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与守法

裁判

执法是国家公务员的事，而守法是老百姓的事，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了。其实不然，我们且不说当公务员作为公民时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其在执行公务活动时，也不仅仅是个执法的行为，更是一个守法的问题。
    法律是调整法律主体之间关系的规范总和，法律所确定的界限，不仅是老百姓行为的边界，同样也是对公务员权力的框定。也就是说，法律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应尽的义务。权利固然可以放弃，但是义务却必须履行。普通公民的守法，就是对于应尽的义务而言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必须严格遵守法律。但是，法律所明确的公务员的职责，却是必须认真履行的。老百姓的权利经过集中化后，就演变成了国家权力。这些演化为权力的权利，都是事关公民切身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权利。因此，根源于权利而为其服务的权力，便具有了不可放弃性的本质属性，成为了高于一般义务的职责。对于职责，法律规定了详细的实体上的内容和程序上的要求，法律是任何一种公务活动的依据，是必须实现的。公务员放弃职责就是违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就是犯罪。所以，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对国家公务员的守法要求，显然是要远远高于普通公民的。对于所承担的职责，他们没有放弃的权利，而只有严格依照法律来切实履行的义务。他们只有不折不扣地遵守了法律关于自身职责的规定，才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公务员。
    下面我们用具体的实例，来阐明上述抽象的议论。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作用，不少人以为是司法人员用来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有力武器。这样的认识，表面上看，不无道理。确实，这个法律给予了司法人员许多侦破案件、审查事实、追究刑事责任的具体措施、方法和途径。如果没有这些职权，就不可能侦破复杂的刑事案件，就不可能将罪犯绳之以法。其实，这样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刑事诉讼法，这些措施、方法和途径，不仅不会缺少，而且，由于权力缺少清晰的界限，司法人员反而可以为所欲为地设想出更多侦查手段，可以拥有更大的权力，甚至是没有边际，使人恐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我们自然就不会为现象所迷惑，以为刑事诉讼法是司法人员权力的法宝。从而能够正确认识到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限制司法权力的作用，是一种权力的镣铐。任何法治社会的刑事诉讼法，都是汲取了黑暗专制司法侵犯人权的教训，是关于司法权力的定型化。它的首要的功能，并非是惩处犯罪，而是对一些司法人员打击犯罪的过分热情的否定。它告诉我们，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什么事应该在什么时期完成。这些具体的规定和要求，是每一个司法人员在进行诉讼活动时都必须严格加以遵守的。惟有遵守了这些法律要求，司法活动才是有效的。所以说，刑事诉讼法，诉讼参与人当然要遵守，司法人员则必须更加严格地“循规蹈矩”。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看到，在进行刑事诉讼时，对于法律，司法人员首先不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而是一个遵守的问题。
     将履行公务的行为仅仅理解为执法的层面上，我以为是相当不够的，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对于执行法律而言，法律的东西总是外在的。总以为执法的过程，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而是对他人的约束。这样一来，执法者必然要有了高人一等封建观念的痕迹。无怪乎不少公务员总以为，执法就是用法律来治理社会，管理老百姓。沿着如此逻辑发展，势必会将法律当作了工具性的东西，法律实用主义思想就要自然而生。于是，只要能够治理好当地的社会，管理好一方百姓，法律有没有无所谓。法律有良好作用时，自然要好好用一番。当法律与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完全可以不顾了。这是单纯的执法思想的必然的结果，是法律工具主义的典型表现，当然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背道而驰的。公务员只有将履行职责的行为，理解为严格遵守法律的行为，才能在自己的职务活动中，自我严格要求，发自内心地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使自己的权力运作按照法律规范的内容进行，确保权力真正保障权利，为维护权利服务，而不是相反。
    因此，将国家公务员的履行职责的行为，单纯地理解为执法行为，是十分肤浅的。这样的认识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不相适应的，对于法治的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将执法的过程，理解为守法的过程，我们才能自觉地将法律的规定看作是对于自己手中权力的限定，而不是直接针对管理对象的。这样一来，公务员就可以用科学的法治观念，来指导自己的公务行为，真正做到了严格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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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好，公务员执法本身就是守法的过程，首先是依照法律规定启动执法程序，其次是要在此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并实现执法目的。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依法行政就是依照法律管理百姓这一认识上，中国的法治之路就还不知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