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

宋公明

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上）
2007-05-25  刘墨  来源：北大中文论坛

一



  王国维之死真的就像一个谜。从他自沉之日算起，到现在已经足足七十余年，这个谜也仍然没有被人猜破。在诸多的论述中，总觉得诸位先生是站在“理解”的角度上来“理解”王国维之死。而在我看来，弄清王国维自沉前前后后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才有可能更贴近王国维的自沉之谜。

赵万里《王国维年谱》中有一段记载，值得我们的注意：

  去秋以来，世变益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返京后，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

  值得注意者有１．世变益亟；２．“以津园为念”，也就是时时系念于逊帝溥仪之安危；３．王国维忧伤过甚；４．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国维的自杀，首先是外因，然后再加上内因，当内因与外因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极度矛盾中的王国维，就只有一死了之了。

  先说外因。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迨国民革命军占有湖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发起了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中，一些人被清算和杀死。在北伐途中，有二位学者被杀：叶德辉和王葆心。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字奂份，号直山、直心，又署＿园。湖南长沙人，祖籍江苏吴县。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辞归。这农民运动中，叶德辉被杀，实属事出有因。1927年北伐军到长沙时，他正打算远走日本，名为讲学，实为避祸。后来叶得知革命军中，其中不少是自己的门生故旧，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出国计划。但当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并进入高潮时，这个曾经自诩“同民众没有恶感”的人，却对工农群众进行大肆攻击。在他起草致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蒋介石等人所谓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被扣压后，他又写了一副肆意谩骂农民的对联：

农运宏开，稻梁菽麦黍稷，杂种上市；

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

横披是“斌尖卡傀”。另外他还说农运干部一个个“不文不武、无大无小、无上无下、不人不鬼”等。叶德辉在劫难逃，4月10日夜，他被农民自卫军抓获，14日（一说11日）的上午，湖南工商学各界团体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反蒋示威和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公审大会，叶德辉被特别法庭公审判处并执行死刑。其招祸的原因，当不止是因叶氏作了一副攻讦农民协会的对联而已。他从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湖南农民运动，他都是一直站在对立面的一个地方权势的反对派人物。据程千帆的记载，叶德辉的被杀，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的。①

  尽管叶的为人不好，然而他的被杀，在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当王国维得悉叶德辉被杀的消息后，在学生面前露出了极大的不安。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中这样说过：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专门拜访过容庚一次。王国维谈到了共产党杀叶德辉的事，并深表忧郁。这时王国维是垂着长辫的。他说：“共军来，不畏枪杀，而畏剪辫也。”容庚没有别的话来劝慰他，只说，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至于这样的吧。②

  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一文中，曾提及在他父亲罗福成处看到王国维自沉前写给罗振玉的一封信，写在两张八行纸上，其中谈到叶德辉的死，但具体怎么说，看到的人也记忆不清，此信原归旅顺博物馆收藏，十年动乱中佚失③——从这一点看，王国维之自沉与叶德辉的被杀有关则是肯定的了，只是相关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已。

  此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卫聚贤正好要回山西省亲，临行前向王国维辞别。王国维曾向卫聚贤询问：何处可以避难？卫答：山西省可以，阎锡山又善变，国内几次大变动，他都避免过了！王国维问：我去了生活费如何维持？卫答：我们几位朋友，办了一间兴贤大学，王先生在那里教书，月薪只能给一百元，居住在山西省风景区晋祠，距学校三十里，洋车两点钟可拉得到，那里，学校的校长有洋房可住，每月来校上课一次。王国维说：我的书不够。卫说：山西省图书馆有书，私人也有藏书，都可以借。④

  王国维自沉的前夕，国民革命军进抵郑州。黄河南岸已经全部被国民革命军所占领，华北顿呈旦夕不保之势。

  据柏生《记静安先生自沉始末》一文，当国民革命军在1927年的4、5月间攻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在6月1日，柏生曾在王国维身边侍奉，王国维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这一天的晚上，柏生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十八号住宅，言谈中也谈到时局的问题，王国维神色颇为黯然，似乎在沉思着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因为那些平时持与国民革命军政见不同的人，都已经找地方避难去了。

