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河南——中国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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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河之南也。黄河九曲婉转，出得太行，与渭河泾河相汇，顿时波澜壮阔，迤俪向东。从黄土高原挟裹而来的沃土使黄河成为名副其实的母亲河。
中华文明的历史源自农耕文化，故而这一段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有史可考的夏朝主要在河南禹州一带，随后的殷商主要在安阳鹤壁一带。周朝一度西迁至关中，但河南区域依然是中华文化政治的中心，燕、韩、魏、郑、赵等大国均在河南区域。相比而言，楚、秦、吴、越等显得后起。在封建制下的东周国君亦将首都从关中迁至洛阳，使河南继续着中华的中心地位。
在中国那个最辉煌最黄金的封建时期，河南诞生了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基因：文字、百家姓、道教等等。

以长平之战（20万赵国军人被活埋）和焚书坑儒为标志，来自“河南”的商鞅和李斯帮助野蛮的秦国，以野蛮的暴力方式将文明的火种窒息，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暴力面前就此提前夭亡，进入永远的、黑暗残暴的、以暴力为话语权的皇权专制社会。
在这持续2000多年的漫漫黑夜里，中国人的思想被严厉桎梏，只为活着而活着。周期性的……与颠覆构成中国毫无创意和新意的黑暗历史，甚至其间两度被蒙古人和满人灭国，使全体中国人沦为亡国奴。
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国是一个人（皇帝）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也成为这一个人的历史。中国是这个人的私人玩物，中国人是这个人圈养的牲口。“得中原者得天下”。在一次次“夺天下”的血腥战争中，昔日文明圣地的河南成为整个中国的主战场。

河南，西边的太行山伏牛山和南边的桐柏山大别山相围合，中间是坦荡如砥的千里平原，因此河南叫做中原。河南的地理特点和因黄河滋养而发达的农业经济，使其成为天然的战场和天生的尤物。因其地貌平坦而无险可守，河南又往往成为战争中的中场，反复地被皇权下的军人和流寇践踏蹂躏。
在战争铁蹄下的河南人成为最悲惨的中国人。在暴力和土匪哲学的主旋律下，河南，这个中华文明的名门望族在野蛮面前沦为乞丐和流氓，中华文明的纯正血统在河南从此迅速式微。

中国在一次次的皇权更迭中，基本保持着一种无比顽强的传统乡土伦理文化，因此在不同的皇权统治下（甚至异族统治下的蒙元和满清），中国传统伦理文明一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使中国2000余年社会文明秩序得以保持。徽州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如果说中国人发自内心的有崇拜或信仰的话，祖宗绝对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宗族文化以士绅精英为载体，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

在河南，战争的频仍使宗族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富裕的士绅阶层作为“细胞核”更是战争的主要祭品。因此，如同“摩西出埃及”，处于战争旋涡的河南士绅领袖领导着自己的宗族开始大规模地逃亡，这形成后来中国南方独特的“客家”群落文化。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在野蛮的战争中，河南平原上的平民状况之悲惨连狗都不如，失去尊严、失去安全、失去信仰、失去家园，只能成为难民，或者流民、土匪。曹操在《蒿里行》中写中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因为战争和黄河泛滥这样的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平民和文化的灭绝在河南一次次上演，苟且偷生者必然会形成一种独特的生存哲学。对幸存者而言，生存就是最大的人生哲学。而这是不为安全环境下生活的人所理解的。

正因为河南传统文化的频繁断代，对当代河南人来说，2000多年前的河南文明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同东罗马帝国与土耳其一样。

满清的覆灭和中华的恢复，得力于河南人袁世凯——中国第一位总统和最后一个皇帝。袁世凯的功罪暂且不与评说，但其所制造的货币“袁大头”却流行了半个世纪，无论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甚至1949年的相当一段时期，“袁大头”一直是明里暗里最值得信赖的硬通货。
在袁世凯后，中国陷入黑暗而漫长的战乱。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数次中原大战中，刘镇华、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国民党（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队等等，为夺取对中国人的统治权，一直在这块平原上无比惨烈的交手火拼。

