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也是中国文化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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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26日，中国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内壁绘菩提树、比丘尼等图像，中有一座禅床式低坛，上塑一位高僧洪辨的坐相，另有一通石碑，似未完工。从洞中出土的文书来看，最晚的写于北宋年间，且不见西夏文字，因此可推断藏经洞是公元11世纪时，莫高窟的僧人们为躲避西夏军队，在准备逃难时所封闭的。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其出土文书多为写本，少量为刻本，汉文书写的约占六分之五，其它则为古代藏文、梵文、齐卢文、粟特文、和阗文、回鹘文、龟兹文等。文书内容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学。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损伤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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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原籍匈牙利。曾经分别于1900年-1901年、1906年-1908年、1913年-1916年、1930年-1931年进行了著名的四次中亚考察，考察的重点地区是中国的新疆和甘肃。

斯坦因1862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1883年，21岁的斯坦因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其后，赴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攻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在此之前他已在维也纳大学、莱比锡大学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并先后掌握了匈牙利语，德语，希腊语，拉丁语，法语，英语，梵文和波斯语等语言。

1886年，斯坦因的博士后研究即将结束时，被推荐出任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双职，时年仅24岁。斯坦因得到任命后，立即启程前往印度，于1888年到职，从此他一直在英属印度工作，为英国效力。

1900年-1901年，第一次中亚探险，发掘和田地区、尼雅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写成了《去东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报告》，此后，写出《沙埋和田废墟记》旅行记，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
1906年-1908年，第二次中亚探险，发掘古楼兰遗址，在敦煌莫高窟骗走大批敦煌文物。敦煌文物轰动整个欧洲。著有，旅行记《沙漠契丹废址记》和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
1913年-1916年，第三次中亚探险，重访尼雅、楼兰遗址、敦煌，再次卷走大量文物。考察之后，他写下了《亚洲腹地》和《在中亚的古道上》。
1930年-1931年，第四次中亚探险，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出台的文物保护法令，及其他因素，此次探险无功而返。
1943年10月，81岁高龄的斯坦因在阿富汗进行探险考古时因着凉发展为支气管炎，最后中风而亡，死在了考察的路上。他的遗体被就近安葬于喀布尔的基督教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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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

剩余的卷子被收集入京。藏入北平图书馆。编号存放。似乎稍稍安慰了点。其实此后仍然有散失。原因较复杂。感兴趣的可以看看现在国图所藏敦煌卷子的编号。有很多缺失不连贯。那就是收入北平图书馆之后散失的。有人说被馆员盗卖的。现在成了一笔糊涂帐。总之。不大光彩。

另外民间的一些散落卷子。说“难以查找”。其实大都也流向日本了。比如李盛铎木樨轩所藏善本卖给了北大图书馆。但所藏卷子却去了日本。关于这些民间散落卷子究竟如何流入日本。京都大高田时雄先生发表过多篇论文。

国外所藏。法英日情况较好。俄罗斯的整理工作很欠缺。上海古籍所印俄藏。13册以后全部未整理。残片较多。大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