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墙里香花墙外粪'：全球化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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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峰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次6月6日~8日德国峰会这样，出现如此泾渭分明的两个政治舞台：从今年3月起，德国政府斥资上千万欧元，在滨海乡村海里根达姆（Heiligendamm）兴建了一条12公里长、2.5米高的铁丝网，将G8峰会首脑下榻的凯宾斯基饭店以及大约300户居民圈护起来，这条铁丝网甚至伸入波罗的海3公里；而在这道隔离墙外，从5月中旬起，反对G8峰会的抗议者们也陆续驻扎在距离酒店数公里外的农场空地上。

一道令人联想起柏林墙的铁丝网，划出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两个世界。墙内，是代表全球化既得利益者的世界最富裕集团的工业八国；墙外，则是为穷国呼吁更多公平正义的来自全世界的近10万抗议者。墙外拷问全球化罪责的轰轰烈烈的粪肥伺候，最终在墙内结出了光鲜的盛夏果实。

全球化后的G8：我型我秀

“让资本主义成为历史”——不明就里的全球化受益者，看到邻近海里根达姆的城市罗斯托克街头的海报，也许会哑然失笑。没错，仅仅十几年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其依附的资本、跨国公司、治理方式席卷全球，仿佛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但事实上，G8所象征的全球化不仅没有衰弱的迹象，反之因为中国、印度等国魑??蚧?氖芤嬲撸?笥絮疑鞧8、并扩大为G13的趋势，而将进一步得到巩固。

从历史追溯，G8会议的出现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资本协商框架的缺失。为了寻求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案，1975年，6个工业最发达国家发起并创建了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最初的参与国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初创之际，国民生产总值是唯一的标准。翌年，加拿大以排名第七的身份加入这个发达工业国的俱乐部。首脑们每年一次参加其中一个会员国主办的闭门会议，希望避开媒体干扰，更绕开国际社会现有制度的掣肘，以这种非正式的密室会议来协调各方利益。但是，当年复一年成为惯例后，这一非正式的安排也随之制度化，俨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经合组织等等国际组织之外的一个对国际局势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决策机制。

随着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模式资本主义在全球输出，G7会议逐渐成为全球化的象征，背负着全球化所有的荣耀和挑战。但事实上，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几乎天然地方便或者鼓励各国首脑们在参与密室会议后，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秀来操纵国际媒体，以推卸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负面责任，且在技巧上也试图通过严格控制增加对话伙伴来抵消这一指责，这个特征一直延续到后来俄罗斯的加入。虽然俄罗斯的经济总量远不及G7成员国，甚至未被国际社会接纳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即WTO成员），但从1992年起俄罗斯开始列席七国财长会议，并最终于1998年正式加入这个集团。G7会议从此成为G8会议，利益相关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多少，成为全球化时代新的规则。

在这一新规则下，G8会议进一步有限度地扩大对话范围，以安抚国际社会。2003年起，作为新兴工业大国、也是地区性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等5国在G8+5的模式下，受邀参加对话。此外，东道国日益发挥主导作用，增加了G8会议的灵活性。在近年来几乎每次G8会议上，东道国所感兴趣的问题都主导了会议的议事日程，比如前年鹰谷会议的非洲问题，去年圣彼得堡会议的能源问题，今年海里根达姆会议的环境问题；并且，东道国在正式会谈外增加了G8+5模式之外的南北对话、NGO论坛、青年峰会等等专门论坛，试图改变G8会议的密室形象，扩大舞台范围。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总量持续跃升的中国在2003年首次参加了八国财长会议后，胡锦涛主席则从2004年起连续4年接受G8会议的东道主法国、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邀请，参加有关会谈。

