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中国宏观经济流程 两难困局与关键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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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中国宏观经济流程 两难困局与关键性调节



　　在正常的国民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并存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在中国，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潜伏的生产过剩并存，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突出的两难问题。
　　在正常的国民经济运行中，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并存是非常罕见的。然而，在中国，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和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潜伏的生产过剩并存，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突出的两难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的两难困局
　　从2007年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看，一方面，ＧＤＰ增长速度高达11.1%，资产需求膨胀，价格形成泡沫。上证指数从2006年底的2500点上涨到4月20日的3584点，深市从6500点上涨到10258点，三个多月的涨幅分别为43.3%和57.8%，涨幅显然大大脱离了实际的资产盈利和增值水平，已经形成了大量的泡沫；而房市资产价格，虽然宏观调控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但据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显示：2007年1、2、3月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涨幅仍然在6.0%上下波动，3月份，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6.0%。一些中心城市的房价涨幅更是高达8%—10%。另一方面，推算的城镇失业率在15%以上，城镇闲置劳动力5500万，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实物生产存在过剩压力。如果不是出口强劲来平衡，实物经济将全面陷入通货紧缩境地。一季度国内消费需求虽然稍微有所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9%，但是，与投资增长23.7%和出口增长27.8%相比，依然分别要低8.8到12.9个百分点。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汽车等行业产能已明显过剩；水泥、煤炭、电力、纺织等行业目前虽然产需基本平衡，但在建规模很大。随着新建扩建产能的陆续投产，同时落后的生产能力退出缓慢，产能过剩有加剧之势。
　　宏观经济困局的成因
　　是什么样的国民经济运行流程导致了在现代经济理论上不可思议，以及在各国宏观经济运行实践中非常少见的上述两难局面呢？首先，近几年，投资大量地流向房地产开发、政府建设、大型国有企业、外商和大型私营企业项目，投资对ＧＤＰ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55%—60%，由于这些项目的特点是资本或者资产密集，同样的投资额相对形成的就业容量很小。比如，2007年一季度，从行业看，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3544亿元，增长26.9%，各级政府的城市设施建设、公路工程、办公楼及培训中心等项目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很大，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投资1144亿元，增长1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230亿元，增长22.6%；铁路运输业投资223亿元，增长27.0%；非金属矿采选、制品业投资328亿元，增长41.2%；黑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等已经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仍然投资398亿元，增长12.7%；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191亿元，增长54.8%。房地产业和政府的投资项目，一般不形成大量的后续的就业容量，而大国企、外企和大型私企投资项目的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同样投资规模形成的劳动力就业容量越来越少，甚至有的技术改造项目投产后，还要从绝对量方面减少劳动力使用量。
　　其次，国民收入流向方面，资本所有者和国家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强，劳动所有者的分配能力越来越弱。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1458元增长到2006年的18784亿，年均增长37%；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从1992年的3297亿元增长到2006年37636亿元，增长为11.42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这还不包括应该计入财政收入的社保收入和土地收入，并且还有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的预算外各种收费；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1990年到2005年，不扣除物价年均增长14.6%，扣除则为12.5%，并且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与ＧＤＰ的比率，1990年为15.9%，到2005年下降为10.75%，因为工资总额是现值，而ＧＤＰ是扣除物价上涨后的折算值，如果将ＧＤＰ还原，工资总额比率下降的趋势将更为明显；城镇职工平均工资1990年到2006年，不扣除物价年均增长13.5%，扣除则为11.4%；城乡居民收入从1990年到2006年，不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13.5%和10.1%，扣除则分别增长11.4%和7.3%。
