我们自己要多作检点，多做检查，自己在与人与事打交道的时候，自己有没有信？中国古代有很多感人的与朋友交而有信的的故事。李白有首诗，“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是说的谈恋爱的一种信；谈恋爱也是要有信用的，当然少男少女初谈恋爱一定是很讲信用的，虽然久而久之可能也就不太讲信用了。

如果我们做到了以上几条，“虽曰未学”，好象没有学到什么知识，也没什么文化。确实在中国的古代有很多人，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是实践了这几条的。虽然这些人没有学习过四书五经，有的人贫困出身，有的人错过了学习的机会，但能身体力行地做到这几条，于是子夏说：“吾必谓之学矣”——我肯定、认定这样的人是有学问的人。因为修养本身就是大学问，而且是一部无字天书。每个人都要读自己这本书，我们的喜怒哀乐，利害得失，我们每天都在拨弄肚子里的那把算盘。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在这里，学与修养的关系又进一步明确了。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什么叫“不重则不威”？我记得《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不倒翁为什么不倒，不管你怎样把它推倒，它还是立得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根。用打太极拳的话来说，它下盘重，根基稳固，沉得下去，就象炼了金钟罩，铁布衫，是不会垮的。我们都喜欢凝重、厚道的人，都不喜欢轻薄或是轻狂的这一类人。一个人的威仪从哪儿来，一个人的凝重感从哪儿来？首先就要在厚重上下功夫。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老师经常告诫我，要养三分厚气啊！而且是反反复复的说了十多年，每天就象念经一样的在耳朵旁边念，也不念阿弥陀佛，就给你念这些。《易经》“坤卦”里说“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要厚德，才有承载力。试想，一个轻浮的人，轻薄的人有承载能力吗？是非一来，就垮掉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哮哮新聊斋》，里面举了几个例子，因为开几句玩笑，突然有点小意外，一吓就死了的。这是为什么呢？自己没有定力嘛！没有静气，心里轻飘飘的，遇到一点点折腾，就被别人打倒，乃至丧命，是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养静气，养厚重之气，这是一个人福分的表现。越是厚重的人，福报就越大；越是凝重的人，当官也才当得越大。我没有见过哪个高级官员整天吊儿郎当、轻飘飘的。一个人的威风从哪里来？用四川话来说：会咬人的狗不叫。真正厉害的，坐在一边不出声的，就坐在一旁把你盯着，甚至看都不看你一眼，你会觉得他凶，觉得他厉害，只有打寒战的份。一个人夸夸其谈，言多必失，听久了以后，破绽也找到了，麻烦也找到了。 所以一定要庄重，要凝重，在庄重和凝重之中，也就透出了一个人的威仪。这个就是养气，养庄重之气。这种气养起来之后，没有威风的就自有威风了，不需要说什么，胡扯什么，都自有威仪了。

“重”可以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一方面，厚重的人有威仪，另一方面，厚重的人有稳定性、有持久性。轻浮的人、轻薄的人，他没有持久性和稳定性，所以才轻浮，既没有威，也没有福气。另外，把这个“重”放在学习上，放在修养上，也是说学修需要稳定性和严肃性。之所以“学则不固”，就是因为自己的厚气没有养起来，自身没有稳定性，学习也就没有连续性，没有深度。如果是这样，你的学和养怎么会牢固呢？所以“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这两句是连在一起的。学养，学和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只谈知识，不谈修养，不谈改变和提升自己的气质，这样的“学”就是轻飘飘的，谈不上牢固。当我们把学习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修养以后，它就成了你性格、性情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的东西还跑得掉吗？想扔都扔不掉！因为它已经在你身上生根了。所以这两句的重心就在“重”字上。培养自己的庄重之气、凝重之气。有了这个，就不怕没有威风，不怕没有威势，不怕自己的学养不牢靠。所以，我们就要把根本之处找到。

到这里了“主忠信”——在《论语》这部书里面，三则五则就要谈忠，三则五则就要谈信，三则五则就要谈孝。“忠”，我们反反复复地说，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责任心，这就是“忠”的表现。不管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单位、社会上都应该有责任心。“信”，对人对事有没有诚信，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是“主—忠—信”。“主”是什么？是根本。我们心有所主，把根本找到了，那么这个“忠信”无论走到哪里，这种自然而然表达出来的准确讯息，都有忠信的成分在里面。我们不能把忠信当做一种从属，忠信就是我的本质。不管事情怎样我都是忠信的，而不是为了办好事情，为了交到朋友而去忠信。把忠信变成我们生活的从属状态是不行的，它应该是主体状态，是主忠信。

无友不如己者——不要和不如自己的朋友打交道，也就是说不要去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当然这个话也是有两面性的，孔夫子“有教无类”，他的学生又有哪个比他强呢？孔夫子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所以并不是完全不和不如自己的人打交道，但是他给大家提个醒，在我们日常和人打交道的时候，这个友是什么意思。一方面是朋友，一方面是老师，就象第七则所说的“贤贤易色”，贤贤，就是要结交超过自己的。后生、青年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多与有德行的人打交道，多与有知识的人打交道，多与高明人打交道；不要整天沉浸在一群无所事事的人的圈子里。大家应该想想自己每天二十四小时里有多少时间是放在进德修业之上的，如果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每天都要接触一些无聊的人、无聊的事，那么加减乘除一下就把它给减掉了。我经常劝告我的一些朋友：你经常说自己忙，自己累，那么你首先把一些不必要的人事减去。因为那些不必要的人、事会消耗你的时间，消耗你的精力，浪费了你的生命，浪费了你的学修。那么我们就要大胆地、果断地把这些人和事删除！这个也是无友不如己者。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还是要坚定不移，原则上来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外面的人谁又没有一技之长呢？即使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也有他的经验教训供我们参考，用毛主席的话来说，也可以做我们的反面教材嘛。原则上虽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之中，还是要留意这一句“无友不如己者”。就和下棋一样，你天天和一些下臭棋的一起下，你的棋艺怎么会有所提高呢？一定要和高手过招，找那些高明的棋手下你的进步就快，所以这条原则是求上进的人必须坚持的一个规则。

过则勿惮改——有过错是一个人的必然，没有人不犯错，不犯错的人找不到。孔夫子一样的有过失，有过错；但是有错必改，不要讳疾忌医。你有了过失，有了过错，性格上，德行上有了不圆满的地方，朋友来规劝你，你不要文过饰非。所以一个人气质变化的依据在哪儿？就是改过。我也反复说过，《易经》里面的损卦和益卦就是改正自己错误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够迁善改过，那么气质就提升了，修养就进步了；如果你不改过，从何而言进步呢？你如果说自己没有过错，那就是完人，就是圣人，哪儿会有这种事呢？每个人都有毛病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过则勿惮改”立在自己的脑门心上，知错就改，改了才是自己不断前进和上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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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就是谨慎；终，在以前的理解就是父母寿终正寝。追远，就是追念、怀念自己的祖先。慎终追远，在先秦时代，中国是一个以宗法、宗族为主体的诸侯国。祖先的崇拜是当时的风气和风尚，也是当时的政治、文化的重心所在；更是从西周到东周的礼法重心所在。慎终，对待丧葬大事，我们成都人也是搞的很热闹的：你看那些打丧伙的一打就是两三天，只不过都去打麻将去了，环境没有一点沉痛的感觉，少了一点办丧事的味道。陶渊明诗里面也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他人亦已歌是他人的事情，亲戚就不能“已歌”了。所以“慎终追远”这四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好象就是料理后事。实际上是对我们自己历史文化的一种继承、坚持。慎终追远，还要放在整个民族性，民族文化性来看。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慎终追远这种情怀，那么就是不珍视自己祖上留下来的东西了。对自己的父母尚没有缅怀之情，那么你对自己历史文化还有缅怀之情，珍视之谊吗？我们来到这里学传统文化，学国学，实际上也是一种慎终追远的情怀。但慎终追远并不是停留在过去，实际上是要给我们一种在现实奋发的一种力量，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叫“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都是在慎终追远的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释放出来的。你只有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文化，那么我们民族的老百姓才会“民德归厚矣”。正因为你有德，老百姓才会尊重你，才会归属你。只有慎终追远，老百姓才有凝聚力，所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的稳定性，他的凝聚力，他的长远发展，也就在其中了。如果老百姓都离心离德，民德归厚是和离心离德反其道而行的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老百姓都和你离心离德了，试想一下，那是一个什么局面？如果不仅仅民德归了，而且还“归厚”，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所以我们要结合到离心离德来看，把对立面看到，把反面看到，我们再来看这个民德归厚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子禽和子贡都是孔夫子的学生，子禽就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地方，每到一个诸侯国，他都听得到那个国家的故事。“必闻其政”，也就是仔细的搞点调研。是求之与？抑与之与？孔夫子到其它国家去，是别人请他去的呢？还是他求着去的呢？就如同企业与企业之间，一个企业发展得好，另一个企业去取经。你想想该企业的老板会不会把自己企业的秘密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给你呢？可能不会吧。一个国家治理有方，这个国君会不会把他的经验告诉你呢？未必吧。但是孔夫子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有很多收获。子禽就不解，是怎么样得到的呢？子贡就告诉他，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我们当年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时候，都知道有这样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毛老人家对温、良、恭、俭、让不感兴趣，他老人家也不太温、良、恭、俭、让；但是我们怎么能和毛主席比呢？我们肯定就要温、良、恭、俭、让。你看周总理在毛主席面前是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呢？肯定是的。我们反复说，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走到任何地方都受欢迎的人，他应该具备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就这五个字足矣~！温则不暴，良则不恶，恭则不放肆，俭则不奢华铺张，让则不争、不夺、不斗。你想想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火暴暴的，大嗓门，噪音九十分贝，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总会让人六神不安，可能要服用镇静剂才能和你打的了交道。

