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汉学家声情并茂的纪念文章

dashuh

怀念伯希和

Remembering Paul Pelliot, 1878-1945
原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卷119之3（1999年7-9月），467-472页。

最近我拜访了两位汉学家的书房，他们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这两位的书房里都有伯希和的照片，而伯希和早在他们尚未出生的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去世了。是的，伯希和的许多著述仍然被广泛阅读，他的非凡人格仍然唤起人们的兴趣，博得人们的崇敬。实际上就卷帙而言，他死后出版的遗著比他生前出版的还要多。
我有三个理由写出以下的回忆。我是熟悉伯希和的学者中唯一还活着的。其次，在全部有关伯希和的圣徒传（haigiology）中，他的缺点还没有被提到过。第三，以前的作者们都相当正确地主要强调他在敦煌文书方面的工作和他对汉学的贡献。可以说，他们讲述的都是年轻的伯希和。很少人提到他的晚年和他对阿尔泰研究的贡献。我的注意力正是要集中到他生命中的这一时期，以及他在这一领域研究的贡献。在此我斗胆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呈现他。当然，这样的回忆带着过多涉及讲述者本人的危险；我不敢肯定我能够完全避免这一缺陷。
我与伯希和来往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从1939年到1945年10月26日他去世。在不止一个意义上，那些重要的和宿命般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的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9年8月初，那时候我带着匈牙利教育部微薄的资助来到巴黎，表面上是为了准备我的博士考试，实际上是要见识伯希和并跟他学习。我在布达佩斯的两个老师，一个是李盖提（Louis Ligeti），他自己曾与伯希和一起工作了三年；另一个是伟大的突厥学家Gyula Németh，话别时他告诉我，我即将见到的伯希和是一个“拥有无限知识”的人。事实上我更早就接触伯希和了。我在19岁时寄给他一篇十分糟糕的文章以求发表，他从来没有回信说他收到了，然而出于不可思议的原因，他把它发表在《通报》上。后来我一直没有鼓起勇气去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我怕他会在我道歉时认出我就是那个罪犯 。
那时我23岁，到达巴黎之后不久，就穿上正式服装、戴着帽子和手套，去拜访伯希和。我受到的接待，说得好听点，是某种反高潮（anticlimax）的东西。穿着睡衣的他开了门，他的单元房位于Foch路Dennery博物馆（Musée Dennery）的顶层。他没想让我走过前厅，就说10月他会在法兰西学院开始授课，我可以去听课。绝对不是一个热烈的欢迎，较之我1937和1938年在柏林的经历，实有强烈的反差，在柏林我分别得到Erich Haenisch和Otto Franke的接待。在时间的进程中，这个初始印象不需要修订。初次见面表现出和善与亲切，可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征。
伯希和是一个孤独的人和学者，他未曾创造一个学派，没有一个他自己的学术机构，身边也没有一群崇拜他的、帮忙的学生。如今即使是小学院的年轻教授们，也依赖研究助手的服役，和这种当代做法相反，伯希和甚至连个秘书都没有，至少在法国没有（或许当他在河内的时候，曾有几个中国人为他工作）。他自己的论著都是他自己写的，用他那瘦小的、不是非常容易辨认的书法。看起来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台打字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是他在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阿尔泰研究方面的正式助手，不过这是一个恩惠的职务，可以说是为了充实我的履历表才给我的。他从没有要求我为他完成任何学术性的任务。我主要的职责，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于给他提供香烟，这在那些战争岁月是不易搞到的。他几乎是一个连环烟客。他去世前不久——那时他已经住院了——我去拜访他，一个非常焦虑不安的太太接待我。伯希和嚷嚷着要香烟。我没有，我指出不久前我带来的香烟是足够他抽好长一段时间的。“我知道，塞诺，”她回答，“可是真糟糕，我以为他要死了，我就自己把这些烟都抽完了。”