　　而从2007年前两个月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竟高达43.8%，增速同比加快22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也高达28.7%，增幅同比提高7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来看，统计的数据为，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35元，同比增长19.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6.6%，增幅高于上年同期5.8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260元，增长1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增速高于上年同期0.6个百分点。虽然比以往稍微有所提高，但还是大大低于资本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另外，在核算上不可理解的是，除非2007年前两三个月企业不提折旧而转成利润，怎么能在ＧＤＰ增长11.1%的水平下，为ＧＤＰ重要内容的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等却竟然分别有高达43.8%、28.7%和16.6%的增长速度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工资总额的阶层分配结构中，工资分配的权力越大，如行政、事业和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其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就越快；而工资分配的权力和谈判能力越弱，其工资增长的速度就越慢。近多年工资增长的结构中，垄断性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大型私营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和公务员的工资增长过快，微型和中小企业职工和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其中农民工工资改革开放以来到2006年名义增长率年均只有3.5%，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工资名义平均年增长13.5%的速度；还有另一现象是，企业中高层经理人员工资增长过快，而一般职工工资增长过慢。由于高收入人群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率只有30%左右，甚至更低，要比低收入人群新增收入80%的边际消费率低得多，因此，在工资增长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偏向于中高收入阶层的工资总额的增长，在中小企业投资创业萧条的情况下，会去冲击资本和房地产市场，使其产生泡沫，其并不带来理想的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
　　这里需要纠正几个错误和片面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国内消费不振，原因在于保障不全而对即期消费有后顾之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和国内消费需求不振，最根本的原因是中低收入的城乡居民手中钱少和没有钱，而不是所谓的对消费有后顾之忧。有的学者认为，国内消费不足是因为分配不公平造成的，要调节收入分配，使其合理化，特别是要增加工资，抬高最低工资的水平。其实，工资能不能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的强弱，如果不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的劳动力失业，劳动力需求很弱，工资增长根本就没有需求的拉动力。有的学者看到，就业是增加国内消费需求的根本，但是，他们总是在公益性就业、到农村去就业、到边远地区去就业、到基层去就业等使问题越来越糟的定式上去思考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不创业哪里来的企业，没有企业哪里来的就业需求，没有企业对劳动力强劲的需求，工资水平哪能增长，工资水平不增长哪里来持续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呢？我认为，与民与国负责，再也不应该在没有用处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方案上耽误时间了。
资产价值膨胀和实物生产过剩两难困局的流程
　　我们可以简单而特别清晰地勾勒出形成资产价值膨胀和实物生产过剩两难困局的流程画面：居民收入投资的渠道，以及整个国家的资金流动渠道方面，居民（特别是中高收入居民）投资主要流向银行、股市、房产、其他保值增值物品（由于中国居民的保险意识不强，并且保险公司的霸王条款和赔付难，以及一定程度的保险欺诈，居民收入流向保险的比率较低），银行、财政和大企业的资金则主要流向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上规模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结果，中高收入人群由于中小企业创业政府管制门槛过高和各种收费罚款太多太滥，亏损倒闭的风险极大，基本上不进行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则对资本资产和房产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房地产放开，则房产价格迅速上升，对房地产进行控制，则资金流向股市，导致股指暴涨；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上的资金，95%流向政府工程建设、资本密集型企业和房地产项目，只有不到5%流向中小企业，而个体和微型企业，基本上得不到贷款（中国每千人企业的数量按照2004年国家统计局的普查，只有2.6个，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数据，也不到7个，远低于发达国家每千人50个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30个的水平，1999年到2004年个体工商户还净倒闭了810万家，损失1600万个就业机会，2005年一年就倒闭了30万个注册企业，如果按照每个企业20人就业计算，损失就业600万个），整个国家的就业容量相对越来越小；就业容量相对小而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由于能不断得到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致使规模扩大而其实物供给却越来越多；一个定理是，企业数量的增加来自于创业。而据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有10万元钱愿意创业的不到5%，大学生毕业创业的不到1%；相对应的是，就业容量大的微型和中小企业成长和其数量增加非常困难，形成5500万城镇闲置劳动力，没有工资收入，加上低收入人群工资增长的缓慢，农村中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且农村收入增长更是低迷，中低层消费却相对越来越不足；由于生产过剩和国内消费不足，越来越多的产品不得不出口进行平衡，致使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太大，人民币升值压力也越来越大。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加大进口用于生产的资本品和技术，来平衡贸易和国际收支，将使生产规模更大，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生产过剩压力；如果加大进口消费品，由于国内本来就消费需求能力不足，供大于需，则会立即形成通货紧缩局面。于是，导致了中国奇怪和可能是独有的资本和房地产资产通货膨胀和实物经济潜伏通货紧缩并存的畸形局面。