  随着北伐军的日渐临近，作为古都的北京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5月11日，梁启超《与顺儿书》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将来破绽的导火线，发自何方，现在尚看不出。大概内边是金融最危险，外边是蒙古边境最危险。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⑤梁另有一信，即使今天读来，也能感受到其中掩抑不住的恐慌：“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⑥比王国维更具社会声望和活动能力的梁启超尚且如此“恐惧”，那么，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王国维，又怎能不更加恐惧呢！

  在这样的氛围里，王国维所怀抱的“道德信念”，由于“革命”运动的风起云涌而变成了不合时宜，也显得那么软弱无力。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忧愤。金梁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⑦看来，在挚友面前，王国维已经露出并不讳言自己要自沉的想法了。

  但这次自沉的意图，却有明显的“殉清”的意思。

  快要放假了。师生离别在即。姚名达负责这次集会。姚名达首先去问知工字厅的日程安排，得知只有五月二十九日晚、六月九日晚以及六月一日的中午有空闲时间。当姚名达征求同学的意见时，有人认为五月二十九日太早，而六月九日又太晚了，于是定为六月一日的中午开师生的告别会。

  宴会一共有四桌，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姚名达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然而这种疑惑却在整个欢乐的大气氛中被冲淡了。在宴会将要结束的时候，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⑧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听后也频频点头。

  当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另外据刘大希《一代畸人王静安》记梁启超的讲话是：“刚才接到电话，张子良兵败，北京快有变化，我马上要到天津去。”梁启超说完，大家都相惊失色。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他又想起了前几天的话题，于是问卫聚贤：“山西怎样？”卫答：“山西很好。”⑨

  清华国学研究院所举行的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就这样结束了。散会后，王国维与诸位同学一一道别——而此时的王国维，已经打定自杀的念头了。

  王国维随陈寅恪到了南院的陈家，畅谈至傍晚才起身向自己的家中走去。他们此次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恐怕离不开北伐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

  散会后的不久，姚名达与同学朱广福、冯国瑞同游于朗润园中。在回来的路上，朱广福忽然说道，王先生的家住在哪里，我还没有去过呢，一起去看看怎么样？到了王国维的家中时，书房中阆然无人，他们叫仆人打电话到南院，问王国维是否在陈寅恪家。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快要回到自己的书房中了。当王国维回来后，他们三人坐在他的书房中，提了许多问题，王国维的回答照例是精炼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了一个小时，王家已经将晚餐摆好了，他们起身告辞，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将他们送到院子中。

  晚上，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向王国维询问阴阳五行的起源问题，并论到某位日本学者在研究干支时的得失。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蒋复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还提到，王国维认为梁启超的消息是最为灵通的，由梁启超口中说出革命军就要到北京了，这个消息是不会错的。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此时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的家，北京大学的同人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⑩

  王国维的死意已决。

  6月2日的上午十一点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他们一同去了，办公室内，还可以看到王国维吸烟时所留下烟雾还没有散尽，在办公室中袅袅地飘着。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的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午饭毕，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王国维怎么还没有回到家中去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赵万里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赵万里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赵万里和卫聚贤进去，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此时，他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湿呢。

  王国维，终于还是自杀了之了——1927年6月2日(旧历五月初三)，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中，学界为之震惊！



① 龚育之在《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倓的磨血革命》一文中，曾经提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到对“资产阶级反对学术权威”要“一批二保”时说过当年杀叶德辉不妥的意见。并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查到了这句话的大概日期：1968年10月，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这件事的。毛泽东说：编《翼教丛编》，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龚文载《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第194-195页。