在pupil这个词的严格的、传统的意义上，伯希和只有很少几个学生。其中坚持从事研究的人中，我知道的有李盖提、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韩百诗（Louis Hambis）、石泰安（Rolf Stein）、巴赞（Louis Bazin）、还有我自己。如果我偶然遗漏了一、两个，我很抱歉，可是那的确是非常小的一个团体。无疑，韩百诗——他的角色差不多快到研究助手了——是最靠近他的；不过对此我后面还要多说一点。
在我们第一次草草见面之后不久，然而并不是因为这次见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行政当局迟疑一阵子之后，法兰西学院的所有课程都开门了。由于他的年龄，伯希和行动不便，而且他发现他被提供的战时责任是不可接受的。他不能看到在一个等级序列里，他的位置不是在最顶端。这样，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幸运，他恢复了他的课程。这些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给讲大众听的，即讲给广大的公众听，另一类是为他的学生开的。在他后一类的课程上，他根本不考虑我们的知识水平。我鲜明地记得那个场景，在一门课开始的时候，他宣布这门课是基于《唐书》的《黠戛斯传》的。很少的几个听课人中有几个（包括我自己）不能读中文的事实，并不使他觉得麻烦。到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我已经学会，靠我自己，如何使用中文辞典，而且对这篇文字的头几句的内容有了模糊的了解，伯希和对这篇文字有丰富的注释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讨论。如果万一有一个外人胆敢闯进他的讲堂（法兰西学院的讲座向任何人开放，学院的箴言是Docet omnia，即“无所不教”），他便一改旧貌，变得更加专门。当这个冒失的家伙飞逃而去，伯希和带着点满意地评论道：“On est de nouveau entre nous（又有人来到我们之间了）。”
他是一个迷人的演讲者，有着悦耳的声音，无论问题多么专门，他的陈述都是用美丽而清澈的法语进行，不夹杂任何“ahhs”或“ers”这类哼哼哈哈的声音。他用笔记，但没有准备好的讲义。他允许打断、提问，他也经常以这样的公式对我们提问，“Monsieur X nous dira sans doute…（某先生无疑会对我们说……）”回答他的问题，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作一个聪明的评论或提供一些伯希和所不知道的信息，仍然是不够的，还必须使用完美的法语。他对法语语法错误的耐心为零，他对语言错误的反应常常是直率而粗暴的。在这方面我很幸运，我曾在说法语的瑞士边境学校读过几年，因而，无论如何我能够正确地表达我自己。
谦逊不是伯希和的突出特点：这种特点他就没有。相应地，他不会宽容自相矛盾，也不喜欢别人，在他看来，侵入到他认为是他自己的地盘。他完全没有兴趣培养年轻的汉学家。石泰安在令人敬畏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那里找到了庇护所。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一个贵族，以他的独立自主，还有他的举止和财富，给伯希和留下了印象。至于韩百诗，他勤勉地准备了元代中文文献的大量译稿，这成为伯希和自己在注释中展示其渊博学识的基础。至于不打算长期留在法国的我，诊断是毫不含糊的。虽然不可能对伯希和的任何观点作出挑战，但我在匈牙利得到的扎实的学术训练（我是不是该说新兵训练营的经历？），使我能时不时地引证主要是突厥语和芬-乌语（Finno-Ugric）领域的证据，相当令人诧异的是，伯希和对此并不熟悉却又很感兴趣。因而在他为我写的推荐信中，他对我的错误是惊人的宽大。在写于1942年7月11日的一封介绍信里，他写我初到巴黎时“solidement préparé pour le turc（已经打下了突厥语的坚实基础）”；在另一封信（1942年10月1日）里，他甚至走得更远，沉溺于笼统的夸张了：“M. Sinor, familier des langues fino-ugriennes, connait également bien le turc dans toutes ses formes et dans tous les temps.