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管理学对话中国式管理——谈管理的目标、方法以及研究路径

懒扎衣

张羿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管理学者，痛感曾仕强先生以自己陈腐的理论冠以“中国式管理”之名且流弊日广，试图以大批判的形式惊醒世人，以振当代中国管理学人之威，其情可悯，其志可嘉。奈何功力不济，恐怕不仅难以撼动“中国式管理”之地位，自己也将遭人诟病。本人的主体管理学还远未成熟，本不打算急于与世人见面，但眼见形势危急，如果张羿先生倒下去，当代中国管理学人恐怕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于是不再顾及个人的清誉令名，奋力加入论争以助张羿先生一臂之力。同时也呼吁所有同道中人，抛弃个人之见，重新调整视角，以“当代中国管理学人”的团体身份与中国传统管理学及西方管理学展开对话。

　　——王国锋

　　张羿先生将自己的所思所得整理出来，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国管理传播网，从而引发了这场中国式管理大论争，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对话。但是，由于参与讨论的每个人都是有着共同经历和背景的当代中国人，这种经历和背景必然导致一种与曾仕强先生以及其他海外华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以前我们很少注意到这种思维方式的独立性，更没有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但是在这场论争中它以主体管理学的形式出场了，它是以不同于西方哲学体系和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第三种体系的身份出场的，至于是否比前两种体系更能表达当代中国人的心声，我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发言权以至担任裁判，评价的标准也很简单——它是否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很明显，三种话语体系对中国式管理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标准和结论，如果“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是不可能形成对话局面的，为了使对话能够形成并深入下去，必须找到一个各方都认可的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才能在充分理解对方观点的基础上陈述自己的意见，这样的对话才有可能朝着一个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找到了“目标与方法”这样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思维方式和分析工具，比如长江商学院的项兵教授和孔庆钧先生都评价中国式管理是“把对了脉却开错了方”，即它找准了要解决的问题，但提供的解决方案却不奏效，也就是说它的目标是对的，但方法却错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式管理的目标就错了（如孙景华），或认为它根本就没有目标（如曾水良），甚至有人认为它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如张羿和陈荣平）。不管各人的观点如何，但相信通过“目标和方法”这个工具来对中国式管理进行分析应该是不会有太大争议的。

　　一、中国式管理的目标

　　中国式管理有没有自己的目标呢？是有的，而且明确提出来是以“安人”为管理的最终目标。但由于“安人”是一个传统话语体系中的说法，我们很难准确理解其表达的含义，如果我们将其转换成“充分就业”的说法大家就能更好地理解了。

　　我们国家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应该就是“就业”问题了，而就业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失业和隐性失业，前者是没有工作，后者是有工作但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人的不安，而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属于“安人”的问题，通过“安人”来使想工作的人有工作，使有工作的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因此，以“安人”作为管理目标是有其社会意义的。

　　但是，西方管理理论的目标不是这样的，它的目标就是效益和效率，最终归结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这也是绝大多数批判者指责中国式管理所持的标准。

　　那么，这两种目标体系到底谁优谁劣呢？谁更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呢？我们来听听西方学者的声音。

　　美国作者马乔里·凯利在她的《资本的权利是神圣的吗？》（中信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写到：

　　“从一个由君主和贵族所统治的社会过渡到20世纪的新民主社会，这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但我们仅仅是使政府民主化了——在经济领域内就没有，世界范围内公司制度仍然属于前民主时代的状况。”

　　“股东们控制着这些政府，他们想成为世俗的贵族，做事也像近代的独裁元首们一样——试图拥有以前王者们所享有的特权。独裁元首制大多失败了，因为他们没给自己编造出一套神授的君权。从墨索里尼到马科斯，许多独裁者都已倒台了。从这类事件中我们能看到，没有神话辅佐的权力是很难持久的。

　　“如今的工业贵族们却编造出了这种神话，他们的地位由此而变得合法化，没有神话护佑，他们的庞大财产就会不堪一击，这神话的核心部分——股东收益必须最大化——就这样被认为是亘古不变的。这是法律力量所保障的神话，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君授神权的现代版本。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真正的市场经济，所有经济实体的权利都受到保护，所有人都拥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我们可以设计新的经济结构——新的首席执行官雇用办法、新的财务报表、新的信托责任概念和新的公司治理方面的民权形式——这样就可以将民主原则和市场理想结合起来。