古代一些有德的人，哪怕他做了大官，家财万贯，在和朋友打交道的时候都是易服而行。在到了朋友那里车都不敢坐，走过去。衣服都不敢穿的太华丽，穿的朴素一点，为了尊重贫困的朋友，就不能在人家面前摆阔。搞不好这些有气节的朋友，看见你奔驰车开着，呢子大衣穿着来了，就闭门不见。因为你我不平等，我是一个贫贱的人，你是一个贵人，我们没有打交道的必要。所以怎样使自己和环境融为一体，这些在心理学上讲都是很微妙的，但只要你做到了温、良、恭、俭、让，那在生活之中就是一件好事情了。用以前的话来说，叫做种花不种刺，你的心态平和，心态健康，你才会做到温、良、恭、俭、让；如果自我心理不健康，心理障碍严重，或者心胸狭窄，或者愤世嫉俗、狂躁不安，还能够做到温、良、恭、俭、让吗？所以一定要神闲气定、心平气和的人，有着极高修养的人才能做到温、良、恭、俭、让。有了这样的气质，就带有了这样的魅力，你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就占上风，谁都愿意和你交往。既然人家都愿意和你交往了，那么你去谈生意，签合同，签定单；无论走到哪里，也不要你送钞票，送美女，都会有人主动把定单合同给你送过来。所以子贡说：“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就凭这个本事，走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人家都会把国家的政事、政绩、历史档案，无论是公开的，保密的还是绝密的，都可以让孔夫子过一下目。其他人做得到吗？人家会接待你吗？就不太可能了。“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所以孔夫子办事确实和别人不一样。我们也可以审视一下我们周边的人，看看那些能干的人是怎样办事的，而有的人为什么就办不下去，办点事情四处碰壁；有的人就象万能钥匙一样，哪儿都打得开局面。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我们来看看这个孝是如何评定的。“父在，观其志”；从白话直接翻译呢，就是父亲活着的时候要观察他的志向；“父没，观其行”；父亲去世以后就要观察他的行为。而且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年不改变他父亲的行为原则，那么“可谓孝矣”。这样理解对不对呢？当然也对，但是太肤浅了。我们举几个中国皇帝的例子：宋徽宗当皇帝，北宋灭亡。怎么会这样呢？他的志不在当皇帝，他做一个画家是绝对优秀的，会成为超一流的大师。但让他做皇帝就不称职了，不知道怎么把他选来当皇帝了。明朝的天启皇帝，下面有个魏忠贤大家都很熟悉，一个很坏的阉党。那个天启皇帝，对做皇帝他根本没这个雅兴，他是一个优秀的木工，皇帝中的鲁班。你让他做木工活，搞点建筑设计、建筑施工他浑身都是劲；但是要他看奏折，他一见就头疼。干脆不管，让他奶妈“奉圣夫人”管，最后就让魏忠贤去管，结果把国家搞得很坏。所以，这就需要观其志了，我们在对待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如何观其志呢？像我们坐头排的这位小朋友，自己在参加少儿读经，觉得很舒服，今天把他父亲都拉来学习，像这些孩子就很不错。我们要观其志，志在什么地方？当然父之志和子之志未必一样，老爸是学文的，儿子可能是学工科的；特别是在满清末年的时候，八旗子弟哪个还有从政的机会呢？都送去留洋去了，有些就开始搞文艺。我们近代的一些文艺大家好多都是满人，比如老舍啊、启功啊，还有爱新觉罗氏的这个那个，很多都是书画名家，还有一些是搞史学研究、哲学研究的，都改行了。因为局势不一样了，你不可能要求儿子与老子完全一样。

父在，观其志——如何评定一个青少年？那么父亲在的时候，就要看他的志向，他的人生观是在什么方面确立的。父没，观其行：父亲故去之后就要观察他的行为，这个是古代的事情，放到现在又应当如何理解？三年无改于父之道，那么就要联系到家族。以前是联系到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如果这个父子关系是一个君主家族，或者是一个世袭的士大夫家族。因为孔夫子那个时代的家族都是世袭的，做天子的就是天子家族，诸侯就是诸侯家族，大夫就是大夫家族，士就是士家族，一般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家族。这个是联系到家族的，当然也包括企业，因为现在家族企业也很多；从当年农村里搞社办企业开始，所有的社办企业也都是家族企业了。私有民营经济开始活跃以后，很多也成为了家族企业。这个也是涉及到家族企业国家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问题了，我们不能朝令夕改，我们的作风和政策都应该有稳定性。所以现在我们如何保持我们国家的稳定，并不是表面的、社会的、有没有人在那里闹事，关键还是在政治的一种稳定，当然这种稳定是良性的，不是强制性的，硬要它要稳定。所谓和谐社会是一种有机的，有生命的一种和谐；各行各业都很有朝气的一种和谐，那样才行。所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理解。当然，三年之后，在原有的基础上稳定下来之后，该改的也应该去改，该变的也应去变，一成不变也不行。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在周敦颐《通书》里说：礼者理也。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礼节才能称为礼。在孔夫子的时代——春秋时候，上及西周，周公所制定的一系列等级观念，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各种规则。这些规则的作用是什么？是一种和谐。它的可贵之处就在和字上，在和谐上。这个和，并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么一种虚假的、客套的和气。它是整个社会浑然一体的，有机的一种和谐。比如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们是否和谐的处在一起，眼睛和耳朵吵不吵架；手和脚会不会打架，会不会争谁的功劳大——手说，碗是我端的，饭是我送到嘴里去的；脚说，我不走到餐桌前去，能吃到饭啊？眼睛说，我不看着，筷子也递不到嘴里；五脏六腑说，我们不给你消化，不提供能量你能管事吗？但是五脏六腑有是浑然一体的，天然的和谐；如果不和谐，对不起，医院里去。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就有麻烦了。

“礼之用”也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整体，就象我们人一样，五脏四肢百骸构成了一个社会整体。这个整体需要一种和，就和中医讲求阴阳二气、七经八脉之气要流通和谐一样的；气血运行周遍无障碍，这个无障碍就是和。和为贵，如果不和，那么社会矛盾和麻烦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看这个礼不能简单化，因为礼实际上就和人的生命一样，运行着的无障碍状态就叫做礼。先王之道斯为美，先王之道是什么？为什么先王要制定礼乐。在尧舜禹时代就有关于道统法统的所谓十六字秘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个就叫先王之道，所以尧舜禹相传，文、武、周公到孔夫子，所以宋明理学家说，这个就是道统、法统，就在这十六字口诀里。这个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斯为美，落实到这里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就落实到和为贵三个字上了，和为贵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的生机活力最佳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就是先王之道。这个也是中国历代政治的最高理念，我们想一想紫禁城里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哪一殿离得开和呢？为什么，因为和为贵。《易经》乾卦里说：“保和、太和乃利贞”。它都是需要一个和字，生命离不开和，社会离不开和，家庭离不开和，企业离不开和，离开了这个和字呢？和字的反面就是一个死字，这个和还不仅仅是生活那个活，是和谐，不和谐则病，再厉害一点就是死。这个和为贵，斯为美，而且是小大由之。国家的大事也好，家庭的琐事也好，都浸透了这种礼之用，和为贵的精神。所以在《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个同样是大小由之，不管是天子还是庶民。所以我们无论在大事还是小事上都以和为贵，你真正和字入了骨了，做到了前面说的孔夫子的温、良、恭、俭、让。温良恭俭让所透出来的就是一个和，一个和气嘛。你具备了这样的品格，你去当干部，不管是去中南海还是去部委、省厅，哪怕是一个县上、地方上，不管你居高位还是怎样，你都充满了和气；哪怕你在办事处做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你还是充满了和气；你是个平头老百姓，在大街上做个义务交通员，你还是带点和气啊。所以大小由之，你具备了这个你就无碍了，干大事你也和，干小事你也和，你一身都是和气那样多舒服呢~！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的人呢，懂得这个和字，知道走到哪里都要和气，要和善，以和为贵，一团和气。他没有贯穿到先王之道，没有入骨，他把这种和当成一种用，没有归体。只把这种和当做一种手段是不行的，或者当成一种肤浅的目的，也不行。知和而和，知道了和的好处，处处都去和，不以礼节之，也不行啊。所以这个和还是有限度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还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条件下都是一样的，还是要以礼节之。一般的职工见了老总，和他一团和气行不行呢，当然可以，但这种和是下级对上级的一种和。老总来了，慰问一下下面的职工，满脸堆笑，红包一发，他还是和啊。但是他是以礼节之的，不可能和你象哥们一样的，喝酒吃茶，可不可能呢？不可能嘛。所以以礼节之，就要各安其份，各守其位。上一节课我们反反复复说到这个位字，什么叫礼，礼就是为位而设立，因位而有礼。你的地位如何，你的社会关系如何，离开了这个位又何从谈礼呢？没大没小，没尊没卑的可不行。所以尽管和，但是要把礼看住，因为礼是为位而立，不然就乱套了。我们不可能让手去走路，脚放起来吧，行不行呢？不行。尽管手脚是为我们的生命服务的，而且服务的很周到，但你不可能乱来啊；让耳朵识字，眼睛去听音乐可不可能呢？不可能。所以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个方面，儒家思想在体用上，是很到位的。哪些当为，哪些不当为；哪些在体上表现，哪些在用上表现，都是比较圆融周到的。孔夫子都说，到了七十岁了，随心所欲，不越矩，他还是要以礼节之，要把这个守住。如果不守住，随心所欲了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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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又谈到信。信，是仁义礼智信的基础，属于五常。如果无信，那么这五常就立不住，仁之不仁、义之不义、礼之不礼，智之不智了。所以仁义礼智都基于信，有了信这个基础，那么才可以谈义，它就近于义了。而且有了信，那么言可复，什么叫可复呢？就是兑现，人家才可以相信你的话。如果无信，那么谁相信呢？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我们看一个仪态端正的人；仪态端正，是把他的五官，四肢管理的比较好。眼睛不管好是要闯祸的，在一定的场合，你眼睛四处瞟，说不定会发生矛盾。你的嘴巴乱歪，手脚乱动，也会惹麻烦，何况你语言的释放不到位。所以恭，就是把我们的眼耳手脚管住，使自己庄重、凝重。这样的人无论到了哪里，都不会有人来冒犯他。前面一段就说，君子不重，则不威；重从哪里来，从恭中来。有了恭敬之心，有了恭敬之态，威就在其中了，谁还敢来冒犯你呢？何况恭本身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就很合理，下面的人恭是一种肃穆的，不放肆的仪态，是合理的。上面的人对下面的人恭，也是合理的；当然这个恭还有上下的区别，很微妙。但是你只要把这个恭字守住，就不会给你带来耻辱。一般人没有留意到这点——放肆，恭的对立面就叫放肆，一但放肆了，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我们能够信，能够恭，那么就近于信，而且能够远耻辱，就不失其亲。不失其亲是什么呢？就是自己的环境，近的就是自己的亲戚，家人；在外呢，就是朋友，同事；都可以看作自己的亲，也就是亲近的人，所以亦可宗也。为什么呢，大家都归顺于你，都遵从于你、尊敬你。这个宗，在这里就是归顺、遵从的意思。别人为什么不尊敬你，为什么不归顺你？乃至不遵从你，就是因为你无信、因为你放肆啊，一天到晚说话麻烦多多，你怎么会得到人家的尊重，你要想人家顺从你又怎么可能呢？所以平时个人的气质怎样锤炼出来，怎样炼出优秀的气质，确实很重要。你整天抱怨我没有朋友了，人家不理我了；或者我感觉很孤独，很孤单，走到哪儿去都不顺心，这要想想你自己在信和恭上是否做得好。做得好就不失其亲，那么亲朋好友对你就很恭维、归顺，遵从于你。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这是对自己又提出了一条要求，乃孔夫子圣人所言。食无求饱，现在当然是很多人都食无求饱了，“三高”（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特别是女同志，为了保持自己的体态，吃饭只吃三分，都很自觉的遵守圣人的教诲了。但是想一想，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自然灾害的时候，晚上做梦都在想吃，都在吃东西，吃了几大桌都没吃饱一样，那是处于一种饥饿状态，就想求温饱，但那个时候想求温饱亦不可得，确实很艰难。但条件好了，作为一个君子——在孔夫子那里“君子”一个是有德，一个是有位，才能称君子，无德无位是小人。君子在以前都是大夫，诸侯之类。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在成都，无论是哪家人，包括吃低保的，都有肉吃。农村里的也都有肉吃啊，现在农业税也免了，自己养的猪不象以前，必须交到屠宰场，还要收你一半，剩一半回去吃一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比较富裕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是可以不要吃的那么饱了。我们下乡的时候，农村里不管是男女老少，几乎可以说看不到一个胖子。而现在到了农村一看，胖子也不少，为什么呢？环境好了。这些都有点离题了，作为一个君子，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还是追求一个吃饱饭吗。所以现在谁要请我下馆子去吃一顿，我还真是没有那个雅兴去了。我奉行的宗旨就是饭吃五分，酒饮三成。吃五成饱就可以了啊，何必吃那么多了，反而不消化。为什么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呢？吃饱了，只想睡觉；居安了人就懈怠。美国人做了一个实验，把两窝老鼠，一窝老鼠饱茶饱水随便吃喝，一窝老鼠只给它三分口粮，每天处于饥饿状态。结果吃得好的那窝老鼠，半年以后“三高”，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接踵而至，不到一年，这些养尊处优的老鼠都死亡了。反而是那些处于饥饿状态的老鼠，活了三五年还健健康康的。