②见《岭南学报》第７卷第２期，1947年7月；另见萧艾《王国维评传》，第218页。

③见《追忆王国维》，第469页。

④ 卫聚贤：《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载《追忆王国维》，第300-301页。

⑤《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134页。

⑥ 同上，第1137页。

⑦《王忠悫公殉节记》，载《追忆王国维》，第80页。

⑧ 引自姚名达《哀余断忆》，载《追忆王国维》，第215页。

⑨ 卫聚贤：《王先生的死因，我知道一些》，同上，第301页。

⑩ 见《追忆王国维》，第153页。

宋公明

王国维自沉的前前后后（下）
2007-05-25  刘墨  来源：北大中文论坛

二



  这一天的下午，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中已经隐约有王国维失踪的消息，但没有人往别处想，只认为他可能去避难了。到了傍晚，浙江同学会欢送毕业同学，他们请了王国维，因为平时他就不大愿意参加校里的交际宴会，即使不来，也不会引起别人的任何怀疑。大宴会将散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将曹云祥请到外面私语。过了一会儿，曹云祥返身进来，向众人宣布说：“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湖，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①  听到这样的话，没有人不大惊失色的。柏生和吴其昌立即奔出宴会厅到四处去打探消息，途中遇到赵万里，从赵万里这里，他们证实了王国维的死讯，吴其昌不由失声恸哭。

  此时，校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王国维的死讯，校长、教务长及研究院的教授、助教诸人，率同学三十多人，坐了一辆汽车赶往颐和园察视遗体。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左右，因为正是戒严时期，看护颐和园的警察不让他们进入，争执了许久，园警才允许校长、教职员和校警四人进到里面。王国维的遗体并没有立即被拉回清华，园警说要等法院的裁决。其他同学不得已，哭着返回了学校。

  在回去的车中，研究院办公室的侯厚培对他们说：“先生今早八时即到校，命院中听差往其私第取诸君成绩稿本，且共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予即与以五元钞票一，即出办公室。至下午二时许，其家人遣人问先生何以未归，予即询之听差，据云：先生上午命雇洋车一辆，不知何往。车为校中挂号第三十五。于是予即至校门口问车夫辈：三十五车何往？皆云：赴颐和园，迄今未返。予即乘自行车往探。时其三世兄贞明闻该车夫云：上午十点钟许，先生命拉往颐和园，及门，给洋五毫，命在门外候。直至下午三点钟后，尚未出，门者问何故留此不去，予答云尚有一老先生在园，是以不敢去也。门者询以年貌里址，云此人现已投湖死，即引予入视，属实，并速予返校报告，而于此遇君。贞明闻讯，即乘该车驰往省视，时已打捞上岸，停鱼藻轩中。”②

国学研究院的同学们来到王家，连夜帮潘氏夫人布置灵堂，并给在天津的罗振玉发了一封电报：

师今晨在颐和园自沉，乞请代奏。

  这里所谓的“代奏”，即为转告在张园里的溥仪。

  第二天的下午一点钟，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园丁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上面盖了一张芦席，席角压了四块砖。众人的脸上无不呈现惨淡的神色，默然许久，才让园丁将席子掀开，再看一看王国维的遗容。当园丁将席子打开的一瞬间，人们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哭声大作。这时的王国维已经死了二十多个小时了，脸呈紫胀，四肢蜷曲，匍匐于地上，其状至惨不忍睹。

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陈达，北京大学和马衡，燕京大学的容庚等人也来了。只是检查官迟迟未到。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布满了阴云，也听到了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好在雨并没有下来。下午四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略作查问后，就开始对尸体进行检验，大家围在一旁。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书“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穷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必至饿死也。

  这是头一天晚上，王国维事先写好放在口袋中的。念完遗嘱，校中的人员就将王国维的遗体移放在一个绷布架上，由同学们扶护着，抬至颐和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以前清冠服入殓。当钉子叮叮当当钉死了灵柩的盖子后，王国维永远地辞别了在他的词中曾反反复复出现和咏叹着的人间。

