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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王东京主编《中国经济观察》2007年第一辑）此文由本人一字字敲出来的，因为看到是好文章，就没有顾忌违犯版权的问题。文章写出来就是让人看的，希望大家能喜欢。 笔者自幼生长在农村。不谦虚地说，在儿时一起玩耍、一起上学的伙伴中算是比较聪明的，但算不上特别聪明。所以，也时常做错题目、做错事。每逢这时，老师或父母就提醒我“用笨心眼儿想一想”。有时在他们的提醒下马上就想明白了，有时想了又想还不明白，就听他们讲如何用“笨心眼儿”琢磨做题做事的道理。久而久之，用“笨心眼儿”琢磨事儿成了一种习惯。当了教授以后，反刍儿时咽到肚子里的“笨心眼儿”，体味到，那是中国农民甚至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遇到问题不用拐弯抹角，从一个事实到另一个事实，直来直去，直到解决问题为止，别把自己绕进去。 一、靠“笨心眼儿”提出一个主张 显然，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于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极为不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于是，本文开宗明义地提出主张：我国的贫富差距从现在起可以缩小。 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且不断有著名经济学家为此进行合理性论证的时候，笔者提出这个主张，不是因为掌握了某些高深的道理，而是用“笨心眼儿”看到并琢磨了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么多年来，一方面穷人们穷着，另一方面大量穷人们需要的商品尤其是能够改善穷人生活质量的生产能力却大量过剩。面对这一现象，我的“笨心眼儿”进行了如下琢磨：过剩的东西闲着也是闲着，能够加以利用岂不更好？如果能够把过剩的商品和生产能力用在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上，就可以大幅度减少穷人，至少可以大大改善穷人的穷困程度，贫富差距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而且，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到富人们的富裕程度，因为富人们之所以富得让人羡慕，是因为他们消费了，让已有的商品和生产能力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了价值。在富人大量消费的同时，把富人不需要的商品和生产能力利用起来，让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一些，不会与富人发生利益冲突。其道理就像我大口喘气不会影响您正常呼吸一样。我曾经把它说给属于普通老百姓的亲朋好友听，他们觉得是这么个道理，能够接受。 对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这个重大问题，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在某一时刻突然想到“大包干”才豁然开朗。大家都知道，“大包干”学名也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用于概括农村改革的专有名词。这一改革的历史意义太大了，所以有学者和官员说它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对于这样的评价我表示赞同。但我要说，这个“伟大创造”，其实不过是我国农民用“笨心眼儿”想事情办事情的结果。这样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农村改革前，农民不仅现金收入少得可怜，连粮食也不够吃。基本原因不是中国的土地压根儿就养不活这么多的中国人，而是农民们耕种集体的土地时普遍不好好干活儿，出工不出力，本来能够长好的庄稼却长不好，农业生产潜力挖不出来。但农民并不是没有能力挖掘生产潜力。当年的实际情况，农民从集体土地下了工回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就拼命地干活儿，自留地的单位面积产量比集体的土地高出一大截，这一情况尽人皆知。怎么办？当年的大人物、大机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农业学大寨”、“大批促大干”等等，但越搞越糟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到了农民那里就简单了，他们不想、更不讲那么多大道理和复杂的办法，只是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他们的简单逻辑是：大家不是在集体的土地上出工不出力，把功夫都下在自留地里吗？那好吧，咱们就把集体的土地都变成自留地，分到各户，谁多干、干得好就多收多得不挨饿，不干或干不好，挨饿受穷是自己找的。于是，1978年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带头儿，把集体经营的土地分到户了。结果，田里农民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全然不见了，都像在自留地里那样拼命地干活儿了，产量一下子提高了，吃不饱饭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这种被称为“大包干”的经营模式在全国农村推广后，没用几年功夫，全中国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了，如今，中国的老百姓不仅能吃饭，而且能够越吃越好。不仅如此，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缩小了。1978年，农民与市民的收入差距是1:2.58，到1985年，已经缩小到l:1.8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是1986年以后的事情。 对于农村搞“大包干”的成功，学者和官员们首先归因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这固然是对的。但我根据与农民多年生活在一起的经验判断，农民的“笨心眼儿”首先看到的不是积极性，而是集体的土地产量与自留地产量的差距。他们的简单盘算是，如果把这个产量差距找平，增产的一部分归自己享用，就能够吃饱肚子了。如果没有产量差距或者说生产潜力，农民是不会想到要搞大包干的。这就是说，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潜力才是农民提高生产积极性的物质基础。受这个事实启发，我的“笨心眼儿”就想到，把现实的过剩的商品和生产能力用来挖掘生产潜力，与改善农民生活没有什么两样。 如果本文的基本观点在“笨心眼儿”的层次上能够说得通，那么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提出来，那就是：有了生产潜力如何挖掘出来？