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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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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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30 中宏数据库


　　摘要：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而宏观调控应坚持以就业为先。
　　关键词：宏观调控，就业
　　我国改革开放已近30年，我们对宏观调控已不陌生，而且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节，社会各界也有共识。但目前的重点是如何加强与改善宏观调控。
　　一、宏观调控的目标：增长为先还是就业为先
　　对宏观调控的目标，近几年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宏观调控的诸多目标中，究竟以哪一目标为先?
　　约六年前，有学者提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也有学者主张，宏观调控应坚持以“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并无大异。但两者又有不同。差别在于四大目标的次序：一是以增长为首，一是以就业为先。
　　增长与就业何者更重要?这样提问题，似乎有些费解。因为增长与就业并不完全对立。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还是一回事。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了，肯定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但增长与就业又不是一码事。比如经济增长，既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来实现，也可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达到。尽管它们都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对就业采说，效果却大不广样。前者会减少就业，后者会增加就业。
　　增长与就业如何排序，不单是一个先后问题。增长排在前面，就业服从增长；就业排在前面，增长则服从就业。可见)目标排序实际上决定着政府宏观调控的导向。尤其当增长与就业冲突时，宏观调控此时作何种取舍，排序就尤为重要，这既关系国家的经济实力，又关系社会的稳定，政府唯有权衡轻重，通盘谋划，方可化弊为利，掌握调控的主动权。否则，目标排序失当，政府调控难免会打乱仗，陷入混乱。
　　人们主张增长为先，基本依据有二：一是邓小平同志讲过“发展是硬道理”；二是中央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若以此为据，把增长排在就业之前，显然是把“发展”与“增长”两个概念混淆了。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绝不仅止于“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增长单指产出(GDP)的增加，而发展则不仅包括产出增加，而且主要强调的是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正是对“发展”概念的科学诠释。
　　假如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政府，我们要问，：政府的最大化目标是什么?是GDP还是社会稳定?回答当然是稳定。如果失去稳定，就谈不上发展。当今世界，无论哪国政府，都是以稳定为第十的。罗斯福新政，说到底也是为扩大需求，增加就业，维持稳定。既然政府的最大化目标是稳定，那么，我们、再问：增长与就业，何者与稳定的关系更直接、更要紧?回答当然是就业。因为就业事关人们吃饭，民以食为天，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养家糊口，保不准就会铤而走险，闹出什么乱子来。很难想象，一个高失业的社会，稳定状况会好到哪里去。—当然，强调就业对稳定的作用，不是说其他目标就无足轻重。宏观调控要设定四大目标，就是因为它们都与稳定相关。比如物价上涨，货币会贬值，若货币收入不变，人们的生活水平肯定下降，这样，会引起社会不满。不过，只要不是恶性通胀，它对稳定的危害仍不及失业大。毕竟通胀损害的主要是高收入者的利益，而高收入阶层恰恰是一个追求稳定的群体。再比如经济增长，经济增速慢，会对稳定不利，但只要不出现衰退，增长对稳定的影响比失业与通胀也要小。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宏观调控应坚持以就业为先，而且“经济增长”应排在“增加就业”与“稳定物价”之后。
　　二、增加就业：重点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
　　国务院曾多次重申，为增加就业，必须扩大内需。那么，扩需的重点在哪里。八年前，政府扩需的重点是刺激投资。接下来几年，政府虽也强调消费的作用，并启动消费信贷。但扩需的重点却仍在投资上。当时有人说，政府扩需的办法是借鉴凯恩斯主义，仿效罗斯福新政。
　　学术上任何一种创新，皆属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中国要加以借鉴，本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凯恩斯主张刺激投资的理由似有疑点。1936年，他出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指出失业的成因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而如何拉动需求，凯氏认为重点在投资而非消费。何以如此?其立论根据就是“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的乘数效应的确存在。但投资与消费都能拉动内需，至于何者更有效，须慎重权衡才可定论。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第一，短期看能否减少过剩；第二，长期看能否增加新的过剩。若以这两点判断，消费无疑比投资更具优势。