　　那么，怎样才能走出两难困境呢？我们搞清了造成上述两难困局的国民经济流程机理后，先需要勾画一个解决问题的线路图：最为关键的是，打通从个人收入支出和金融体系到创业投资的渠道，使个人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加上金融体系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进行创业投资，流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成长和发展领域。这样，一方面，分流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冲击的资金规模，缓解资产膨胀的投资需求压力，防止股市和房地产泡沫高企；另一方面，通过鼓励创业投资，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地诞生和成长，一是增加大量的中等收入人口，二是增加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失业率，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强劲的劳动力需求对工资增长形成拉动力，使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形成与国内产出水平相适应的国内消费需求能力。结果使得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生产的物品，被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的中等收入职工和一般收入职工的购买力所购买平衡，就不会形成生产过剩。
　　宏观经济关键性调节措施
　　在理清走出资产泡沫和生产过剩两难困境的战略性思路后，需要制定关键性的调节措施。首先，实施鼓励创业投资的财政税收政策。现代经济学的供给学派早已证明，税负越重，越限制投资和创业，失业率就越高。中国政府各部门由于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行歧视性的收费政策，再加上对一些工商、质监、城管、公路行政、卫生、防疫、农林牧渔等等行政、执法机构，特别是对一些行政性事业单位，其经费财政不拨款，或者差额拨款，实行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的政策。2006年保守估计，税外收费罚款规模高达13000亿元，主要来源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这样，使得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交纳的费要比税多，税费综合负担很重，使其大量亏损、破产和倒闭。因此，与一般国家不同的是，减费应当是中国近几年最主要的宏观财政政策。建议国家财政部和各地财政部门分阶段、分层次，废除收支两条线体制，将行政、执法、司法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的人员全额用财政拨款供养起来，先解决工商系统的经费，各级财政系统向工商系统拨款200亿，再将质监由财政拨款供养起来，地方城管一定要由财政拨款供养，不得向人民群众收钱，等等，经过三五年的纠正，卫生防疫、公路交通等行政、执法、司法和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要让他们再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来供养自己了。我认为，财政把钱支付给工商局，取消歧视性工商管理费和市场管理费等诸费，让人民创业和就业，要比将他们的创业限制得很死，导致他们失业，再在春节时拿财政的钱给他们去送什么红包等，可能更体现执政为民的理念。分阶段、分步骤地将财政应该供养的行政、执法、司法和行政性事业单位由财政拨款供养起来，不要让它们再去向人民收钱，让人民有一个宽松的创业环境，这应当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最大的财政政策。
　　其次，实施鼓励创业投资的货币金融体制和政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经验越来越成熟，但是，基本上实施的是利用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票据贴现等总量性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国假定企业规模结构是合理的条件下，总量货币政策的紧与松，对抑制过热或增加就业是有用的。但是，由于中国上述经济流程的复杂性，货币政策的收紧，可能导致失业更严重，而其放松，由于资金都流向了政府建设、资本密集的大企业，对扩大就业几乎没有作用。银行越是条条管理，越是大银行，越不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这是由其体制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温州和台州等地，民间借贷很发达，满足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使得当地经济快速发展，不但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而且还吸收了以千万计的外地农民工、大学生和复员转业军人就业。试想，如果按照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将浙江的民间借贷全部打光，我想浙江经济肯定会垮台！因此，我认为，中国促进就业的货币政策，实际最核心的是允许发展民间借贷和小型银行的政策。与其鼓励所谓的中农工建等银行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不如宽容民间借贷，使其合法化；尽快允许和发展乡村、乡镇、城市小型银行；实行较为灵活的利率政策。这样，才能使社会资金流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领域。
　　再次，降低、放宽政府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的门槛、行政管制，减少和合并执法，特别是杜绝带有部门利益的（目的为收费和罚款的）恶意执法。这样才能使创业更加容易，投资和经营的体制性风险减少，特别是吃拿卡要等隐性成本下降，给资金流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形成一个良性和宽松的环境，并使人民群众顺利创业、宽松经营，工商户和企业持续成长和发展，使得其形成的中等收入的人越来越多，在其中就业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改善劳动力供求格局，使工资持续增长。
　　我预言，如果不调整走出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思路，如果不从上述三个关键性的体制和政策上进行改革和调节，中国根本不可能避免资本价值恶性膨胀和实物生产严重过剩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国民经济将面临崩溃的危险。（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