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已经存在多年，“大包干”这种做法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试验过，为什么就推行不了呢？显然那是因为当时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不允许。假如没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思想路线，不搞改革开放，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恐怕小岗村的18户农民就要受到严厉批判，带头人甚至去坐牢，农民得不到实惠，生产潜力也挖掘不出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其指导下的农村改革，允许并支持农民挖掘生产潜力并得到实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爆发出来。所以，区分理论与政策是好还是不好的标准，就是看它能不能挖掘发展潜力，而发展潜力能否挖掘出来，又决定于劳动者能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到经济发展成果。 二、用“笨心眼儿”琢磨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我的“笨心眼儿”还琢磨出一个观点：当前能够改善穷人生活状况的商品和生产能力不能为穷人分享，大概是在理论与政策上出了毛病；要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必须创新。此处用上“大概”的这个模糊词，是因为这个问题相对地深奥一些，“笨心眼儿”是否把它琢磨透了，没有很大的把握。虽然没有把握，但“笨心眼儿”里藏不住事儿，就把它和盘托出了。 近一两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发表言论，认为我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现阶段不可避免，今后至少十年还会继续拉大。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贫富差距拉大是各国的普遍现象，中国正处在这个阶段上，所以贫富差距拉大符合规律；二是中国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市场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不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却有利于提高资本的赢利水平，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拉大。凭感觉，似乎同意这种看法的经济理论研究者占大多数。但“笨心眼儿”就看实际，笔者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前面已经说过了，1978年至1985年期间，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的，这也意味着中国整体上贫富差距在缩小。显然，从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上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比起21 世纪初期的中国更具有“起步”的性质；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上看，1985年以后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地朝着有利于吸收更多劳动力的方向转变。因此，1985年之前农村劳动力的过剩程度应该比目前更严重。而且，1978年至1985年并不算短，算下来有7年时间，只比抗日战争所用时间少1年，说成一个“阶段”也不为过。所以，用“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和“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来解释贫富差距拉大的必然性与历史轨迹不合，硬要说也应当对此给予解释。 另外，从国外经济发展理论与经验上看，认为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必然拉大虽然有点根据，但并不充分。学者们每每引用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假说”即认为一个国家在由传统经济向工业化转轨过程中，要经历一个贫富差距由小变大、相对稳定、再由大变小的过程。这个理论是库兹涅茨在1955年所写的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中提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振中研究员指出，在我国学者中已经产生了对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假说”的幻觉。王振中介绍说，库兹涅茨曾经讲过，“这篇论文大概是5%的经验资料和95%的推测，其中也许还可能有痴心妄想之嫌”。曾经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中心做过访问学者、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聘教授韩毓海也指出：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一般对库兹涅茨的“倒U形曲线假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贫富差距缩小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连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向。也就是说，“倒U”的右半边并没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中普遍出现。因此，我认为，还是不用这个没有十足把握的“假说”解释我国的贫富差距现象为好，有啥问题就说啥问题，直来直去，别被U形的弯把子给套牢了。 库兹涅茨在1971年出版的《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反复提到了一个“例外”国家即日本。库兹涅茨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的工业化起点与众多亚非地区发展中国家大体一样，但日本却以比较短的时期“例外”地挤进了发达国家行列，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却越来越大。大家知道，在现代化起步阶段的经济体制与政策方面，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相似之处颇多，都在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了贫富差距尤其是城乡发展差距缩小。