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18日，金曜日（星期五），来日本正好满一周。上次去东京古书会馆买书时，看到有预告，说今、明两天在古书会馆有“爱书会古本即卖会”，今天赶早来看看。这种“爱书会”，应当是旧书行业的民间团体，在东京有很多，诸如“好书会”、“古书爱好会”等等。像这类团体往往还会自办一些小型刊物，相互之间也不只是串通起来作卖旧书的勾当，确实有许多风雅的交流，因为这些旧书店的老板不仅爱书，还普遍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
赶到稍晚一点儿，人都已经入场，没有看到书虫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等待开门的场景。东京古书会馆的旧书展销，因为档次一般要稍高一些，往往会有一批旧书瘾深重的人，要提前等在门前，赶第一拨儿入场选书。不过，我也只是稍微晚了一小会儿，场内密密麻麻的读者，大部分还都带着满眼的期待，慌里慌张地在快速扫描，寻觅着自己最钟爱的货色。日本人虽然最讲究礼让，这个时候往往也会有稍稍不同于寻常的举止，要是自己关注的某一个书架还没有看够看好，旁边不管有多少人靠过来，大多也轻易不会腾让地方。
进门后一眼就看到有满满一大排线装书，这当然是最吃紧的地方，来不得半点犹豫。不过，翻看线装书的人并不很多。用不到20分种巡视一遍下来，明白了没有多少人盯着看的缘由：价格太高，跟店里没有什么两样；书籍太平常，绝大部分都是蹩脚的大路货。
稍微有点儿意思的是，一部日本大正年间用旧版刷印的天文本《论语》，古香古色，雅致诱人。所谓“天文本”，或称“天文版”，是缘于这部《论语》的雕版时间日本天文二年，时值中国明朝嘉靖十二年。清朝末年，那位撰述《书林清话》的叶德辉，曾在书肆买到一部流入中国的天文本《论语》，在用其它中日古本仔细对校之后，叶氏写有一篇《天文本论语校勘记》，刻入他的《观古堂所著书》当中。这部天文本《论语》原装应为两册，此本因已被改装成一册，且缺少函套和重新刷印的说明，定价仅8，000日元，这在现在，可以说已经相当便宜。旁边另放有一部完好无缺的同一印本，标价就高达25，000日元。相对于书的品质，虽说定价不算很高，可毕竟也是属于旧书当中的奢侈品了。蒙日本友人相赠，多年前我已存有一部，缺乏相应的实力再收副本，只能轻轻放回到架子上去。
没有找到有诱惑力的古书，很不甘心。又仔细看了一遍，确实没有什么像样的书籍可供挑选，最后只好拣了一部《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在日本要生活一段时间，茶馀饭后手头不能总没有线装书翻看，远离自己的书房，只好权且用它来解一解瘾。这是1964年4月文物出版社的印本，标价500日元，比一同摆着的破烂民国石印书籍还要低廉很多。
我买下它来，是因为这部书尽管不是古本，却完全是用传统的方法镌刻木版印制，并不是新式平板胶印本。镌刻的字体，是清末民至国初年间湖北黄冈刻工陶子麟那一路仿宋浙本风格，刀工用墨，都谨饬不苟，只是纸张稍差，与之不甚般配。估计当时一定另选用上好佳纸初印有少量进呈中南海游泳池旁和送给诸如康生等显要人物的“特供本”。旧体诗词配以古法刻本，堪充风雅的玩物；况且如此便宜的价格，在国内早已找不到了。日本人大概不大关注这类新书的版刻问题，普通读者也不会识别新雕版印本与影印旧本的区别。
毛泽东诗词线装本的印制方法，在中国当代出版印刷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不仅版次众多，而且包括有铅印、集字影印和雕版印刷等诸种形式，国内有人专门收藏。我也有过两种，都是像这样碰到便宜偶然随手收来，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一直到国民政府转迁至台湾之前，只要自己肯花钱，社会上的很多文人学士，都会附庸风雅，刻印一部诗文集之类的线装书送人玩玩，而到了1949年之后，除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本人的诗词之外，似乎只有历史学家陈垣获得允准，仍用木版雕印了他的学术著述《励耘书屋丛刻》。这已经是法外赏脸，天大的恩典了，雕工自然不能再去与《毛主席诗词》相攀比，字划呆板僵硬得直如斩钉截铁，一点儿神气也没有。
