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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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

——述清末写本《瑞典国记略》之历史由来
辛德勇




我在这里向大家介绍的《瑞典国记略》，是我本人收藏的一部有关瑞典的地理书籍，撰

  

写于中国清朝末年。这是一部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无人知晓的孤本。我很高兴能够在古老的哥德堡号商船重新驶抵更加古老的中国的时候，将这部秘笈公之于世，特别是把它展示给来自瑞典的朋友们。

要想说明这部《瑞典国记略》的价值和意义，首先需要追溯中国认识瑞典的历史过程，理清它的由来。

中国与瑞典相距遥远，对它的了解，最早似乎只能追溯到明朝末年西方来华耶稣会士所带来的地理知识。当初率先充当这种桥梁角色的人，是来自马可·波罗（Marco Polo）故乡的上帝使者。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Matteo Ricci）用中文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面，清楚标绘有瑞典的地理位置和轮廓。中国人大概从这时起，才明晰知晓瑞典的所在。当时利马窦为瑞典选用的汉文国名，是“苏亦齐”。

稍后，至明朝天启年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在他与中国人杨廷筠合作撰著的《职方外纪》一书中，第一次用中文向中国人传达了瑞典的基本地理状况。据云艾儒略在撰著此书时，并没有过多参考利马窦编绘的中文地图[1]，因此，与利马窦的译名不同，他在书中乃是自行选用“雪际亚”三字，来音译瑞典的国名；书中具体的记述，则极为简要，只有如下51个汉字：



其雪际亚地分七道，属国十二，欧逻巴之北，称第一富庻。多五榖、五金财货，百物贸易，不以金银，即以物相扺。人好勇，亦善遇远方人。[2]



这就是中国人对瑞典最初的了解。可以看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幅十分美好的景象。

对瑞典的这一简单印象，在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清朝康熙年间，在华西班牙属荷兰（Spanish Netherlands）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撰著《坤舆图说》[3]，虽然其全书“大致与艾儒略《职方外纪》互相出入，而亦时有详略异同”[4]，然而，书中有关瑞典国的记述，却是几乎一字不差地依样照抄《职方外纪》，没有增添一丝一毫新的内容[5]。显然，这位南怀仁神父并没有为此特别花费功夫。在中国人自己这一方面，由于瑞典与中国两国间一直还没有直接交往，从而，除了依赖传教士的介绍，也无以直接获取更为详细的信息。《坤舆图说》的具体撰著时间，没有明确记述，不过南怀仁故世于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其书必定写就于这一年之前。

这种情况，到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以后，开始发生改变。首先是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中国人开始有机会自己去接触到瑞典的一些情况。这一年，内阁侍读图理琛奉命出使土尔扈特，“由喀尔喀越俄罗斯国至其地，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三月，回京师复命，因述其道里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应对礼仪，恭呈御览”[6]。图理琛在途径俄罗斯境内时，曾数次遇见并直接接触到几年前在大北方战争（Great Northern War ，公元1700－1721年）中被俄国虏获的瑞典战俘，当时图理琛将瑞典音译为“西费耶斯科”，或“式费耶特”，并在书中对这个位于“俄罗斯国之西北”的国家有综合描述云：



西费耶斯科，国王名曰喀鲁禄什，年三十三岁，所居之城名曰四条科尔那。初战败俄罗斯国之兵，大加杀掳；后再战，为俄罗斯察罕汗所败，伤人甚多，失城数处，以致危急，逃往图里耶斯科国拱喀尔汗所属鄂车科，付之小城居住，已经八年。[7]



尽管文字非常简略，却是在多次亲眼目睹并亲身接触瑞典国民的情况下，通过这些战俘和俄罗斯人所直接获取的知识，这比传教士翻译编述的资料，要远为近切[8]。中国对瑞典的认识，由此进入了直接探求的阶段。

进入雍正年间以后，这一局面又有较大幅度拓展。因为从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起，有了瑞典商船的来航，瑞典已经与中国正式直接通商，而且每年都有商船往来，中国相关官员和学者自然可以通过来华的瑞典商人，了解到更多有关瑞典的知识。在乾隆年间朝廷组织学者纂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一书中，有关瑞典的记述，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而且还将国名改译成为“瑞国”：



瑞国在西北海中，达广东界，俱系海洋，计程六万餘里。国中土地平衍，有大山三。一曰庇髙天牙礼花，阅三四年輙有光烛天，望之若烟火，四面巉岩，壁立千仭，人迹不能到。一曰布农故巴黎，自山麓达于顶，俱白沙，童然无一草一木。一曰化伦仕髙劳华，山中产红铜，民为开采，纳于王。王所居，土名仕的哥卢；国人会聚之地，土名乙顿巴梨，距王居七百餘里。国中四面皆大泽，汪洋千顷，国人之散处者，非驾船不能往来。乙顿巴梨盖泊船总汇处也。凡大市镇，当国人贸易之期，则有官司至，若古司市者。故市镇皆设馆舍，以供驻宿；置班衙，以供使令。其人信奉天主，俗同英吉利。

通市始自雍正十年，后岁岁不絶。每春夏之交，其国人以土产黒\铅、粗绒、洋酒、葡萄亁诸物来广，由虎门入口，易买茶叶、瓷器诸物，至初冬回国。乾隆二十七年，特旨准配买丝觔。是年十月，瑞国商棉是呾等呈称：“夷等外洋各国，虽有丝觔，不谙织作，以不能自织之国，若止准带丝觔，仍属无由服用。现在瑞国已缺乏绸縀二三年，恳先准带绸縀成疋者二千觔。”由两广总督苏昌代奏以闻，并请：“嗣后每丝千觔，止准带绸縀八百觔，毋得额外多求。至现在瑞国恳先带绸縀二千斤之处，为数无多。臣等仰体皇上优恤远夷至意，业准其带往。”奏入，上从之。其国王姓名世系，远者无考，近而可知者曰土的亚多，传子非里地力，非里地力传子亚敦非里地力，是为今瑞国王云。[9]



这些都是中国人前所未闻的新知识，而且与编译西人著述而成的《职方外纪》相比，其所用文字，要更为简炼明晰，是典型的中国地理志式描述，显然应当完全出自中国学者的直接凝炼概括。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上述记述的缺点也正在这里，虽然这一整段文字，篇幅已经长达近500字，不过若是除去后一段有关中、瑞双方具体贸易问题的记载，实际描述瑞典地理状况的内容，也不过200多字，仍然只是勾勒出一帧非常简单的轮廓。