投资虽可减少当期过剩，但日后将形成更大的供给。问题在于，就当前中国酌情形论，刺激消费也非易事。’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消费者收入普遍偏低。很明显，要刺激消费，必须先提高居民的收入。对此，多数人的意见是加薪没有钱，但中国加薪的困难不在钱。真正的困难是如何把钱加到低收入者头上。政府公务员加薪容易，棘手的是工人农民怎么办?工人的薪酬是雇主给的，国家虽可出台最低工资法，但这样做会弄巧成拙，令更多的人失业。比如某餐厅老板原来雇人洗碗，每月花600元，若现在法定最低工资升至1000元，那么他很可能去买洗碗机而减少雇人。再就是农民，农民要卖农产品才能有收入，而农产品价格却由市场定，政府管不了价格，想让农民增收也是力不从心。当然，办法还是有的。最近几年，政府先后推出的粮食生产直补、免征农业税等，对农民增收作用显著。过去我们总以为提高收入就得加工资，其实，条条道路通罗马，不加工资，也可帮低收入者增收。比如，政府加大对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保的投入，提高保障水平，进一步拓宽保障面，让社保不仅覆盖城市，而且也覆盖农村。这样，也就等于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
　　可以想见，中国有13亿人口，人们没有后顾之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大家一定会放心大胆地去消费。若如此，拉动内需定有可观的效果；由内需不足所引发的诸多问题，也可迎刃而解。
　　三、稳定物价：相机抉择还是奉行简单规则
　　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是稳定物价，这有两个含义：一是控制通胀；二是防止通缩。1988年的治理整顿，就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控制物价上涨； 1993年的宏观调控，也是针对通胀；而1998年政府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起初是想把物价指数控制在3%以下，可后来却出现通缩趋势。于是就带出一个问题，政府到底该怎样做才能保持物价稳定?让我们看看经济学家怎么说。
　　以国家干预经济为基调的凯恩斯学派，倡导“相机抉择”的所谓“权变”政策。在他们看来，经济生活仿如一条有着荣枯周期的河流，而货币供应就是一道闸门，政府作为“守闸人”，应时刻根据“河流”的荣枯状况，相应地关闭或开启“闸门?，从而达到平衡货币供求、缓解经济波动的目的。，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则认为，“权变”政策不仅事实上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据此，他主张政府放弃传统的“权变”货币政策，而建议用一种预先制定的对货币投放有约束力的“规则”取而代之。比如，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长期地固定在与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著名的“简单规则”或“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用历史事实证明，“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往往会使经济更不稳定。他通过对历史大量统计资料的考察和实证研究，指出货币政策只有在经历一个易变的、长期的“时滞期”后才能作用于经济。具体说，从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变化到经济生活中反映出这种变化之间，存在着两个“对滞”：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平均需在6-9个月以后才能引起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变化；在名义收入和产量受到影响后，平均要再过6个月至9个月价格才会受到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生效的时间往往要经过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
　　正是由于存在滞后效应，所以弗里德曼说，中央银行难以掌握成功实施“权变”政策所需的必要信息，无法准确预测经济的未来走向，更不用说去把握现实社会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的时间和程度。这样，政府在扩大和收紧货币供应量时，难免会做过头或做不到位：要么对经济刺激过度，要么紧缩过度，从而导致与最初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

弗里德曼还分析说，“权变”货币政策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控制利率和失业，待这一短暂的时间一过，利率和失业便会迅速反弹，货币政策非但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物价上涨和失业增加的恶性循环。因为政府通过调整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或公开市场业务增加货币供应，虽可在短期内压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扩大就业，但经过一段时间，随着厂商和居民户开支的扩大，人们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从而不仅使人们对货币—量的需求增加，而且对商品的需求也增加；随着需求大于供给，物价水平必然上涨，结果会使原来下降的利率重新上升。同时，当人们预料物价将继续上涨时，贷款人会要求而借款人也愿意付给较高利率，于是利率将回升，甚至超过原来的水平。这样，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利率上升趋势就会愈加强烈，厂商的投资热情将会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发生萧条。政府只得又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压低利率、刺激投资和缓解失业，结果又会在奏效于一时之后重回老路，形成货币供应量扩大——利率下降——收入增加——物价上涨——利率反弹——投资收紧——失业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的怪圈。