看过线装书后，就安下心来顺着摊位逐一寻找有用的旧书。在“杉波书林”书店的摊位上，一下子看到好几部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旧书，书很陈旧，价格也都相当便宜，其中包括秋泽修二著《支那社會構成》（东京白扬社1941年第6版，500日元）、大田英一著《支那經濟の構造》（《中国经济结构》，东京日本评论社1943年初版，500日元）、德国学者K.A.wittfogel著、平野义太郎主持翻译的《解體過程における支那の經濟と社會》（《解体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与社会》，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分为上、下两卷，1，000日元。初版都发行于1933年5月，我买到的这一部上卷标注为1939发行的第四版，下卷却注明为1937年发行的第五版，前后顺序颠倒，不知是何道理）、苏联学者Л.МадЬяр著、井上照丸译《支那農業經濟論》（东京学艺社1935年初版，500日元）。
这些著述都是当时用西方社会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著作，一般要比中国同一时期学者所做的工作，更有学术价值，只是学术界关注热点转移，现在才很少有人注意，其实都很值得仔细阅读；尤其是那些关于民国现状的调查和分析，现在已经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其中K.A.wittfogel以中文名字魏特夫而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前几年历史学界有些人还专门讨论过他的另一本书《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的观点。据云此书本来有商务印书馆的中文译本，但我一直没有遇到过。这部日文译本上下两大厚册1，000日元，即使加上邮费，价格也肯定要比国内旧书店卖中文译本稍微便宜一些。另外，在这部日译本中，还有作者在1936年5月特地为此“日本版第四版”撰写的一篇序言，申述一些重要学术观点，更是连德文原本也没有的内容。
魏特夫在这部书里，将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发挥演绎成为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并且论证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输入，已使当时的中国社会终结长期以来的停滞而走向解体，同时，伴随着这种解体的深入，必然会喷发出社会变革的能量。这种分析，虽然它未必符合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意，却对人们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学术界论证中国历史的内在特征，产生了相当广泛和持久的影响，要想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这应该是一部必读的基本著述。魏特夫从一位革命者的背景和立场出发所提出的这些观点，后来被本书的日文译者平野义太郎等加以引申，认为理应由日本来充当中国旧体制解体者的角色，使得此说扭曲变形，呈现出一幅很怪异的面目。
这家“杉波书林”书店的摊位占了很长一段位置，在里面还找到几本对我有用的书。与上述诸书内容相近的有一本田边胜正著《支那の農業經濟》（《中国农业经济》），东京日本评论社1942年初版），区别于上述诸书的特点，是实证性记述内容所占比重较大，统计资料更为翔实，从而也具有更高的经济史料价值。店家将这部书的价格定为500日元，本来已经很便宜了，可过一会儿我在另一家店的摊位上又看到了同样的一部书，定价更低，只有300日元，当然舍贵取贱，改买另一部书。这就是书市统一结帐带给读者的好处。像这样同一版本的书籍，在同一场书市上价格不同，甚至相差悬殊，是经常会遇到的情况，若是分别结帐，就不方便读者拣最便宜的拿。
