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发园地】对当前我国发展完全意义上的农民政治性组织一点看法

sonymusic_hu

近年来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竞争力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过，当前对中国农民组织化的探讨和分析的视域大多集中在专业合作社、技术协会等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上，而对表达利益要求、促进农业发展的农民政治组织的作用往往关注程度并不令人满意，这是很不正常的。
  当前中国“三农”的问题在农民收入低、生存压力巨大、农村社会政治矛盾相对突出、农业缺乏吸引力和后劲上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地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产生的实际效果业已消失殆尽，农民几乎是完全孤立和分散的，他们对村级事务缺乏热情。在个体发展中不注重集体力量和组织形式，这既使农民的政治诉求受到影响，也使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更使的他们在面临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的侵害时难以形成共同的抵制力量。那么如何有效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不受抑或降低损失，是每个学人不得不认真审视的问题。
  我认为，农民政治组织本就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并非旨在对抗甚或取代政府的革命组织。引导得当可以最小的政治、社会、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奠定基础。从更深层次看，传统乡村社会开始逐步解体，就意味着对民主政治的需要开始产生，农村政治组织则是农民组织化发展进程中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方式的渠道。
  而目前情况是，当前地方政府一直刻意回避这个问题，农民有组织的抗争的发生和持续、农民利益集团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以及农民政治诉求的提高，已然是我国部分农村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从国内外的农民组织发展状况来看，当今世界一些农业发达国家，虽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很低，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各种各样的农民组织的成员，农民政治组织的发展占了农业发展体系中很大的比重。因此毋庸置疑，保持农村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是在正确对待农民组织化问题的态度上持积极和欢迎的态度，这对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的综合发展非常重要，是不是应该不再漠然视之，而应该坦然正视？
班门弄斧，一点很不成熟的想法，欢迎广大书友讨论。

我爱莎野嘉

对日抗战胜利以后的国民政府及其党派当时的威望达到鼎盛，可是为什么一样会败走大陆？这个问题我还是倾向于较温和派的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观点，这个问题其实不用仔细想就可以知道，民国三十八年期间，农民因为战争（主要因互）而愈加区域贫困，而资产阶级在完成了资本的累积后则与这部分群体愈离愈远，两者因为贫与富而形成了诺大的空间差距。人都有思想，这中间就会产生反抗，如果纠于一条反抗的理由，我们也可以化身当时的贫下阶层很认真地问一问：我凭什么就一定要做下层的人？我凭什么就不能像买办官僚一样有钱？
后来我看到了翟秋白牺牲前与宋希濂将军的对话。白说孙文先生本不生就于农民层体，他思想中的中华民国会弱视农民阶层的存在；而宋将军可以反驳他，因为共军的不停侵绕，还有斗地主等阶级思想行动极为强烈的动作，导致他路过的农村四面萧条。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想争论左与右的政治倾向，两个人的谈话其实就是面向被剥削与剥削阶层而进行。其实这里面已经涵盖了三农问题持久的因素，压力大，收入低，政治矛盾突出。如同黄仁宇先生在回忆录里面所阐述的原因，我们的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不是因为一朝一夕而是因为传统的统治并没有被打破，不是明朝皇帝，孙文，蒋介石，毛泽东所能改变，他们在大历史面前永远都是小小的个体，有改变，但不会彻底。
那么我认为，现代社会无论都市与农村地区，整个的形式趋向愈加相像于民国时期，都市里面的有钱人会把孩子送出国，会过着腐败的生活不问别人的苦寒，这类人已经开始与农村地区——更像是和他们完全相反的一类人脱节，农村地区因为城市思想的侵入开始变得茫然，即便村长暴富也可能存在整个乡村仍然需要国家补助的贫困村落。
所要说明的是，政治是我们这个国家人人所不能逃避的领导主体，可是领导政治的主体是人，人的思想观念的提高有一个升华的阶段，我且认为，如果在金钱面前，更多的人会有丧失理智的时侯，人不是绝对的抗拒诱惑，而是因为诱惑的次数不够多。政治的领导因素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政治经济学中所学到的关于国内的农村部分的理想的改变方针依旧动人，可是“人”，究竟能否做到呢？

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我个人而言，很容易同情弱者，但又不愿意实际关注。就像我可以一直为某地捐款，但如果真正要我接触，我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