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翻译罗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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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翻译罗旭

林姜 《福州晚报》

　


她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用流利的法语、英语翻译，语惊宾客，也深受领导人的赞赏。

罗旭祖籍福州鼓楼区南营，出身在福州著名的外交世家。她的叔曾祖是清末外交家、翻译家、李鸿章的幕僚，出使英、意、比三国大臣的罗丰禄；她的祖父罗忠尧是晚清驻新加坡总领事；罗旭的叔祖父罗忠诒1926年出任中国驻丹麦公使；叔祖父罗忠咸民国时期任中国驻伦敦副总领事；罗旭作为副代表兼任翻译跟随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特别大会。

　

父母亲、名教授给她打下外语基础

罗旭在浓浓的书香大家族里成长。她的祖父罗忠尧去世时，长子罗孝章（罗旭之父）才5岁。罗孝章11岁考入清华学堂，准备作为庚子赔款留美学生。25岁守寡的祖母舍不得，经亲友劝解她才勉强同意，但要孝章定亲后方可成行。孝章竟提出了与对方“相亲”。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这是惊世骇俗之举，在福州城引起不小的轰动。随后孝章又提出：要比自己大两岁的未婚妻去教会学校英华中学学英文。16岁的罗孝章结束了清华园的学业，订了去美国的船票才和许佩珍入洞房。蜜月未满，孝章便启程赴美。他先后在哥伦比亚等大学攻读9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供职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驻上海办事处，任至副总工程师。

罗旭的母亲许佩珍秀外慧中，填得一手绝妙诗词，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慈母浇花护苗，罗旭说英语比说福州话还要早。新中国成立后，许佩珍和许多穿列宁装的新中国女士一样，津津有味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掩卷之余，以诗词写下读后感。可20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波涌浪逐，许佩珍的母亲及小妹定居台湾，其表弟梁序昭又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国民党“海军司令”，使老人背上沉重政治包袱，后半生的道路坎坷，“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影响了罗旭。

罗旭1934年出生在上海。两岁时，她发现自己老是穿姐姐换下的旧衣服，长哭抗争，孝章从中窥测次女外柔内刚，是可造之材，特地为她单独讲授安徒生童话等英文作品。罗旭英语翻译准确无误，字正腔圆，得益于双亲的启蒙；罗旭的文学造诣之深，多半来自母亲的耳濡目染；罗旭胸中始终翻涌着四海波涛，则出自父亲的超前意识。

许佩珍对柔弱的次女关爱有加，总怕她患病，小学时，罗旭从校回家就卧床休息，功课都由聪明的弟弟代劳。这样罗旭便赢得了床上“神游”时间。许多文学名著，都是由弟弟从父亲书房中“偷”来，交给她阅读品味。童年的罗旭不是捧着书本漫游书山诗海，便是背诵诗词歌赋。可好景不长，上海滩使她屈辱、悲愤：4岁，她目睹了美国军官侮辱父亲的场面；7岁，日本军官挥刀威吓她，还拧她小耳朵；10岁，上海光复，她又目视美国兵耀武扬威、行凶街头及国民党接收大员疯狂劫掠民脂民膏。15岁，父亲突患肝癌撒手人寰，家道中落。母亲深受刺激，罹患重病。父亲丧事由公司代办，代办人趁火打劫，把父亲的赡养费耗去大半，全家人雪上加霜。国恨家仇民怨让她顿生报国之志。

有幸上海滩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罗旭姐弟才得以继续学业。1952年，罗旭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外语系。时父亲去世4年有余，母亲因家中经济“弹尽粮绝”，急得旧病复发。所幸3个成年子女都考上清华、北大。母亲才在老同学的夫君、北京图书馆馆长王重民教授帮助下，携幼子和寡居半个世纪的婆母迁居首都，为王教授的学友抄书。母亲含辛茹苦，靠毅力和韧性，又在国家的培养下，4个子女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看到了毛主席目不转睛忘了翻译

