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忍辱负重的中国经济学家

lonelydoctor

夏业良，新浪财经专栏作者，安徽芜湖人，经济学博士，先后在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工作，参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华项目工作。1987—1989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旧金山大学学习管理学和EMBA课程，2002年7月起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执教，现任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兼任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机制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物质繁荣和意识觉醒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应当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杀的。相信一切有理性的、是非意识明晰的成年人，都不会做试图把经济学家群体妖魔化，进而彻底剥夺或取代他们话语权的这种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情。

　　最近一两年来，在不少场合经常听到对经济学家个人甚至群体的批评和指责，进而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攻击和谩骂。经济学家大多并不十分介意，因为这种情绪的宣泄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经济学家经常被捧为政府、媒体、企业等各方面的座上客，在公共领域、政策制定层面和社会舆论方面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学家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甚至部分地替代了原本应当由政治科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其他领域专业人士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职责，这也并非“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野心一厢情愿的结果。而应当看作是市场经济建设进程中的一种自然演进的社会选择。

　　几乎没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应当承担这样广泛而重大的责任，但是历史选择了经济学家，而这种社会选择是不以人的意志(包括经济学家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人们把过多的责任、期望和道德诉求甚至法律和正义的伸张都集中赋予或委托到经济学家群体身上。我曾经在三年前发表的文章“经济学家不是什么？”以及后来出版的个人文集《经济学不能承受之重》中不无忧虑地提及这种过高的社会期望。

　　虽然经济学家中有一部分人曾经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政策制定的讨论和部分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但是事实上，经济学家整体在中国政府各项决策中的影响力不仅不是过大的问题，而相反是过小，甚至是微不足道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类似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和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那样的专业性较强并且能够较为集中地代表经济学家独立立场和专业意见的智囊机构。甚至目前在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官员们也并没有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那样的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

　　正是因为缺乏专业化、高水准和具备独立立场的常设性经济政策咨询或经济顾问的制度安排，才会出现这样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即大多数人把谁能成为政治局委员们集体学习时的主讲人，看作是经济学家在中国所能得到的最高权威认可，甚至把参与中央政策制定的讨论和咨询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认可。

　　新近设立并且在今年首度颁奖的所谓“中国经济学大奖”(被有些人说成是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并不看重基础理论和自主性创新，而是主要依据候选人在政策层面的影响力，事实上最终得奖的4位资深人士也并非个个让人口服心服。

　　如果把经济工作乃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失误都归因为经济学家的胡言乱语，那真是高抬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知道一点内情的人都知道，经济学家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受到各级领导的严厉批评和斥责。他们受到赏识的程度和得到提拔的机会，甚至远不如那些哲学、中文和历史专业的毕业生。

　　网络上“愤青”们群情激昂的又一原因是经济学家们得到了太多的好处，而同时又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道德承担。这种指责甚嚣尘上，一时间甚至成为社会舆论的主题。各家报刊媒体也争先恐后地发表类似的攻击和指责，如果经济学家没有立即予以反驳，就把早已准备好的“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定论满天宣扬，俨然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或占据了舆论的上风。

　　经济学家不愿回击这样缺乏理性和历史责任感的指责，主要是出于不愿意伤害或者涉及那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们。并且感觉这样的回应或反击不但不容易获得人们普遍的理解，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激发倒退势力的又一轮疯狂进攻，从而造成社会舆论和思想的进一步混乱甚至历史性的倒退。

　　中国经济学家究竟从“利益代言”中获得了多少好处？首先，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中国经济学家的收入构成。中国经济学家们的岗位职务收入(一般称为职务工资和岗位津贴)相当微薄，无论是在国务院直属和各部委的专业研究机构中任职，还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省市的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性的研究机构中，职务工资一般在每月2000元左右，加上岗位津贴一般不会超过每月5000元，这样的月收入不但不能与企业家和高级白领们相提并论，甚至还不如公务员实惠。

　　在中国最好的研究型大学中，教授们的职务工资加最高档的岗位津贴也不超过年收入10万元，甚至不如大城市一个普通的市场营销或人力资源经理。即便有人说经济学家的年收入水平太高(据说一流的超过百万，二流的也有六十万，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根据年收入来认定的所谓一流和二流的说法)，也是市场尤其是企业自身选择的结果，因为价格是市场需求形成的，而不是哪个部门或权威单方面制定的。

　　即使某一经济学家担任3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显性的年收益通常也不会超过20万，对于那些所谓“一流的”经济学家来说，也只占到其年收入的20%以下，其他的大多是研究项目、演讲、授课、稿酬、版税、出场费(如果数目太小也可称为车马费)、咨询收入和顾问费等。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如果一个人获得很高的市场收益，尤其是智力劳动所获得收益，那么他必然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了反映市场价值的贡献，否则支付报酬给他的企业、部门或个人就是非理性或者别有用心的。

　　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一日成名的“超女”李宇春不应当获得高额的市场收益，也不会有人反对姚明领取天文数字般的薪酬。经济学家的职业收入高低不能作为评判他们道德的指标，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足以认为年收入越少的经济学家就越有道德承担，从而就越有可能为穷人或弱势群体代言。

　　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并非像有些媒体所“揭密”的那样赚得盆满钵溢，我所接触的同行中还有不少过着较为清贫的书斋生活，年收入不到10万元的不在少数。即便是收入较高的那部分人也并不比公务员、金融业高层、房地产商、垄断行业的中层以上经理人生活得更轻松，他们大多数缺乏睡眠，超负荷工作，患有多种疾病和颈椎和腰椎损伤。他们必须应对社会各界的需求，甚至有利益受损的城市居民、农民或城市打工者半夜打电话给他们，希望能够为他们说话。