　　用这种方法改变经济结构现在看起来还不太现实，但我们迈出第一步还是可以的。别看金融权力现在好似无所不能，但别忘了国王的权力一度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马乔里·凯利这本书的中文版是2003年出版的，作者的成书时间大致是2001年，至今已有不少年头了，应该说这样一种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其他途径了解到类似的观点，现在对美国式民主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实现了政治民主但没有实现经济民主，而大幅提高遗产税征收比例的举措就是实现经济民主的一种努力（参见“遗产税争论：经济效率与社会平等”）。但作者的思想是试图“设计新的经济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需要创立新的管理模式才能“将民主原则何市场理想结合起来”。

　　当我们在大力赞扬美国式民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其在现实中的不完善性？当我们有意无意中将跨国公司作为评价管理模式的标准时，不知是否应该问一句这一标准完全有可能被颠覆？当混沌理论的思想为更多的人所认可时，我们应该不会无视这些“蝴蝶翅膀”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大的风暴！

　　来自美国的这种声音是不是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关于管理目标的问题呢？

　　二、中国式管理的方法

　　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关于“社会责任”的话题越来越成为主流声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认为中国式管理在目标方面没有太大的问题，更应该争论的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呢？比如史永翔先生就提出质疑：“中国式管理有效吗？”中国式管理是否具有完整的方法论体系呢？其方法是否能实现它所提出的目标呢？

　　（一）什么是混沌理论？

　　张羿提出用混沌理论作为工具来分析中国式管理方法论的利弊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途径，这比孙景华先生用“可重复性”标准来评价中国式管理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可重复性”是现代性标准，而混沌思维是后现代性标准，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的观点和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已经基本上成了共识，此时再用“可重复性”标准来进行评价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但是，混沌不等于模糊，更不是糊涂，混沌理论的提出是希望从混沌现象中找出其中的“隐秩序”。比如，虽然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但是我们决不会将树叶说成是石头，这说明在所有的树叶中必定隐藏着我们都已认可的某些共同的东西，或称为规律，虽然其中的规律我们暂时未必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但必定是存在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知论。目前在混沌理论的研究方面处于前列的应该是美国圣菲(Santa Fa)研究所(www.santafa.edu),由约翰·霍兰（John H.Holland）提出的“复杂适应性系统”（CAS）和“基于主体的模型”，可能算是混沌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了。（具体内容参见《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和《涌现——从混沌到有序》，两本书都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分别是2000年和2001年版）。而将这些成果应用于管理理论的主要有肖纳·布朗（Shona Brown）和凯瑟琳·艾森哈特(Kathleen Eisenhardt)的“混沌边际”学说，以及詹森（Felix Janszen）的“动态商业建模”（DBM）方法。（详见《创新时代》，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张羿先生虽然提出了混沌管理的观点，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分析模型，因此他的批判缺乏有效的说服力。这方面项兵教授进了一步，他提出了“管理四段论”的分析模型，利用这个模型可以对国内外的企业进行对比分析，但是这样的模型实在太简单太粗糙，并且还停留在三维空间思维阶段，远比生命周期理论更为落后，因为生命周期理论至少引入了“时间维”而进入了四维空间思维模式。

　　（二）经验主义的缺陷

　　然而，德鲁克先生对这种研究取向是不认可的，正如他的学生乔治·奥迪奥恩所说“学院的教师们在忙于推算数学模型和测量管理者两个眼珠间的距离时，德鲁克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管理者们真正在做的事情即管理实践上。”实际上，德鲁克所做的工作也主要是将管理者的实践经验整理出来，而没有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比如“目标管理”就是他总结通气的斯米迪、通用汽车的艾弗雷德·斯隆、杜邦的皮埃尔·杜邦和唐纳森·布朗等管理者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详见丹尼尔·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版）。

