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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发）
我对诗歌，无论古诗、新诗，还是外国诗歌，都怀有一种畏惧。究其原因只有一个——读不懂。也因此对写诗的人的情感中，既有畏惧也有一些轻蔑，畏惧是说写诗之难，轻蔑是说他们之中大多在无病呻吟。曾经试图以学习散文诗的角度接近诗歌，但如郭风的《小小的履印》终不能令人有太多收获，秦牧的《艺海拾贝》反让我连散文也生畏惧之心了，所以到现在我看的最多的是杂文。当然在一路瞎子点灯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留存，偶尔略加赏玩则可，殊不敢深置其喙。即便是今天要谈的朱湘，其实也是要避开他的诗的。
在读大学的时候，朱湘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挚爱。当时对他的狂热，我颇为不屑，虽然选本中经常见到他的《采莲曲》和《咬菜根》但终未探得其中的妙处何在。但也因为这位同学记住了这个名字——朱湘。 后来，在书摊上看到了这本《江行的晨暮》就买了下来，也只是想翻翻而已。近几日偶然翻出来看看，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其实，对他的文章我依然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但这已经不妨碍我对他的崇敬了。也就是说，以前的不懂来源于自己的浅薄，现在的崇敬依然源于自己的浅薄。
在这本书中，大多是朱湘的散文、文学评论、散文诗、书信和散论。书中不时出现的作者原创和引用的英文诗歌依然让我后悔自己的英语太差。那些不以现在标准面貌出现的译名也经常让我因困惑而猜测，其中既有我可以确定的名家也有很多我并不曾涉猎的文豪！然而这些人的风格与作品在朱湘的笔下无不信笔拈来，如数家珍。
仔细理会之下，发现自己并不是推崇诗人朱湘，因为自己还不具备品评诗歌的水平。我所推崇的是他在文学评论与识见方面的卓识。
“生为一个中国人，如其，只是就诗来说，不曾读过《诗经》里的《国风》，屈原的《离骚》，李白的长短句，杜甫的实事诗，那便枉其为一个中国人。”（《文学谈话》）
“没有一种书籍是该禁的，只有不宜于某种年龄的书籍。有了一种社会的需要，便有一种供应；书籍也不外于此公例。”（同上）
“一个人，从其青年时代起，便应当修养成一种不轻易于下判断的开明的态度。”（同上）
这些值得掇拾的语句，在朱湘的文章中还有很多。但这还不能尽展其作为诗人兼批评家的才华，他作为诗人的直率与批评家的严谨是不惮于直接表达其爱憎的。他尊闻一多为“老大哥”，而又不肯因人情的缘故而改变其评诗“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的标准。他说：“越熟的人越在学问上彼此激励，越有交情的人越想避免标榜，那时候我国的新诗或者有点希望，不然，自骄与浅薄与停滞便会跟着发生，使新诗不特无进并且要退而归于无的。”（《评闻君一多的诗》） 他评郭沫若的诗，说：“泛神论，自我主义存于郭君的诗中”，其目的不在贬低而在于勉励。（《郭君沫若的诗》） 他评徐志摩诗中的浮浅，先扬后抑，直写出自己感觉“简直要呕出来”（《翡冷翠的一夜》）。
朱湘的文学批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于他在传统诗词上的修养与对西方文学深厚的了解。我从钱钟书先生那里知道的比较文学的方法，早已在朱湘的笔下呈现出纯净、洗练而雅致的面貌。他不喜欢鲁迅的《阿Q正传》因为他从鲁迅的行文中看到了《堂吉珂德》的影子。他对“新文化”的发展寄予期望，这种期望是一种建设性的。他说：“我们要想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暂时借住于西方文化这并不足为耻……中国将来最大的恐慌便是怕产生出一个换汤不换药的西方式文化，甚至也不换汤也不换药的纯粹的西方文化。”（《寄彭基相》）
对于朱湘的诗与人，沈从文先生曾经在上个的世纪三十年代有过这样的评鉴：
“诗歌的写作，所谓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却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朱湘的诗的特点在此。他那成就，也因此只像是在“修正”旧诗，用一个新时代所有的感情，使中国的诗在他手中成为现在的诗。以同样态度而写作，在中国的现时，并无另一个人。”（沈从文《论朱湘的诗》）
我无意于更改这个评鉴，也无力给予建设性的评价，我所能做的只有将他心中追求的“文艺复兴”精神继承并延续下去。
“整理国故这种迂阔的工作，要是能以明智的看来，实在是兴盛新文化的康衢。”——朱湘《闻一多与〈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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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31 06:48:40
发表于 2007-5-31 06:58: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