我们试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生命的动力从哪儿来？一个人什么都好了就没追求了，我实在是很佩服当年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王铁人语录我背诵了几十年——“人无压力轻飘飘”。我就觉得人还是应该有点压力，应该接受一点挑战，人要给自己制造一点困难，才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天天都腹以饱，居以安，那还新得起来么？动力都没有了。《易经》里面就说“穷则变，变则通”，如果你很舒泰，很舒服了，你就不能求变。所以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个也是很在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制造一个警醒的对立面，美国也是这样，他永远要给自己制造一个对立面，制造一个威胁提醒他自己保持警惕性；日本人也是这个样子。但我们中国呢，几千年来都是老大哥，用拿破仑的话说就是东方睡狮。因为周围没有什么强敌，除了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还能够让中央政府头疼之外，东南沿海都是一些没有威胁的小国。所以天朝帝国的思想根深蒂固，那些洋人高鼻子们来了之后还不以为然：看看你们，是哪儿来的啊？船上下来的，脚都打不直，弯脚丫子。什么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肯定是编造一些名字来欺骗我们，无非是想得到天朝的赏赐罢了。真正到动起手来了才觉得人家确实厉害，惹不起。

只有在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情况下，你才有上进心，才有动力，另外要敏于事而慎于言。什么叫敏于事？佛教里边，熟悉的人都知道，老和尚经常敲打说：要有觉照力哦。我经常说一句口头禅，脑门上要有个警察站岗，有站岗的了你才能够敏于事，你对周边环境有警惕性，不管是顺境逆境，就上就下你都应该有一定的警惕性。特别在太平环境之中仍然要带有一定的警惕性，要居安思危。想当年，在四九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城之后，制定国歌。当时方案很多，几百种，就象现在的吉奥运会祥物一样，在上万方案里去选择。后来毛泽东就选了“义勇军进行曲”，他老人家的批示里面怎么说呢，他说“安而不忘危，得而不忘失，存而不忘亡，我们今天胜利了，不能忘记我们民族苦难和奋斗的过程。”所以他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好。他就是要让我们保持警惕啊，我们在听到国歌中“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警钟长鸣啊，我们能否使自己警钟长鸣，在太平年代之中，在我们悠哉游载的生活之中，只有这种警惕性才能敏于事。很多人现在麻木了，被周围的环境所麻木了。在机关里八点钟上班，十二点又下班，成了一种习惯上的条件反射了，真正上班是做什么都说不清楚，今天领导要来视察，明天要学习，都是一种应酬，应酬差事一样的，那么你能够叫敏于事吗？

我有点喜欢猫的，只要不是太懒的波斯猫，把它放在屋子里到了晚上它敏感的很，耳朵眼睛非常敏锐，哪儿有一点响动，耳朵就立起来了，象雷达探测器一样，一下就扫描过去锁定目标。而我们现在在生活中能否做到敏于事呢？我们身边发生了些什么事，哪些与自己有关，有些人明明与自己有关却视而不见，过一段时间遭殃了才后悔，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为什么不敏于事呢？所以敏于事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其实蕴涵了很多道理。包括了你整个的生命力、智慧力、洞察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对环境的观察能力，全在其中。进门看脸色，出门看天色，如果你这点都不知道，那么你的脑子一定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慎于言，为什么要慎于言呢？我们每天与人与事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怎样使自己的语言恰倒好处呢？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用《易经》里面的话说，就是：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可不慎乎。在这里孔夫子谈到慎于言，也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对于自己的语言一定要掌控好自己的语言，使自己的语言有的放矢、恰倒好处，不要胡说一通。这样呢，才会让自己觉得有一定安全感。此外还要就有道而正焉，什么叫有道？有修养，有修为，有知识，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我们应当经常亲近他们，来调理我们自己的身心，就如同前面所说的“贤贤易色”，贤贤易色就是就有道而正焉，这两者是同一个意思。我们能够这样来对待自己的生活，料理自己的生活，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叫“可谓好学也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好学的。但是这几条哪条与学有关系？我看放到而今的大学里面，可能没有哪个专业是讲这个的，不信你看川大哪个系里边是在讲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没有！但是孔夫子却说这是好学，不仅仅是投入，而且是善于学，这个“好”字的意思就是善于。我们再来仔细的感觉一下什么是学：四书里面第一篇就是《大学》，也就是修身，变换自己的气质，这些都是学问，而且是大学问，是最大的学问。我们把《论语》看完了就知道，其实《论语》都是围绕着这些转的。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也是孔夫子的优秀门人之一，他向孔夫子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一个人的修行达到这个层次怎么样呢？孔夫子说：可以！先肯定了他这两条。“贫而无谄”，但很多时候，贫和谄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有些朋友，有一定职位的，平时在下属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有一天上级领导来了，那副尊容一下就变了，老爷子变成孙子辈了。有些人平时在穷人面前做出不得了的样子，但是大老板来了，腰马上就弯下去了，说话的态度也不一样了。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观察一个人对上对下，对贵对贱的那种反差，看了之后心里都在打寒战、简直令人作呕。试想一下，倒退二三十年，我们大多数人不都很穷吗？是不是谄呢，阿谀奉承，巴结上级、讨好卖乖，有没有这些行为，有没有这些动作？孟夫子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也是指这方面。所以“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是人的基本修养。

“富而无骄”，有的人有钱了，就了不得了，做出有钱人的样子：我今天要施舍点给你。这样骄不骄呢？骄了不好的，像刘晓庆一样，天下第一富婆，最优秀的演员，第一大款，结果给自己埋下祸端。所以骄不得，骄兵必败。孔夫子就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达到这种程度也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应该再提高，提高到什么程度呢？贫而乐，富而好礼。我们也看到一些人贫，他们不谄，对富人却怀着一种愤恨心，嫉妒心。看到人家的高级汽车，就把人家轮胎的气给放了；用石头把人家玻璃砸了之类的。见到富人了还要甩甩中指，吐吐口水，他也不谄。但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态，这样很不好，那应该怎样呢？贫而乐！安贫乐道嘛，用《中庸》里的话来说：“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富贵，行乎富贵。”要乐在其中，要在贫贱之中保持自己的本分，保持自己的本怀。乐什么呢？乐道。道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往往是穷人的专利，人有钱了，富贵了之后，哪儿还会想到“道”呢？所以孟夫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有这样一种必然性，安乐的人，富贵的人，子孙都不昌。他没有奋发的动力了，老是想着，反正父母给我留了亿万遗产，我躺着吃，子子孙孙都吃不完的，还需要发什么奋呢？穷人的孩子就不一样，他自己去挣自己的前途，如果不努力，永远都只能在山里面打猪草，那样的日子是没指望的。中国宋朝以后的科举，金榜提名的往往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因为宋一代以后，教育都比较普及，并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能上学。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义学很多，寺庙里面都有办义学，有钱人做好事也要办义学，像范仲淹也是在庙里读书，庙里吃饭培养出来的，结果成了北宋第一名臣。苏东坡家里又多富裕呢，也不是官宦子弟，他的父亲用现在的话来说，不过是一个城市贫民。不是高干子弟，不是富翁员外，但是两兄弟三父子都是进士及第。他们为了改造自己的命运，穷则思变，所以贫而乐道。