（塞诺先生熟悉芬-乌系各语言，也同样了解各个时代、各种形式的突厥语）。”应该注意到，这些远远超出了事实和必要性的赞扬，在汉学的边界以外给我分派了一个位置。伯希和只支持那些其兴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猎区以外的人。现在我对此的认识要比当年清楚得多了，而且我肯定他的这种态度，更多地出自本能而非深思熟虑。可以料想，一个年轻的汉学学生永远也不可能符合伯希和的标准，因而也不会引起“Maitre（大师）”的兴趣。
伯希和特别不喜欢那种看来要侵入他的内亚区域的人。让我举几个例子。对他来说，斯文赫定（Sven Hedin）纯粹是一个无知的旅游者，而且他从来没有对竟敢在他之前发现敦煌宝藏的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说一句好话。然而他对斯坦因委托沙畹（Chavannes）整理那些斯坦因不能阅读的文书，愿意投上信任的一票。他永远也不能原谅Erich Haenisch出版和翻译《蒙古秘史》，因为这一文献的许多段落在许多年里都出现在伯希和的文章里和课堂上。伯希和对这一重要文献的部分译文 ，出版于他去世后，并且，让我们面对它吧，无论如何它并不比Haenisch的译本更好。不过应当记住，可能正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翻译，伯希和本人从来没有出版它。在Otto Franke的全部作品中，伯希和所能侦察到的错误仅仅在重建外国人名方面，而不是在Franke写作大规模的历史综论的优点上。
他偏爱的学者（当然，都已故去）是裕尔（Henry Yule）、马迦特（Joseph Marquart）、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和Bretschneider。他常常提到裕尔的“robuste bon sens（健全的常识）”，他与裕尔一样偏好早期旅行家。裕尔的《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对马可•波罗的研究，最后但不是不重要的，他的Hobson-Jobson，总在伯希和的引据之列，而且即使有什么订正的话，也出之以尊敬和友善的口吻。至于令人难以容忍的马迦特，伯希和跟我们大家一样，对于他知识的宽广望而生畏 。
在德国的吐鲁番探险队的学者中，他偏爱的是勒•柯克（Le Coq，也许因为他的法国祖先）；他尊敬缪勒（F. W. K. Müller），而且他热衷于讲述格陵威德尔（Grünwedel）在圣彼得堡和一个高级妓女的冒险故事。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忽略Otto Franke，除了他的错误。然而，在让艾伯华（Wolfgang Eberhard）的开创性著作《中国周边民族的文化与定居》（Kultur und Siedlung der Randv鰈ker Chinas）作为《通报》的增刊出版一事上，他也是足够客观的。这倒是真的，艾伯华当时自愿流放到土耳其，而且他的书和Hobson-Jobson一样，成为伯希和的信息富矿。在伯希和所厌恶的人的名单里（bêtes noires）中，荷兰汉学家J. J. M. de Groot据有一个很高的位置。至于匈牙利的东方学家，他几乎从不提及令人敬畏的李盖提——我怀疑他把李盖提看作他自己的克隆——但是他以很深的敬意谈起名声较小的Nándor Fettich，简单而合理的原因是，Fettich掌握伯希和以前不知道的、关于阿瓦尔人（Avars）的考古资料。在同时代学者中，他总是满怀敬意和友爱之情地提到慕阿德（Rev. A. C. Moule），他们合作研究马可•波罗的文献，以及Cardinal Eugène Tisserand。几年以后，我在剑桥受到前者、在梵蒂冈受到后者的热情接待。