  傍晚约七八点钟，研究院同仁及学生们执着素灯，又将王国维的灵柩移到校南成府之刚果庙停灵。停放既妥，即设祭。

  面对王国维的遗体，陈寅恪的举动是值得大加玩味的。当其他人都行鞠躬礼时，陈寅恪却行旧式的跪拜礼，吴宓、研究院的同学们也纷纷效仿。  

  七月十七日申刻，王国维在清华园东二里七间房之原下葬。这一天，天下着雨，道路泥泞。送葬的有校长以下数十人，研究院的同学绝大部分已经离校，因此只有何士骥、姜寅清（亮夫）、王力、毕相辉、柏生等数人前去送行。

  王国维的墓地在麦陇中的稍高处，圹深六七尺，宽只有三四尺，长约丈余，棺材放入穴中后，上面盖了石板，然后填土成坟——一代学术大师，永远长眠于地下了。

   关于王国维究竟为何而死，他的遗嘱是最不能忽略的。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语。

  从悲观的王国维口中说出前面两句话，是很正常的事。但他的最后一句，即“义无再辱”之“义”与“再”，却让人费尽思量。

  先说“义”。

  “义“是儒家思想规范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孔子《论语》中说“义”，大抵包含三种涵义：第一，义是修己治人的准则，如《论语·阳货篇》中说的“君子，义以为上。”第二，“义”是有德者行事的本质或依据，如《论语·卫灵公篇》：“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义，是所有表现于具体行为的德性之依据；第三，“义”是随时应变的准则，如《论语·里仁篇》中说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也就是说，天下之事本没有可与不可，人在一切情况中对行为做抉择时，全要以“义”为准则。综合以上看法，孔子的“义”，虽然并不是合理行为的保证，也不是具体行为的指导，但它是提醒人们在伦理行为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慎重地考虑应该还是不应该去做。

“义”在孟子那里，发展出三个重要的命题：第一是“义利之辨”；第二是“义内说”，即“义”是道德意义上的；第三是“生”与“义”的抉择：孔子虽然提出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样极端的道德要求，但孟子却更在道德说服力上加强了这种要求——道德离不开人生的抉择，抉择有大小、有难易，舍生取义是人生可能性遭遇中最特殊的处境，也是人生最大的困境。而陷入此困境的人，主观的动机、条件、客观的环境、情势，都可能影响人是否能做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就取决于对儒家“义”的理解。③  

王国维自然不是迂腐之儒，但他对已经泛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儒家道德观念显然是深深认同而且在变乱中认真加以维护的。按照儒家的理想，一位君子所内涵的道德至善要传播出去，要用道德榜样去影响他人，同时也为个人争得威望与尊严。虽然这种决定在清末民初这个时代，显得和整个历史是那样的不和谐，但正因为这是一个不和谐音，它才显得尤其响亮！

  次说“义无再辱”之“再辱”。

  如果说，王国维是殉清，那么他为什么不在1911年清亡之际殉身呢？盖此时之王国维，与清廷关系尚属甚浅的原因也。而此时国内的局势以及王国维的立身行事，远没有十几年后那么复杂与那么明确。当王国维与逊帝溥仪的关系转为非常密切的“君臣”时，一切都变了，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说的“公以韦布骤为近臣，感恩遇”云云，倒是真的。陆懋德《个人对于王静安先生之感想》中认为，“文士受贵人之恩，往往感激不忘，古之蔡伯喈闻董卓被杀而叹惜，今之胡适之见溥仪被逐而愤，皆由此故也。”

  在此次真的自杀了之前，王国维还有一次是要自杀的，那就是在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逼宫之际。在这次事变当中，罗振玉后来《祭王忠悫公文》中也提到自己曾经想自沉于神武门御沟一事，④而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数句是：

  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恩酬国士。

  南斋侍从欲自沉，北门学士邀同死。

南斋侍从指罗振玉。南斋，南书房。北门学士指柯绍忞。柯为翰林院侍讲学士……罗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卒不果，后王先生之自沉昆明湖，实有由也。⑤另有《王观堂先生挽诗》也提供了这样的明证：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⑥