本来中瑞之间的直接通商往来，为中国学者对瑞典做出更加详细的记述，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而实际留下的记载，却依旧这样寡少疏略（案在清朝同一时期官修的《皇朝通典》中，也有一些相关记载，但内容不出《皇朝文献通考》的范围，而文字则较其大为简略[10]）。除此之外，只是在为满足妄自尊大心理而标榜天下万国来朝的官修《皇清职贡图》中，作为

  

海外奇闻逸事，分别以“口瑞国夷人”和“口瑞国夷妇”为题，绘出了瑞典国男女人物的

形象和服饰，并且附有文字说明云：



口瑞亦荷兰属国，贸易于粤。其脱帽为礼，与荷兰相类。短衣革履，常执藤鞭卫身。夷妇方领露胸衣，外束裙，摺袖，舒袂，以革为履，底缀方木似屐，喜以金缕合贮鼻烟，时时吸之。[11]



这完全是面目初识时最一般的直观观察。中国学者没有能够在此基础上对瑞典做出更为深入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中国朝野对于西洋列国还普遍抱持轻视鄙夷的态度，系以远方蛮夷视之，而当时瑞典在欧洲来华诸国当中，亦非一等强国，地理位置复最为僻远，所以，似乎根本无意对此多加理会。

此后，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人自己对瑞典地理的记述，似乎只有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广东嘉应（今梅州）人杨炳南在所撰《海录》中极为简短的几句描述：



绥亦咕国，在口英咭利西少北，疆域与西洋略同，风俗土产，如口英咭利，而民情较淳厚。船由荷口蘭往，约旬馀；由口英咭利，约六七日可到。来广贸易，其船用蓝旗画白十字。[12]



杨炳南所做的记述，据云系闻自一位名叫谢清高的同乡。谢氏随人出海贸易，自言曾漂泊海外诸国十四年之久。不过，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瑞典的描述，恐怕大多是得自很不准确的传闻，与实际情况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所以，这段记述，在中国对于瑞典的认识史上，并没有太大意义[13]。杨炳南在序言中曾专门说明云：“所述国名，悉操西洋土音，或有音无字，止取近似者名之，不复强复载籍，以失其真。”[14]所以，他将国名写作“绥亦咕”，应是遵从了商人水手间的通行发音，复以其家乡广东嘉应方音中语音相似的汉字译出，自殊不足怪[15]。

至于瑞典来华贸易的商人，恐怕他们的中文能力，尚不足以撰写这样的著述[16]；更重要的是也没有相应的商业利益需求，足以驱动他们来做这样的事情。

当初利马窦用中文编绘《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用中文撰著《职方外纪》，他们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向中国传播西洋地理知识，而是与其同时代那一批通过“淫技奇器”来为传布天主教铺平道路的耶稣会士一样，乃是试图以这些新奇的地理知识，来吸引和征服中国的朝野人士乃至国家君主；更何况地理观念的闭锁，本是造成中国人妄自尊大之非常重要的直接原因，一旦接受正确的地理知识，知悉天地之大，必然会不同程度地改变中国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看法，这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其本身就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利马窦在编绘《坤舆万国全图》时云“知天地而可证主宰天地者之至善、至大、至一”[17]，即其谓也。

假若罗马教廷在中国一直沿袭利马窦一派耶稣会士多年摸索形成的传教方式，出于宗教的需要，这些传教士应该能够继续向中国介绍更多、更为详细的包括瑞典在内的西洋地理知识。然而，就在瑞典与中国通商往来之前不久，情况出现了重大转折性变化。这就是发生了天主教在华传布史上的所谓“中国礼仪之争”。

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教宗克莱门十一世正式判定，耶稣会士长久以来在中国传教时对中国“礼仪”的迁就，乃是“异端”行为，应当立即予以禁止，翌年年底，教宗委派执行这一决议的特使多罗（Carlo Tommasco Maillard de Tournon），抵达北京，觐见康熙皇帝，转述教廷关于禁止教徒行用“中国礼仪”的主张。多罗此举激怒圣祖玄烨，导致其颁布圣旨，令在华教士，必须遵守“利马窦规矩”，领取有朝廷颁发的特许“票”，始得传教，开始对传教采取限制措施，并逮捕、驱逐部分教士，对各地拒不领取特许之“票”者，一律押解广州。清朝与教廷的关系，严重恶化。尽管此后康熙皇帝一再试图寻求与教廷相互沟通，可是，克莱门十一世教宗却一意孤行，对此完全置之不理。无可奈何之下，圣祖玄烨终于下旨：“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中国开始了漫长的禁教岁月。时为康熙六十年，正值圣祖玄烨去世的前一年，西元1721年。有意思的是，教廷派来改变“利马窦规矩”、摧折耶稣会士辛勤开辟之传教事业的多罗，正是一位与利马窦属于同一国度的意大利人[18]。

接续玄烨登上清室帝位的胤禛，对天主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禁止政策。如果说康熙年间开始的禁教，是清圣租玄烨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既有秩序、回应罗马教廷的蛮横态度而不得不采取的对应行动的话，那么，雍正年间变本加厉的禁教措施，则更多地是出自清世宗胤禛个人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需求。同时，康熙皇帝与天主教的对立，实际上主要是针对罗马教廷苛刻的传教方式；而雍正皇帝则是针对所有天主教的传教士、教徒，乃至教义。英国学者赫德逊（C.F.Hudson）曾经指出，教廷与清王朝之间的“礼仪之争”，“突出了教皇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耶稣会士曾明智地不显露这一特点。这时，康熙的眼中才看到这一事实”[19]。对于这一点，雍正皇帝显然比他的父亲要看得更为清楚，也更为严重。法国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神父，在论述雍正年间的禁教举措时指出，这其中一项重要原因，就是“雍正比其父更具有想统治其子民的思想”[20]。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胤禛在向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Joseph de Moyriac de Mailla）等人阐述他对天主教的政策时，曾经谈到：



你们说你们的宗教不是伪教，朕相信这一点。……你们要让所有中国人都皈依基督教，这是你们教会要求的，朕了解这一点。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前途又如何呢？作为你们国王的臣民，作为基督教徒，你们只承认你们自己，……当成千上万只船远道而来，就可能出乱子。[21]