　　由此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德鲁克在管理实践领域的影响远远大于他在学术理论界的影响，只是后来由他所创立的经验主义学派却以案例教学的形式在商学院的MBA教育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经验是不能传授的，能够传授的就不是经验，在学校里进行案例教育容易陷入“让学生到学校里来学实践、学经验”的误区，如果老师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可能还会有些益处，如果象我国商学院很多“本科型”（照本宣科）老师那样恐怕就只能误人子弟了。（相关观点参见徐飞、高隆昌合著《二象对偶空间和管理学二象论》，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亨利·明茨伯格对MBA教育的批判也是针对的这样一个悖论，而在国内上过MBA的恐怕都有这样的感觉：读MBA并没有学到多少有用的理论，更主要的收获是与同学的交流沟通、建立了人脉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商业信息和机会，因此将MBA教育说成是老板沙龙可能更准确一些。（参见：“我们是同学——中国EMBA班纪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仕强先生提出一套与已有管理理论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不仅没有任何不妥，而且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他的理论在哲学层面上是自成体系的，他的方法论也是与混沌理论的思想暗合的，比如他的“一切都因时因地而变，但在变动中有不变”的“经权”思想，与约翰·霍兰关于混沌现象中的隐秩序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更容易吸引人的是他提出了“合理性”原则，也就是说管理行为不仅要符合自己的“理”，而且要符合被管理者的“理”，不能用自己的“理”去强奸别人的“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说的是任何存在物既然能够存在，就一定有其存在的道理和必然性，虽然其道理可能不为我们所了解，甚至与我们自身存在的道理完全不同，但绝对不能因为其不合我们的“理”而否定其存在。李玉卿先生批评张羿有“文革遗风”，就是指张羿先生因中国式管理不符合他的价值标准就否定其存在的价值。当然，张羿先生这种思想的存在也是有其道理的，深究下去应该还是根源于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如果掌握不好火候就很容易导致攻击性和破坏性。实际上，纳粹主义的思想基础确实与此有类似之处，纳粹认为世界上只有德意志民族是优等民族，才有存在的价值，其他民族因不符合纳粹的标准而是劣等民族，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必须消灭。很多对纳粹主义心有余悸的西方人对马克思主义非常敏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中国式管理的合理性原则应该说是消弭“文革遗风”的一剂良药，那些简单地认为它开错了药方的观点并没有指到要害之处。

　　实际上，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缺陷与中国哲学的模糊性是一致的，因此他的理论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它认为每个人都是不相同的，作为管理者解决问题也必须“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样一来，岂不是有多少个员工就要造多少把钥匙？岂不是还是只能完全凭管理者的个人领悟去把握？实际上也就与德鲁克的经验主义处于同一个层次了。

　　（三）对经验主义的超越

　　超越经验主义层次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的是伊查克?爱迪思，他将管理者分为四种基本角色，每种角色又存在着程度的不同，每个组织都是由具有不同程度的四种基本角色通过不同的组合形成的，虽然每个组织在结构形势上都不尽相同，但组成这些组织的基本角色（PAEI）是相同的，这样就为把握组织的复杂性提供了一条分析途径。遗憾的是，爱迪思的理论是用西方话语体系创立的，而翻译者所使用的又是洋泾浜汉语，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很难掌握其理论体系的精髓。

　　主体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爱迪思理论的中国版，理论思想和分析工具是一致的，但采用的是中国的话语体系，即使采用了西方词汇和中国传统词汇，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主体管理学的分析单元（分形元）就是简单的“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从这个分析单元出发按照中国哲学的演绎路径可以得出现实管理中的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按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演绎路径得出的扁平型网络组织，具体分析思路如下：

　　道生一：管理之道产生管理主体。一个人认为自己掌握“管理之道”，于是产生了从事管理工作的想法。

　　一生二：管理主体产生管理客体。从事管理必须有管理对象，找到了管理对象就产生了管理客体。

　　二生三：一旦管理主客体关系确立，主体由于要满足客体的要求承诺了某些条件，客体接受了主体的某些条件成为了主体的管理对象，这时主体已不是原来的主体，客体也不是原来的客体，而是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主客体关系。

　　三生万物：一个组织就是由众多的“主体、客体、主客体关系”三种元素所组成的，主体可以有多个客体，客体又可以成为其他客体的主体，在不同的条件下主客体之间还可以换位，这样就形成一种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

　　另一种演绎路径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样得出的是一种由上至下或由里而外的等级结构。

　　不同的组织拥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同一组织的不同部门结构形式也不同，即使在同一部门由于职责功能的不同结构形式也不同。但是，即使变化再复杂，分析工具和分析路径都是一致的，这也许就是“混沌理论中的隐秩序”、“分形理论中的分形元”、“全息理论中的全息元”，或者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的“管理之道”。是否如此，有待验证。

　　三、管理理论的研究路径

　　其实，从后现代主义和混沌理论出发研究管理理论的专家学者不在少数，但是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呢？或者说即使有成果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呢？主要原因是通过后现代主义和混沌理论的路径来研究管理问题目前还存在着无法突破的瓶颈。简述如下：

　　（一）后现代主义（哲学路径）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是解构主义，是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基础主义”、“表象主义”和“普遍主义”

　　1．“基础主义”的要害是“霸权主义”。启蒙哲学独尊真理，贬抑其他知识。福柯揭示，真理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真理，权力无法运行，真理为权力立言，权力以真理的名义行事。所以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别”，主张“多元化”，宣扬“异教主义”。

