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评《品位与职位》及部分回应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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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部毅史评：（阎步克著）《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研究》（『東洋学報』，88-1，2006年6月）
岡部毅史是目前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较为活跃的学者，其主要研究领域也在官僚制方面。以下对该书评做扼要介绍，翻译不一定准确，见谅。

著者是主导着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者，之前围绕唐代位阶制度的成立过程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以下以五分之三篇幅简要介绍各章内容。）
　 本书的意义首先在于是第一部试图对古代中国的位阶制度进行体系性、通史性叙述的专著，同时也显示了散官研究在现阶段所能达到的高度。该书根据与当时社会形势和政治体制变迁的关联，来论述散官的历史展开，其内容决不只限于官僚制的范畴。在这一点上本书使人联想起宫崎市定的名著《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一方面是魏晋南北朝史，另一方面是以《科举前史》为副标题的法制史专著。
　 运用自如地活用现有研究成果，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不限中国国内，提及日本研究之处也决不少（未参考到的研究令人惋惜）。著者具有大胆想象力和无比的活力（vitality），调和构建技巧更是独擅胜场。举例而言，北魏后期到西魏、北周，官人同时持有军号和光禄大夫之类散官，散官与职事官却是各自升进，此点窪添慶文已然指出。著者大概根据窪添氏的成果，通过对大量“双授”事例的探讨，得出军号对散官具有“拉动作用”并促进文散官阶官化这一独特而且大胆的图式。
　 关于本书的局部论证和理解，评者有持不同见解之处。例如，第五章主张《通典·魏官品》产生于曹魏末年，即便如此，这与官品的成立时期也属于不同的问题。（案：评者似指咸熙元年《魏官品》之前，已创立官品）又如，第七章仅凭《大唐六典》零星、片断的记载，推定梁十八班制又被区分为正从上下，这点难以得到普遍赞同。另外，《晋律》“有罪应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职官”，著者认为此时加官不免（第355页），反论不少。（案：阎步克先生关于加官不免的观点恐怕确实不能成立。不过文中对此只是一带而过，无关宏旨。）
　 评者最后从更宏观的角度谈了读后感想。本书从行政学概念导入模型，以此开始对历代位阶的分析，其方法未必是有效的；框架先于实态，结果制约了对历史现象的认识。最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出对南朝官僚制'文清武浊'的理解。周一良氏曾经对南朝以文官领武官的所谓'带帖'制度进行考察，明确了如下现象：在南朝，虽然单独持有武官为一流贵族所避忌，但是作为带职而拥有武官的情况却比仅仅拥有文官的情况更被高看一等。周氏的这一意见，本应促进对于南朝文官总是优于武官的僵硬理解的反思。遗憾的是，急于'图式化'的本书对此并未加以有效利用。
　 第二，亦与“图式化”相关联。著者认为继承西魏、北周之制的唐代散官制度是制度发展的必然定型，所以本书为配合该结论而构筑论点，这给人预定调和的印象。具体来说，对作为失败者的南朝和东魏、北齐的位阶制度未能赋予积极意义，地域差别和独自性受到轻视。因而，应当从更多元价值观的存在来认识唐代历史。
　 总之，这是应当在相关领域受到高度评价的研究著作。
本书出版后，著者转向利用《二年律令》做官僚制研究。著者对中国古代史有着无止尽的热情，可以期待他继续领导今后官僚制的研究。