1958年罗旭从北京大学外语系毕业，她想执教鞭，报告参加军干校被拒，家庭出身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然而国家需要改变了她的命运，罗旭跨进了外交部街3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门。这样，罗旭便与后来担任中英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后来成为她夫君的赵稷华大使邂逅了。

当时，外交部十分缺乏年轻的翻译干部，刚成立了翻译队。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俄语学院等调入一批英、俄、法三种语言的三四十位应届毕业生，分三个班突击补习、强化训练外文翻译课程，那时学外文的毕业生远不能适应外交工作的需要，基本上不参加第一线的外事工作，但罗旭出类拔萃，外语，特别是口语水平十分突出，例外地承担了外交部礼宾司接待外宾或外国使节的口译工作。一年后罗旭结业，调入外交部办公厅翻译室，正式参加第一线的外事翻译工作。在这里一干就是14年。因人手少，罗旭常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那时外国领导人访华，双方讲话稿都要译成几种文字，罗旭精通法、英双语，可直接互译，不必通过中文译文转译，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当时精通两种语言文字的干部还很少，罗旭这个优势使她在翻译室青年干部中脱颖而出，成为翻译室法文组业务骨干。

罗旭在翻译室的最初4年间，先后任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外宾的法语翻译。1959年，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罗旭目不转睛地盯着只能在书报、照片中见面的毛主席，忘记了翻译。宋庆龄副主席用上海话提醒，她才进入角色。
　

参加“九评”笔译 一词传神专家击掌

1962年，罗旭因社会关系，她的身影在高层领导会谈中消失了。祸兮福所倚。1963年至1964年，罗旭被借调到编译局，参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等重大文章的笔译工作。那时中苏分歧尖锐化，爆发了大论战，中方发表了一系列“九评”的理论文章。中央组织了专门的班子，集中一批水平高的人来翻译这批文件，并请有声望的外国专家参加定稿工作。这项工作要求很高，是提高理论和外文水平的极好机会。罗旭抓紧充实自己，也干得很出色。一次，在“大文章”中有一句描述当时国际形势的诗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个“满”字十分传神，但却难倒了译者们。大家提出的种种译法，外国专家都不满意。罗旭用了“pervade”一词，外国专家击掌称好。

工作之暇，酷爱文学的罗旭手不释卷，时常钟情于19世纪法国著名女小说家乔治•桑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先驱斯汤达的佳作，特别是乔治•桑文字清丽流畅，描绘细腻，强烈感染了她，又丰富了她的翻译内容和词汇。罗旭还陶醉西洋音乐，尤其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使她几乎到了忘我境界，又让她的翻译蕴含诗情画意。数十年的外交生涯，她与国际政治、历史和现实的外交风云变幻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她必定阅读大量报纸、杂志，跟踪形势，研究动向。
　

毛主席赞扬她像后羿能射下九日

1964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勇龙桂会见法国议员团时，这位思路清晰、辞章逻辑性俱佳的专家，系统地向法国人介绍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无意之中让担任译员的罗旭露了一手，“小同志，你译得真好！”会谈结束后，勇龙桂夸奖道。“为您做翻译是一种享受！”罗旭喃喃地回应。

罗旭于1971年再度出现。第二年暮春，她自外交部翻译室调至非洲司综合处。当年，法国领土整治部长贝当古访华，罗旭出任随团翻译。但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贝当古时，她仍不能出面。李先念副总理与贝当古会谈时，贝对罗旭的口译水平大加赞赏。此信息转到周总理处，周恩来说了话：“法文学得好，只要对党有感情，社会关系再复杂也无妨。”敬爱的周总理心系外交事业，关注类似罗旭那样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年轻学子。此后罗旭又可以参加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等外宾访华的口译工作了。

不久，罗旭与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去毛泽东那里参加接待某非洲国家元首的工作。会见外宾前，毛主席含笑说道：你们这些人的名字好厉害。唐闻生是闻生不闻死，罗旭和后羿一样，会射下9个太阳。毛泽东幽默、含蓄，后由周恩来作了注脚：前一年冬天，江青在钓鱼台宾馆宴请几位翻译，罗旭认为这与工作无关，拒不前去。后来，周恩来称赞：“罗旭敢顶江青，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周恩来点点头对她双语翻译满意