　　2．“表象主义”的要害是“认识论主义”，即以理性的、知识的和理论的态度看待一切问题，它不仅把“真理”和“科学”置于优先地位，而且主张只有掌握了“真理”和“科学”，才能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后现代主义借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对此进行批判，即认为不是意识、思想或真理决定一切，而是意识、思想或真理为人的社会存在所决定。

　　3．“普遍主义”的要害是“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推行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工具，“普遍的人类历史观念”意味着全世界都沿着西方的道路前进，即“现代化就是西化”。以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为代表，包括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西方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局限性，觉察到了启蒙思想中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利奥塔、罗蒂、福柯等哲学家都对“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详见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12月）

　　后现代管理模式的核心是消解、破坏和批判现代管理思想，尤其是科学主义模式的思想和方法，主要表现为对管理的理性主义和管理的普遍主义的否定，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公式来阐释和衡量现实世界，在方法论上反对管理学研究的独断论和实证技术方法的霸权。（罗珉：“管理学发展模式的现代性、超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经济管理·新管理》，2006年4期）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使命只是批判和解构，通过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完成“建构”的任务。因为，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前者是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后者是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启蒙的两个伟大理想（真理和解放）随着主体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管理学家和流派相互之间有着不小的差异，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管理启蒙以来的管理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有些是建设性的，有些是挑战性的、解构性的和颠覆性的，但其中没有任何一位管理学家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彻底瓦解这一传统的“思想武器”，也从未声称能够全面取代管理理性主义在组织及其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实践。（罗珉，2006）

　　（二）混沌理论（科学路径）

　　混沌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科学研究和管理研究出现了走向融合的趋势，前者是研究系统运行的规律，后者是研究组织运行的规律，而组织本身就是系统的一种类型，因此管理学者将系统研究的成果引入管理理论的研究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只是目前混沌理论的研究成果还不能满足组织系统研究的需要。

　　当前混沌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是复杂适应系统（CAS），CAS是由大量主动性元素（active element）组成，这些元素借用经济学中的主体（agent）一词进行描述，而主体的行为是由一组规则决定的，CAS就是由用规则描述的、相互作用的主体组成的系统。任何主体在适应性上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去适应别的适应性主体，这个特征是CAS生成的复杂动态模式的主要根源。（约翰·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版）

　　要将这样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管理理论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个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是前提假设方面的。前者约翰·霍兰自己意识到了，他说：“我们相信存在一些一般原理，能加深我们对所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认识。目前我们还只能看到这些原理的部分片段，而且注重点也随时间在改变，但是我们能看到大体轮廓，也能做一些有用的推测。”（《隐秩序》，第159页）

　　但是，前提假设方面的缺陷不知是研究者没有意识到还是超出了他的研究范围，因为要将复杂适应系统应用于社会组织系统在研究前提上存在先天缺陷，CAS的研究是建立在“刺激—反应”规则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复杂适应系统的动力来源于主体对环境刺激所做的反应，系统的目标和结果是对环境和适应。而“刺激—反应”动力只是社会组织系统的动力来源之一，社会组织的另一个动力来源于组织主体内在的“主动追求”，现在我们都知道一个组织的发展动力绝对不只是对环境的被动适应，而是越来越受到组织“愿景”的驱动，因此，如果要将CAS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管理理论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约束条件。实际上，我国系统科学的奠基人钱学森对此早有察觉，他在对系统进行分类时就意识到了复杂适应系统的局限性，而将社会组织系统定义为“复杂巨系统”，只是到目前为止对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我们还没看到突破性的成果。

　　（三）走向东西方融合的必然性

　　其实，西方没有偏见的管理学者在研究进展出现困境时将目光投向东方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管理是研究组织规律的学问，组织的目标无非是做大做久，管理理论所研究的就是寻求组织如何才能做大做久的规律。而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组织第一是中国、第二是印度，这两个复杂巨系统能够延续数千年、人口达到十余亿而仍然充满生机，其中一定有着某种“隐秩序”，而且这种隐秩序一定是与西方现有的主流文化存在很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不同。比如，中国的易经和印度的唯识宗就有可能是消弭西方二元对立困境的出路。

　　当然，这里我们没有任何要贬低西方文化的意思，也绝不是试图比较东西方文化何者优何者劣，何者先进何者落后，我们的观点是：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在朝着人类共同的顶峰向上攀登，只是每个民族的起点和路径不一样，但是越往上走相互之间的距离越小，共同性越大，到了顶点也许就完全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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