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中国经济学家是有历史使命感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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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时有对“经济学家”评头论足的高论。心平气和地说，经济学家是人不是神，经济学家也不是一个道德符号。笔者希望在平心静气地还原“经济学家”作为“人”的原始面目的同时，也希望转型经济过度时期的人们少一点心浮气躁，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少一点评头论足，多一点脚踏实地。

　　经济学家的定义是什么？如果定义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那么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经济学家，近期似乎也没有产生“经济学家”、填补这一项“空白”的迹象。这样的“经济学家”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是按美国大学的学术体制做学问的才是经济学家？那么据说从来没有在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的、执世界经济之牛耳达18年之久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先生似乎也不能入围“经济学家”。

　　根据亚当斯密定义，由于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有效配置和优化配置的科学。所以经济学的天地不完全是在象牙塔封闭空间内闭门造车的活动，而是与经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的活动。经济学家们有自己的学术流派和学术领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论也有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之不同。他们当然也有各自的立场、观点和工作方式，只要他们具有其所工作要求的职业道德，专业水平、敬业精神，他们都对经济有贡献，都应得到尊敬和回报。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是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著名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产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大萧条最严重的美国，相信与英国的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实践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应该不是巧合。

　　人均1000美元和人均3万美元的经济所考虑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人均收入30倍的差距，提供了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空间，包括理论研究。这大概是诺贝尔奖获得者，除了文学奖和和平奖，80%产生在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人均1000美元的经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需要面对许多发展过程中最沉重的、最基础的生存问题。受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我们必须学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人民和国家更需要选择帮助解决生存问题的经济学家。

　　应该说，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是一个非常有历史使命感的群体。他们理想化色彩很浓的行为，使许多局外人难免不易理解。当然，不排除他们中间也有纯粹追求“功名”和“利禄”之辈。这里应该区别一下，只要“取之有道”“名至实归”，也是社会对他们市场价值的肯定。“经济学家”们也要先解决“衣食住行才能从事其他活动”，不能把经济学家的道德范畴定义在必须“义务劳动”之上。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应邀到中国访问，除了名扬中国以外，也往往有丰厚的回报，可谓“名利双收”。事实上，古今中外，学术研究的成就才是个人真正的“功名”，投身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实践往往与牺牲和奉献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这里的误会可能是“经济学家”这个翻译惹的祸。在中国一旦称之为“家”就非同小可。只有“大”才可有“家”之称谓，“大家风范”是一气呵成的。如果把“Economist”这一英文词翻译成“经济学者”和“经济工作者”或“经济学人”等不带“家”字的中文词组，可能就不会有要求完美的期望值。

　　我们应该记得，在“经济学家”的这个群体有这样的人：?那些为完善农民的基本卫生保障体系在陕西黄土高原上东奔西走的“经济学家们”；那些自己出钱出力引进国际扶贫先进经验，并身体力行在穷乡僻壤的山西龙水头推动小额贷款模式、致力于帮助农民脱离贫困的尝试达十多年之久的“经济学家们”；那些在河北某村为农民的共同富裕不辞辛劳、不怕挫折帮助农民组建自己的合作社的“经济学家们”；那些创办非盈利的专门为农村妇女进城工作进行职业培训的“经济学家们”；那些为了建设新农村改善9亿农民的命运呼唤“新农村运动”的“经济学家们”；那些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献计献策劳心劳力的“经济学家们”；那些亲身亲历参与中国的国企改革、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经济学家们”；那些仍然孜孜不倦推动经济理论发展的学术界的“经济学家们”……

　　有人问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58次升空作战，出生入死，死里逃生的前美国总统老布什先生是不是英雄？布什先生回答：“不管我是不是英雄，我和英雄们并肩战斗过”。这是何等的胸怀。本人非常钦佩布什先生的境界，虽然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的贡献远不如战争年代那么精彩，作为经济工作者，我还是与布什先生有同样的骄傲：不管我是不是经济学家，我和这一代“经济学家们”一起为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努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