　 书评作者也是相关领域专家，故分析得较为深刻。对各章的介绍很准确，最后的褒贬也不是泛泛而谈。书评中很多地方毫不掩饰对阎步克先生的敬佩之情。


阎步克先生的回应：

　　　
　　书评我大致看了。见一转君(临去秋波那一转？)把部分内容发出来，还有评述。我也有了回顾思考的兴趣，并藉此表达对冈部毅史先生的谢意。
　　冈部毅史先生的书评写得很好，就事论事，简要明快，并无我们常见的书评那种搀水的客套。同时又很客气，说不知自己是否准确介绍了此书。曾对人说这样冷僻的书无人会读，可冈部毅史先生予以认真深入的评述，很感慨的。冈部先生的研究，我曾从中受益。日本学界在秦汉六朝法制史上研究有素。像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西嶋定生的二十等爵制研究等，都属经典。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从种族、文化、地域、集团、阶层论制度，属“政治史主体”的制度研究，还不全是“制度史主体”的著作。宫崎论北朝的官僚化和功绩制，西岛以二十等爵建构秦汉身份体制(其社会科学背景更深厚些)，则在体制、形态和结构方面，对我别有启迪。
　　书评反映了日本法制史研究的深厚底蕴。当然，也体现了日方的特别思考。如书评特别提示这样一点：拙作对乡里豪族共同体等说未表赞成。关于《魏官品》，若认定官品诞生于魏末，则日方(当然也有中方)若干研究将有落空之虞。开句玩笑，是兵家必争之地了。体察各种迹象，包括尚能看到的曹魏法规《魏官品令》、《甲辰令》、《咸熙元年百官名》等，我以为想为《通典·魏官品》之前就存在官品而举证，相当困难。当然不妨尝试一下的。若干年前我曾写了一篇关于《瑞贽议》的文章，至今未刊，此《议》可反映直到曹魏中期，议礼仍以“九命”及“若干石”的禄秩为说，而不是以九品官品为说。
　　最初发表“双授”时，尚未见窪添慶文先生的《北魏における光禄大夫》，故未及引用。其时写作的出发点在北周。因周一良先生说北周官阶记载有“杂乱”，而我读《北周六典》提供的数条材料，觉得其实不然。随后搜之史籍石刻，居然证成了“双授”与“上下阶”的配合，从而可以确切解读北周官阶，并将之视为唐代文武散阶的先声。写书时读到了窪添之文，随即在书中两处将之补充插入。第二处有言：“窪添庆文在考察北魏光禄大夫的位阶化时，已经指出魏末‘大夫’的授予，越来越多地和‘将军’的授予结合起来了【注1】。我们则以西魏九命中文散官序列的形成为基准，把视野扩大到侍中、散骑常侍之官、大夫之官和东西省散官三类散官。”魏末“双授”材料俯拾皆是，本无量化统计之必要；可读书中我感觉北齐双授很少，遂去一条条搜集排列，使这一事实凸现出来：北齐抑制“双授”有重大收效。今再次申明，对魏末大夫与将军的配合授予，窪添慶文氏最早探讨。
　　拙作论梁朝曾采用正从上下，除《唐六典》10余条材料，尚无它书印证。我又曾排比梁陈迁转，印证其时使用“半阶”概念。因被其他问题吸引，没继续做。此后刘聪同学曾提交一份作业，从类似思路强化了这一认识：相当于“上下”的“半阶”是存在的。但她自己随即去做宗教史，也未修改发表。魏晋南北朝史料少，故学者们研究的推测成分比此后的断代大。对这种研究状态，我的态度是过程重于结论。
　　关于《晋律》“有罪应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职官”，律文表述清晰。所谓反证的存在，是否可以否定法律上有此条文？此期法令不得贯彻的例子，还能找到若干。一转君探讨过这个问题，应有深入见解。
　　对南朝“文清武浊”，文官“带帖”能加重资位，此问题确应继续发掘。2000年我有《南朝的西省》一文，指出五校、中郎将亦属“清贯”，但加东省散号依然加优于西省散号，这是相当明显的。且简单从文武两分观察，也不尽合古人观念。比如“侍官”“从官”，是文还是武？我对秦汉“宦皇帝者”有考，这是一种特殊的职类观念，其中包括郎官；而东西省散官，正与郎官有相通相承处。东汉的郎将、校尉，都有用儒生者。齐梁步兵校尉尤重，号称“酒厨”之职，乃因名士阮籍而重；陈朝“骁骑亦通文武”，非单纯武位。北朝的西省将校，拙作直接将之处理为文散官，而非武职。我的想法是，不妨超出清浊士庶的习惯视角，转从“官职的等级与类型·官员的等级与类型”角度，重新审视相关问题。这两点，我视作传统官阶研究的主要对象，前几天上课刚刚阐述过。
　　南朝、周、齐的制度优劣，即“积极意义”，是个评价问题，所以将因视角而异。从政治史视角看，南朝、北齐居优，更为“正规化”；从制度进化视角看，北周的更大“制度创新”热情及其在官制礼制上的多番“折腾”，却也鼓荡出了很多新异的制度元素。因周、隋、唐三朝一脉相承，这些元素与新的政治需要结合起来了。从宏观说，唐代散官是魏晋南北朝官阶“品位化”趋势的历史余绪，包括南朝、北齐；从具体的制度源流看，说唐代文武散阶的并立格局直承北周，应无问题。近日我在研究唐初六冕服时再度看到，从宏观上说，唐初冕制是中古“古礼复兴运动”的延伸；从具体的制度源流说，北周建构了一个复杂的“多列式”冕服等级制，唐代六冕上承北周，而非南朝或北齐。对唐制承周，还有证据将来可以提供。法制、官制、爵制、兵制、礼制研究的多方推进表明，“隋唐制度用南朝、用北齐而不用北周”之说，应该放弃了。三方都是隋唐制度之源。
　　至于“图式化”的问题，我以为书评所举，只是南北朝一些具体、局部的处理斟酌问题，与拙作的整体建构无必然关系，至少不表明“品位分等-职位分等”概念不可用。它们是像高矮、胖瘦的一样的概念，供分析用的。通过它们，可将周爵、命服、稍食、二十等爵、禄秩、朝位、封爵、散官、中正品、将军号、阶官、资格、学历及各种加官衔号等，编织为一条连贯的线索，而以前它们多是被分别研究的。
　　关于“图式化”本身，说两点吧：第一、除非不做解释，其实人人逃不出图式，而且不存在某种必然带来“实态”的“花无缺”图式。第二、较强的社会科学色彩与正宗的历史叙述，不妨比做油画、国画、水彩画、素描等与照片的关系，可以认为照片才是“实态”，但我也可以说：未必。是否是“非历史的”，我不会在意。手头有部稿子，因中途对冕服发生兴趣，停顿了一年多，将来会完成它，它将更为“图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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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先生一直在追求一种宏大的视野和对中国历史的一套解释系统。虽然这些理论有可商可批之处，但阎先生从中体现出来的那种使命感，是无可指摘的。他对日本学者的个别人身支配等理论建构虽然倍加赞赏，但从总体来说，他是从批判日本学者的理论建构入手来做的。他在日本批评被日本学者极度尊奉的宫崎、西嶋等，让日本人很不高兴。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以前我们比日本人差，现在有了我们几个人在研究，基本赶上甚至超过他们了。我们要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