这段话已经清楚说明了雍正禁教的首要目的，只是他在这里还只是谈到具体传教、信教行为对清室皇权的威胁，而没有述及天主教教义对中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会危及他的权力；沙百里则非常敏锐地注意到，雍正皇帝在禁止天主教的同时，还重新刊布了康熙皇帝的“十六句格言的圣训”[22]。沙百里神父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或许是洞穿历史与现实才有可能得到的见识，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在这里所要了解的问题，即何以在清代中期以后，包括瑞典国在内的有关西方的地理知识在中国的进一步增多和传播会长期中辍无继？

沙百里所说的十六句格言圣训，是指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圣祖玄烨颁布的十六条“圣谕”。这十六条“圣谕”，犹如一份国民行为规范守则，用以训导民众特别是下层庶民如何正确处理个人与家庭、宗亲、邻里、社会以及国家的关系，每一条都是一个简洁的警句。警句便于念诵记忆，易于向社会公众推广，但也有明显的缺点，这就是缺乏更为具体的针对性，也不便于根据需要，借题发挥，从中解读出更有普遍意义和深刻内涵的微言大义，因此，不管是从用以辅助解决具体问题的角度看，还是从用以弘布社会教化的角度看，要想使它充分发挥作用，都需要有人对其做出辅助性的讲解。这是古今相通，一以贯之的道理。于是，在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时，便有浙江巡抚“将上谕十六条衍说，辑为‘直解’，缮册进呈”，朝廷则“通行直省督抚，照依奏进乡约全书，刊刻各款，分发府州县乡村，永远遵行”[23]。臣下给皇帝老子的话做疏释，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实在不足为怪。不过，到雍正登基之后，围绕着这圣谕十六条，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情况，即由世宗胤禛亲署御名，在雍正二年，刊布了长达万言的《圣谕广训》，阐释康熙皇帝这十六条圣谕，并下令“颁发直省督抚学臣，转行该地方文武各官暨教官衙门，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24]。

假若只是孤立地看待雍正皇帝御制《圣谕广训》这件事情，似乎它只是贯彻施行康熙十六条圣谕的一项很自然的举措。然而，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胤禛作为清朝帝王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身份，考虑到当时雍正皇帝与天主教士严重的对立关系，考虑到他绝对不能容忍这些天主教信徒“只承认你们自己”的信仰观念；另外，还要特别考虑到到，这部《圣谕广训》，正是刊布于他与冯秉正等教士进行上述谈话的雍正二年，在那次谈话中，世宗胤禛还清楚讲到：“只是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起了教堂，你们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朕当时看到了这种情况也不敢说什么。你们哄得了朕的父皇，哄不了朕。……有一段时间，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当时心里很明白，现在可以无所顾虑了。”[25]正是在这一年，雍正皇帝下诏，令除在京者之外，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士，限于六个月内统统迁居澳门。沙百里神父称，这对在华天主教士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严厉的禁惩措施，基本上一直持续到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殖民时代。在此期间，传教士要想在中国传教，只能秘密潜入中国各地[26]。

相互比照上述情况，我认为有理由推断，雍正皇帝甫一登基，即急忙炮制出号称御笔亲撰的《圣谕广训》，颁行各地，“晓谕军民生童人等，通行讲读”，首先即是要在将天主教传教士驱逐出离境外的同时，以此来冲刷抵消明末以来天主教教义对社会基本行为准则和伦理观念所造成的影响，从而确保皇权对民众思想观念的绝对控制。由于宗教教义在民众心目中具有寻常世俗间难以企及的神圣权威，为此，世宗胤禛便唯有搬出天子至尊的地位与之抗衡。当然，除了清除天主教的威胁这一急迫的现实考虑之外，胤禛更为深远的意图，应当是通过普遍宣讲《圣谕广训》，以自己来取代天主的地位，控制臣民的思想，特别是他们最基本的社会伦理观念。

事实上，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出现了“令直省府州县及凡上司地方，照例于月朔并行讲解”玄烨圣谕十六条的情况[27]，所谓“月朔”，是指每月的朔日、望日，也就是月底、月中，而这种朔望定期讲解圣谕的做法，与天主教堂每周固定时间布道的宗教形式，亦颇有相似之处。至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奏准直省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居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值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选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共知鼓舞向善”[28]。在这里，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与天主教布道形式相似的举措。由这种传布形式上的相似性，也可以佐证雍正皇帝颁行《圣谕广训》的实质性用意，乃是为控制民众思想观念免受天主教教义以及其他任何一种皇家核准以外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时，也为将自己塑造成为中国百姓的“教主”。

这样，我们就会清楚看到，清朝在雍正年间以后严厉禁止天主教传布，其表面原因，虽然看似在承续着康熙年间出现的清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礼仪之争”，实际上更为深刻的本质原因，应是出自胤禛施行绝对思想控制的需要。在这样的思想管制背景下，那些被驱逐出清朝绝大部分疆域的天主教士，即使得到罗马教廷的认可，也很难再有机会，像利马窦他们当年那样，可以借助输入中国人所未知晓的知识和技术，来为其传教铺设道路。在雍正皇帝厉禁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之后，虽然清室某些帝王，偶尔也会出于好奇，向因服务于朝廷而仍留存在中国的传教士咨询一些西洋和世界地理知识[29]，但西洋传教士公开介绍这些知识的活动，则已经全面中止。这就是雍正十年瑞典与中国直接通商之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通过西方传教士获取更多有关瑞典的地理知识其最主要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的固执态度，同样体现着一种绝对的思想控制用意，这也在严重阻碍着天主教士按照所谓“利马窦规矩”来从事这样的知识传播工作；特别是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教宗克莱门十四世宣布解散耶稣会，此举更进一步沉重打击了由耶稣会士开辟的在中国的传教活动[30]。