面对德国占领者——现在我们是在1940年——伯希和是不妥协的，而我得极力小心不在我们的谈话中暴露出我相对的客观性来。当德国的伊斯兰学家和伊斯兰世界的蒙古史专家Berthold Spuler希望拜访他的时候（我从Spuler本人那里听到这个故事），伯希和让他知道他很愿意见他，“quand nous aurons gagné la guerre（等我们赢了这场战争以后）”，而伯希和从没有认为这场战争随着贝当签署停战协定而结束。在我保存的一封信里，它原来是要用作某种证书的，他写下了如下的话：“Je suis moi-même un résistant de la première heure, et les points de vue de M. Sinor ont toujours concordé avec les miens（我本人从头就是抵抗的，塞诺先生总是同意我的观点）。”我不知道伯希和是否做过反抗德国人的事情，但是他的确从不犹豫地表达他对维希政府官员的轻蔑。有一个被经常谈论的事件，伯希和拒绝去握维希政府一位部长伸出的手。更值得注意的是，伯希和不愿向维希政府申请许可，这种许可对于占领时期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继续举行会议是必需的。这样我们所有的会议理论上都是非法的，而学会会员没有一个人背叛这个行动。伯希和曾被短期逮捕；不过我不知道是被维希警察还是被德国人。
再说一次，他对我的看法是过度慷慨的。这里让我用一小段时间把重点从伯希和身上转到塞诺身上。对于1940年6月法国的战败，我既不吃惊也不伤感。那时候我事实上是一个、也自我感觉是一个匈牙利人，1940年6月我成为巴黎的匈牙利研究所（Institut des 蓆udes Hongroises）副所长，所长本人不愿留在一个正在面临德军进攻的城市里。1940年8月30日，作为维也纳第二次判决（the Second Verdict of Vienna）的结果，罗马尼亚把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一部分归还给匈牙利，这一地区是在1920年《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之后被分离掉的。我觉得我有责任让研究所举办一个招待会来庆祝这一事件，但我面临着是否该邀请德国人、特别是巴黎的德国研究所所长的棘手问题。一方面，我所欢迎的那个判决是在德国人的压力下通过的；但是想到在这个荣耀和贺喜的场合，让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互相面对，这让我大大踌躇。所以，招待会没有邀请德国人。我这个基于圆滑而非政治考虑的决定，被证明有持久的后果。大约50到60个人参加了招待会（我举办的第一次），包括我的法国老师们——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格鲁塞（René Grousset）、突厥学家Jean Deny，当然还有伯希和。我那时只有24岁，对他们的出席既感动又感激。匈牙利总领事作了一个简短演讲，我作了一个简短演讲，我们唱了忧郁的匈牙利国歌，紧接着就用留声机播放激昂的《马赛曲》。效果是令人震惊的。在我，这是出于不言而喻的对东道国的礼貌，而对于法国人，他们公然挑衅地表达了对自己国家主权的维护：演唱《马赛曲》受到法国的德国占领者的严格禁止。格鲁塞的眼里涌动泪水，他拥抱了我，而一个非常严肃的伯希和长时间地握着我的手；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学术，然而他首先是一个地道的法国人。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就是在那个下午，我跨过了我的卢比肯（Rubicon）小溪 ，进入了法国。
好看、优雅、有点军人作风的伯希和，是很受女性喜爱的，而他也欣赏女性魅力。他还看重优雅的同伴和美食——这是他与韩百诗的亲密关系的关键，韩百诗这个慷慨的、虽然并非无私的主人，我正是在他位于利圭热（Ligugé）的乡下的家里，度过了一些幸福的时光。关于伯希和的家庭背景我没有信息，不过他可能来自于一个普通的小布尔乔亚（petit-bourgeois）家庭，他的天赋把他推向了法国的最上层社会，在那里他轻松应对，怡然自得。我对此有所察觉，并且在1940年春天，战战兢兢地，勇敢地设宴邀请伯希和。真的，宴会不是设在晦暗的学生宿舍，而是在中国大使馆，我能够去那里是通过了中国大使的一位随员，她恰好就是我的女朋友。按说在使馆举行的任何仪式上，中国女士应当穿民族服装，可是我说服了我的朋友不理睬这条规矩。穿着高级女式时装（haute-couture）的她看起来光彩照人，而我必须把判断留给读者去决定这是否纯粹的巧合：就在这次晚宴之后不久，即5月10日，在伯希和与格鲁塞的联合担保下，我被选为亚洲学会的成员。
