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钱德勒

懒扎衣

5月9日，美国著名的企业史专家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逝世，享年88岁。

　　钱德勒的死讯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悼念、如潮般的赞誉、以及对其思想重新梳理和挽留，实际上，残酷地说，钱德勒的企业思想已经“冷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钱德勒所鼓吹的美国式的“经理人资本主义”面临着重大的破绽和颠覆、钱德勒所相信的“大企业集权型组织的理念已经被重新刷写，而他所描述的“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企业内部动力模式尽管风光一时、却因过于简单和粗糙不再占据知识的制高点。总之，对于21世纪来说，钱德勒失势了。

　　钱德勒似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哪块料，他在6岁时就确定了一生的目标，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三本著作《看得见的手》、《战略与结构》以及《规模与范围》奠定了其不可撼动的学术地位。其中以《看得见的手》最为著名，这本书既获得了历史著作最高奖——班克洛夫特奖，同时也因此详尽的调查式的描述，获得了传媒界的普利策奖。

　　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讲述了最早的经理人阶层雏形是纺织业的监工。19世纪初的纺织业基本形态是外包，英国盛行“家庭件工制”，即订货商发工料，由家庭赶制，然后生产者回收成品。当时的财务和成本控制术一塌糊涂，订货商发的工料往往有很大的浪费，而家庭赶制的效率也低得惊人，订货商发现还不如组建生产单位，然后雇监工打理，监工具备温和、激励士气、异常精明懂得生产的各种细节，于是，蒙哥马利式的监工出现了，大大加快了生产效率，但这些监工往往是不稳定的，很多监工干完生产季的活就随即被解雇。除非做类似于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的监工，兵工厂的军队属性提供了这一职位的稳定性。只有稳定的职位才能迫使监工们思考会计公式和成本计算。从钱德勒描述的故事来看，黄仁宇所说的“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的数目字管理”看来有点虚张声势，至少，在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模式之前，西方也没有所谓的“数目字管理”。

　　铁路方面的技术革命刺激出现代工商企业的基因。铁路运输成本比河道航运和畜力都便宜，铁路有着罕见的高利润，这保持着对铁路专业人士持久的吸引力，他们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人力资本。于是，不仅铁路引发出一个终身职业化的经理人阶层的可能，而且由于铁路最大的风险在于撞车，因此协调车流量以及对经理人的管理评价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因素(麦卡姆勒原则)，这些繁复和精密的知识让铁路产权所有者大伤脑筋，不得已发放给经理人阶层更大的权限。

　　钱德勒极力制造“经理人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他称之为“看得见的手”，意在同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相区别。经理人阶层可以运用其管理知识将技术的革命转化为巨大的利润，这一力度远远超过了市场自发带来的供需匹配创造的价值，市场总是在经理人阶层的力量下萎缩，就像英国过去纺织业的“家庭件工”一样，订货商利用市场契约关系定制衣服和鞋子，存在巨大的效率损失，而监工们则带来更多的收益，因为他们将这些市场关系企业化和内部化了。钱德勒部分认同经济学家科斯所说的“企业的本质在于节省市场交易费用”，但他认为这仅仅是某种经济学的成本收益逻辑，他的核心观点是“企业的本质是权力分离和经理人阶层的独立化”，而这是划分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方式。《规模与范围》一书他这种核心思想的延续，通过对英德美三国企业内部权力生态和组织扩展和企业外部环境(法律、市场规模、技术推动力)的考察，他将经理人资本主义分成三类：美国是竞争性经理人资本主义、英国是个人式的经理人资本主义，而德国是合作式的经理人资本主义。

　　坦率地说，钱德勒对经理人阶层过度赞誉是很肤浅的，钱德勒把经理人阶层看作是一个稳定的、对企业长期价值异常呵护(比股东更为关注企业成长的长远性)的群体是错误的。经理人阶层的确是财富创造的发动机，是企业家精神的载体，但同时也有潜藏着各种机会主义、败德行为以及掠夺权术，例如美国的安然事件，CEO的高薪丑闻以及中国一些国有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案例。正确的做法是用人性化的观点看待经理人阶层，通过建立更为民主和敏感的博弈机制，来克服经理人阶层的黑暗面，发扬企业家精神。

　　钱德勒被抛弃的另外一点是其对大企业扩张主义的认识，这同流行的交易费用经济学(威廉姆森)的通病是一样的。企业之所以扩张为大企业，是因为存在某种资产专用性，即资本不能随意转换它的物质形态，例如工厂主投资了大量的纺织轮(锭子)，就是一笔沉没成本，只有购买原料进行生产才能“补偿”这笔成本，但如果原材料供应商突然撕毁供货合同(威胁)，资产专用性就变成了一种风险，钱德勒认为正确的做法是“纵向一体化”，纺织厂将上游的原料厂收购或者自己建立原料厂，这样就消除了“敲竹杠”的威胁，平熨掉不确定性，这也是大企业诞生的一个动力学机制。钱德勒很自然地推导出，企业大型化(“做大必然做强”)是商业社会的趋势，科层组织庞大的内因是消除生产中的不确定性，就像19世纪肉贩子大亨古斯塔夫斯(Gustavus)为什么要开办火车业务和冰厂资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控制肉类加工的质量和效率流程。如果向市场购买火车业务和冰柜业务，古斯塔夫斯会担心被“算计”，因为仇恨他的对手太多了，他们会制造各种纰漏来击垮他。

　　钱德勒的企业模型可以归纳为“企业科层的增加可以减少不确定性”，但他无法回避的是，市场竞争往往会要求企业扁平化，降低层级。实际上，致力于鼓吹消除资产专用性的钱德勒忽略了另外一种方式的存在，即“AMD模式”，电脑生产商心照不宣地联合，通过扶植AMD，削弱了英特尔在芯片上的“敲竹杠”。也就是说，看不见的手也能比看得见的手更有效。

　　所以钱德勒应该跟斯密重新握手，拼凑出完整的思想景观：当市场发育并不能满足技术变迁新企业的需求时，新企业产出需要某个下游产品大规模稳定的供应，但在市场上达成的自由契约并不是稳定可靠的话，原企业必须兼并下游厂家，通过将市场上过高的交易成本内在化(钱德勒)，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取代斯密型的市场交易。悲剧的是，当市场发育程度越过了钱德勒时代，当斯密魔棒继续发挥作用的时候，当市场为新的专业化组织和新公司提供一度缺失的服务(经济学家杨格)，这个过程是：市场成长，通过贸易和人口发展，让新的更多的专业化组织发现机会。市场扩展促进了分工，而分工则是效率的源泉。分工自然导致原来纵向一体化威权型的大企业瓦解。于是，钱德勒就暂时消失了，但如果世界上产生了人们没有预期的巨大的系统性创新，这种系统性创新带来了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性，钱德勒会光荣地复活，来重新对抗这种不确定性。

2007年05月29日 10:34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