教廷与清朝政府这种相互对峙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朝嘉庆年间，才开始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在清朝一方，是进一步强化了禁惩天主教传教的措施，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颁布“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的谕旨：“嗣后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竟当定为绞决”[31]。这一极端的惩治措施，后来在道光元年（1821年）并被增补到《大清律例》当中。嘉庆皇帝同时还指示，除了在京师钦天监等处“当差”者外，“其馀西洋人，俱著发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32]。正当清朝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变得愈加强硬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罗马教廷一方却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就在嘉庆皇帝颁布这项法令三年之后，亦即公元1814年，教宗庇护七世做出了一个有利于在中国传教的重要决定，即恢复耶稣会的活动。实际上，这意味着教廷改变了自康熙末年以来对所谓“中国礼仪”问题所持的强硬立场，重新认可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

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北京的天主教友，在获悉教廷已经重新恢复耶稣会的消息之后，当即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罗当（Roothaan.S.J），请求派遣像旧耶稣会士那样的数学家、天文家、工程师、建筑师来华，谓：“这样的一批神父，才是中国人民，特别是皇上及周围大臣们所希望的。”[33]翌年，北京教友复直接上书教宗额我略十六世，重申这一请求。显而易见，在经历了清朝政府的长期残酷镇压之后，教廷和在中国的天主教士都十分清楚，要想在华传布教义，只有重新回归到“利马窦规矩”，以中国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迂回渐进，取得立足之地。天主教传教士又开始在中国重新开拓利马窦等耶稣会士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已经铺设好的老路。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对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已经比雍正、乾隆时期明显有所减弱，也为这种隐晦的传教行为重新进入中国，提供了相应的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才得以再一次通过传教士的介绍，获取了更多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的地理和历史文化知识。当时传播这些知识最主要的媒介，是一份名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的中文期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由德国牧师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六月在广州创办，中华书局近年有影印本。在新的影印本出版的时候，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黄时鉴教授，写了一篇很长的“导言”，讲述它的刊行始末以及它的价值和意义，对读者有效利用这份史料，提供了很大帮助。不过，关于郭实猎编纂刊发这一刊物的本质用意和最基本的出发点，黄时鉴的论述，似乎还略嫌模糊，特别是未能触及其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故所做剖析，尚且未能达其肯綮。简而言之，郭实猎编纂出版《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就是在罗马教廷此次重新调整传教策略的前提下，重操利马窦一辈耶稣会士的旧术，借助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为上帝开辟进入中国的门径，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传教行为，这也是在当时清朝政府的厉禁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低头让步策略[34]。这一点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有着清晰无误的体现，毋庸一一举述。黄时鉴在文中曾注意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当中多使用“上帝”一词来表述Deus或God的情况，并且也注意到这是当年“礼仪”之争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不过，黄氏没有谈到，当年教廷严厉禁止教徒使用利马窦等人为适应中国习惯而选择的这一词汇，现在郭实猎却又重新启用“上帝”一词，而不是当年教廷所固持不易的“天主”，这正是教会回归“利马窦规矩”最为典型的标志。郭实猎自述其纂述缘起，谓这份刊物的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们的技艺、科学与准则”[35]，其实只是在说刊物的主要内容，而不是刊布这些内容的内在目的。

不管怎样，《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客观上确实为中国带来了更多有关瑞典地理和历史文化的新知识。在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四月这一期上，刊发了一篇《瑞典国志略》，这是第一篇专门记述瑞典的中文著述，全文长达1640字。不过，与记述当时地理状况的内容相比，这篇文章更侧重于叙述瑞典的历史，占据了一大半以上篇幅[36]。尽管如此，其地理部分，较诸以往，还是增添了许多前所未知的新知识：



欧罗巴北方瑞典国境势。北极高出地七十度十一分至五十五度二十二分，以英国偏东北。国之三界至海，惟东北与俄罗斯国相连焉。境内崎岖，千山嶄巌，峭色如云焉。土惟硗，海滨之如锯齿，港汊四通。四海波流，濙回轮动如飞，甚害船只，一入播浪则碎拆矣。水土之风气凄凉，夏气逼火不过三四月而已，馀时霜花满地，冷气盈肝，北方所产之五谷有罕焉。故此寒天，民将木皮磨之为粉而食之也。该方森林樛郁深邃，冷落无人焉；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如打猎之场也。山内铜矿盛多，多年所出，二万二千担；又铁一百二十万担焉。钢铁两者，为此国之财也。但日用之资物缺，必赴他国而载来，以补民之用。河涧疏阔，沧江奔流，而暗礁布满，航舟难也。延袤长广，方圆九十万有馀里，居民三百八十万人。由此言之，国虽广大，民稀人少也。其京都之人民共计七万九千口，京内居民二万丁。其土人受苦含忍不胜矣。因不足糊口，自然谨身节用，勇猛争先，劳苦不怠，行不计路，食不计数。自国创基以后，高志刚毅，耀武扬威，垂名于万世也。[37]



中文的表述，显然还颇欠妥帖，不过，“瑞典”这一国名，至少在专门的地理著述当中，却似乎是首见于此。在中国翻译的西洋各国国名当中，应该属它的汉语语义最为典雅。

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出这篇《瑞典国志略》两年之后，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爆发了英国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特别是西洋列国地理知识的途径。英国的坚船利炮，激起中国士大夫了解世界的迫切欲望，中国对包括瑞典在内西方各国的认识，从此转入了急迫地多方主动学习和了解的新阶段。中国人自己撰述的两部系统记述世界地理的名著，很快相继问世：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魏源纂就《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徐继畬写成《瀛寰志略》。在这期间，虽然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番禺潘氏在所刊《海山仙馆丛书》当中，梓行有“大西洋玛吉士辑译”的《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其中也有很长一段关于瑞典的记述[38]，不乏魏、徐两氏未曾述及的问题，但是这类西洋地理撰述在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已经远不能与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相比。

《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刊行，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对于瑞典的认识，也比以前大为丰富[39]，二者之间文字撰述的优劣，与其全书其他各部分一样：前者编纂仓促草率，大致只相当于一部庞杂的资料汇编；后者精心审度资料，去取裁剪，使之熔铸成为一体，是一部精湛的学术著作[40]。尽管徐继畬的著述，相对比较精粹，不过，毕竟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都主要是根据在中国多方收集到的西洋地理知识汇编成书，资料来源庞杂，并且数量十分有限；加之语言文字的隔阂，翻译也时或会产生歧误；而作者在剪裁编订这些资料的时候，由于没有直接的了解，复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观判断的失误。因此，书中同样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即以国名的翻译而论，假若按照当时比较通行的英语语音，本来郭实猎在《瑞典国志略》中采用的“瑞典”一名，应属最为得当，可是，由于徐继畬本人不懂西语，虽然作为附注，在书中罗列了包括“瑞典”在内的诸多译名，最终还是遵从朝廷的权威，选用清《皇朝文献通考》等官书中的译名“瑞国”作为正名[41]。