我记得，让人钦佩的学者、哈佛的柯立夫，在他那令人悲伤的故去的几年以前，他告诉我说，听伯希和授课的那些年里，他从没有与他有过任何私人谈话。李盖提的经历也是这样的，据我所知，他与伯希和之间从没有任何社交接触。他们都没有社交技巧，都不能察觉到伯希和欣赏好的生活，他乐于参与各种、即使是那种有生命危险的冒险。他在义和拳时期的英勇使他名声远扬，而且他热情地支持我参加自由法国军队（Free French Forces）的决定。他对我投机经营皮大衣生意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个生意支撑我度过了那些艰难的年月。尽管对伯希和的知识充满敬畏，但我从来没有在社会交往上遭受羞怯之苦，因而我能够看到他的另外一面。
1942年10月，作为两年前播放《马赛曲》的一个后果，我不得不离开巴黎以逃避逮捕，我邀请伯希和和匈牙利总领事参加告别告别晚宴（有那么一点俗气吧，伯希和喜欢有外交官做伴）。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场面。我妻子和我打算非法穿越，以进入被称作“自由地带（zone libre）”的地方，即尚未被德国人占领的法国南部，然后从那里继续前行到我岳父所在的阿根廷去。可是当我们到达马赛时，德国人也到了那里，这时他们已经占领了全法国。留在那里是没有意义的，1943年3月中旬我回到巴黎，伯希和张开双臂接待了我。那时候战争对于德国人来说发生了不妙的转折，人们可以预见到战争的最终结局。有一天，非常突然地，伯希和问我战争结束以后我有什么人生计划。十分坦率地说，一直忙于躲避逮捕、寻找食物和准备下一篇文章这三重任务的我，对于较为长远的未来毫无计划，我就这样对他说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站在他的书房里，没有任何微笑或仁慈的迹象，他专横地对我说：“Vous devez rester en France. Je m’occuperai de vous（你必须留在法国，我会关照你）。”这是一个命令和一个承诺，“大人”（Grand Mandarin）伯希和发命令、作决定。在几秒钟的时间里，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我的幸运在于，在他晚年，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伯希和越来越被吸引到内亚历史和阿尔泰研究上。以一个不那么尊敬的方式，我想把他的方法描述为水蛭学问（leech - scholarship）。他总是读一本书，投入其中，然后出产一部杰作，这部杰作对于原著的基本价值通常只有很小的推进，而更像是一台把读者运载到未知世界的车辆。例如，巴德利（John F. Baddeley）的《俄国,蒙古,中国》（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1919），激发了伯希和的《卡尔梅克史评议札记》（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 ，Spuler的《金帐：蒙古人在俄罗斯》（Die Goldene Horde: Die Mongolien in Russland 1223-1502） ，产生了伯希和的《金帐史札记，兼考以ar为词尾的突厥语人名与族名》（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suivi de quelques noms turcs d’hommes et de peuples finissant en “ar”） 。即使他的许多文章，如已经提到过的《关于科曼人》（A propos des Comans） ，或《巴托尔德〈突厥斯坦〉评注》（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 ，或《关于回鹘文献中乌古斯可汗传说的札记》（Notes sur la légende d’Uγuz kaghan en écriture ouigoure） ，都只能算是他人著作的附录或大大修订过的版本。他在阿尔泰语言研究方面的杰作《13至14世纪今Amuie以h-为词首的蒙古语单词》（Les mots à h-initiale aujourd’h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 ，事实上是对兰司铁（Ramstedt）的一个想法的升华 。当他分派韩百诗翻译《元史》的两卷或《圣武亲征录》时 ，他是为了搭设一个蓬架，好在上面铺上他自己评注的葡萄藤；真可以说，这些书至少四分之三的文字是伯希和的工作。有时伯希和自己也承认他在评论中犯有“杀戮过度”（overkill）之罪。在“Le G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这篇文章的第197页（！） ，他让自己陷入了沉思，“Le présent mémoire para顃ra bien long pour un sujet assez mince（就其主题之窄小而言，这篇报告是相当长的）”。