富呢，就要好礼。因为富贵容易腐朽，腐朽就忘乎所以了。所以富而好礼，才能像刚才所说的敏于事。好礼的人往往是敏于事的，不敏于事的人绝不好礼。善于分析、善于观察、善于应变就叫做敏于事；而善于分析、善于观察、善于应变的人恰恰就礼在其中了。所以富而好礼是这样子引申来的。

子贡听了孔夫子的这番话心领神会，于是向孔夫子汇报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我们经常说遇到事情要切磋、琢磨，切磋琢磨一下之后就胸有成竹了。以前磨玉石，刻象牙是需要打磨的，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我们来仔细看看前面这几句话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什么关系。“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这几句为什么一下就扯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呢？实际上子贡和孔夫子本来就在切磋，就在琢磨了。另外贫而无谄到贫而乐也是一个琢磨的过程，也是一个切磋的过程。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提升，质的一个提升，品位的提升，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附加值的提升。所以孔夫子表扬他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夫子表扬可以言诗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啊，因为《诗》中是有微言大义的，《诗》经过孔夫子的整理之后内容是非常深厚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白话《诗经》那么浅显。这样才可以言诗，“告诸往而知来者。”

通过以上的对话，孔夫子才说，子贡现在已经有资格学习和研讨《诗经》了；因为你能够举一反三，就能够发挥了。为什么呢？“告诸往而知来”，这句话在《论语》里还有，“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温故而知新，过去、现在、未来，怎样把它连成一气？这些我们应该好好的琢磨琢磨，下来之后可以切磋切磋，把学习《论语》的感觉深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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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这条又回应了前面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患人之不己知，这是一个倒装句，就是人不知己。就是说，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地去说人家不了解我，为什么人家不来了解我？我这么光荣的、优秀的人，为什么人家不知道呢？不要去着急，不要去考虑这些事情，你要着急什么呢，要着急自己不知道人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首先要知人。不要把你自己暴露在外嘛，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学《鬼谷子》，《鬼谷子》搞阴谋术是很厉害的，你自己躲在阴暗面是很舒服的啊，可以藏在黑屋子里面观察别人。人家整天把你像看模特一样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你反而有麻烦了。要想处在安全地带就少让人家了解你，了解多了并不是好事情。不要考虑自己是否是为人所知，但是你却要考虑你是否知人，你周边的环境你是不是了解，周边的人事你了不了解，环境变化的微妙之处你清不清楚。如果你清楚，你就了不起；但如果不清楚，你就很可能陷入危险之中了，你的眼睛是黑的，耳朵是聋的啊。人家知你，知你什么呢？患人不知己无非是想捞一点名罢了。但名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给你带来好处，也可能给你带来麻烦；如果你名不符实，那么麻烦还大着呢。

所以这里就讲是对自己名的一种感觉和对自己智慧的一种感觉。不患人之不己知，你不要去多考虑自己如何如何；就像我们书院一样，去考虑书院应该如何扩大影响、扩大声望，我认为都没有很大必要，不患人之不己知嘛。关键是“患不知人”，如果我们不了解国家的大环境、大方向，我们在这里乱说一通，就会自己给自己惹麻烦。至于人家知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你，就要看你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了。

下面我们来看《为政》第二，既然是“为政”，那就更是向领导同志们说的，谁有资格为政？当然是指在位的人了。为政的在古代是两类人，一是国君，一是宰相。只有他们有资格为政，其他人只能叫从政，只能去执行领导给你制定的政策，属于执行政策者，而不是制定政策者。所以为政说的人绝对是上层，而且是顶级人物。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以德，这是最大的原则，也是为政理念的核心。仁义礼乐，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一个德字。但是德字有时又和仁字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有时在读古籍的时候，时而仁，时而德，都分不清楚，因为它们的内涵是互通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那么这个政权就像北极星一样的了。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注意到天象的运动、星宿的位置。我当年在高原上呆了六年，其中有两年我耐着性子，几乎是每天晚上都躺在草坪上看星宿运动。春夏秋冬，观察周天，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三垣二十八宿” 在天上运行的轨迹，金、木、水、火、土五星，日、月在黄道上运行的轨迹，确实是都围绕着北极星在转。现在的天文图谱很多，有一些照相摄影的，可以在一个定点位置，每天晚上拍摄那么二三十秒。每晚一张底片，一次几十秒曝光时间，连续拍一年，这样一年下来以后就看见一圈一圈，圆心就在北极星。其他的群星都是围绕着它在转动。地球有一个自转轴，有二十三度半的倾斜，而这个轴就牢牢地钉住北极星。

而在孔夫子时代早就有天文学家熟悉了天文知识了，在比孔夫子还早两千年的《尧典》《舜典》里，对天文学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所以我们的古人在天文观测上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北极星定位在那个位置，在我们地球上看来所有的星宿都在围绕着它旋转。那么为政者“为政以德”，你就居住在那个地方了，你的一切政策法令都要围绕着德来施行。你不能偏离了德，政策法令，规章制度偏离了德，就妖，就失常，就会引起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另外，你的政策法令都围绕一个德，那么老百姓都会拱卫你了，就像群星拱卫北极一样，大家都环侍在你的身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为政的一个关键之处，这个就是天象，因为中国古代对皇天是很敬畏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首先要把老天爷抬出来；而天的中心就在北极，北极星又被称之为“帝星”，处在皇帝的位置。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大家都要拱卫它。所以这个德是作为施政的核心，其他的一切举措都必须围绕着德来运转，这个就是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大家要注意了，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大家想想，我们自己进入过“思无邪”的状态没有？我们感觉一下什么是“思无邪”的心理情态，《诗经》三百篇，风、雅、颂种种，从古人总结《诗经》的那种感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尽管有时很快乐，但乐得不过分，不沉溺于其中；有的时候很哀痛，但是它不过于伤感；《国风》里边经常有发牢骚的，但牢骚也发得不过。虽有哀怨之气，但是不会变成仇恨，永远有那么一种中道，属于一种情感的中道。为什么叫“思无邪”，它不会使自己的情绪走邪，我们经常不自觉地使自己的情绪走邪，走邪了就容易使自己失去理智，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麻烦。

我们要能够遵诗教，诗教一句是“思无邪”，一句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就是诗对我们情智的疏导，引导，是很有好处的。说实话，我在监牢里面住了那么几年，日子还是过得很艰难、很沉闷的。那个时候就学着写诗词歌赋，就天天练笔，把胸中的郁闷之气变成一种诗词的美感释放出来。现在大家来看我那段时间写的诗词歌赋，都说写得好，但是现在要叫我写，因为已经没有那股郁闷之气，反而写不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是对自己的一种疏导，但也不敢乱写，你写“反动文章、反动诗词”又会给你多加几年刑。

所以我们要学会善于疏导，七情六欲、怀才不遇都要疏导自己的情绪。不能像西汉汉文帝时期著名的贾谊一样，年纪轻轻，三十多岁就郁闷而死，那多划不来呢。他可是西汉第一才子啊，苏东坡《贾谊论》里说，贾谊“空有高世之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诅，不能复振”，所以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以致英年郁郁而死，多不值啊！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这也是谈为政，是说当领导的如何来料理政事，如何治理一方。道，是引导，导之以政。什么叫政，政是一个正一个文，就是堂堂正正的文告。政治，要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社会，离不开以政而治。政和治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说政治政治，都弄的很糊涂了。政，行政；治是治理。道之以政，就是说政要疏导，对老百姓要有教化作用；要有管理作用，要制定一个优秀的游戏规则来让大家遵守。有了文的一手还要有武的一手，要齐之以刑，刑罚是什么呢？对越轨的人，对不起，要有相应的惩罚。民免而无耻，如果仅以政治治理和刑罚威慑，这样只会让老百姓免于犯罪但不会有廉耻之心。

我们现在社会的法律越来越细，的确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但是老百姓呢？民免，而无耻。现在社会上无耻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二字了，这是很可怕的。我在讲《通书》的时候，也反反复复的把里面那段拿来向许多人介绍，就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就是说，一个人生下来，不幸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就像前面说的，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就失去了向上的一个基础。大不幸无耻，一个人无耻，简直太不幸了，真正不幸的就是人格的丧失，人格的堕落。

“有耻则可教”，知道耻辱了这个人才可以教化。如果无耻你怎么教他呢？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根本拿他没有办法，已经失去了可以教化的可能性了。但只要一个人还有知耻之心，羞愧之心就可以把他教化过来。“闻过则可贤”，能够经常闻过的人才可以成为贤人，才有进步的本钱。所以在这里孔夫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政”，这是一个境界；再深一层境界就是“道之以德”，我们要讲究德化教育，普及了道德、有了道德教育以后，刑罚在哪里都是多余的。需不需要呢？需要，应该有，但是显得多余了。另外“齐之以礼”，礼就是明贵贱尊卑，各守其位，各安本分。用礼和德来料理政和刑，那么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什么叫格呢？就是纠正的意思，就是可以受到改造、感化而纠正自己，提升自己。明德的人才知耻，明礼的人才知道自己的行为哪些合规矩，哪些不合规矩。这样才知道调整自己，料理自己，不然又如何把自己料理好呢？这里讲的可是为政的根本大法啊，孔夫子之所以是圣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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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这一段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孔子在这里对他一生的经历作了一番总结。这个总结结合了他自己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存在若干个阶段性。看起来是在讲人一生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篇既然是放在“为政”里面，就是在与为政者谈个人的修为。在古代社会里，要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个人的修养应该定位到什么程度上，如何来检验自己的一生？当自己处在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检查自己、审核自己。于是这里孔夫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之中，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识之士，基本上都遵循着孔夫子的这几个年龄阶段来对自己进行规范，进行要求。其中所说的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天命之年，耳顺之年，都融入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代替实际年龄的一种说法。那么孔夫子的这段话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呢？