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路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皆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言。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我不知道为什么许多人在写文章时没有注意到陈寅恪的这种解释：“义无再辱”之“再”，正是不想第二次受冯玉祥部第二次之辱！

　　陈寅恪先作的《挽王静安先生》，明言王的死是“殉清”，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提“殉文化”说，两年后，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又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甲子逼宫”，王国维实际上就已经要自杀了。他的家属在回忆录中，曾经提到王国维多次自杀未果的情形。而这一次，王国维却真的死了。

　　持王国维之死“殉清”的，不只是罗振玉一人而已，陈寅恪、吴宓、曹云祥、金梁、杨钟羲等，或明或暗皆持此议。他们这些人的见解，自然不容忽视。金梁在《王忠悫公殉节记》中特意指出王国维在鱼藻轩前自沉，也有他的深意：“《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忧王居之不安也。逸诗曰：鱼在在藻，厥志在饵，鲜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忧世变之日亟也……赋骚见志，怀沙自伤，其觍然偷生，厥志在饵者，观之能无愧死耶。”将王国维自沉之谜导向“殉清”顶峰的，是罗振玉。

  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后，没有人会想到，他竟会代替王国维作了一道“临终遗折”，并为王国维请谥赐祭。因为按照清代的则例，二品大臣，身后进爵一品，读诔赐谥。王国维不过是这个小朝廷中食五品俸的南书房行走，即使在他身后进爵到了四品，爵也不过上大夫，是没有资格称“公”的。在民国八九年以后，爱新觉罗皇族，为了死后能得到一个谥，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因为伸手要谥法的人太多了，有损于“朝廷”的尊严，因此做了一项规定，三品京堂以下的，不予赐谥。

  溥仪后来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回忆道，在接到王国维的死讯，以及罗振玉所代拟的“临终奏折”后，“我看了这篇充满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缀，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⑦

  《吴宓日记》1927年6月6日记，这一天的下午四点钟，罗振玉到了清华西院十八号王国维宅中，并邀吴宓和陈寅恪往见：“……罗先生出见，须发俱白，似极精明而长于办事者。谈王静安先生身后事，约半时许，即归。寅恪邀至其宅中晚饭。罗振玉先生坐车来回拜，略谈即去。”⑧

  1927年6月17日(旧历五月十七日)，旅京同乡旧友，假座于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王国维举行了悼念大会。坛中置王国维遗照，并陈遗嘱，王氏的亲属列于左右，四壁挂满了挽联。罗振玉专从天津赶来，赵万里等人前后奔忙。吊客中有逊清皇帝溥仪派来的使者，也前清的遗老，有新旧学者教授、官吏，有日本和欧洲的友人，可谓极一时之盛。

有一份吊客名单，尽管并不完全，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国维在学界的影响和交往：

顾振权、金梁、霍晋寿、罗振玉、苏宝德、沈王桢、王滨、姚汉章、赵元任、姜寅清（亮夫）、容庚、张荫麟、周之潮、袁励准、袁行宽、冯恕、刘景福、福开森、姚云亭、董学全、费行简、郝更生、李济之、杨宗翰、庄肇一、孔昭炎、黄节、松浦嘉三郎、陈杭、陈达、贺嗣章、董济川、朱益藩、赵椿年、胡先春、郭曾、桥川时雄、陈桂荪、谭祖任、庄严、吴其昌、谢国桢、罗述韦、陆哀、衡永、载润、西田耕一、有野学、溥儒、耆龄、范兆昌、阚铎、曹经元、张维勤、沈兼士、高步瀛、、朱大年、文准、周寿麟、胡维德、王式通、金兆蕃、黄立猷、杨懿、林世焘、吴道晋、关同寅、梅贻琦、陈寅恪、朱文炳、吴忠本、曹云祥、杨忠羲、彬熙、张劲先、张智扬、方贤起、钱浚、袁金铠、宝熙、世杰、谢介石、姚贵、陈汉第、戴家祥、蒋尊韦、蒋锡韩、曾克端、刘子植、马衡、杜宴、伦鸾、范迪襄、王祖纲、张鹤、廖世纶、陈任中、周作民、中岛比多吉、小平总治、徐鸿宝、冯国瑞、吴山立、周汉章、林开誉、张文祁、赵万里。