但是，这些变化某种意义上仍然只是姿态性的。德国象征政治的专家、科布伦茨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奇内利在分析G8政治舞台的象征意涵时认为，G8会议的实质成果越少，会议的参加者就越倚重表演性的替代政治，比如G8与中、印等门槛国家的对话、青年峰会等等的政治秀。事实上，最近10年，曾经推动全球化的各种制度化机制，诸如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其重心早已不再是如何削除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而是发展中国家所呼吁的公平贸易，也就是南北问题。但是，由发达工业国组成的八国俱乐部，却并未通过这个峰会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以致从过去几个月到会议的前半程，德国媒体对峰会的结果普遍持悲观态度，对会场外、街道上进行的反G8示威多持同情立场。

而事实也再次印证，直到最后一刻，与会的八国首脑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保守姿态并未发生多大变化：德国总理默克尔早在峰会前夕就否定了外界关于G8扩大为G13的幻想；在6月7日的首日会谈中，布什仍然拒绝设定二氧化碳排放上限，坚持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但对普京提出的关于在阿塞拜疆建立联合雷达站的反建议显得缺乏准备；土耳其入侵伊拉克北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消息传来后，法国新总统萨科奇宣称欧盟里面“没有土耳其的位置”。整个G8会议，似乎依然没有摆脱富国政客们早已成形的保守倾向。

抗议者：愿望有多迫切，表达就有多强烈

从5月中旬起，就有成群结伙的抗议者们陆续来到海里根达姆附近的草地上，安营扎寨，与铁丝网内的白色度假酒店楼群遥相对望。来自德国、意大利、北欧和南北美洲各地的愤怒青年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们自行搭建帐篷，打造长桌长凳，甚至望台。他们在露天搭起大锅，煮着蔬菜和通心粉，生活简约而自然。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揶揄道，与他们相比，墙内的G8首脑们，个个都是食肉者。

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代理人，默克尔政府对待示威者的做法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并未稍减暴力的运用，只是控制技术更为精准。除了耗资1250万欧元兴建隔离墙，并以“零容忍”的态度来对付示威者，德国内政部调集了全国1.6万名警察，组织了“9·11”以来最大规模的安全行动，并宣布峰会期间隔离墙外围5到10公里的范围内禁止任何游行示威。不仅如此，从4月起，德国警方搜查了全国大约40余处抗议组织者的办公室和住所，从抗议者的电脑中寻找抗议示威的组织和人员资料，并收集他们的气味标本。如此种种，已经被德国媒体充作嘲笑警方侵犯人权的搞笑素材。

但是，德国警方“零容忍”的政策并未能阻止示威的准备。与仅仅3天的G8峰会不同，在海里根达姆会场外的反全球化示威早在峰会前一周就陆续进行，持续了10天之久。他们的表演当然不在密室，而在街道。10万名示威者的国籍也远比八国更具全球性。与往年不同的是，在反对G8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示威者不仅汇集了传统的老左派和激进的第四国际、乐施会、反艾滋联盟等致力于援助非洲的非政府组织，而且德国政坛的两个极端：极左的绿党现任主席克劳迪娅·罗特，极右的国家民主党（NPD）的成员，都分别出现在罗斯托克和柏林的反G8游行队伍中。 www.6park.com

6月2日的罗斯托克游行让本次峰会的高潮提前到来。在50个国家设有支部、拥有大约9万名成员的阿塔克（Attac）会同其他组织，在邻近的大城市罗斯托克组织了大约有8万人参加的和平示威。罗斯托克居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此声势浩大的游行在当地还是首次，即使在前东德时期也未见过。当示威进入尾声，警察的暴力镇压引发了“黑色军团”的反击，也演变成本次峰会反G8示威活动中最为惨烈的暴乱。冲突过后，近千人血洒罗斯托克街头。其中，警察受伤433人，重伤30人，示威者受伤520人，20人重伤，另有128人被扣留。在八国首脑到达海里根达姆之前，燃烧的汽车、投掷石块的黑色军团、短兵相接的游行队伍和镇暴警察的画面，就透过采访峰会的媒体传遍了世界。