可见，政府当好“守闸人”并非易事。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与其手忙脚乱不讨好，还不如无为而治，制定出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规则，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反而可使物价水平趋于稳定，使经济的大幅波动得到抑制。那么，这一货币投放增长的比例如何确定?弗里德曼说：货币监管部门在确定货币供应量时，只需盯住两个指标：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是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比例，并把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控制在这两个指标之内。根据估算，弗里德曼指出，美国每年需要增加货币1%或2%以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再加上年产量平均增长约3%，再考虑劳动力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会随实际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等因素，美国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可定在4%-5%之间。弗里德曼说，这种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政府为货币供应确定的一条稳定航线，只要货币监管部门始终遵循这条航线，那么，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有可能成为现实，经济活动的大幅度波动才可能得以避免，有利于各种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货币环境也才能得以建立。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权变”货币政策无法化解西方国家的“滞胀”，所以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先后实行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瑞士、德国、日本被认为是由于实行稳定的货币增长政策而控制了通胀；当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英国，更是唯“简单规则”是瞻，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中，也把控制货币供给量作为主要项目。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提出的这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足可窥其一斑。
　　中国2002年至2006年货币供应(M2)年平均增长17.1%，而同期GDP年增长10%。可见，我们的货币供应增长偏快。为稳定物价，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不妨借鉴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考虑到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可把货币供应(M2)的年增长率控制在14%左右。利率应根据货币供求状况去调节，存款准备金率对货币供应影响最大，为防药猛伤身，央行轻易不要动它。至于公开市场业务，也应纳入货币供应总盘子一同考虑，不可作为瞬间调节货币供求的应变措施。
　　四、经济增长：控制总量还是调整结构
　　对新近一轮的宏观调控，是控总量还是调结构?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是点刹，不搞一刀切，而且要适时、适度、有效。言下之意，此次调控非比往常，针对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问题。
　　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作判断，不可只看一个指标，而要看三个指标的配比。这三个指标分别是：GDP、财政收入、通胀指数。假如GDP增长超过财政收入增长，而通胀率又高于GDP的增长率，那可肯定，经济一定出现过热。因为财政收入反映的是经济效益，通胀率是供求失衡的信号。财政收入跟不上GDP增长，说明经济运行效益不佳；通胀率跑到GDP的前面，则表明需求过旺，供应严重短缺。相反，若财政收入快于GDP增长，而GDP增长高于通胀率，就无论如何得不出经济过热的结论。从统计数字看，2004年启动宏观调控时，我国GDP增长9%，财政收入增长20%，而通胀率不到4%。故中国经济的症结并非总量失衡，而是结构失调。
　　如何调结构，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压长线，求短线平衡；二是补短线，求长线平衡。补短线以求长线平衡，是治本之策，是积极的平衡。但困难在于，补煤、电、油的短腿，并非一日之功。发展能源产业，一受资源条件的限制；二要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远水难解近渴，补短线虽是长久之计，可不压长线，眼前的局面很难应付。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唯有先压长线，解燃眉之急，方可从长计议。否则，投资势头不控制，长线必定更长，短线更短，供求矛盾会更加突出。可见，政府对钢材、水泥、电解铝等项目施控，虽是权宜之计，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坐视不管，放任自流，一个个项目尽管可以上去，到头来由于能源供给不足，还要停工停产。