对于实际应用来说，《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这两部书更为严重的缺陷，是作为一部全球地理总志性的著述，它无法满足清朝朝野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详细情况的需要。于是，后来在清朝末年，又陆续出现了一大批国别地理志，专门记述一国的地理。然而，令人遗憾和困惑的是，目前还从未见到有人提及过关于瑞典的专志，甚至连书名都没有见到过著录。可以肯定地说，直到清朝覆亡，一直没有印行过这样的书籍。这也就意味着，迄至清朝末年，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关于瑞典的整体状况，基本上都还停留在《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的程度上，不仅过于简略，情况模糊不清，而且知识陈旧。绝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瑞典，依旧是道光时期甚至是比这更早的瑞典。这与瑞典的国际地位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很不相称，即如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Gustav）在接见中国使臣时所云：“两国商务交通甚密，瑞典之销售中国出口货，实驾欧洲诸国而上之。”[42]

清末出版的国别地理专志，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单纯汇聚考订文献的编纂方法有别，往往不同程度地结合了中国人实地考察的报告。中国最早亲赴瑞典有明确目的地从事考察的人士，大概应属清同治年间的斌椿一行[43]。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在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Sir Robert Hart）的建议下，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斌椿，带领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三人，还有他的儿子一同随行，到欧洲各国游历考察。这年五月廿四日（公历7月6日），“至瑞典海口”，踏上瑞典国土，至六月初二（公历7月13日），离开瑞典，乘船前往芬兰。斌椿一行停留在瑞典，虽然前后总共不到8天时间，但这毕竟是自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瑞典商人来华通商以来，一百三十多年间，中国第一次由官方组织人员来到瑞典，专门来考察这块神奇的土地和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居民，用斌椿自己回复瑞典皇太后的话来说，就是“非亲到不知有此胜境”[44]。中国对瑞典的认识，已经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斌椿此行，逐日写有日记，详细记述在瑞典期间的见闻，后题作“乘槎笔记”刊行；另外，随同斌椿游历的同文馆英文学生张德彝，也留下有逐日记录游历见闻的著述《航海述奇》。斌椿等人游历考察归国之后，清廷随即在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年底，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在他们出使的国家当中，即包括有瑞典。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历9月16日），使团抵达瑞典国境；至九月初七（公历10月1日），离开瑞典，去往丹麦。使团成员志刚，著有《初使泰西记》一书，也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述这次出使的见闻，其中也包括在瑞典的记录[45]。

  



需要指出的是，斌椿虽然是怀揣着徐继畬赠送给他的《瀛寰志略》出发上路，并谓“西人咸服其允当”[46]，但是，斌椿记述瑞典的国名，却没有沿袭《瀛寰志略》的“瑞国”，而是遵循郭实猎的译法，写作“瑞典”。这应当与他携带的同文馆学员大有关系。“瑞典”这一国名的翻译，似乎也是在此之后才基本固定下来[47]。在这些见闻记录当中，对瑞典的山川风物、国政产业都有很多生动的描述，随处可见对瑞典的真诚赞誉，如谓瑞典国中“男多壮士，膂                    

力方刚；女多美人，铅华一洗”[48]，美好的感觉，一如当年艾儒略最初介绍给中国的瑞典形象。所缺憾者只是初入胜境，景色缤纷，难免浮光掠影，流于肤浅支离，还有待于在进一步考察认识的基础上，予以深化、系统，而这正是编纂国别地理专志所要来做的事情。中国既然已经对瑞典具有很多直接的了解，按照一般的情理来推测，终归应当有人来编纂出这样的书籍。

出人意外的是，几年前，我在北京的旧书店里，竟然真的看到了一本这样的著述。这是人生数十年间难得一遇的罕见秘笈，自然要不顾一切将其收入书斋。这就是我在这里所要介绍的《瑞典国记略》。

这是一部写本，红格，使用一种近似开化榜纸的上好白纸书写；每半页6行，每行20字，小字双行同。全书约15，000字左右，字体端庄，书写谨饬，略无添改。整篇分作上、下两卷，每卷各自装订为一册。封皮和题写书名的签条，均为带有龙和云纹图案的明黄色绫子。四眼线装，装订所用丝线，亦同为明黄色，并有明黄绫子包角。这些外观特征，明确无误地向我们表明，这部书应当是专供皇帝在宫中御览的进呈本。


  

书籍的内容，可以概见于如下目录：



卷上：

国史

疆宇

官制、兵制、水师、武备、兵费

丝戛戛乐德礟船图考

天时

卷下：

政令

铁路

兵轮、水雷船〔礟船附〕

圜法

关税

财赋

矿务

厂务

电线、得律风

出口、进口货及土产

学校〔户口附〕



   

由此目录和全书的篇幅，即可以看出，书中对瑞典的记述，自然已经大大超出了《海国图志》或是《瀛寰志略》已有的程度。书中卷上“官制、兵制、水师、武备、兵费”一章在记述礟      

台状况时，提到“台内布置，一切未得其详，缘国例不准外人入台阅视”；又卷下“兵轮、水雷船〔礟船附〕”一章，谈到瑞典生产的带有防止误击保险装置的新式手枪，作者“特购



  

觅一枝，暨图一纸，以备考验”；另外，瑞典木他拉船厂制造的“淘河机器船”，虽“甚属灵便”，惟苦于“其法不轻以示人”，作者只好“设法觅得船图三纸，以便考证”。这些记述都表明本书作者是负有专门使命的清朝考察专员，书中所记述的内容，均系得自直接的观察，或者是在瑞典搜集到的资料，而这部书稿，实际上就是此人回到清朝后向朝廷呈递的考察报告。

