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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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发布的题为《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的报告成为媒体议论的热点。该报告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可能在2009年出现。
　　蔡教授的“拐点说”有两个支撑点：一，“我国农村大约有1亿到1.5亿剩余劳动力”这一十分普遍的说法并不准确，根据他的研究，目前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二，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到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阶段，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将进入零增长。蔡教授的报告因此认为，目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已经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供给平衡乃至短缺转变。
　　在上述两个论点中，“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更为重要，也正是这个论点引起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网上的许多时评作者认同这一论点，并拿它作为论据讨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问题尤其是农民工的处境问题。也有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侯东民教授不同意这种判断，认为考虑到30年来农业人口大幅度增加、人均耕地减少的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应该只有5000多万”的说法不能轻易被接受。
　　2006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曾与中央党校中青班合作，对全国17省区57个县市的2749个行政村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和转移情况作过一次调查，调查的一些重要发现与蔡教授的判断有相似之处。这些重要发现是：
　　1. 近一半农村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其中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占21.06%(东部最高，西部最低，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外出打工的占26.1%(中部最高，东部最低，中西部明显高于东部)。
　　2. 常年外出和举家外出的农村劳动力较多。常年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18.1%(东部23.55%，中西部约13.6%)，占转入非农产业的劳动力的近40%；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村生活环境的劳动力约占总劳动力数的5.29%，占常年外出劳动力的1/4强，其中西部举家外出率最高，已占常年外出劳动力的1/2。
　　3. 3/4的村庄已无青壮劳动力可向外转移。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平均为54.12%，比全部劳动力转移率47.9%略高。大部分村的干部认为能够转移的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都已经转出。(国研中心调研报告，2006年12月)
　　显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这份报告并未给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有多少的结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目前学术界和决策部门普遍认为的农村尚有1.6亿剩余劳动力的判断要进一步论证——这个数据是一些研究者把农民劳动时间的剩余折算成劳动力后估算出来的，是从总量角度考虑的，这种总量估算不能准确反映农村中可以转移的劳动力数量。
　　综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和蔡日方教授的研究结论，可以认为，被普遍引用的目前我国农村尚有1.5亿或1.6亿剩余劳动力的判断是明显高估了，主持那项调查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在一次会议上称“这是一个神仙数据”。但剩余劳动力究竟有多少，有待进一步调查和研究。不管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是5000多万，不管拐点是不是会在2009年出现，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从而，我国城乡劳动力总的供求关系也在发生重要变化。我们一直说农村劳动力是严重过剩的，甚至是无限供给的，现在应该有新的表述了。我很赞同韩俊的表述：既过剩又不足。说过剩，农村劳动力的时间是过剩的，总量是过剩的，农村中还有不少老、弱、低文化的劳动力看家；说不足，农村青壮劳动力基本转移出去了——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尚有少量剩余，再者，受过培训的技术工人十分短缺。
　　由于2004年以来沿海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情况已经引起各界的注意，现在看，还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我们需要从城市、农村以及城市和农村结合的三个角度，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两端入手，研究随着这种新情况已出现或将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1. 常年外出农民工的工资、劳动保护、三险等权益的保护问题，举家进城农民工的定居问题，包括户籍、住房、子女上学、融入城市文化等等。上述两点，不仅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如前两年抓拖欠工资问题)，还应着眼于逐步形成城乡统一的平等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
　　2.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培训问题，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既剩余又不足的结构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
　　3. 支持进城农民工创业。有调查表明，农民工群体相对于城市居民投资意识更强，如果能得到10万元资金，他们就可能有2/3会去创业，我们的政策应该保护和鼓励这种创业意识，因势利导造就一批充满活力的小企业。
　　4. 农村青壮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后的农村遗留问题，如农业生产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严重的老龄化、“留守儿童”教育等问题。
　　5. 拐点出现后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问题。虽然在可预见的若干年中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总量仍是很大的，但老龄化带来的抚养系数提高、日益加重的资源短缺、环境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上升、经济实力提升后的人民币升值诸种因素多管齐下，对我国经济总体竞争力的影响不可小视，宜未雨绸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