　　能源供应既然短期内难以改善，那么政府压长线也就无可指责。不过压长线也大有学问，政府需三思而行。政府压了长线，若干年后，今天的长线会不会成为将来的短腿?这样的事过去不是没有过。出现这种情形，经济学的解释是信息不充分导致政府失灵。的确，多年来，政府调控总是收了放，放了收，反反复复，原因即在于此。更糟糕的是，政府调控为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旦出手干预，就往往下猛药、一刀切。这样，我们不仅要反复为“急刹车”付代价，而且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要打破“收死一放乱”的怪圈，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宏观调控必须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一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一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如果“两只手”能分工合作，则可互补长短，相得益彰。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两全之策，即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分而治之。具体说，就是政府管住政府投资，放开民间投资。这样，即使政府判断有误，由于放开了民间投资，就不致造成今后太大的被动。同样，即使民间投资过热，但由于政府压缩了投资，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过剩。
　　总之，既然调控针对的是结构而不是总量，故目前调节总量的办法如收紧信贷等政策，应酌情调整；既然调结构可由政府与市场分而治之，那么，政府目前对民间投资的行政审批也应考虑放宽。
　　五、改善国际收支：出口导向还是立足内需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顺差表示本国商品卖给了外国人享受，而换得的外汇却没有购买外国的商品，是资源闲置。按理讲，这是件很吃亏的事，但为何人们乐此不疲呢?可能的答案有两个：一是重商主义的影响。重商主义的著名观点是金银至高无上，唯有金银真正代表财富。由于国内贸易不能增加金银，所以主张通过扩大贸易顺差，转从他国获取。如何取得贸易顺差?重商主义者的办法就是奖出限入。二是二战后的确有不少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致富。但如果认为成功的经验可保证永远成功，就大错而特错了。
　　任何成功的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土壤。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一个冷战的格局。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为让其盟友尽快富裕起来，以分担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慷慨地对其盟友开放了市场。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因此而成功。然而，成功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很快就发现，那些曾经依偎在他翅膀下的小鸟在羽翼丰满后，不再需要它的保护，而是要与美国人分庭抗礼。于是，美国的策略开始发生转变，对市场准入提出越来越多的附加条件。而原苏联的解体，又加速了这一转变进程。欧洲通过加快共同市场的建设，努力缓解了这一转变的冲击，而亚洲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应，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压抑的市场空间。昔日的土壤不存在了，曾经成功的模式也就不再熠熠生辉了。
　　当今世界三大经济巨人有两个在亚太。因此，中国要走向世界，首先必须融入亚太。而这种融入必须正视亚太地区畸形的贸易结构问题。畸形结构的一极是日本，另一极是美国，前者长期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而后者则是巨额的逆差。位于两极之间的国家，几乎全是通过美国的逆差获得美元，支付给日本，以扩大日本的顺差。问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承受逆差和顺差的能力都有一个限度，美国和日本也不例外。可以设想，到美国无力承担巨额逆差的那一天，亚太地区的贸易必将受到巨大影响。事实上，东南亚金融危机已敲响了警钟。所以，我们与其廉价出口换外汇顺差，不如立足国内，扩大内需。况且，我国外汇储备已过万亿，外汇收支长期顺差，是一件不划算的事。因此，动用部分外汇储备，增加进口，不仅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而且可推动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再有，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不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是从别人的“饭碗”中扒饭吃，多大的“饭碗”才能让我们吃饱?如此大的国家，多大马力的引擎才能拉动我们起飞?当年日本经济总量不大时，美国曾轻而易举地把它从战败的泥潭中扶起来，推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现在，全世界都进口它的产品，却还不能把日本从经济衰退中解救出来，因为它的经济总量太大，没有人能拉得动它。
　　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市场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占有制定市场规则的权利。IS09000系列标准为什么必须由欧洲人制定?因为它是相关产品的最大买主，这个产品的市场就在它手中。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如果对它视而不见、弃之不顾，总想到外面去“化斋求缘”，那么，万一“化缘”不成，待日后空腹而归时，原来的“金饭碗”还会属于我们吗?当然，不是说可轻视出口，而是我们的策略要调整，中国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必须不断地扩大需求；而政府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重点必须放在国内需求上。 (来源：《经济纵横》)(王东京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