  这个月的19日，罗振玉又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为王国维举行了另一次追悼会，参与者也非常之多。溥仪写道，罗振玉一面广邀中日名流、学者，在日租界日本花园里为“忠悫公”设灵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罗振玉挽王国维的联语是这样的：

  至诚格天，遨数百载所无旷典；

  孤忠盖代，系三千年垂绝纲常。

  在这次追悼会上，罗振玉声泪俱下，令在场的遗老遗少也不觉为之动容。也许，除了表面的纪念形式之外，这也是罗振玉发自内心的恸哭？

  同月的25日，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铃木虎雄等人，在京都的袋中庵，招僧佐氏读经，为王国维开了一次追悼会。

  但溥仪显然后来感觉是受了罗振玉的骗，说罗振玉“一面更在一篇祭文里宣称他相信自己将和死者‘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其实那个表现着‘孤忠耿耿’的遗折，却是假的，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九泉相见’的罗振玉。”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证实。

  有一个人对王国维之死的阐释，一直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浦江清发表在《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一文的思想。

他是从三个大的方面来统观王国维的自杀的。第一：感情与理智之关系与矛盾。第二：虽为时代之落伍者，但仍有所信仰：

然则先生曷为而自沉耶？曰观于其自沉之地点及遗书中世变事而可窥也。且今之不敬老也甚矣，翩翩然浊世之少年，相与指画而言曰：某人者顽固，某人者迂腐，某人者遗老。其亦不思而已矣，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观念，一代有一代之伟大人格。我生也有涯，而世之变也无涯，与其逐潮流而不返，孰若自忠其信仰，以完成其人格之坚贞。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吾人亦终有一日而为潮流之落伍者。夫为新时代之落伍者不必惧，所惧者在自己时代中一无表见耳。且先生所殉者，为抽象的信仰而非特别之政治。善哉义宁陈寅恪君之言曰：先生所信者为三纲六纪之柏拉图式的概念，故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也。

  第三：为哲学上之解脱：

  抑余谓先生之自沉，其根本之意旨，为哲学上之解脱。三纲六纪之说亦不过其解脱所寄者耳。先生抱悲天悯人之思，其早年精研哲学，受叔本华之影响尤深。即其诗词之所歌咏，亦徘徊于人生诸问题之间。虽晚年绝口天人之语，然吾知其必已建设一哲学之系统。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先生曰，人之生，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其作《红楼梦评论》时，已大彻大悟于欲与生活与若痛三者为一之理。惟其大彻大悟，故能泰然与世无竞，超出于生活之欲之外，而逞其势力于纯粹之学问。上稽上古三代之制度文物，下考辽金蒙古隐晦之史料，以有大发明大贡献。虽学问之有绝对价值与否，先生不自知，然而于现实世界上，欲求精神之寄托与慰藉，则固舍此未由也。而知识弥广，则痛苦亦弥深，怀抱绝学，如孤行于沙漠之上，世无有能知先生也。即新式学校之聘先生为教授，亦不过如先生所自云，商彝周鼎，藉观瞻而已。故一旦时机相逼，则最后之解脱，先生亦乐为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何言之悲耶！Pling曰，自杀者，自然赋与人之最高之权利。先生曰，人日日居忧患，有忧患，而无希求解脱 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呜呼！吾知其徘徊颐和园之长廊时，其脑中所重温者，必非家庭问题、政治问题，而为少年时所深思之哲学上诸问题。故当其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脱然无所恋念，此一刹那顷，先生或有胜利的微笑欤？⑨

  王国维的死，的确不能以俗眼观之，其最终的自杀，当自杀于精神之寄托与慰藉的无可指望。王国维的女儿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⑩