由于书中没有署名，作者还有待考证。关于其成书年代，目前可以初步做出一个大致的推测。书中出现的明确年代，最晚的是在卷下《学校》一章所附“户口”部分，记述“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民数四百六十八万二千七百六十九名口”。这一年，为清光绪十四年。由此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的上限，不得早于光绪十四年，亦即公元1888年。另一方面，此书卷上《国史》一章记述当时瑞典的国王乃是“倭思加儿第二，于一千八百七十二年承兄业即位”，“即今瑞、挪之主也”。“倭思加儿第二”，现在通译作“奥斯卡二世”（Oscar Ⅱ）。书中谓奥斯卡二世为瑞典和挪威的共主，表明当时瑞典和挪威的联邦还没有解散。挪威脱离瑞典和挪威的联邦而取得独立，是在公元1905年，亦即清光绪三十一年。由此可以确定，其成书时间的下限，不得晚于光绪三十一年，亦即公元1905年。《瑞典国记略》一书，就应当撰述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这十七年期间内。

在这一期间前后，曾经到过瑞典并且留下相关考察记录的中国人，比较著名的有洪勋和戴鸿慈、端方这两批人。洪勋撰著有《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所记内容就总体性质而言，与此《瑞典国记略》颇为相似，而且从文中所提及的时间来看，其游历瑞典，大致也是在光绪十四年至光绪十五年前后。只是二者所记具体内容亦颇有出入，具体是否存在关联，还有待探讨[49]。戴鸿慈和端方出访瑞典，是光绪三十一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遣“五大臣出洋”中的一路，所至则并非仅瑞典一国。戴鸿慈归国后刊行有《出使九国日记》，逐日记录包括瑞典之行在内的行程见闻[50]。他们游历瑞典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的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初三期间，值西历5月初。挪威在这前一年的6月，已经宣布脱离瑞典和挪威两国的联邦；10月底，联邦始正式解散。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也明确记有“那威自上年与瑞典分国”的内容[51]。所以，《瑞典国记略》一书应当与戴鸿慈、端方的这次出访，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戴鸿慈和端方一行人既是为“预备立宪”而专门出国考察，在此之前已经进呈内廷的《瑞典国记略》，对于朝廷选定瑞典国为出访考察对象，估计应当会起到很大作用，而《瑞典国记略》所记诸如官制、水师、政令、铁路等诸多内容，自然也是戴鸿慈、端方一行在考察当中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大员们在行前或许预先阅读过这部书籍。另外，戴鸿慈和端方这次出国考察，还带有众多随从，其中是否有人曾写过同类的著述，也是进一步探讨《瑞典国记略》一书时值得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迄至清王朝终结、中国开始步入现代社会之前，中国有关瑞典国地理等现实状况最为详细的一部著述，而且它是由中国人根据直接的实地考察撰述而成。从内容上看，它是中国对瑞典国最早的全面记述；而从传统中国社会中国人认识瑞典的历程这一角度来看，它又是一部登峰造极的著述。

总括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中国对瑞典地理以及其他社会基本状况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如下这样几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从明末到清代康熙中期。通过西洋传教士的介绍，对瑞典开始有初步的了解。第二阶段，从康熙晚期到道光初年。主要是清朝官方和个别出洋商人，通过出使他国偶然接触到的瑞典国民并向所在国探问相关情况；或是与瑞典来华商船的直接接触；或是海外经商听闻的间接传说，对瑞典有了中国人自己的记述。第三阶段，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短暂的若干年期间。在这一时期，西洋传教士开始重新向中国介绍包括瑞典国在内的世界地理知识。第四阶段，从鸦片战争之后，到同治四年（公元1865 年）。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由中国人自己撰述的全球地理总志中，依据此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积累和编译新近收集到的西方著述，对瑞典有了更为丰富、清晰的记述。第五阶段，从同治六年（公元1866年）到光绪中期。中国人开始有目的地踏上瑞典的国土，专门去直接观察瑞典的情况，并且留下了一批考察游历的日记。对瑞典的认识，变得非常具体明晰，然而还很不系统。第六阶段，光绪中期以后至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结束。《瑞典国记略》一书，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著述。

这部书虽然没有在社会上正式刊布，但终归会有朝廷相关官员借此了解到有关瑞典的全面情况，不失其实际社会效用；特别是在中国认识瑞典的历史上，由于它所具有的里程碑式意义，很值得结合清末的历史以及瑞典当时的地理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深入研究。





2006年8月31日记

2006年9月14日改定





【附记】2006年9月11日至12日间，瑞典斯德哥尔摩北欧孔子学院和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复旦大学北欧中心，在上海复旦大学联合主办“17世纪至当代中瑞关系的历史透视” （Sino-Swedish Relation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国际学术会议，负责召集这一会议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罗多弼（Torbjorn Lodén）教授，特别邀请我参加这一会议，并在会议上宣讲关于《瑞典国记略》的学术论文。接到会议邀请，已是7月中旬，而我当时正在日本从事学术研究，7月底始返回中国，复另有其他更为急迫的工作，以至直到会议开幕前不久，始用几天时间赶写出这篇文章。由于时间过于仓促，文中有一些明显的漏略。幸运的是拙文在会上宣讲后，得到诸多与会专家的盛情指教，会议结束后即吸收这些意见，对初稿正文做了一处重要补充，并增添几处补充注释。所有这些改动，都在文章中做有具体的说明。尽管如此，文中一定还会存有疏漏谬误的地方，诚恳地期望能够得到中外专家的批评指教。



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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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方《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之《前言》，页3～4。

[2]明艾儒略（Giulios Aleni）《职方外纪》（北京，中华书局，1996，谢方《职方外纪校释》本）卷二“大泥亚诸国”条，页97。案：在此谢芳校释本中“多五榖、五金财货，百物贸易，不以金银，即以物相扺”这句话，谢氏点作：“多五榖、五金、财货百物。贸易不以金银，即以物相扺。”这样断句，似觉不甚妥当，谨书此以备读者参考。

[3]案南怀仁国籍的写法，系依据瑞典学者英格马·奥特森（Ingemar Ottosson）先生函告，谨志谢意。

[4]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乾隆浙江刻本）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存目》“坤舆图说”条，页634。