据笔者在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日本战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年份是1959年，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市民的60%，人均GDP不到300美元。但是，到1972年，城乡居民收入均等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就实现了，人均GDP也只有2500 美元。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发展目标，也大体是在人均GDP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的发展阶段上。它为贫富差距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程度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我用“笨心眼儿”看到了如下结论 l)“倒U形曲线假说”仅仅是假说，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国学者没有必要将其奉为金科玉律；(2)在我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与均富同时实现是普遍现象。
综上所述，认为贫富差距拉大不可避免没有充分根据。用“笨心眼儿”琢磨，从1978年至1985年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为主要内容的贫富差距缩小，有利于农民，也有利于城市居民。为什么这一大好局面没有保持下去呢？我认为，这正应了我国的那句古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是政策，好也如此，坏也如此。所以，导致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具体原因，只有通过对政策的盘点才能搞清楚。
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方方面面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与现阶段贫富差距相关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劳资关系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分析一下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工农关系。侧重从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之间的经营者与劳动者存在收入差别是正常现象。但差别的程度如何，与政策关系极大。一般地说，在现代经济结构中，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往往要低于非农产业，在东亚地区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体制下，几乎是必然的。但是，不要说美国及其他欧美国家，就是在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以劳动日计算的农业收入却不低于非农产业。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对农业实行了政策性保护，基本的政策措施就是通过政策干预，使农产品(各国列入保护范围的农产品目录有所不同)的价格达到不仅能够回收物质投入，而且要保证农业劳动收入不低于其他产业的平均水平。这是制定具体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否则，要调动农业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就无从谈起。有人会说，发达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农产品价格政策中贯彻这一原则，是因为他们已经工业化了，有财力支持农业。这里，我要极其郑重地提醒持有这种观点的朋友，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道听途说。前面我已经介绍过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都是从人均GDP几百美元时就开始推行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发展目标的，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刚刚经过不久，政府是不可能有多么雄厚财力的。但是他们能够做到保护农业，关键是政策导向。他们在政策理念上认为，农业状况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是不能伤害的，必须在政策上保证农业劳动的收入水平不低于非农产业，否则，说农业如何重要就是空话。我国至今还没有这样的政策理念。农村改革前，用统购统销政策剥夺农民。20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只要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供应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就把价格放给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这似乎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但实际上又忽视了具体的农产品供求规律。大家都知道谷贱伤农的道理。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农业物质技术进步等因素使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这样就使自1985年以后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总体上处于不利于农民的状态上。笔者清楚地记得，1975年前后，东北地区每500克玉米的统购价格是8分7厘，那时30岁左右的农村公办小学教师月工资是36元。到了2000年，东北地区的玉米价格为每500克5至6角钱，只是25年前的7 倍左右，而农村小学老师的工资已经提高至800元左右，是25年前的20倍以上。1975年农村小学教师的工资与城市小学教师的工资大体持平，2000年农村小学教师的工资要比城市小学教师的工资要比城市小学教师的工资低1倍左右。
这样算下来，从相对收入水平上看，即使粮食单产提高了1 倍(实际达不到)，种粮农民的收入状况与拿工资的农村小学教师比也是恶化了，与城市工薪阶层比，就更加恶化了。这就是搞农业尤其是种粮农民收入水平很低的原因之一。除农产品价格不利于农民之外，土地农转非的价格长期偏向非农产业，不利于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也是相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据三农问题权威人士陈锡文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因土地被廉价征占，损失了几万亿元。房地产商能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阶层，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土地利益损失造就的。