在这家“杉波书林”店内，另外还找到有一部翻译的属于调查资料性质的书籍，不过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而是民族史研究可以用作参考的书籍。这部书是从一部德文《图解世界民族学》中的第二卷部分当中翻译出来的有关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内容，原作者为德国学者A.byhan，译者名本田弥太郎，译者设定的书名是《外郭アジアの民族と文化》（《亚洲周边地区的民族与文化》，400日元）。我买到的日文初版本发行于1944年底，可是原书却是在这二十五年之前就已经面世。对于了解现实情况来说，有很多内容，在日本翻译出版的时候，即已明显过时，今天更多面目全非；但若用作古代历史研究的参照来说，却是越早越好，远比现在新做的考察更有资料价值。书中反映的情况很全面，美中不足是这部日文本出版的时候，日本的经济已经快要被战争拖跨，纸张极差，大量复制的照片也很不清晰。（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在抗战和三年困难时期用马粪纸出的学术书。）
专题研究性质的著述，在这家店的摊位上找到有广岛文理科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编纂的一部研究集刊《東洋の社會》（《东洋社会》），是由东京目黑书店在战后的1948年初版印行，题作该研究室所编“纪要”的创刊第一册。与日本这类“纪要”多印成中国大学的学报那样的大开本不同，这部集刊的开本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小32开书籍，由于当时日本经济还很艰难，纸张也不像后来的学术书那样坚实厚重。
现代的洋装排印书籍，开本大小若是比中国过去的大32开本超过太多，我便感觉很不舒服：捧在手里，面积太大，分量往往也太重，拿不住；开眼看书，版面太宽，通栏印刷则读书来回换行累脖子费眼，分成双栏又换行太过频繁，不光累眼，还很费神，同时也嫌版面过于凌乱。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史念海先生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就是在我的极力倡议怂恿并具体主持下，确定仿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采用大32开本的版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印制出来以后，先师对开本版式的效果，一直比较满意。后来在我因转调其它单位而离任之后，继任其事者才改弦更张，先是与国内通行的惯例接轨，改成16开本，很快又与国际接轨，改成了所谓“国际开本”的大本。现在通行的学术集刊，不仅开本都是这种“国际开本”，而且只要有钱，纸张也要尽可能光亮坚挺（不知可否与开本配套径称作“国际纸张”？只是“国际上”稍讲究些的书籍，所用纸张的质地多比较柔和，模上去并没有那种金属一样又凉又滑又硬的感觉，开本更是五花八门，看不出哪一种更具有“标准性”的权威），阔气且有足够的物理厚度和重量。记得好像是蔡元培讲过，与洋装书相比，读书他还是喜欢中国过去的线装本，轻盈而便于随意舒卷，躺在床上乃至乌篷船里看都很舒适。印书是给活人翻看而不是用作雕塑摆放展览，更不是只摆在学术成果展示柜里作门面给领导视察看，不能不考虑读者作为一种动物的生理适应性。
买下这部大学的研究“纪要”，并不仅仅因为喜欢它开本小，纸张轻盈，价格便宜，是很大的诱惑：约400页的篇幅，售价300日元。当然，这首先要对集刊所收论文比较感兴趣才行。如同书名所示，里面都是研究东洋社会史问题的文章，只是所说“东洋”实际上基本上都是有关中国、或虽不完全是中国但也属于中国周边地区的问题。这部《東洋の社會》里面刊载的具体文章分别是：加藤常贤《支那古姓氏の研究——夏禹姒姓考》（《中国古姓氏研究——夏禹姒姓考》）、杉本直治郎《インドシナ古代社會の史的性格》（《印度支那古代社会之历史性质》、田山茂《蒙古於ける基礎社會の變遷について》（《论蒙古社会基础结构的变迁》、鸳渊一《清朝前紀社會雜考》（《清开国前社会杂考》）、今堀诚二《近代に於ける開封の商業ギルドに就て》（《论近代开封的商业基尔特》）。这些文章都很有分量，其中今堀诚二的文章，举述很多实际调查资料，本身还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杉本直治郎在卷首的“小引”中记述其编纂缘起时讲到，这本“纪要”的编纂，肇始于1944年，乃是用以纪念该研究室成立15周年，但一年后纂辑成书附印时，正遭遇到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所有稿件统统化为乌有。于是，一切又从头做起，两年后复编成此书，杉本氏期望它能够成为劫火后再生的凤凰。