[5]清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坤舆图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指海》丛书本）卷下“大泥亚诸国”条，页106。案据瑞典学者英格马·奥特森先生阅读本文初稿后函告，耶稣会士与包括瑞典在内的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地区都很少有直接接触，所以，他们有关瑞典的知识，来源也很有限。英格玛先生所告内容为：“由于斯堪的那维亚地区属于新教的势力范围，这些耶稣会士自身与那里很少有直接接触，因此，他们有关瑞典的知识，应当录自他们阅读到的很有限的几部书籍，其中大概包括有Johannes Magnus和 Olaus Magnus兄弟用拉丁文撰写的著述，其中Johannes Magnus的文字，往往夸大其词，带有传奇色彩。他们兄弟二人是16世纪中叶居住在意大利的瑞典流放者。”（The Jesuits themselves had very little direct contact with Scandinavia (which was Protestant territory) and thus their knowledge was derived from the few books they had read on the subject, probably including the works in Latin written by the brothers Johannes and Olaus Magnus, two Swedish exiles living in Italy in the mid-16th century. Especially Johannes Magnus' writings contain exaggerated and legendary information.）衷心感谢英格玛先生帮助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说明。

[6]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一《史部·地理类》四“异域录”条，页634。

[7]清图理琛《异域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页34。

[8]案拙文初稿忽略了图理琛《异域录》中的这一记述，2006年9月在上海参加Sino-Swedish Relation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国际学术会议期间，获读瑞典学者英格马·奥特森先生著《巨龙与雄狮——岁月长河中的中国与瑞典》（瑞典驻华大使馆等组织出版中文与瑞典文对照本，非卖品，2006，页25～26）一书，以及中国学者蔡鸿生（Cai Hongsheng）先生所撰Chinese Historical Accounts of Sweden and of the Trading Activity of the 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anton in Qing Dynasty一文（蔡文刊瑞典学者Bengt Johansson主编The Golden Age of China Trade，Hong Kong: 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1992,pp.91-92.）之后，始参据上述二人著述，补充订正初稿。英格玛先生后来复来函说，这段记述比较准确，应是转述俄罗斯方面的记述，所记瑞典国王为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在此谨志对英格马·奥特森和蔡鸿生两位先生以及惠赠The Golden Age of China Trade一书的Bengt Johansson先生的由衷谢意。

[9]清官修《皇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卷二九八《四夷考》六，页7473～7474。

[10]清官修《皇朝通典》（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3册）卷九八《边防典》二，页939。

[11]清官修《皇清职贡图》（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4册）卷一，页427～428。

[12]清杨炳南《海录》，据冯承钧《海录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卷下“绥亦咕”条，页74。

[13]虽然从谢清高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他本人在海外漂泊时并没有真正到过瑞典，不过，在他之前，却有一位名叫蔡亚福的广东人，在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期间，确实踏上了瑞典的国土，并在那里停留过一小段时间，至今仍有题名墨迹存留在瑞典。据云蔡亚福是一位年轻的翻译，在瑞典期间甚至拜见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Ⅲ），并用瑞典语同国王进行交谈。蔡亚福是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的历史上第一个造访瑞典的中国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蔡亚福通晓瑞典语，然而，却没有用文字向中国社会传播介绍任何有关瑞典的知识，至少我们见不到公开刊行的著述。清朝光绪年间，有中国人在瑞典见到蔡亚福的题名，并记述了这一事件（只是将蔡亚福抵达瑞典的年份误记作“乾隆五十四年”），谓“至其地当以其人为最早”，中国国内才得以比较普遍地知晓这一事件，有关记述见清人洪勋撰《游历瑞典、那威闻见录》，收录在清王锡祺所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杭州，杭州古旧书店，1985，据原本影印本）第十一帙中，页25a。又案本文初稿疏忽未能注意到这一重要记述，2006年9月在上海参加Sino-Swedish Relation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国际学术会议，获读英格马·奥特森先生著《巨龙与雄狮——岁月长河中的中国与瑞典》（页24～25，页41），得以做出如上补充并据以订正本文初稿相关内容。另外，我在这次会议上宣讲此文时，瑞典学者Inga Nyman 女士和中国学者周振鹤先生，也都向我提出了这一史实。谨向上述诸位学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14]清杨炳南《海录》卷首自撰序文，页1。

[15]案冯承钧在《海录注》卷首的《序》当中（页4），以为《海录》书中的译名，系多采自葡萄牙语，并举例说：“瑞典之作绥亦咕，足以证之”。

[16]清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走向世界丛书》本）一书（页450），记载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朝使节访问瑞典时其国人使用汉语的能力说：“初，在丹麦时，丹人能华语者，如冯冶森、谢尔恩、钟国球、马德辰等不鲜，盖皆在大北公司，尝游我国。及至瑞典，竟无一人，盖其地见华人为尤罕也。”

[17]语出利马窦为《坤舆万国全图》所撰序文，见黄时鉴、龚婴晏《利马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下篇《文献整理》，页167。

[18]以上有关天主教在清朝传布的情况，俱参据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二部分《明清时期》，页49～352。下文叙述此类问题，凡未另外注明者，亦同样依据此书。

[19]赫德逊（C.F.Hudson）《欧洲与中国》（Europe and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北京，中华书局，1995，王遵仲等中译本）第十章《耶稣会士在北京》，页282。

[20]沙百里（Jean Charbonnier）《中国基督徒史》（Histoire des Chrétiens de Chine.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耿昇中译本）第15章“宽容于宫中，隐匿于各省”一节，页180。

[21]据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二部分《明清时期》1724年下引文，页264～265。案：这段谈话见于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寄往欧洲的一封信中，据云冯秉正（Joseph-Fran鏾is-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在他撰著的《中国通史》（Historire general de la Chine）里刊载了这封信。见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第15章“宽容于宫中，隐匿于各省”一节，页180～181。

[22]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第15章“宽容于宫中，隐匿于各省”一节，页180。

[23]《改良绘图宣讲集要》（清末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卷首《钦定学政全书讲约事例》，页5a。

[24]《改良绘图宣讲集要》卷首《钦定学政全书讲约事例》，页5b。

[25]据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二部分《明清时期》1724年下引文，页265。

[26]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第15章“宽容于宫中，隐匿于各省”一节，页179～180。

[27]《改良绘图宣讲集要》卷首《钦定学政全书讲约事例》，页5a。

[28]《改良绘图宣讲集要》卷首《钦定学政全书讲约事例》，页5b。

[29]如乾隆皇帝曾向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仔细咨询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地理状况，见矢泽利彦编译《イエズス会士書簡集》之《中国の布教と迫害》（东京，平凡社，1980，《東洋文庫》丛书本）第二十書簡《ブノワ師の第二書簡》，页299～320。

