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人论世”、“了解同情”到“知史论世”——心态史研究方法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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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1866—1952）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意指历史在于对当代的借鉴意义。他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认为：“当把历史看作编年史，哲学同历史的同一性就不会存在，因为缺乏根据。但当把编年史降低到其实际和记忆功能、把历史提高到对永恒的现在的认识时，历史就凸现出同哲学一体，而哲学不过是永恒的现在的思想。”因此，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史料的哲学性解读，还在于赋予历史以时代生命和永恒灵魂（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美学家科林伍德（Robin Crearge Collingwood，1889—1943）又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家对前人思想的研究，即是将前人置于自己心灵之中重演。然而并非在原来的水平上，“他之重演它，乃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的，因而重演它也就是批判它并形成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这里的知识结构包括了历史，“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科氏此言，与克罗齐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理解为在历史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和思想诠释。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心态史。历史研究方法中，对人物心态史的重视，不仅是窥探历史人物活动的重要方面，更可由此而进一步了解其时其势。如果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中寻求理论资源，则似乎可以认为，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在于“知人论世”和“了解之同情”。

《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一语始出于此。孟子认为，历史人物的思想以及社会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故只有“知其人”，方可“论其世”。这一原则对后世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在章氏看来，欲论古人，必先知古人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然后才可论其社会思想。可以认为，这是对孟子“知人论世”史法的一个很好注脚。

因此，“知人”即是要先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时代，以及他们的社会理想与审美追求，“原迹以原心”。而“论世”即是要了解和掌握人物所处的时代特征，并以此推知同时代历史人物的共性，从而得出一定的历史规律。

其实，知人论世之法，尚可上溯至孔子。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这是孔子对人物的行为动机、行动结果和所在环境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重要方法，也可理解为知人论世方法在孔子身上的体现。由此，方可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人物。如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之器小哉！”并指出他好奢失礼（《论语·八佾》）。但当子路指责管仲不仁时，孔子则指出管仲也有仁的一面：“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莫之知也。”（《论语·宪问》）既有批评，又有赞美。故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没有开阔的胸襟和宏远的视野，是难以全面考察和理解历史人物的。孔子这一辩证思想，也因此成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知人论世方法之滥觞。

孟子在承继儒家统绪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独到的社会历史研究理论。他在强调“知人论世”之时，还强调“以意逆志”。下面是孟子与弟子咸丘蒙的对话：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孟子•万章上》）



朱子注此段云：“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辞而已，则如云汉所言，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惟以意逆之。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而非真无遗民也。”（朱熹《四书集注》）

按孟子所指，可知文、辞、志、意，乃读诗之四要。前三者存于诗，而“意”则由乎读者。因此，读诗在由自己体会。孟子在此虽就诗而言，却可推而广之，即“以意逆志”也同样适用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判方法之中。正如清人王昶（述庵，1725-1806）所言：“以诗证史，有裨于知人论世。”（王昶《湖海诗传序》）诗史互通，故可“以诗证史”，当然也可“以史写诗”。因此有“诗史”与“史诗”之谓。

王昶的“以诗证史”说，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史学家们对历史研究方法新路的浓厚兴趣，也许那一代的历史家们还在专注于考据之功，未敢轻易改弦更张。直到王昶去世的一百多年后，在诗史互证方面卓有建树的大家——陈寅恪的出现，才真正实现了传统史学方法论的革新。

诗多由兴，兴多由心，故有时未免夸张。而用诗以证史，当有如履薄冰之虞。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和《元白诗笺证稿》以及其它唐史研究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以诗证史”或“诗史互证”的影子。陈寅恪正是以此二者为方法基础，对当时人事进行的心态史考察与解读。

对于这种方法论，陈寅恪更多注意从“了解之同情”入手。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说：



凡著中国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其实，“了解之同情”岂止就“著中国哲学史者”而言！在心态史研究中也显得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认为在整个历史研究中，体现得比哲学研究更重要、更深刻。

寅恪先生的这种说法，亦可理解为对孟子“知人论世”说的进一步表述。如前述章学诚所言，章氏主张在人物心态史研究中，宜“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陈寅恪所强调的“了解之同情”，应是对前贤类似见解的继承和变革。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一书开首，便有警语——“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文云：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如果说孟子“知人论世”之说尚重于人，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重于人与事，则钱穆先生对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心态的总体认识和理解——知史论世，则更显高度了。

钱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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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读书中文的pengpeng兄？？？ 我将短信pengpeng兄，请其告之！

钱一文

引用第2楼rocsky于2007-06-13 17:02发表的 :
兄台怎知？
我本想用原id注册，无奈有人占用了。
钱兄法眼！佩服中，，，，，

经与pengpeng兄联系，确证rocsky就是pengpeng，但建议兄改原创首发为原创转发，再加上首发链接，呵呵~~

钱一文

另外欢迎兄多来做客，把你的明清史研究大作奉献出来，让我们好好学习呵。。

hong

欢迎PENGPENG啊》》》》》》》》》》》》》》》》》》我刚刚看了一文正有点那个，发现这文，咦～～～～～～～原来，呵呵～～～～～～～请兄考虑文文的建议，来谈谈老本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