为什么十五而志于学？按照我们现在的规矩是孩子七岁就上小学了，怎么古人这么迟缓，连孔夫子都要到十五才志于学？我们首先要对“学”和其年龄阶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首先谈年龄，按照中国人的习俗，男孩子在十八岁要举行冠礼，但有些特殊的时候在十五六岁也可以举行冠礼，这样就表示这个男孩成熟了，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作为一个成年的男人，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应该还停留在孩童时代的启蒙教育了。小孩子的学习叫做蒙学，而“志于学”之学，是志于圣人之道，立志于先王之道。孔夫子“十五而志于学”是志于先王之道，为什么不早一点呢？早一点就太小了；为什么不迟一点，到十八二十岁再立志学习呢？那样就确实太晚了。所以要取一个不偏不倚的中间位置，也就是十五岁，加上孔夫子自身的原因，所以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立志。“志”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的确立，也就是你志向之所在。我们一再强调，青年人应该为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志向，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志向，那么你一生的前景就不大看好。那么这个立志于学有没有止境呢？当然“学无止境”，但是学有学的阶段性。下面就到了“三十而立”，立什么呢？一般人说是学问上有所成熟了。我们现在的人从大学毕业开始，到三十岁硕士、博士都应该读完了，读书早一点的博士后也读的差不多了；这里所说的“立”实际上是指在圣贤之道、先王之道上有所确立，建立了信心，不动摇，不偏离，站稳了脚跟，这个一般需要到三十岁。而在三十岁之前还属于从学阶段，还不太成熟，到了三十之后，就对自我有肯定性和自信心了，所以叫做“立”。

而四十岁呢，“四十而不惑”。严格的说，三十岁以后，开始慢慢步入中年，事业有成，正是自己建立功勋，闯荡事业的时候。到了四十岁，当然事业可能尚未完成，但是通过在人生路途上十年的坎坷和跌打，对于社会上的种种关系，前因后果，经过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波涛的历练。那么，就会处于一种“不惑”的状态。三十岁以前，可能对人生的经验还不够，面对着某些事、某些人，可能还不能决断，还有些执迷。但真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一套基本上就比较熟练了，就不会有感觉上的盲点和误区了，心如明镜，就不会迷惑。

“五十而知天命”就说得有些厉害了，为什么呢？“天命之谓性”！孔夫子的一生中对性与命是很少提及的，他讲得多的是仁、义、礼、乐、忠、孝这一套思想，性命他是看得很淡的。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前面一起学习了《中庸》，知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什么五十岁才能“知天命”而四十、三十就不行？我多年来都在一些寺庙的佛学院上课，也遇到一些青年的法师们，有些就认为自己已经知天命了，我说未必。知天命在理论上很容易，比如现在学生物学、学医学的人，他们也许已经了解自己和别人的身体构造，了解人类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但这种了解只是知识层面的了解，还未达到经验层面，哪怕你是修道的、学佛的，对“命”的感觉仍然是一种知识，还没有一个实际体验。

真正有实际体验的是哪类人呢？还是要年过半百，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是是非非，弄得气血都快枯竭了，对人生的命运才会有一个如实的感觉。因为年轻人对人生还处于一种理想状态，气血方刚，脑子里还想着其它的事情，对后路、对自己衰老以后所谓英雄末路的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必须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生积淀，充分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自己的、他人的、历史的。另外，五十岁时气血已经在慢慢衰老，精力远远不能和二三十岁相比，那个时候才逐渐明白人一生关于生、老、病、死的一种全面感觉及其意义。而青年人和壮年人还没有经历生老病死的状态，没有那种全面系统的感觉，如果你要说自己知天命那还不行。经历了大病的人才知道病的滋味，临终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所以老年人的经验是值得青年人留意的，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必定受饥寒”。因为老年人饱经风霜，他们对事情的因果关系看得要比年轻人准确得多。所谓天命，也就是人生的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必定要进入老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当然这个对于规律的认识和时代还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在春秋时代，能活到五六十岁的人并不多。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不足以使人民健康长寿，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在三四十岁左右。像孔夫子这样能够活到七十二岁的又有几位呢？自他出生到逝世的这七十几年中，鲁国的国君前前后后都换了四位。不像我们今天，物质条件，医疗水平都大大提高了，城市人口的平均寿命都在七十来岁。这真是个奇迹，不要说在古代中国，甚至在四十年、五十年前都是不敢想象的。我们当年下乡的时候，在农村见到四十几岁的妇女看起来都觉得是老太太，四十几的农村汉子个个都是半老头子了。而在现代社会，很多六七十岁的人们看上去和四十岁的壮年人没什么区别；特别是一些女士，看上去总是那么年轻美丽，青春期都延长了；都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光。

“六十而耳顺”，耳顺又是指什么呢？以前我们经常提倡一种修炼功夫，叫做“顺耳法”、“顺眼法”。在社会上生活闯荡，难免磕磕碰碰、是是非非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按捺不住、气量不足、忍性不够，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发生一些斗争。为了使自己处于一种安全状态，最好是学一点“顺耳法”、“顺眼法”、“顺心法”，也就是让你看不惯的要看得惯，听不惯的要听得惯，想不通的要想得通，哪怕遇到什么不通之处，也要想尽办法让它通畅。在练了“顺耳法”、“顺眼法”、“顺心法”之后，也就可以使你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精神状态了，也就不会激愤，不会压抑，不会郁闷。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年轻人说自己，“哎呀，我好郁闷啊。”如果你耳顺了，你也就不会郁闷了，对一些不中听的话、看不惯的事，可以左耳进，右耳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并不是说你不清楚是非，不了解是非，其实你心里对是非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你喜怒不形于色，把世间的种种是非当作一锅汤一样吞掉，不当成一回事，有这个容量。耳顺是对我们脾气的一种磨练，而且功夫要到家；气血方刚的人，头上长角，身上生刺的人要他耳顺是很不容易的。真正耳顺、眼顺、心顺必定是在人生旅途上走得差不多了，磨得比较圆融了，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摆在六十岁，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五十岁尽管进入衰老期了，但还是保持了一些刚气，到了六十岁之后，这点刚气也荡然无存了。通过对经验的进一步的吸收，而达到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样一种境界，所以才能够做到耳顺。耳顺是表示心里有血有气、有灵性、有智慧，有能耐的人，他能够容忍、容纳各种是非——“宰相肚里能撑船”，要达到这样的火候。这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对于我们来说，以前容不下的气，看不惯的事，现在就容得下，看得惯了。以前眼睛里面夹不得沙子，听不得一些窝心的话，见不得一些是非，现在呢，看到也就看到了，听到也就听到了，既不动气，也不动怒，这个就叫做耳顺了。要做到耳顺就要对身边发生的种种人和事泰然处之，风雨不惊。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们的人生，在青年时代都是被动的，小孩子自出生以后，不管是在幼稚园也好，在学校也好，听话的就是乖娃娃，不听话的就被帖上不乖的标签。对孩子的教育，学校的教育总带有一点强制性，青少年的学习总带有一定被动性，他是被动的进入社会的调教之中，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被动的。即使到中年了也不行，还有种种社会里的规矩节制着你，还要遵守游戏规则。但是到了七十，就从一种不自由状态进入自由状态了。为什么呢？家庭里的责任到这个年纪也应该完成了，已经成了老太爷，大家都来孝敬你了。在先秦两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年龄上了七十，皇帝都是要赐几杖的，而且逢年过节还要派州县官来送点火腿之类的慰问一下；六十岁的人也会有乡干部、县干部送一些慰问的粮食，七十岁送肉已经成为那时的一种规矩了。所以人活到老应该享受，随心所欲。从以往精神上的那种被动，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自由、自在，这是青年人、中年人所难以达到的。所以一定要饱经人世沧桑，看破世间种种情态，在世间的因果规律之上，达到一种“升华”。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这样才能达到人生的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是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是学问上的自由，并不是有了这个自由就可以在社会上为所欲为，那不行！因为后面还有一句“不踰矩”。尽管我已经很自由了，精神上很自由，思想上很自由，言谈举止也很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仍然处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俗、法律的圈子之内，仍然不可逾越。所以自由和不自由永远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我们都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穿行。对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当然老了之后要好一点，因为老了没人管你，就更加自在了。

人生的问题也基本如此：“十五而志于学”是志于什么学？是不是立志于圣贤之道，立志于为国家、民族服务？是为公还是为私？“三十而立”，三十岁的人是否已有所立？用现在的话来说饭碗端稳没有，有没有饭碗？有的人三十好几了还在父母身边吃饭，在外面是一无所能。在各大城市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少爷，老乖儿子，永远养不大。父母就象老母鸡一样，孵了几十年的蛋还没有把小鸡仔孵出来。社会上是有这种人的，用个时髦词汇来表述就是“傍老族”。四十岁的人就在考虑自己是否已经开了智慧之眼了，脑子里是否还迷迷糊糊的没有开窍。到五十岁，你是否明白了命运的规律，有了对天命的一种领悟。到六十岁、七十岁，我们都应该按照孔夫子设立的年龄段划分，反过来对自己进行一些规范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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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这一段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孔子在这里对他一生的经历作了一番总结。这个总结结合了他自己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存在若干个阶段性。看起来是在讲人一生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篇既然是放在“为政”里面，就是在与为政者谈个人的修为。在古代社会里，要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个人的修养应该定位到什么程度上，如何来检验自己的一生？当自己处在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检查自己、审核自己。于是这里孔夫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之中，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识之士，基本上都遵循着孔夫子的这几个年龄阶段来对自己进行规范，进行要求。其中所说的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天命之年，耳顺之年，都融入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代替实际年龄的一种说法。那么孔夫子的这段话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呢？