对于战争，它并不像当下中国官方所宣扬的那样英勇壮烈。战争是人类最丑恶的发明，没有什么正义与反正义之分。战争是腐烂的尸体、烧毁的房屋、被强奸的妇女、刺刀下流出的人血、人的残肢、荒芜的田野、奄奄一息的饥民、遍地的乌鸦野狗苍蝇和瘟疫。
在战争中没有无辜者，没有什么人是干净的，也没有什么英雄，只有屠夫和尸体，只有活着的“野兽”和死去的“野兽”。平民是战争的掩体沙袋、炮灰弹药和战利品，连奴隶都算不上，因为奴隶起码还算个人。

白朗——河南民间叫“白狼”，一个豫西流氓土匪，领着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纵横鄂豫皖陕四省十余年，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而其祸害河南民众最为严重。民国15年，与白朗一丘之貉的刘镇华，纠集10万河南流民土匪窜入关中，围困西安长达8个月，致使西安城内饿死50000余人，甚至人相食。后来冯玉祥擒住刘镇华后，竟然将其无罪释放。蒋冯数度中原大战和国共中原大战不提，单说民国31年前后的中日中原大战。当时是汤恩伯主事河南，汤贪污军饷，纵容军队肆意劫掠河南平民，抢牲口抓壮丁，坑苦了河南民众。面对无险可守的河南平原，为阻止日本军队的凌厉攻势，蒋介石秘密炸开黄河花园口，整个河南顿时成为一片汪洋都不见的千里泽国，导致上百万平民被淹死。半年之后，洪水退去，蝗虫骤起，所过之处赤地千里。洪水中幸存下来的可怜饥民奄奄待毙。而无耻的中国政府却见死不救，还严密封锁河南灾情。在国际舆论干涉下，日本军队以军粮赈济灾民，使得河南民众倒戈迎日，几日之间协助日本军队将十多万中国政府军队缴械。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谴责河南人是“汉奸”。就如同没有多少人认为朱自清拒食美国面粉而饿死是民族英雄一样。在这样一场场自作孽的民族浩劫中，河南的平民能做什么？房子烧了，牲口和粮食被抢走了，儿子被抓壮丁了，孩子老婆饿死了……要么等死，要么像狗一样偷生。逃！逃荒！逃难！河南人在民国末期开始了一场中国近代最大的迁徙运动。西逃进入富庶的关中和山西，北逃至关外，南逃至两广。持续的战争导致数百万河南难民逃离家园，河南人就此遍布全国各地。这些死里逃生的河南人带着战争离乱下所特有的生活态度和生存能力，既有难民吃苦受罪忍辱负重的美德，也有流民急功近利背信弃义的污点。“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在没有任何游戏规则的乱世，美德只能使人自取灭亡。对比其他相对和平区域民众安贫乐道、勤俭诚实，注重置业（买地盖屋），注重仪表和整洁，客居的河南人正好相反，他们更注重吃喝。这是典型的乱世特点。因为乱世中没有什么是你的，只有吃进自己的肚子才是你的，你才可能活下来。对此有人将他们比做中国的吉蒲塞人，但吉蒲塞人没有家园，而河南人有家园，却被毁了。所以他们显得更加悲怆。河南人嗜酒如命或许与此相关。对比陕西与河南的传统民居，陕西（关中）一般是薄砖墙大屋顶大屋檐大窗户高房门，河南正好相反。河南的房屋墙体多为石头砌成，极厚，防攻击性强；无屋檐，拒绝陌生人檐下避雨栖身；小窗户且特别高，很有防守感。乡绅势力主导的民间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它弥补和制衡着官府代表的皇权专制势力的不足和越轨。衣锦还乡的退休官吏和富甲一方的土豪巨贾所构成乡绅阶层，实质上代表着中国乡土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保证中国在反复的动荡中稳定自治，延续和发展。同时，这种典型的民间文化形成中国各地千差万别的区域认同和故乡自豪感。如果说半个世纪的战乱严重打击了河南的士绅阶层的话，那么1949年后的频繁政治运动更是彻底毁灭了河南的民间精英文化。共产党统治政权依靠一次次政治运动将民间势力先抑制后改造，这在中国各地同时进行。但新政权官吏的民间出身使其在对抗民间传统伦理文化时显现出不同的态度。