参与示威的诸多反全球化组织在谴责警察暴力的同时，也谴责了黑色军团的暴力示威。不过，无论从组织还是从行动上，暴力示威应该归为警察暴力的产物。6月2日当天的游行，不仅为了反对本次G8峰会，更为了纪念40年前一名死于警察暴力的柏林学生。1967年6月2日，27岁的学生本诺·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在西柏林的游行中被警察枪杀，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也从此进入一个转折点——“6月2日”、红色旅等极端左翼暴力组织随后形成。类似的，2001年热那亚G8峰会中，一名23岁意大利青年卡洛斯·朱利安尼(Carlos Guiliani)在街头抗议中被警察枪杀。这一意外死亡事件催生“黑色军团”，壮大了阿塔克。在本次峰会期间的镇压行动中，防暴警察事先摘掉了胸前的姓名牌和警号，以免被媒体录像和示威者识别。在爆发街头冲突后，德国右翼的基社盟议员斯蒂芬·梅耶（Stephan Mayer）竟提议动用德国反恐特警GSG9来对付暴力示威者。而橡皮子弹的使用也被付诸讨论。所幸德国警察工会的发言人在峰会前夕否认了使用不人道的橡皮子弹的必要。在1999年的西雅图G8峰会期间，美国警方首次使用橡皮子弹对付示威者，造成严重伤害。

这支被德国警方视为本次峰会最大威胁的有暴力倾向的黑色军团，属于激进的“干预主义左派”，规模近8000人，参加本次峰会的成员在1000到2000之间。他们大多来自柏林的几所大学，头戴面具，身着统一的带帽黑色大学衫，防范被警方录像事后甄别。他们回击警察的辣椒水和警棍的武器是德国城市随处可见的铺道石——既是欧洲过去200年社运传统的载体，也是常常令中国旅游者徜徉古旧欧洲街道、感受文明碎片脚感的来源。

对旁观者来说，暴力的表达也许过于激烈，但与G8峰会一度压倒一切的主题——恐怖主义，有着根本的分别，并未逾越人权的范畴。正如现任欧洲绿党主席、曾为1968年学生运动领袖的科恩·本迪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抗议从来没有什么纯粹的形式”。对于黑色军团或者所有参加反G8的示威者，他认为“抗议只是生命的感受，当人们对社会不满就需要表达”。这样的表达，这样的街头行动，相比十几公里外的密室政治，也许更接近问题的实质，更容易唤起世界对全球化危机的关注。

提姆·牢迈尔是干预主义左派和黑色军团的发言人。他对媒体表示，他们无意制造任何暴乱或者街头冲突，而且反对无意义的和不加选择的暴力，他们只期望“一个共同的战斗性示威”；希望通过明确的抗议，反对美国的政策；而任何独立的公民，都不能忽视少数族裔、社会边缘团体或者其他弱势群体。提姆在接受采访时侃侃而谈，这个30岁的柏林大学生，看不出丝毫“暴力倾向”，倒有些羞涩。这些二三十岁，看上去成熟、自治、善于思考的大学生，在6月2日的罗斯托克冲突后，与警方一道响应绿党的呼吁，采取了“防范冲突升级”的新战术，示威趋向温和。

抗争与妥协：全球化进程的修正

在其1944年的名著《大转折》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博兰尼作出一个经典论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自救息息相关。这一社会自救原则曾经在自由资本主义的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了今天的福利资本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时代，这一原则同样通过反全球化运动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开始扭转全球化的方向，赋予其中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本次峰会同期开幕的科隆基督教教会日上，与会者发出了发展中国家、被忽视的人群“尊严需要公平”的呼声。这些问题，曾经是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洲“新社会运动”不懈斗争的焦点，而今早已融入德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被列入本次海里根达姆峰会正式议程的官方文件。