城乡关系。侧重从城乡居民之间的权利方面分析。“权利”一词在《辞海》中被释义为“自然人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能与享受的利益”。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所有公民权利平等。但这一宪法精神并没有体现在政策上。在计划经济时期，以户口制度为核心，把全国的人口用所有制关系隔离开，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人员权利最丰厚，主要生活在城市，其次是属于城市集体所有制的人员，权利最少的是农民。这种权利差别有些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而逐渐淡化，如购买商品等。但户口制度并没有根本性改革，城乡居民的权利差别仍然十分明显，尤其是在享受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居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自1994年实行以“分灶吃饭”为基本内容的分税制以后，“财权上收、事权下移”，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几乎完全由农民自己承担，而城市居民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则主要由政府承担。这使本来就存在的城乡差距更为明显。此外，在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农村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大家知道，享受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是现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些方面城乡居民之间的过大差别，就使计划经济时期已经受到歧视的农民更难赶上城市居民。在这一点上，我们从人力资本评价的角度看，毫无疑问，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差距也在加大。
劳资关系。侧重从要素报酬方面进行分析。计划经济时期，劳动与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商品属性都被取消了。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最具本质意义的成果就是恢复了生产要素的商品属性。随之而来，产生了要素之间的报酬对比问题。这个问题的要害在于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本来，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劳动与资本都是组织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二者之间应当是配合关系。但由于二者之间的配合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要素的稀缺性就在价格方面发生了作用。由于我国属于人多地少、资本积累不足的国家，劳动要素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用老板的话说：“三条腿的青蛙抓不到，两条腿的人满街走”。所以，劳动力市场开放后，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的普通劳动者，在雇主面前都处于被人挑选的地位，工资水平高低也基本上完全由老板决定，劳动者的工资提高幅度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这样，在出售的商品与服务中，劳动成本相对较低，利润相对较高。于是，我国经济学家就从老板得到的丰厚利润中提炼出一个名词，叫做“人口红利”。这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终极原因。把这个终极原因通俗地表达出来即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那些普通劳动者干出来的。但显然，劳动者得到的红利与他们的贡献相比太少了。“人口红利”主要被两部分人得到了，一是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所有者，他们得到了利润，成为富豪；二是购买物美价廉商品的消费者，其中即包括劳动者，也包括富裕阶层，还包括外国的消费者，这些年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从我国出口的大量廉价商品中获得了大量的福利。有人会说，劳动力供给过剩，工资水平低是必然的。其实，这是无视政府职能的观点。现在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正是因为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政策。比如，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仲裁制度等等。我国并不是不能实行这些制度，而是没有搞好。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中国的“人口红利”由谁来分享的问题。按我的“笨心眼儿”来看，“人口红利”是“人口”创造出来的，就应当归“人口”享用。像拖欠工人工资的现象还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实在是令市场经济规则丢尽了面子，这同到商场拿了东西不给钱就走人有什么区别 ？
给这一部分做个小结：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是由贫富差距拉大合理的理论和不利于穷人的政策造成的，不是必然的。
三、用“笨心眼儿”破解贫富差距拉大难题
“笨心眼儿”讲实的。贫富差距问题实在是个大问题，必须实实在在地解决才行。由上面的结论可知，要缩小贫富差距必须从理论和政策两个方面入手。如果理论上不彻底，政策就不可能到位；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理论也是空的。
在理论方面，学者们应牢记邓小平的教诲，即学理论要管用。现阶段的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5，贫富差距拉大显然是社会的病灶之所在，应予根除。但贫富差距拉大合理的理论为这一病灶的继续恶化提供理论支撑，说明这个理论是没用的。建议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对于笔者在本文中提出的国内与国外的正面经验进行认真地研究，从能够解决问题的经验中概括出有正面指导意义的理论。