一种情况是有保留的同情和敬畏，对民间文化保持着一定的理性和宽容色彩；另一种则是毫无保留的蔑视和粗暴，对民间文化彻底否定，自负冷酷。1958年，中国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官方思想对民间文化的剿灭达到了高潮。官方坚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亩地能打二百万斤粮食”，民间自然常识性地予以否定。全国的官府均在“放卫星”，但自负到固执绝情残忍境界的非河南官府莫属。而且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诞生在河南。在“反瞒产”运动后，中国许多地方国库里的粮食累累盈仓，而种粮的农民却家家断炊，树皮草根吃尽然后人吃（死）人。河南各地官员竟然用民兵围剿逃荒的饥民，封锁饥荒消息。致使河南成为缴粮最多，同时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虽然面临相同的官方压力，与其他省份相比，河南官吏对民间的践踏更加冷酷而肆无忌惮。这或许与河南官吏的流民出身有关，这些官棍最能体现出流民文化中暴戾自私、卑鄙苟且的阴暗面。没有家园感的流民文化是最没有诚信和同情心的，不择手段地生存（升官）是其唯一文化，因为他压根不相信明天和正义。戏剧是民间文化最艺术化的表现。北方的乱弹衍生出晋剧、秦腔、豫剧、河北梆子等诸多地方剧种，这些民间文化在民间生存发展，一直保持着比较纯洁朴素的民间性。以秦腔为例，300多年积累的2000余个剧目，直到今天依然是其代表剧目。以常香玉和《朝阳沟》为代表，豫剧则被……官方改造收编地极为成功彻底，配合官方主旋律的现代豫戏实质上就是豫剧当下的典型景况。脱离民间色彩的豫剧被民间冷淡，而相对质朴原生的曲剧和坠子在河南民间的受欢迎程度要远远大于豫剧。爱滋病在全球均以性传播和注射式吸毒传播为主。在中国，90%的爱滋病来源却是卖血导致的血液传播。而这90%就在河南。在1990年代非洲爱滋病疫情爆发后，世界市场上原血价格飞涨，河南地方官员鼓励豫南贫困农民卖血，同时依靠裙带血站，不顾起码的技术要求大肆经营人血国际贸易。这些无良官吏对爱滋病疫情信息隐瞒压制，使爱滋病在河南得到更大程度的蔓延和扩散……人类是苦难的，中国更是苦难，而河南人是中国苦难的标本。这种苦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河南并不是最穷的省份，但无疑是精神最贫穷的省份。这种精神上的贫穷不是河南人的罪过，是历史上那些视民众如草芥的伟人、恶棍和流氓的“杰作”。中国人自古就是被专制皇权命名为“草民”。每一个皇权短暂“胜利”前都要“杀人如麻”。人头如草，割得越勤，长得越快。就这样，人口的增长往往与民众的苦难连在一起。战乱和饥荒使死亡率高涨，随之出生率大增。满清入川，屠杀得四川十室九空，后来四川人口便暴涨。河南在近代亦是如此。1959年官方制造的大饥荒使四川和河南这两个产粮大省饿死的农民最多（1200万人饿死），后来四川和河南在中国的人口排行榜上先后光荣夺魁。当下，河南的高速公路是全国最长的，但你看不到每任交通厅厅长最后的归宿都是监狱，你也看不到多少农民耕地被肆意侵占；河南的政府大楼和CBD是修得最辉煌的，但你看不到河南几乎所有的高级官吏都被党内处分，你也看不到战战兢兢讨还土地补偿的农民；河南的炎黄二帝塑像比自由女神还高，但祭黄的华人要去的依然是陕西黄陵。物质贫困不可怕，因为人追求的是快乐和幸福，而精神的贫瘠却使人万劫不复地堕落。金钱可以置换物质，却无法获得精神。河南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灿烂的发源地，但如今却硕果无存。当郑州被“中国古都学会”列入中国8大古都时，连郑州人自己都笑了。