日本学者在战后初期的生活，曾经相当艰难，遭遇原子弹灭顶之灾的广岛，当然要更为困苦。然而，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努力，却一直没有因外界环境的恶劣而有丝毫懈怠，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其实，以前在中国，也有过与此类似的情况。日本侵华期间，不管是在大后方颠沛流离，还是在沦陷区困守书斋，都有一批优秀的学者，在国家危亡的艰难岁月，以他们的精湛研究，承负起了赓续中国学术命脉的使命。读前辈学者的文章，除了吸收借鉴具体的观点，其文章背后所蕴涵的这种学术风范，还会给我们以强有力的引导和支撑。 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经历多年持续不断的积累，不仅程度很深，范围更广，早已囊括了所有领域。基于日本佛教传承与中国佛教的密切渊源关系，他们对佛教史的研究，似乎要比世俗领域更深更广，而中国方面由于相关研究曾长期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影响，相形之下，落伍的地方也就更多、更明显。这次来日本的主要目的，是想多了解一些日本研究中国佛教史的成果，遇到价格合适的书籍，当然也想买下。日本民众当中佛教信徒众多，对佛教史有兴趣的人，比关注世俗历史的人或许还要更多一些，这类研究著述的价格，也就一点儿也不便宜。
这次书市，在一家摊位上看到一套“讲座佛教”系列丛书的几册零本。由于“讲座”面向社会的普及性质，价格甚低，每册只要500日元，就选取了其中的《中国の佛教》（《中国佛教》）分册。虽说是相对比较通俗的读物，但执笔者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名家，而且程度一点儿也不浅显，只是没有像专题研究论文那样一一注明史料依据，论证过程亦稍显简单。
这部书中我最感兴趣的内容，是道端良秀撰写的《中國佛教の民眾化》（《中国佛教的民众化》）一章。道端良秀写有大量中国佛教史研究著作，长期侧重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中国佛教，特别关注与上层信仰（包括社会上层和知识上层两方面）具有重大差别的民间信仰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说是研究这种中国佛教民众化问题最具权威的学者。这篇“讲座”文稿，是由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于1958年出版。后来道端良秀还出版有这方面的专题文集《中國仏教と社會との交涉》（《中国佛教与社会的联系》）等著述，对这里涉及到的问题，继续做有更多的论述，但这篇文章所论述的问题，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道端氏晚年在结集出版《中国佛教全集》时，仍然把它收了进去。
另外，书中还列有《大藏經の成立と開版》（《大藏经的形成与开版》）一章，系由当时的龙谷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净土教的专家小笠原宣秀撰写，虽然只是讲述一些很普通的知识，特别是对雕版大藏经版本源流的叙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但是其中有关大藏经形成过程的论述，却是专讲版本的著述不大涉及的问题，很适合喜欢古籍版本收藏而又不从事专门研究的人来了解相关的知识。
由于西文不行，而且买到西文原版书籍的机会也很少，对现今中国译本的质量，又常常不放心，遇到价格合适而又有用的日译西文著述，我都要尽量收入书斋。在这场书市上，见到一部加藤宪市译《マカートニー奉使记》（东京筑摩书房1957年初版），是记录清代乾隆年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乾隆年间来华见闻的行程记，它在中欧关系史上，是一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虽然我早已买到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本，但这部书的价格只有500日元，便还是将其收下，以备阅读汉文本遇到问题时，用作参考。虽然是简易的纸皮本，内文的纸张也已泛黄松脆，但书品完好，封面简洁淡雅的装饰设计，现在出版的新书，已经不再能够见到。实际上，正是封面装帧才吸引我最终决定买下这本书来。