在过去的十多天里，抗议者们举行了连串规模巨大的反全球化示威和露天摇滚音乐会；万名示威者继续冲击会场外的隔离铁丝网；绿色和平组织的两条快艇试图闯进海岸禁区……但与此同时，大批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云集罗斯托克，开会讨论贫困、非洲、疾病、环境等具体问题。相比于朴素的反全球化姿态，他们更具有“全球化另择”的明确思路。

在这样的气氛下，默克尔的坚持终于获得突破，6月7日的G8会谈就大气保护达成突破性妥协，各方承诺在205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减半”的目标。6月8日上午，当绿色和平组织两支悬着“现在行动(Act Now)”标语的热气球飘近峰会会场，G8峰会的非洲论坛也迈开历史性的一步：八国集团在未来5年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的抗艾滋病援助，并增加已有的发展援助，至2010年达到每年500亿美元的水平。全球化的进程在海里根达姆完成了一次自我修正。

峰会尚未结束，德国媒体给予默克尔高度赞扬，称其为“绿色总理”、峰会的“救世主”——默克尔政府挽救了峰会，回应了反全球化运动的要求，也修正了全球化进程的方向。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出席了第三天的G8+5的对话之后，亦被大潮裹胁其中。

中国：崛起大国的责任

根据G8峰会6月7日达成的关于气候保护的共识，与会的八国首脑与欧盟同意“认真考虑”在2050年实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减半的目标；这一目标将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实施。相对布什一贯坚持的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拒绝设定排放目标的立场，无疑，这一共识的达成是默克尔主持本次峰会的最大胜利，也是G8峰会历史上对全球化所作出的罕有贡献。

更重要的是，这一八国共识对6月8日参加对话的其他5国构成约束。在G8+5模式的裹胁下，尽管中国在本次峰会上似乎感受不到会场内外发生的有关全球化进程的微妙变化，仍然坚持强制减排不应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但是，身为排放大国，中国和印度已经很难抵制在联合国框架内协商为此共同目标所应承担的责任。随着未来《京都议定书》后续条约的协商，中国将可能放弃继续游离于全球化危机之外的立场，承担起更多的全球责任，降低自身的二氧化碳排放。

这一结果，是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深化的插曲，也将是中国自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地位、1998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首次在一个非正式集体谈判机制内被迫接受“承担全球性的社会责任”的义务。其意义深远：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所包含的生产模式指向，以及排放的全球社会责任本身，对中国在国内寻求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谋求和谐世界的交往，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就国内而言，虽然在国家主席胡锦涛赴峰会前夕，中国政府紧急抛出一份环境政策白皮书，再次强调排放问题首先是发达国家的责任。但是，近一年来连续发生的重庆大旱、武汉大旱、无锡水污染、厦门ＰＸ危机等等环境危机，在提醒中国社会，环境保护与国民的生存和发展密不可分；环保运动和维权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兴起，更强化了环境的社会意义。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效应，随着环境意识的改变和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最终将转化为内部压力，而难以通过历史责任或外部责任的推卸来减轻环境压力。可以预期，“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将作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代理人”，影响中国的环境、能源、劳动保护、产业结构等等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否和谐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社会责任远不止环境和大气。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凸显的知识产权纠纷，也远非历史责任和发展阶段所能化解。一个对知识和技术缺乏基本保护的经济体内部发生的交易是不公平的，不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则，而且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悖。在非洲问题上，继去年中非论坛之后，本次G8峰会正式标志着非洲大陆“一场新的竞争的开始”。这是在两种援助方式间的竞争，也是两种发展方式的竞争，更是“和谐世界”与“修正的全球化”的竞争，最终将决定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和利益。

面对这一挑战，本次G8峰会已经充分展现了这种全球化进程的改变——反全球化运动能够通过国内政治和抗议政治的象征意义，影响全球化进程中的议题和谈判机制——中国还能以全球化的成功者和搭便车者自居，继续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生产方式，忽视反全球化运动所包含的环境、社会和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