　　我不无遗憾地注意到曾经被称颂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的两位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和茅于轼二先生也遭到了疯狂的谩骂和攻击，难道他们现在也不是为“弱势群体”或穷人代言了？转而成为富人利益的代言人？

　　曾经为中国的“股份制经济”甘冒个人风险鼓与呼，并且为传播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咨询做出重要贡献的厉以宁先生在网络上遭到无情的全盘否定，进而也体现在他与“中国经济学大奖”的无缘。出身于陕北农村，本为“弱势群体”或穷人中一员的张维迎教授竟然一时间成为攻击、谩骂的焦点。

　　被作为“主流经济学家”代表之一而屡次受到攻击的樊纲先生，并没有担任过任何一家企业的独立董事，那么他是在为哪个利益集团代言？人们以讹传讹地攻击他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从而把他看作经济学家放弃道德承担的典型和靶子。

　　事实上樊纲先生的本意是说经济学家的社会职业分工要求他们用专业分析的眼光来看待社会问题，而不是说经济学家个人可以不讲道德或者放弃道德承担。并且社会上应当有伦理学家或哲学家、社会学家更多地进行道德层面的分析，这反映出社会专业分工的细化和进步趋势。试想如果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一开口就谈道德和意识形态，动不动就从道德层面去批评指责他人，那么经济学的理性、内在逻辑与专业分析优势又从何体现呢？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职业分工较为明确的经济学家(者)堂而皇之地作为利益集团的所谓“代言人”，发表合乎他们职业身份和学术素养的言论。诸如高盛、摩根斯.丹利、雷曼兄弟以及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这样的投资金融机构或银行，常年保有一批专业研究者，甚至刚刚入道的经济学博士就能得到十万美圆以上的年薪，高层或骨干研究者动辄享有百万美圆以上的年薪。

　　但是作为公司或营利机构的利益“代言人”难道真的可以胡说八道吗？如果你有幸在这岗位上谋生，可以用自己的名誉和职业生涯作赌注试试看。别看今天神气活现，也许明天或后天就会拎着手提箱滚蛋。

　　诚然，在中国，经济学家的专业分工还很不尽人意，越俎代庖的现象比比皆是，原因何在？在美国，即将就业的经济学博士们往往会被人们问及是打算搞理论(一般在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还是进入industry(即包括投资银行和证券行业在内的各种实业界)谋生。由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理论经济学家直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现象相当罕见。

　　而在我们这样一个许多方面的发展速度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的发展中经济大国，中央政府一个文件和指令就可以要求所有上市公司都配备3位以上的独立董事，虽然上面并没有人说一定要经济学家担任独立董事，但是事实上几乎每个公司的独立董事都有经济学家(者)或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教授。几千家上市公司(或准备上市的公司)总计需要上万名独立董事，中国那来那么多“合格的经济学家”去做这样的事？这完全不是经济学家自己的主动选择，而是社会需求所致。

　　谈到“代言”能够获得的好处，区区2—6万元的年收入就足以使这些经济学家丧失其立场和头脑？这也太小看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一两天的授课或三、五次演讲就可以获得等额的回报，为什么还要去担这样重大的责任并且甘冒名誉受损的风险呢？

　　有些经济学家担任5家甚至更多公司的独立董事，精力和能力当然无法企及，但是主要责任并不在于经济学家本人，而是我们现行的独立董事制度还没有很好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就好象一个贪婪的乞丐想吃一百桌完全不同的宴席，问题不在于这乞丐有着“过于贪婪”的胃，而在于满足其要求者的愚蠢和疯狂。

　　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期间，每当经济建设与其他社会事业有所起色时，那些缺乏“促生产”能力和职业操守与责任心的投机者，就会挥舞着“抓革命”的尚方宝剑，对那些埋头苦干，致力于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繁荣的人横加砍伐。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接受了“干活”不如“看路”的惨痛教训。从而形成“搞建设”不如“搞破坏”对个人有利的恶性循环。

　　创造财富的人一方面辛辛苦苦地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物质需求，同时还要遭受那些自身也需要这些物质支持的“始终把握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吹毛求疵者的恶毒攻击甚至人身迫害，这样的现象如果一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天理焉在？正义何求？中国社会的全面繁荣和进步更要向后延迟。我们不希望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疾首的局面。

　　如果经济学家群体中有些人不坚持职业操守，不珍惜自己的名誉，那是他们个人的不智。社会现实会给他们足够的教训，他们的话语权、社会地位乃至个人收入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如此大规模地、不加区分地攻击经济学家群体，并且有媒体和网络的推波助澜，这在世界现代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更有人企图用陈旧的意识形态教条和空洞无力甚至毫无现实分析价值的某一理论来全面取代现代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范式，进而影响和扭转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长远路径，这就不得不令人警醒了。

　　如果真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由那些善用意识形态教条作为政治武器的投机者大肆攻击和讨伐“主流经济学家”，并进而取代他们的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由此把中国引向“逆市场化”、“改革罪过论”和政治保守主义的道路，那将是21世纪中国人民的最大悲哀！

　　在2005年岁末来临之际，我写下以上的一点个人感受，由衷地希望在这一年中不合时宜并且逆时代潮流而动，暂时积聚和笼罩在中国社会上空的思想阴霾被新年的强劲春风吹拂而去，让我们警惕“文革思潮”的反扑，绝不要再走那种利用意识形态的教条为武器动辄兴师问罪，摧毁理性、经济繁荣和思想相对自由的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