为什么十五而志于学？按照我们现在的规矩是孩子七岁就上小学了，怎么古人这么迟缓，连孔夫子都要到十五才志于学？我们首先要对“学”和其年龄阶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首先谈年龄，按照中国人的习俗，男孩子在十八岁要举行冠礼，但有些特殊的时候在十五六岁也可以举行冠礼，这样就表示这个男孩成熟了，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作为一个成年的男人，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应该还停留在孩童时代的启蒙教育了。小孩子的学习叫做蒙学，而“志于学”之学，是志于圣人之道，立志于先王之道。孔夫子“十五而志于学”是志于先王之道，为什么不早一点呢？早一点就太小了；为什么不迟一点，到十八二十岁再立志学习呢？那样就确实太晚了。所以要取一个不偏不倚的中间位置，也就是十五岁，加上孔夫子自身的原因，所以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立志。“志”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的确立，也就是你志向之所在。我们一再强调，青年人应该为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志向，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志向，那么你一生的前景就不大看好。那么这个立志于学有没有止境呢？当然“学无止境”，但是学有学的阶段性。下面就到了“三十而立”，立什么呢？一般人说是学问上有所成熟了。我们现在的人从大学毕业开始，到三十岁硕士、博士都应该读完了，读书早一点的博士后也读的差不多了；这里所说的“立”实际上是指在圣贤之道、先王之道上有所确立，建立了信心，不动摇，不偏离，站稳了脚跟，这个一般需要到三十岁。而在三十岁之前还属于从学阶段，还不太成熟，到了三十之后，就对自我有肯定性和自信心了，所以叫做“立”。

而四十岁呢，“四十而不惑”。严格的说，三十岁以后，开始慢慢步入中年，事业有成，正是自己建立功勋，闯荡事业的时候。到了四十岁，当然事业可能尚未完成，但是通过在人生路途上十年的坎坷和跌打，对于社会上的种种关系，前因后果，经过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波涛的历练。那么，就会处于一种“不惑”的状态。三十岁以前，可能对人生的经验还不够，面对着某些事、某些人，可能还不能决断，还有些执迷。但真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一套基本上就比较熟练了，就不会有感觉上的盲点和误区了，心如明镜，就不会迷惑。

“五十而知天命”就说得有些厉害了，为什么呢？“天命之谓性”！孔夫子的一生中对性与命是很少提及的，他讲得多的是仁、义、礼、乐、忠、孝这一套思想，性命他是看得很淡的。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前面一起学习了《中庸》，知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什么五十岁才能“知天命”而四十、三十就不行？我多年来都在一些寺庙的佛学院上课，也遇到一些青年的法师们，有些就认为自己已经知天命了，我说未必。知天命在理论上很容易，比如现在学生物学、学医学的人，他们也许已经了解自己和别人的身体构造，了解人类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但这种了解只是知识层面的了解，还未达到经验层面，哪怕你是修道的、学佛的，对“命”的感觉仍然是一种知识，还没有一个实际体验。

真正有实际体验的是哪类人呢？还是要年过半百，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是是非非，弄得气血都快枯竭了，对人生的命运才会有一个如实的感觉。因为年轻人对人生还处于一种理想状态，气血方刚，脑子里还想着其它的事情，对后路、对自己衰老以后所谓英雄末路的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必须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生积淀，充分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自己的、他人的、历史的。另外，五十岁时气血已经在慢慢衰老，精力远远不能和二三十岁相比，那个时候才逐渐明白人一生关于生、老、病、死的一种全面感觉及其意义。而青年人和壮年人还没有经历生老病死的状态，没有那种全面系统的感觉，如果你要说自己知天命那还不行。经历了大病的人才知道病的滋味，临终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所以老年人的经验是值得青年人留意的，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必定受饥寒”。因为老年人饱经风霜，他们对事情的因果关系看得要比年轻人准确得多。所谓天命，也就是人生的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必定要进入老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当然这个对于规律的认识和时代还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在春秋时代，能活到五六十岁的人并不多。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不足以使人民健康长寿，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在三四十岁左右。像孔夫子这样能够活到七十二岁的又有几位呢？自他出生到逝世的这七十几年中，鲁国的国君前前后后都换了四位。不像我们今天，物质条件，医疗水平都大大提高了，城市人口的平均寿命都在七十来岁。这真是个奇迹，不要说在古代中国，甚至在四十年、五十年前都是不敢想象的。我们当年下乡的时候，在农村见到四十几岁的妇女看起来都觉得是老太太，四十几的农村汉子个个都是半老头子了。而在现代社会，很多六七十岁的人们看上去和四十岁的壮年人没什么区别；特别是一些女士，看上去总是那么年轻美丽，青春期都延长了；都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光。

“六十而耳顺”，耳顺又是指什么呢？以前我们经常提倡一种修炼功夫，叫做“顺耳法”、“顺眼法”。在社会上生活闯荡，难免磕磕碰碰、是是非非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按捺不住、气量不足、忍性不够，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发生一些斗争。为了使自己处于一种安全状态，最好是学一点“顺耳法”、“顺眼法”、“顺心法”，也就是让你看不惯的要看得惯，听不惯的要听得惯，想不通的要想得通，哪怕遇到什么不通之处，也要想尽办法让它通畅。在练了“顺耳法”、“顺眼法”、“顺心法”之后，也就可以使你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精神状态了，也就不会激愤，不会压抑，不会郁闷。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年轻人说自己，“哎呀，我好郁闷啊。”如果你耳顺了，你也就不会郁闷了，对一些不中听的话、看不惯的事，可以左耳进，右耳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并不是说你不清楚是非，不了解是非，其实你心里对是非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你喜怒不形于色，把世间的种种是非当作一锅汤一样吞掉，不当成一回事，有这个容量。耳顺是对我们脾气的一种磨练，而且功夫要到家；气血方刚的人，头上长角，身上生刺的人要他耳顺是很不容易的。真正耳顺、眼顺、心顺必定是在人生旅途上走得差不多了，磨得比较圆融了，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摆在六十岁，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五十岁尽管进入衰老期了，但还是保持了一些刚气，到了六十岁之后，这点刚气也荡然无存了。通过对经验的进一步的吸收，而达到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样一种境界，所以才能够做到耳顺。耳顺是表示心里有血有气、有灵性、有智慧，有能耐的人，他能够容忍、容纳各种是非——“宰相肚里能撑船”，要达到这样的火候。这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对于我们来说，以前容不下的气，看不惯的事，现在就容得下，看得惯了。以前眼睛里面夹不得沙子，听不得一些窝心的话，见不得一些是非，现在呢，看到也就看到了，听到也就听到了，既不动气，也不动怒，这个就叫做耳顺了。要做到耳顺就要对身边发生的种种人和事泰然处之，风雨不惊。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们的人生，在青年时代都是被动的，小孩子自出生以后，不管是在幼稚园也好，在学校也好，听话的就是乖娃娃，不听话的就被帖上不乖的标签。对孩子的教育，学校的教育总带有一点强制性，青少年的学习总带有一定被动性，他是被动的进入社会的调教之中，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被动的。即使到中年了也不行，还有种种社会里的规矩节制着你，还要遵守游戏规则。但是到了七十，就从一种不自由状态进入自由状态了。为什么呢？家庭里的责任到这个年纪也应该完成了，已经成了老太爷，大家都来孝敬你了。在先秦两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年龄上了七十，皇帝都是要赐几杖的，而且逢年过节还要派州县官来送点火腿之类的慰问一下；六十岁的人也会有乡干部、县干部送一些慰问的粮食，七十岁送肉已经成为那时的一种规矩了。所以人活到老应该享受，随心所欲。从以往精神上的那种被动，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自由、自在，这是青年人、中年人所难以达到的。所以一定要饱经人世沧桑，看破世间种种情态，在世间的因果规律之上，达到一种“升华”。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这样才能达到人生的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是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是学问上的自由，并不是有了这个自由就可以在社会上为所欲为，那不行！因为后面还有一句“不踰矩”。尽管我已经很自由了，精神上很自由，思想上很自由，言谈举止也很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仍然处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俗、法律的圈子之内，仍然不可逾越。所以自由和不自由永远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我们都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穿行。对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当然老了之后要好一点，因为老了没人管你，就更加自在了。

人生的问题也基本如此：“十五而志于学”是志于什么学？是不是立志于圣贤之道，立志于为国家、民族服务？是为公还是为私？“三十而立”，三十岁的人是否已有所立？用现在的话来说饭碗端稳没有，有没有饭碗？有的人三十好几了还在父母身边吃饭，在外面是一无所能。在各大城市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少爷，老乖儿子，永远养不大。父母就象老母鸡一样，孵了几十年的蛋还没有把小鸡仔孵出来。社会上是有这种人的，用个时髦词汇来表述就是“傍老族”。四十岁的人就在考虑自己是否已经开了智慧之眼了，脑子里是否还迷迷糊糊的没有开窍。到五十岁，你是否明白了命运的规律，有了对天命的一种领悟。到六十岁、七十岁，我们都应该按照孔夫子设立的年龄段划分，反过来对自己进行一些规范和要求。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这一段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孔子在这里对他一生的经历作了一番总结。这个总结结合了他自己的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存在若干个阶段性。看起来是在讲人一生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篇既然是放在“为政”里面，就是在与为政者谈个人的修为。在古代社会里，要想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个人的修养应该定位到什么程度上，如何来检验自己的一生？当自己处在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怎样来检查自己、审核自己。于是这里孔夫子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之中，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有识之士，基本上都遵循着孔夫子的这几个年龄阶段来对自己进行规范，进行要求。其中所说的而立之年、不惑之年、天命之年，耳顺之年，都融入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代替实际年龄的一种说法。那么孔夫子的这段话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呢？

为什么十五而志于学？按照我们现在的规矩是孩子七岁就上小学了，怎么古人这么迟缓，连孔夫子都要到十五才志于学？我们首先要对“学”和其年龄阶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首先谈年龄，按照中国人的习俗，男孩子在十八岁要举行冠礼，但有些特殊的时候在十五六岁也可以举行冠礼，这样就表示这个男孩成熟了，成长为一个男子汉了。作为一个成年的男人，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就不应该还停留在孩童时代的启蒙教育了。小孩子的学习叫做蒙学，而“志于学”之学，是志于圣人之道，立志于先王之道。孔夫子“十五而志于学”是志于先王之道，为什么不早一点呢？早一点就太小了；为什么不迟一点，到十八二十岁再立志学习呢？那样就确实太晚了。所以要取一个不偏不倚的中间位置，也就是十五岁，加上孔夫子自身的原因，所以在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立志。“志”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的确立，也就是你志向之所在。我们一再强调，青年人应该为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志向，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志向，那么你一生的前景就不大看好。那么这个立志于学有没有止境呢？当然“学无止境”，但是学有学的阶段性。下面就到了“三十而立”，立什么呢？一般人说是学问上有所成熟了。我们现在的人从大学毕业开始，到三十岁硕士、博士都应该读完了，读书早一点的博士后也读的差不多了；这里所说的“立”实际上是指在圣贤之道、先王之道上有所确立，建立了信心，不动摇，不偏离，站稳了脚跟，这个一般需要到三十岁。而在三十岁之前还属于从学阶段，还不太成熟，到了三十之后，就对自我有肯定性和自信心了，所以叫做“立”。