与罗旭交往过的外国朋友普遍认为，她的法语讲得就像真正的法国人，并惊叹她竟是个未留过洋的纯粹土生土长的外语系毕业生。在50年代的大学里，不仅没有出国学习的机会，口语训练的设备也很简陋，教学中刚开始使用录音机，是集体用的。罗旭富有外语“细胞”，如何能学到这种水平呢？其“秘密”有几条：一是热爱法语和法国文学，大量阅读原著，达到几乎痴迷的程度；一是尽量脱离中文，用外文思考；再就是熟读历史，各种历史书是她案头必备的，随时翻阅、查对。这也是她搞高层外事翻译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因而，她成为外交部为数不多的能同时熟练运用两种文字翻译的高级译员。

1972年5月，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访华，非洲国家驻华使团在北京饭店庆祝“非洲日”，邀西亚德参加。周总理应邀出席，罗旭担任译员。这是她受到“冷遇”10年后，重新担任高层领导的口译工作。西亚德不会说法语，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几内亚大使则不懂英语。由于罗旭熟谙英、法两国语言，于是一场几乎让非洲兄弟枯坐向隅的谈话顿时轻松起来。事后，非洲使团的一位礼宾官不由得连连称赞罗旭，周总理也点点头，对她双语翻译感到满意。
　

跟随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1972年秋，罗旭随副外长乔冠华出席第二十届“联大”会议。翌年早春，罗旭又随外交部长姬鹏飞赴巴黎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重要会议最终导致了长达10年的越南战争的结束。
最令罗旭难忘的是1974年暮春，她作为副代表兼任翻译，随邓小平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会前准备工作阶段，罗旭从头至尾参与了大会发言稿的起草。最后一稿由邓小平口授，由当时非洲司副司长周明基记录，罗旭负责查对资料。此稿经罗旭核对好，呈送毛泽东时，毛泽东只听秘书读了一遍，就吩咐用红笔画三个圈，即刻退给外交部办理。后来毛泽东接见邓小平为首的出席特别联大中国代表团时，又当面表扬了这篇讲话稿。在那次特别联大的重要会议上，罗旭坐在邓小平的身边，亲闻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作出庄严宣告：“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邓小平讲话后，前来握手祝贺者之多，在联合国是空前的。翌年仲秋，罗旭再度以副代表身份出席第三十届“联大”会议。

1975年，因“社会关系复杂”，罗旭再次“沉寂”，她没有虚度岁月，笔耕不辍，参与了《巴尔扎克全集》、《戴高乐回忆录》以及乔治•桑等的法国名著的翻译校订工作，她曾想回到大学执教鞭但未获准，她还翻译了一系列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文章。10年后，她调到外交部新闻司任职，先后在齐怀远（前副外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时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马毓真（前洛杉矶大使衔总领事、驻英国大使、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两任司长麾下，从事该司的宣传和新闻发布工作，以参赞衔主管新闻发布处。

1988年，大病初愈的罗旭赴阔别已久的纽约联合国总部，与夫君赵稷华会合，赵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罗旭先后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济组和新闻组担任参赞，至1992年冬卸任回国任外交部西欧司参赞。在纽约5年，罗旭感受十分丰富。1992年深秋，联大新闻委员会中各方发生尖锐分歧，几度协商无法形成决议案，大会濒临破裂。中方经过与各方个别接触，查找联合国有关档案，终于成功地已率先让步赢得主要分歧国家接受了“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终于协调一致。委员会秘书长、阿尔及利亚参赞在总结大会上赞扬中方以“中国式的智慧”挽救了协议案，使各方皆大欢喜。

罗旭心系故里，家乡人也怀念她。1997年12月，福建省统战部邀请她与中国联络小组中方首席代表、罗旭的夫君赵稷华“回家看看”，罗旭一到福州南营老家激动得流下泪水，啊！这是外交世家的祖籍地，这是她魂牵梦绕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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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名家故事啊,呵呵,感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