[30]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8，《青年丛书》第二集本）第十五章《道光以后天主教的复兴》，页177。

[31]清官修《仁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二四三嘉庆十六年五月丙午，页288。

[32]清官修《仁宗实录》卷二四三嘉庆十六年五月丙午，页289。

[33]据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第二部分《明清时期》1832年，页348。

[34]黄时鉴的“导言”见中华书局影印本《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影印清道光原刻本）卷首，页3～35。案黄氏在文中虽然也谈到郭实猎编纂《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目的，“是想借以传教和维护西人的在华利益”，但文中论述的重点，却似乎很容易给人以这仅仅是一份传播西方文化的世俗刊物的印象。

[35]据《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卷首黄时鉴《导言》引文，页12。

[36]案2006年9月在上海参加Sino-Swedish Relation i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From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国际学术会议期间，在我宣讲本文后，蒙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提出了一份题作《瑞国缘起》的清人记述，其内容和性质，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上这篇《瑞典国志略》中有关瑞典历史部分的叙述，大体相似，而篇幅略为简短。此前在撰述本文初稿时，我尚未读到这一著述，幸赖周振鹤先生帮助指出，在此谨衷心致以谢意。诚如周振鹤先生在提供给会议的文字材料中所教示：“其关于瑞典历史之来源所自，亦有值得考证之处。”日后得暇进一步研究敝箧所存这部《瑞典国记略》时，当一并研读这类相关著述。不过，由于这一《瑞国缘起》的撰述年代，直接关系到拙文所提出的中国人认识和记述瑞典国情况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问题，在此需要对这一著述的写作年代，做一初步判断。检此《瑞国缘起》，其末句云“今中国立和约称瑞典哪（‘哪’字疑衍）者即瑞国也”。今案在前述英格马·奥特森著《巨龙与雄狮——岁月长河中的中国与瑞典》一书中（页33），曾有论述说，中国与瑞典两国间的第一份条约，为公元1847年亦即清道光二十七年签署的《大清国、大口瑞口典国哪口威国等和约贸易章程》，英格马氏书中且附有这一条约封面的书影。据此，则这篇《瑞国缘起》只能撰述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以后，故并不影响本文所论中国认识瑞典的阶段变化。另外，《瑞国缘起》有记述云：“嘉庆十四年，国戚加尔禄斯摄王位。其养子伯尔拿多的，佛郎西人，曾为大将，智过人，摄王委以政柄，修武备，结会盟，用兵谋定而后战，所向克捷，摄王因传以位，亦更名加尔禄斯，即今在位之王也。”文中所说嘉庆十四年亦即公元1809年权摄王位的加尔禄斯，于公元1818年亦即嘉庆二十三年去世，遗命传国于伯尔拿多的，而伯尔拿多的即位后亦改名为加尔禄斯，另有中文著作做有同样记述，见于西人玛吉士在清道光年间所著《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91，《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卷六《口瑞哂哑、口诺噜口威呀国全志》（页616～617）。案此“加尔禄斯”即今通译之查理十三世（Charles ⅩⅢ）；“伯尔拿多的”即今通译之贝纳多特（J.B.Bernadotte）。又贝纳多特在被立为王储后即改名为“查理·约翰（Charles John）”，这就是《瑞国缘起》所说“伯尔拿多的”更名为“加尔禄斯”一事。《瑞国缘起》谓此1818年即位的后一“加尔禄斯”（Charles）亦即伯尔拿多的（Bernadotte），为“今在位之王”，这也可以证明这篇文章一定撰述于嘉庆二十三年亦即公元1818年伯尔拿多的（Bernadotte）即位以后，而不会是在此之前。

[37]《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戊戌四月号《瑞典国志略》，页357。

[38]清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卷六《口瑞哂哑、口诺噜口威呀国全志》，页612～620。案余所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未记有具体刊印时间，谓此书梓行于道光二十七年，系依照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84）的著录。应是《中国丛书综录》编纂者著录《海山仙馆丛书》时所据印本，有这样的明确标注。

[39]清魏源《海国图志》（长沙，岳麓书社，1998）卷五八《大西洋》之“瑞丁国、那威国总记、瑞丁国沿革”，页1595～1610。清徐继畬《瀛寰志略》（清光绪乙未上海宝文局石印本）卷四《瑞国》，页14～15。

[40]参见周振鹤《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纪念徐继畬诞辰二百周年》，原刊《中国研究月刊》1996年1月号，此据作者文集《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195～217。

[41]案徐继畬在《瀛寰志略》的凡例（页2）中虽然说到，按照其国本来的“正名”，“瑞国当作瑞典”，可是，却谓假若“一经更改，阅者猝不知为何国，故一切仍其旧称”，即还是遵从了雍正、乾隆以来官书的译法，恐怕还是因不谙西语而不敢自作主张。

[42]清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页451。

[43]虽然此前早在乾隆五十一年时，广东人蔡亚福就已经到过瑞典，但蔡氏此行，不仅对普通中国人了解瑞典，没有起到过丝毫作用，而且在瑞典人的记忆当中，似乎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清张德彝《航海述奇》（长沙，岳麓书社，1985，《走向世界丛书》本）之《西行日记》，记述斌椿一行人在瑞典活动情况（页543～548），谓皇太后在接见他们时说：“华人从未有来此者。”（页547）所遇当地驾船舟子亦云：“贵国从无人至此。” （页548）

[44]清斌椿《乘槎笔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走向世界丛书》本），页125～128。

[45]清志刚《初使泰西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走向世界丛书》本）卷三，页326～327。

[46]清斌椿《乘槎笔记》，页91。

[47]案此后仍有个别人继续沿用“瑞国”的译名，还有人用“瑞国”来指称瑞典与挪威的联邦，而用“瑞典”来指称其除去挪威之外的本部，如王之春在光绪时撰著的《清朝柔远记》一书即是如此。见《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卷一九《瀛海各国通考》，页361。

[48]清张德彝《航海述奇》之《西行日记》，页533～534。

[49]洪勋文见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杭州，杭州古旧书店，1985，据原本影印本）第十一帙，页1～25。

[50]清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页449～463。

[51]清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页462。

http://www.pku.edu.cn/academic/zggds/004/001/070.htm

看来辛先生不仅买了些冤大头书，还真买了不少好书，包括这个海内孤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