而四十岁呢，“四十而不惑”。严格的说，三十岁以后，开始慢慢步入中年，事业有成，正是自己建立功勋，闯荡事业的时候。到了四十岁，当然事业可能尚未完成，但是通过在人生路途上十年的坎坷和跌打，对于社会上的种种关系，前因后果，经过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波涛的历练。那么，就会处于一种“不惑”的状态。三十岁以前，可能对人生的经验还不够，面对着某些事、某些人，可能还不能决断，还有些执迷。但真正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对这一套基本上就比较熟练了，就不会有感觉上的盲点和误区了，心如明镜，就不会迷惑。

“五十而知天命”就说得有些厉害了，为什么呢？“天命之谓性”！孔夫子的一生中对性与命是很少提及的，他讲得多的是仁、义、礼、乐、忠、孝这一套思想，性命他是看得很淡的。但是为什么这里要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们前面一起学习了《中庸》，知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什么五十岁才能“知天命”而四十、三十就不行？我多年来都在一些寺庙的佛学院上课，也遇到一些青年的法师们，有些就认为自己已经知天命了，我说未必。知天命在理论上很容易，比如现在学生物学、学医学的人，他们也许已经了解自己和别人的身体构造，了解人类的生命是怎么回事。但这种了解只是知识层面的了解，还未达到经验层面，哪怕你是修道的、学佛的，对“命”的感觉仍然是一种知识，还没有一个实际体验。

真正有实际体验的是哪类人呢？还是要年过半百，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是是非非，弄得气血都快枯竭了，对人生的命运才会有一个如实的感觉。因为年轻人对人生还处于一种理想状态，气血方刚，脑子里还想着其它的事情，对后路、对自己衰老以后所谓英雄末路的感觉是体会不到的。必须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生积淀，充分总结正反两面的经验：自己的、他人的、历史的。另外，五十岁时气血已经在慢慢衰老，精力远远不能和二三十岁相比，那个时候才逐渐明白人一生关于生、老、病、死的一种全面感觉及其意义。而青年人和壮年人还没有经历生老病死的状态，没有那种全面系统的感觉，如果你要说自己知天命那还不行。经历了大病的人才知道病的滋味，临终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所以老年人的经验是值得青年人留意的，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必定受饥寒”。因为老年人饱经风霜，他们对事情的因果关系看得要比年轻人准确得多。所谓天命，也就是人生的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必定要进入老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当然这个对于规律的认识和时代还是有很大关联的，因为在春秋时代，能活到五六十岁的人并不多。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不足以使人民健康长寿，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在三四十岁左右。像孔夫子这样能够活到七十二岁的又有几位呢？自他出生到逝世的这七十几年中，鲁国的国君前前后后都换了四位。不像我们今天，物质条件，医疗水平都大大提高了，城市人口的平均寿命都在七十来岁。这真是个奇迹，不要说在古代中国，甚至在四十年、五十年前都是不敢想象的。我们当年下乡的时候，在农村见到四十几岁的妇女看起来都觉得是老太太，四十几的农村汉子个个都是半老头子了。而在现代社会，很多六七十岁的人们看上去和四十岁的壮年人没什么区别；特别是一些女士，看上去总是那么年轻美丽，青春期都延长了；都是沾了社会主义的光。

“六十而耳顺”，耳顺又是指什么呢？以前我们经常提倡一种修炼功夫，叫做“顺耳法”、“顺眼法”。在社会上生活闯荡，难免磕磕碰碰、是是非非的，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按捺不住、气量不足、忍性不够，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发生一些斗争。为了使自己处于一种安全状态，最好是学一点“顺耳法”、“顺眼法”、“顺心法”，也就是让你看不惯的要看得惯，听不惯的要听得惯，想不通的要想得通，哪怕遇到什么不通之处，也要想尽办法让它通畅。在练了“顺耳法”、“顺眼法”、“顺心法”之后，也就可以使你处于一种比较安全的精神状态了，也就不会激愤，不会压抑，不会郁闷。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年轻人说自己，“哎呀，我好郁闷啊。”如果你耳顺了，你也就不会郁闷了，对一些不中听的话、看不惯的事，可以左耳进，右耳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并不是说你不清楚是非，不了解是非，其实你心里对是非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但是你喜怒不形于色，把世间的种种是非当作一锅汤一样吞掉，不当成一回事，有这个容量。耳顺是对我们脾气的一种磨练，而且功夫要到家；气血方刚的人，头上长角，身上生刺的人要他耳顺是很不容易的。真正耳顺、眼顺、心顺必定是在人生旅途上走得差不多了，磨得比较圆融了，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摆在六十岁，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五十岁尽管进入衰老期了，但还是保持了一些刚气，到了六十岁之后，这点刚气也荡然无存了。通过对经验的进一步的吸收，而达到了“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样一种境界，所以才能够做到耳顺。耳顺是表示心里有血有气、有灵性、有智慧，有能耐的人，他能够容忍、容纳各种是非——“宰相肚里能撑船”，要达到这样的火候。这是和年龄有关系的，对于我们来说，以前容不下的气，看不惯的事，现在就容得下，看得惯了。以前眼睛里面夹不得沙子，听不得一些窝心的话，见不得一些是非，现在呢，看到也就看到了，听到也就听到了，既不动气，也不动怒，这个就叫做耳顺了。要做到耳顺就要对身边发生的种种人和事泰然处之，风雨不惊。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们的人生，在青年时代都是被动的，小孩子自出生以后，不管是在幼稚园也好，在学校也好，听话的就是乖娃娃，不听话的就被帖上不乖的标签。对孩子的教育，学校的教育总带有一点强制性，青少年的学习总带有一定被动性，他是被动的进入社会的调教之中，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对于年轻人来说都是被动的。即使到中年了也不行，还有种种社会里的规矩节制着你，还要遵守游戏规则。但是到了七十，就从一种不自由状态进入自由状态了。为什么呢？家庭里的责任到这个年纪也应该完成了，已经成了老太爷，大家都来孝敬你了。在先秦两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年龄上了七十，皇帝都是要赐几杖的，而且逢年过节还要派州县官来送点火腿之类的慰问一下；六十岁的人也会有乡干部、县干部送一些慰问的粮食，七十岁送肉已经成为那时的一种规矩了。所以人活到老应该享受，随心所欲。从以往精神上的那种被动，达到精神上的一种自由、自在，这是青年人、中年人所难以达到的。所以一定要饱经人世沧桑，看破世间种种情态，在世间的因果规律之上，达到一种“升华”。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了，这样才能达到人生的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是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是学问上的自由，并不是有了这个自由就可以在社会上为所欲为，那不行！因为后面还有一句“不踰矩”。尽管我已经很自由了，精神上很自由，思想上很自由，言谈举止也很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仍然处在整个社会的道德、风俗、法律的圈子之内，仍然不可逾越。所以自由和不自由永远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不自由，我们都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穿行。对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当然老了之后要好一点，因为老了没人管你，就更加自在了。

人生的问题也基本如此：“十五而志于学”是志于什么学？是不是立志于圣贤之道，立志于为国家、民族服务？是为公还是为私？“三十而立”，三十岁的人是否已有所立？用现在的话来说饭碗端稳没有，有没有饭碗？有的人三十好几了还在父母身边吃饭，在外面是一无所能。在各大城市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些少爷，老乖儿子，永远养不大。父母就象老母鸡一样，孵了几十年的蛋还没有把小鸡仔孵出来。社会上是有这种人的，用个时髦词汇来表述就是“傍老族”。四十岁的人就在考虑自己是否已经开了智慧之眼了，脑子里是否还迷迷糊糊的没有开窍。到五十岁，你是否明白了命运的规律，有了对天命的一种领悟。到六十岁、七十岁，我们都应该按照孔夫子设立的年龄段划分，反过来对自己进行一些规范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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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在这一条里，孔夫子又教给我们一个观察人的方法。我们在社会中生活，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我们应当如何去料理这些人和事。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知人者智”，你怎么知人，怎么去观察，怎么去分析？孔夫子在这一条里就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条视其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第一印象就是注意其高矮胖瘦，穿着谈吐，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首先就要善于观察，要“善读”，要从人家的一些细节之中，找出他的种种特点。第二步是观其所由，视其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的，办事情是怎样去办的，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然后再察其所安，观察这个人安身立命之处何在，心理动机又是什么样的。这个动机到底是为一己之私还是公事公办，是奉献型的还是利己型的，办事的时候是投机取巧还是脚踏实地，都需要通过这一系列的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反复观察，那么你要考察的这个人，其形迹就没有可藏匿之处了。所以孔子感叹，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我们与人打交道，特别是初次与某人打交道，心里总不塌实，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这个事情会如何发展。但我们可以通过某些事来看出这个人怎么样，如果你不了解，就需要得出结论，最好是弄点事出来丢给他，看他的反应。通过其反应，你就可以快速、准确的达到你所需要了解的目的。孔夫子在这里所说的方法，我们可以仔细的琢磨一下。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故而知新，这句话是老生常谈，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这四个字实际上非常深。在魏晋之际，曹操有一个干儿子叫何宴，写了一本书叫《论语新注》，那是有始以来第一本注《论语》的书。何宴是何许人呢？乃魏晋玄学之首，是开创正始之音的第一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开山祖师。他对《论语》的发挥是很高明的，而他对“温故而知新”有很深的见地，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温故而知新”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实质，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实质。什么叫“故”？故就是历史，我们需要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为了什么，是为了“知新”，因为历史是现在的基础，而且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立足点，离开了历史我们就没有立足点。现在是由历史发展而成的，不能够轻易的否定历史，无视历史。否定历史的人往往在现在没有立足之处，在未来没有发展之处。所以我们首先就要知道什么是“温故”，而且要如何“温故”。我们今天学习《论语》是温故，学习历史也是在温故，乃至于朋友之间讲讲往事，增进友谊都是在温故。《易经》里有一个“大畜”卦，卦辞说：“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识前言往行”也是对温故的一种提倡。六十四卦里专门用了一卦来谈这个事，用现代的话来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人要发展你总是需要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只有刚出生的婴儿，在他的精神上，他的人事之中是一片空白。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过去会越来越丰厚，在这个丰厚之中去找出与社会相适应的一套办法出来。即使你是一个干部，领导一方，也应该“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发展。