笔者知道，主张贫富差距拉大的学者担心，从现在起缩小贫富差距会使劳动成本上升，减少“人口红利”，降低资本积累速度，进而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从微观的角度看(权且称之为算小账)，企业资本积累的多与少、快与慢，取决于包括劳动成本在内的总成本和销售价格；但从宏观的角度看(权且称为算大账)，社会总资本积累的多与少、快与慢，则取决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如果总需求能够不断地扩大，拉动总供给增加，社会总资本也必然会随之增长，至少是原有资本要素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如果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必然造成过剩危机，从总体上影响企业的效益，已经投入的资本要素也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账面上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就要打折扣。我国内需不足问题已经存在多年，成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各级政府实际上采取了靠投资刺激需求的政策，使各种生产能力增长很快，而启动消费性需求至今没有很有效的政策。很明显，内需不足与技资刺激需求是一对矛盾，化解这对矛盾只能靠扩大内需。
从哪里扩大内需？如何把消费性需求启动起来？农村与城市相比，当然主要是在农村方面；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相比，当然主要是在低收入阶层方面。总之，是在穷人方面。穷人的基本特征就是缺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所以，让穷人尽快地富裕起来，消费需求扩大是不言而喻的。内需市场扩大了，也就等于扩大了资本的利润空间，这同样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我国不断扩大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地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这是发展经济的终极目的。所以，在提高穷人的收入问题上不应该有半点犹豫，他们创造的“红利”要尽可能多地让他们得到。要说理论，这才是正理。
在政策上，以提高劳动报酬为核心，全方位地增加穷人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以劳动报酬为核心，是因为劳动力是穷人拥有的资源优势。劳动报酬提高了，穷人的收入水平必然提高。当然，也不仅仅是劳动报酬，还包括在公共产品、社会保障、社会事业、农村发展等方面要制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下面提出几项具体的政策要点。
(l)政府有关部门要以铁腕制止拖欠农民工工资这类漠视 劳动权益的事情发生。对于敢于拖欠工资的企业主，如果不能支付工资，必须以倾家荡产、生活状况比普通劳动者还差为条件。据笔者在日本东京街头的考察，一部分流浪汉就是原来破产的企业主。在我国普遍有政府工程拖欠工资的现象发生，对此，中央政府应明确规定，任何政府工程不准许发生工程款拖欠问题，项目资金没有落实，不准开工，违反这一规定的，建设单位的行政一把手，不论他是市长还是局长，应无条件地罢官为民，下一年财政支出的第一项就是要清偿政府工程欠款。除依法发行的政府债务之外，决不能允许政府欠老百姓的债。这是常识。若非如此，劳动者的起码尊严无以维护，政府的基本威信无以树立。
(2)政府要制定并坚决落实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要与经济发展速度大体相当。不能向员工支付最低标准工资的企业，关停并转是完全应该，这样的企业在竞争中淘汰出局，有利于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政府不能表现出任何心慈手软。日本对于外籍劳工都已经执行了这样的标准，我们对自己的同胞做不到说不过去。
(3)任何单位长期(如一年以上)用工，都要按政府的统一规定为员工支付养老、健康、住房、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费用。没有这个能力的企业也必然是低效率，应淘汰出局。
(4)参照(1)至(3)涉及的非农产业劳动者的权利，确定农业劳动报酬。政府要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政策的核心内容应是：农民为生产农产品付出的劳动，以劳动时间为基础计算出来的收入不能低于非农产业的平均水平。这是调动农民增产积极性、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的关键。实行这样的政策同发展水平没有关系，只是分配问题。农民在田里干一天活儿的收入不低于在城市扫一天大街，既说得通，也不难做到。
(5)政府的新增财政支出要向农村倾斜。在交通、能源、通讯、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做到城乡一视同仁。
(6)土地在农转非的过程中，增值的利益让农民分享。国家公共事业占用土地，应是参照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参照农民的现有低收入状况给他们补偿。经营性用地应该在严格执行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搞市场化运作，农民是卖、是租还是入股，由他们集体决定。
(7)借鉴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向农村提供足够的政策性金融服务，以解决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发展生产的资金不足问题。货币资金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第一推动力。靠商业性金融解决不了农业领域和落后地区穷人生产经营资金供给不足问题。政策性金融的基本特点是贷款期限长(可长达20至30年)、利息低(一般不到商业性金融的一半)、数量足(项目需要多少就贷多少)。在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资金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政策完全具备条件，对于用活金融资金，增加有效供给、扩大内需、增加就业都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总之，按照已经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能力计算，让穷人富裕起来并不难。难的是政策如何做到：闲置的资源用起来，穷人多干了就相应地多得到。以上谈到七点也是挂一漏万，心眼儿笨，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 
发表于 2007-7-11 10: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