三



　　王国维与前辈学者之间最大的差别，学术方法与范围上有差异固属必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前辈学者在俯仰四周之际，还没有注意或感觉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以及共产主义的革命等风行于世界之上，并正在引起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上的剧变。而王国维却敏锐地观察或感觉到了这些，他也曾在这些激流中找寻着自己的方位——观念的维持或许可以通过信心与学术来尝试，但社会秩序的丧失与礼俗道德的沦丧，却是无法用学问来修补的。

　　在王国维的时代，学术事业的主旋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越来越快，这种悲剧没有发生在王国维生前，却让死于1969年的陈寅恪饱尝。



① 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载《追忆王国维》，第207页。

② 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4页。另外，王贞明在给他的二兄高明的信中，也记述了王国维自杀的过程：“……父亲大人于前日八时至公事室，如平时无异，至九时许，忽与旁人借洋三元，但此人身无现洋，故即借一五元之纸币。后即自雇一洋车，直到颐和园，购票入内，至佛香阁排云殿下之昆明湖旁，即投水。时约离四丈处有一清道夫，见有人投水，即刻亦跳入水，即救上岸。但虽未喝水，然已无气。入水中至多一分钟，亦未喝水，因年岁关系，故无救。……及至三时，尚未见回，弟即去找，后闻一洋车夫言，乘车至颐和。弟于五时许即乘洋车亦至该园，于途中即遇早去之洋车（弟乘之洋车夫认识此车夫），上乘一巡警，弟一见此，知非佳兆。然固不出所料。巡警问弟姓名后，即领弟至内认明，复至警察局立案。此消息至校，已七时许。”引自《王国维年谱长编》，第525-526页。

③ 关于“义”的古义，参见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1-114页；另参考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33-635页。

④ 罗振玉回忆说：“忆予自甲子以来，盖犯三死而未死：当乘舆仓卒出宫，予奉命充善后委员，忍耻就议席，议散，中怀愤激，欲自沉神武门御沟，已而念君在不可死，归寓抚膺大恸，灵明骤失。公惊骇，亟延医士沈士桢诊视，言心气暴伤，或且绝，姑与强心及安神剂，若得睡，尚可治。乃服药得睡，因屏药不复御，而卒不死；后数日，危益甚，乃中夜起草遗嘱，封授叔炳兵部（际彪），告以中为要件，俟异日得予书以授家人，寻乘舆出幸日本使馆，又得不死；两年以来，世变益亟，中怀纡结益甚，乃清理未了各事，拟将中怀所欲言者尽言而死。”见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王忠悫公哀挽录》中所收之《祭王忠悫公文》。

⑤ 《陈寅恪诗集。，第15页。

⑥ 《陈寅恪诗集》，第9页；另见《吴宓与陈寅恪》，第48页。

⑦ 上谕全文如下：“谕：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学问博通，躬行廉谨，由诸生经腾特加拔擢，供职南斋。因值播迁，留京讲学，尚不时来津召对，依恋出于至诚。遽览遗章，竟自沉渊而逝，孤忠耿耿，深恻朕怀。著加恩予谥忠悫，派贝子溥＝即日前往奠＝，赏给陀罗经被，并赏银贰千圆治丧，由留京办事处发给，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钦此。”见天津罗氏贻安堂1927年刻《王忠悫公哀挽录》。

⑧《吴宓日记》(1925-1927)，第350页。

⑨ 见《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3-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993年版。关于文中出现的“先生尝询人：人言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顷，重温其一生之阅历，信否？”一语，曾见于1916年12月20日致罗振玉一信中：“……黄件中，其周之恒画大士像，有曹倦圃书《心经》并一长跋。跋中纪其受流拷掠后钷绝中状态，谓一生所读之书、所历之境、所作之事，皆现于一刹那中，此与西洋心理学家言人溺水垂死时情状略同，此跋甚有味也。”见《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63页。

⑩ 见《追忆王国维》，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