在古代社会里，做一个封疆大吏，朝廷不可能让你在一个地方坐镇一辈子，经常都是八大军区对调。即使是当一个州府县令，也不会让你超过两任，之后就会把你给调走。不然你在一个地方盘根错节，发展势力，弄得雷打不动，那样是不行的。那么你初到一个地方，不熟悉情况该怎么办呢？你还是要温故的，要看这方面的资料，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一定要了解之后才能够施政。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是要首先考虑的。《易经》里有一卦“鼎卦”也是讨论关于“知新”这个问题。而《大学》里也有“在新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新”的角度上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新这个字是用得不够的；而“温故”却用得过多了。正因为“知新”的不足，所以中华民族在近代两三百年来落后于西方。而现在我们尽管是在谈国学，我们也是在温故，但是我们要在“知新”上多着力。虽在知新上要着力，但其基础一定是温故。作为一个可以“温故而知新”的中国人，一定要学通中外，东方的人文和西方的科技有机的联系起来，你都熟悉。所谓“学贯中西，或成经国之才”，我们当今的中国，就需要这样的新人。

另外，“温故而知新”，孔夫子并不仅仅停留在这四个字上，而是强调“可以为师矣”，是“为师”。一个优秀的老师，他两肩都是很重的，温故这边也重要，知新这边一样重要。一个方面要把历史担起来，另一个方面要把未来担起来。但是这样的老师现在又有多少呢？何况是传授圣贤之道的老师。所以“温故而知新”几个字很沉重，反过来放在老师身上更加沉重，所以做一个老师不是那么简单的，至少做一个孔夫子所认同的好老师是不容易的。

子曰：“君子不器。”

这句话不太容易理解，我们骂人的时候经常会说“这个孩子不成器。”但是孔夫子却说“君子不器”，这就很矛盾了。其实孔夫子的意思不是让你不成器，而是让你成大器。什么叫做成大器？用老子《道德经》的话来说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君子不器”，每个人，你能够把他变为一个物化的东西吗？是不行的。作为一个君子，作为一个贤者，就不能把他固化为某一个方面的能人，他应该是全面的，全能的。君子是什么？在古时候，有德、有位的人才能称为君子。也就是负担起国家领导职责，担负着国计民生的责任，能够教化一方的人才能称为君子。就比如现在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成都市的领导同志，下属几十个部门，如果只懂得某一行行不行呢？当然是不行的。他们样样都需要了解，样样都要熟悉才可以。作为一个领导者决不能只是某一行的专家，一个统筹大局的人不能让某一项具体的事情把你拴住了。另外结合《道德经》里所说的“上善若水”来看君子不器，实际上这两句话是丝丝入扣的。我们对“上善若水”要理解得多一些，可以说脍炙人口，觉得老子的这句话说得太高了，太令人舒服了，我们以后的修为就要达到“上善若水”这样的境界。而往往就忽略了孔夫子的这句“君子不器”，其实这两句完全是说的一件事情。它们在境界上是平等的，达到了同样的高度；只不过一个是孔夫子说的儒家的语言，一个是太上老君说的道家的语言。不过一般的人对道家的语言要更喜欢一点，认为“上善若水”说的好。而“君子不器”认为一个人不成器是不可取的，还是想自己成器。但成器和“上善若水”似乎有一些矛盾，而把两者的矛盾调和化解了，这个人就很高明了。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是孔夫子的优秀门生，他向孔夫子请教什么是君子。因为前面才说了“君子不器”，所以这里紧接着问，什么才是君子呢？孔夫子就告诉他，应该先做后说。我如果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先把这件事情做出来，在实践中先把事做好了，然后才在语言中有所阐述。当然孔夫子在这里所说的语言我们还不太明白，因为有一些倒装句。“先行其言”，就是说行为一定要在语言前面，不能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要做行动的巨人，语言的矮子，这句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在佛教禅宗里面，有一些祖师说话是说的非常好的，“说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我们要做得多，说得少，先做后说才是君子的风格。不能够事情还没有做，你就满大街的说遍了，广告铺天盖地，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广告做的很热闹，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有些人开学术研讨会，组织这样，组织那样的，结果有始无终，虎头蛇尾，近年来这些现象很不少。所以做事一定要有始有终善始善终。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做得的说不得，说得的做不得。”这拿到我们生活中确实是灵丹妙药，很多事情我们最好只做不说，做而不说。“做得的说不得，说得的做不得”，因为社会人生就是要和你开这种玩笑，有时候就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你就要善于认识环境，善于与环境协调，有时候我们就要把握一定的策略。但是在对语言和行动上，我们还是要注重行动，注重实践。在语言上我们可以放缓一点，放后一点，牛不要先吹出去，免得为人耻笑。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在这一条，孔夫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做了一个比较。从语言上来说，“周”者普遍也，就是周到，面面俱到之意。“比”在这里有一个特定的意思，就是勾结。“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是以道义来团结人，团结群众，但是君子与君子之间从不互相勾结，拉帮结伙，所以中国古代有“朋党”之说。欧阳修写了一篇文章，就叫《朋党论》，原则也是与孔夫子的这段语录丝丝入扣。他说“君子无党”，大家都知道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在道义上相交，决不在利益上相交。君子之所以别于小人，他们只是在道义上互相倾慕。而实质上在权、势、位、财这些方面基本上不和谁发生勾斗，更不会为了权财结党谋私，搞小宗派。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君子要吃亏，因为君子都是在单打独斗，而小人却可以结为朋党，为了权钱可以拉拢一大批人。作为一个君子，高风亮节，不会和谁抱成一团来和小人斗。所以中国的君子和小人斗争，经常处于下风。

就拿东汉时期清流来说，那些诸如陈蕃一样的清流名士，要和宦官，外戚斗争怎么斗得赢呢？经常把他们抓起来，或坐监或杀头。唐代也有过清流名士和宦官军阀斗争的，也没赢过。直到明代，东林党人和宦官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但是君子们往往头破血流，斗不过这些权贵。而“小人比而不周”，往往互相勾结，为了厉害关系而在一起，但他们不是以道义来团结人。周，以道义而言；比，以利益而言。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怎样成为君子，又不落入君子的弊端，经常打败仗；但是我们又不能成为小人，又要获得小人的好处。高明的人在这方面一样能驾驭得很好。在曾国藩的《冰鉴》里边就谈到有一些奸人，也就是小人，小人也有其高明之处。小人与君子之分就是公私、道义分明，有些小人是为了私利，却心胸豁达，尽管他是谋私，但是容得下是非，容得下麻烦。他既能容小人，也能容君子，这样的小人往往能够成事。由于君子太淡泊了，不谈名不谈利，反而不能成功，所以做君子难，做个能干的君子更难。小人如果整天在大街上游荡，是是非非的太多，也不能成事。成大事的，无论是君子小人，都要有一定的本事，一定的气量和心胸才可以成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孔夫子说的这段是一个原则，我们也要遵循才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我们是以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勾勾结结，结党营私的事情一般还是不为的好。做多了，久走夜路难免遇鬼，总有一天要遭殃，所以要坦荡荡的过日子。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里面给我们讲了一条学习的方法，因为孔夫子毕竟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他对学习是很有体会的，而且他教育人的方法也是别有一套。好学的年轻人对这段话应该不陌生，“学而不思则罔”，“学”是一种被动的接受，“思”是一种主动的思考，积极的思维活动。佛教讲“闻、思、修”，学就处于一种闻的地位，思就处于一种修的地位。只有思，我们多想问题，积极的想，多思索，多考虑，在精深的、细密的思维活动之中，而对所学消化吸收，乃至于升华。学而不思，就会进入一种迷茫的状态，开卷了然，闭卷茫然。但是“思而不学”又怎么样呢？的确有一些人非常聪明，非常喜欢思考，他们勤于思考问题，但是他们不学，有时候想通了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于是四处去说，结果别人在著作里早就说过这个问题了。有的时候又想错了，与别人的不符，也可以有书为证。所以还是要学习才可以，因为“学”可以节省我们思索的时间，也可以给我们的“思”开一个思路出来。我现在要想想天上的星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你自己又有多大的本事呢？有多少天文、地理、数学知识呢？但是现在有的是这方面的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一看就懂了，何需你去苦苦思索呢？你学到了之后再来用于天文观察不是效果更好么。再比如你是学哲学的，对哲学有特殊的领悟能力，又有多少独特的哲学思维。那么你最好是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康德到黑格尔，孔孟老庄，东方西方你仔细看看，中外思想史、哲学史都研读一下。反过来再把你思的东西作一下规范，一方面发挥了你的特长，一方面又不会误入歧途，这样多好啊！所以孔夫子所说的这两条极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你如果思而不学还有什么益处呢，不过是一场空事罢了。所以我们要善于把思和学结合起来，时而以学为主，时而以思为主。学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要勤于思考，精进思考；当我们的思维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又要继续学习。因为你所达到的这个高度早就有人已经达到了，用牛顿的话来说，他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达到的。你“学”的时候，也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

askvip21

好资料，
好象，听说有逐句讲解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
呵呵……
谢谢了！

hakwocbzkaq

建议：在成都龙江书院论坛http://www.cdljsy.com/试一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