当年余嘉锡先生贬斥藏书家的“书衣之学”，所说“书衣”乃是借用为表面形式的意思，指线装古籍的书名以及版刻体式等皮毛知识，说起来算不上十分贴切；现在买洋装书讲究封面的装帧设计，才是名副其实的“书衣之学”。
早年介绍中国地理状况的书籍，一直是我搜罗的对象，意在用作历史地理研究的史料。过去在中国的旧书市场上，这类书并不很贵，运气好时，在琉璃厂中国书店的书市上，甚至花上十块二十块钱，就能拣到一大捆，中文、西文、日文都买到过一些。不过，随着近年书价的快速攀升，这类旧书价格的升幅尤为显著，有照相图片者更甚，已经轻易不敢问津。与国内的同类书价相比，这次买到的藤田元春著《大陸支那の現實》（《大陆中国之现状》），只花费500日元，应该算是非常便宜。
这部书首次出版于1939年1月，由京都富山房印行，我买到的是同年2月发行的第三版，足见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其销售速度之快与发行数量之多。除了附有很多当时的照片这一普通旧书爱好者最感兴趣的内容之外，这部记述中国地理状况的书籍，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同类著述相比，还有两大长处：一是以外国人的眼光，记述了很多中国学者往往忽略不记的内容；二是时时处处都将对现实的记述与其历史渊源融合在一起，所描述的地理景观都具有历史的深度。这前一个特点，是所有外国人写这类东西都有的特征，后一个特点，则既同日本独有的文化构成有关，也与作者藤田元春本人的知识结构有关。
由于在长期的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普遍阅读中国古代典籍，使得日本民众对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了解，往往要比对中国现实地理状况的认识要更加具体，更加清晰。这种历史地理知识，已经成为其认识现实地理状况的纽带，这便是《大陸支那の現實》这本书在描述中国地理状况时总要联系其历史背景的客观缘由。我刚开始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时，就听到有人讲，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将领部署军事行动，都是手持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作为依据。这种传言未必可信，但基于上述原因，他们对中国古代的地理显然要比现实的状况有更为深刻也更为具体的记忆。以前我曾见到一位名叫大宫权平的日本地理学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编纂出版过一种《中华民国历史地图》（此图系分省逐年出版，每省一大单幅，我见到过的记得有北方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和南方的浙江、江苏诸省，不知道最终是否出全了全国的每一个省份），乃是在民国的政区图上，标注各政区设置在历史时期的主要沿革变化和与重要历史问题相关的要地与名胜，这样独特的内容设计，也正是针对日本读者的上述知识背景。
在主观原因方面，则是由于藤田元春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家，他更重要的学术身份，乃是研究古代中日交往的教授，在出版这本书时，即另外著有《日支交通の研究（中•近世篇）》（《日中交往史研究（中•近世篇）》。丰富的中国历史地理素养，会促使并保证作者做出这样的记述。
不知是这种中国历史地理的素养赋予给他以超越现实的见识，还是虚幻表象之下更为本质的现实状况促使他不得不然，藤田元春所论述的“支那”，是把当时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也包括在内。藤田氏这种表述方法，与日本政府的立场和政策显然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为此，他在序言里特别解释说，由于并不能将满洲国从地理上的“支那”当中切割出来，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读者能够准确地理解“支那”的整体地域性。这种解释真是有气无力，越说越不清楚。