完整文献的翻译者所要面对的束缚是，他必须处理文献中所有的困难，伯希和倾向于避开这一束缚，而选译那些他有兴趣并准备要解决问题的段落。他的蒙古语、突厥语和拉丁语，比不上他的中文。正如已经提到的，他对《蒙古秘史》的翻译一直停留在梗概阶段，就我所知，他完整翻译过的唯一较长的突厥语文献是《回鹘文版的Kalyānamkara和Pāpamkara王子的故事》（La version ouigoure de l'histoire des princes Kalyānamkara and Pāpamkara） 。
由于完全不信任宣称能够解释世界如何运行的任何理论，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专著（synthesis）。伯希和当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缺乏从事这一职业所必备的基本素质：他不能，或不愿去区分何者重要与何者不重要。有一次——这可真是我所偏爱的有关伯希和的个人趣事——我鼓动起全部的勇气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大师（Maitre，这是被选定的我们那少数几个人对他的称呼），为什么您要浪费您的时间，为什么您把您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用于澄清那些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呢？”我正担心天空会撕裂，闪电会将我击倒，我会被抛进永恒的黑暗之中，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伯希和看着我，愉快地回答说：“那使我快乐，塞诺，那使我快乐ca m'amuse, Sinor, ca m'amuse）！”这是解答他多方面活动的钥匙：他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在东方学（那时候我们并不羞于使用这个名称，我现在仍然不）所有学科上的渊博知识，使他成为亚洲学会理想的会长。开会时，一个报告刚刚开始，伯希和看上去就已经睡着了；报告刚刚结束，他就对报告所涉及的主题作出中肯的评论。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在发表文章方面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也从未把文章投寄给期刊等候批准。并非毫无忧惧地，我简单地把文章交给伯希和，几天以后，他会把他的决定通知我，是发表在《通报》上或是《亚洲杂志》上。他在编辑决策方面是相当开明的，他会接受一篇即便他在一些问题上不同意作者意见的文章。在他身后出版的《金帐史札记》（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的最后一条脚注里，责备我犯下了“至少两个相当严重的错误（au moins deux erreurs assez graves）”，他所说的我的错误，是在一篇他接受并发表在《亚洲杂志》的文章里。接受我的手稿时（也许他懒得去读？），他可没有提这些问题。伯希和很少有文体上的错误，不过他讨厌寡淡无味的、以“外交辞令”（diplomatically）表达出来的观点。你必须以直白的方式陈述你的意见。他的这一倾向走得如此之远，以致于他不能容忍第一人称复数nous（我们）的使用，而这种用法在法国学者中是非常普遍的，而他要我写单数形式je（我）。不管是好是坏，在用法文写作时，我对这种做法保持了忠诚。
他是一个国君，如我们习惯称呼他的那样是“一个大人（un grand mandarin）”，并且，就我自己来说，我从他的影响中获益巨大，远远超出了学术世界的狭窄范畴。当伯希和说话的时候，法国学术界和政界都会倾听。1945年8月，当我们“赢了”“我们的战争”，我厌倦了在一个德国小城里担任行政官员，我就给伯希和写信请他介入——我不知道该怎样做——让我得以复员。他这样做了，可是我只能默默地感谢他了，那是1945年10月31日，那时我正为自己的未来忧虑不安，双眼噙着泪水，仍然穿着军装，站在他的棺材旁边，我想着，上帝会怎样向这个非凡的人和学者，揭示那些他是如此着迷地去探寻的、不重要的秘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