郑州人“最骄傲”的“历史遗迹”，大概只有“伟大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中为毛万岁修建的“二七纪念塔”，那玩意至今挂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唱着“东方红”，简直跟“袖珍北朝鲜”的南街村一样变态滑稽，一点都不懂得响应“与时俱进”的主旋律。在今天的河南，谈历史谈文化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因为今天的河南是几千年来最没有历史最没有文化的河南。对异族统治的满清皇权专制文化含脓咀痂甘之若饴、弘扬奴才美德和对阴暗权势肉麻崇拜的二月河作品，或许可以作为当下河南对历史与文化认知的拙劣注脚。当“绿城”（郑州的别称）林荫大道的参天梧桐被官府砍光时，河南又一次到了礼崩乐坏的时候。但从洪战辉高耀洁阎连科身上，我们欣慰地在河南看到了人性的光芒。良心永远在民间。“礼失求诸野”。良知不灭是因为平民精神不灭。良知永远不在高高的庙堂——那个永不变色的酱缸中国的官场江湖。（转自http://d3773.blog.sohu.com/）近年来，河南官府花了无数纳税人的血汗钱大搞政治秀，试图改变全国“对河南的歧视（鄙视）”。但中国有句老话，叫“越描越黑”。当河南反复在以“五千年文明发源地”、“华人祖地”自居，打造“任长霞”们的光辉榜样时，河南却陷入了另一种“被鄙视”。数典忘祖是中国人最鄙视的行为，当下的河南保留了祖先多少遗产、又继承了祖先多少美德呢？看看CEO释永信和他的少林寺“有限公司”就知道了。（不知他晓得不晓得，曾经有一个宗教徒叫德兰修女。或许他不喜欢那诺贝尔和平奖，他大概喜欢经济学奖吧。）或许，历经苦难、身处“中华祖地”的河南人至今依旧是一群或有钱或没钱的流民，一群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流民。或许，对民间文化的尊重和培育是河南人找回自信的不二法门，问题是，河南的民间文化主流差不多已经堕落成见利忘义、市侩色彩强烈的流民文化。这种最没有温柔情感、最没有诚意和缺乏廉耻感的民间文化（——准确的说是亚官方文化），与道貌岸然的官方主旋律文化正好互为表里、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共同构成对河南形象最大的污损和伤害。歧视和嫉妒、懒惰、任性一样，是人类的痼疾。自卑导致敏感。夜郎自大的傲慢、叶公好龙的逢迎、杯弓蛇影的恐惧、蜀犬吠日的偏见，都源自人类自身的无知。对河南人的集体鄙视实质上是对中国人的集体鄙视。河南人的弱点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弱点。河南是中国的缩影和密码，中国是世界上的“河南”，河南是中国的“中国”。有一天，当你走进河南，你就会明白一些；有一天，当你走出中国，你就会明白很多。有人说，河南人是中国第57个民族，也有人说，中国人来自另外一个星球。或许，非洲大象和外星人同样对地球人类的无耻贪婪和任性残暴感到不可思议。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悖论重重的“黑客帝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是平的，洪水般的人流信息流没有谁可以阻挡，地区国家民族的界限在频繁的交流中正日益淡泊。或许正是在这样一种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现代文明旋涡里，没有哪个地区或国家可以100年不动摇地成为人类普世文明的“钉子户”。海纳百川，人心向善，如同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最终必然流进大海，随着文明与爱的觉醒，河南人的未来、中国人的未来都必将融入世界文明的温暖怀抱。或许到那时，我们将会有点不堪回首。

千里走单骑

河南一整个现代的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