对于我的专业历史地理学来说，不光是像这样的老地理书，老地图也是很好的专业参考资料。因此，十多年前旧书市场还很冷落的时候，由于价格不贵，遇到老地图，不管是中国、外国出版，也不管内容是关于中国还是世界，时常都会买下一些。现在回想起来，遗憾的只是有一次遇到大本原版的《申报》馆中国地图集，定价600元，因嫌价格贵想再等等，竟与之失之交臂，万万没有想到没过多久，老地图价格便一路狂涨飙升，弄得我在国内的旧书市场上，已经多年提不起兴趣去看这类东西。
日本各色各样的老地图虽然有很多，可我也同样从来没有留意。近些年来，国内的书商以及其它各路转贩旧书的淘金者，常到日本寻找货源，其主要的采购类别，有和刻本带版画书籍以及与日本侵华战事相关的资料，后者尤其注重包括明信片在内的各种图像、图片，其中也包括当时出版的有关中国的地图。我在日本书店里买旧书时，有的老板一旦明白我是中国人，会马上找出这类东西向我积极推荐。由于不想凑人多的热闹，再说与这些地图的实际价值相比，日本的售价也并不十分便宜，我还有其它更需要或是更好玩儿的书要买，便从来也没在他们那里买过旧地图。
在日本的旧书市上，通常并不大见得到过时的老地图集。不过，这次进场没有多久，就在一家书店的架子上，看到好多本年代较久的地图册，架子前有一位年近六十的日本人，正很紧张地在那里逐册仔细审视拣选。由于自己多年不碰这一类别，对此早已兴味索然，便没有凑过去惹这位老书迷着急。等到在场内其它店的架子上看够了再转回来的时候，看到仍然剩有几本地图，而那位老者早已不知所之，于是，便取下书来看看究竟。架子上总共还有5册地图集，其中4册外国图、1册日本图，都是最普通的大众用简明地图，有些还是中学教学参考图集，出版发行时间都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标价比较便宜，每册从200至500日元不等，值得买下留作参考，便将其统统收走。在这当中，有一本博多成象堂印制的《中等世界地圖帖》，编制竟是出自日本地理学界的泰斗、同时也是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之手，对于我还有点儿特殊的收藏意义。
虽然在书市上已经转了两个多小时，但还颇有精力，从古书会馆出来，便又来到附近专门经营西文书籍的崇文庄去看洋书。书店名气大，店里的书价格都很高，每次来时，进店大多都只是“看书”，“买书”则主要是在门前的地摊上拣一些店家看不上眼的货色，但在这里面依然可以找到有用的旧书。
今天运气不错，一过来就看到一本研究中国佛教的书籍，书名为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书上还带有当年商务印书馆的发行标签，有对照的汉文书名，题作“中国佛教源流考”。对照其英文书名的原意，这似乎有比较明显的差别。不过研究这类问题的西方人，即使不能讲汉语，一般也都懂得汉文，译成这样，或许得到了作者的认可。从发行的商业利益考虑，这样的汉文书名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中国读者来购买。本书还有一个副标题：A Study of Chinese Mahayana Buddhism ，已经标明它的主题只是中国的大乘佛教。全书篇幅400多页，卖1，000日元，以中、日两国的行情来衡量，价格都还算不贵。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Karl Ludvig Reichelt的挪威人，书上还印有作者一个汉文名字“艾香德”。挪威文原版出版于1922年，1927年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本，销路很好，至1932年已经出版发行三版，作者每次都有新的增订。不幸的是在1932年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的那场灾难中，该书书版亦遭到焚毁。于是，在1934年，又第四次重新排印了我买到的这个版本。利用重版的机会，作者又对文字和插图做了一些新的修订，较之旧版，更为完善。
此书最早的版本虽然是用挪威文印刷发行，出版地却是瑞典，这是因为本书乃是源自作者1921年春天应邀在瑞典乌普苏拉斯堪地纳维亚大学所作的系列讲演，由主持方瑞典安排整理出书。像这样给西方普通大学生讲解深奥陌生的东方宗教，即使作者具有深邃的研究，也不可能去宣讲其高深的学术见解，只能是聊供听众了解一些佛教的基本知识和作者的一些评判而已。从作者为英文版所写的自序中也可以看出，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翻译出版此书，选择英文而不是中文，正是由于需要此书的只是在华的国际基督教理事会和其它一些西方学人，并不是中国的读者。
不过，作为史料，通过阅读这样的书籍，我们可以了解西方认识中国文化的历程，看到西方普通民众获取的印象与中国实际情形的具体差别。书无不各有其用，能否尽其所用，则主要取决于读者是不是具有相应的兴趣。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是这类比较浅易的叙述，由于时代的变迁，有时也会不经意间留存一些有独特价值的内容。譬如与书籍相关的知识，作者根据自己在中国对僧侣生活的细致考察，在书中记述了僧侣们日常所阅读经书的存放情况，谓寺院中的和尚在自己的房间里触碰经卷时都相当恭敬，每天做功课念诵的经卷，一般是包在绣花的红色包袱皮（这应该就是书帙）里，摆放到阿弥陀佛像座下，而他们在自己僧房里使用的经卷，通常则是存放在一个小书匣子里面。像这样具体的记述，在中国人的笔下就难得一见。
在神保町中心区域的旧书店中，崇文庄差不多是这条街上最东端的一家店面，向西不远，隔着一条南北向大道，有一家大岛书店，也是经营西文旧书。不过，大岛书店的规模和书籍的档次，都远远不能与崇文庄相比，绝大多数是近年的出版物，相应地价格也要便宜很多；即使是少量年代较为久远的书籍，价格同样要比崇文庄这样的大牌书店便宜。
小店看书自有小店的好处，这就是书架少，找书比较容易。看了不多一会儿，就找到一部比较便宜的书籍，内容是论述民俗学方法在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书名为Folklore as an Historical Science，George Laurence Gomme著，1908年伦敦Methuen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内容好坏顾不上看，标价600日元，随便翻看一下也是值得。包括当年在内，到今年这本书问世正好经历100周年，买这种老掉了牙的治学方法论书来读，真犹如捧着本一个世纪以前的老地图作指南外出旅行一样，自己都觉得滑稽可笑。
老书喜欢归喜欢，遇到合适的新书也是要买。稍过一会儿，在这里又找到一本世界考古地图集，书名为Archaeological atlas of the World ，编纂者署David and Ruth Whitehouse,似乎应该是一对夫妻，出版商家为伦敦Thames and Hudson出版公司。此书为1975年初版，在我买的大量旧书当中，称得上是部新书。这种书虽然与我的专业有些关系，但并不十分密切，因而绝不会特意去找。1，500日元，算不上贵，也不算便宜，碰到了即不妨留作参考。 要是确实不想多花钱买旧书，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本不要进书店；实在做不到的话，进去了也不要久留，最好走马观花瞟一眼就走。呆时间长仔细一看，往往就会惹来麻烦。这一天在大岛书店就是看书时间太久了，结果便被架上一部19世纪后期的英文历史研究书籍吸引住而不能自拔，破费掉3，200日元。
这部书名为Scenes and Characters of the Middle Ages，不知可否译为《中世纪的场景与形象特征》。内容是利用当时的版画画面，来复原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历史图像。作者系Edward.L.Cutts，于1872年由伦敦Virtue出版公司初版印制。它吸引我花费高价的主要原因，是书中复制有182幅木版雕刻画，用作配合正文插图。虽然不过是复制的画面，但制版和印刷都很考究，颇能传达原图稚拙的韵味。虽然在崇文庄和北泽书店等大店里，摆有许多远比这更为精美、更为古雅的西文图书，即使是原版的木版版画书也不特别稀奇，但价格却也远比这要昂贵，已不是我所能进入的地界。买到这部书，在学术上还让我增加了一点儿常识，这就是解析图画的历史蕴涵，在欧洲人那里，其实是一种并不新鲜的老把戏。
这也是这几天来我买到的唯一一部勉强可以视作艺术品把玩观赏的书籍，得到后喜不自禁，急于独自展观品味，没有心思再呆在书店里翻书，便当即返回寓所，结束这一天的寻访。
发表于 2007-6-20 18:4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