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中国财政金融政策存在严重缺失 转载

readok2009

按 :“三重剥夺”真是说到根子上了。有良心的经济学家。
这样的声音听到的太少了。
前几日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听到某个分析师说国外很多银行的存贷差只有20个基
点，而中国的银行存贷差有400个基点，还是有些吃惊的。
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祈求，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杰出
的政治能力、全面的学术修养、高超的管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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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为了国家，也就等同于一切为了人民。中国的财政金
融政策，在1949年之后，仿照前苏联，实施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金
融政策，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具有战时经济的特征
，具有高度的国家垄断性。因此，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转化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
，而不是国民财富。国民虽然只能获取较低的收入，但同时享有相对较为完整可
靠的综合福利。那个时代的财政金融政策虽然导致国强民穷，但是依然具有清晰
的人民性。说道底，百姓还是最大的受益人。

  一


  改革开放以后，引入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迁，随着
各种商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随着旁品交易价格垄断的逐步瓦解，经济效率提高
，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提高。但同时，由于弱化了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垄断，
也就弱化了国家财政收入，由国家提供的综合国民福利相对降低。这就逐渐形成
了，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对非国民收入的国民福利的剥夺。由于国民收入增
长的不平均和非线性，形成贫富分化，就形成相当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大部分）
国民综合福利的相对下降。这就形成了广大国民养老、就业、医疗、教育的支付
压力，就形成中国特有的高储蓄。这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的根源。

  中国的财政政策没有跟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财政政策依然是社会主
义建设财政。具有典型的战时经济特征。中国财政可以满足国家机器的一般性需
求。但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财政政
策不能与时并进，弊端日益突出。中国财政没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扮演它应
有的角色：

  第一、中国财政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扮演平衡国民收入的角色。由于财政收
入取得的困难性，财政在取得收入时，几乎未考虑平衡国民收入的责任。非但没
有劫富济贫，而是倒行逆施，实施了一套劫贫济富的政策。中国税收的主体，几
乎集中于价值创造者和他们创造价值的全部。而对于直接依托各种权力（或暴力
）直接进入再分配，获得收益的机构和个人，几乎没有税负。形成了中国今日国
民收入严重畸形的道德困境和法律困境。中国的税务体制几乎是全世界当代国家
税务体制中最无道德、最无法律规范、最无效率的税务体制。中国的贫富分化，
中国官吏的腐败，中国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无不与中国的税务体制有关。

  第二、中国财政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扮演提供国民基本福利的角色。中国财
政支出结构仍然顽强地保留战时经济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财政变成为行政权力
介入经济的重要工具。所谓的建设财政，就是用本应提供给国民的基本福利进行
所谓的经济建设。我们这些年看到的大规模的政府工程、首长工程，就是这一思
路的体现。与此同时，本应由财政提供的养老、就业、医疗、教育保障，却走向
了所谓的产业化。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转移国民福利给与经济利益集团。要
知道，这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和民主法律制度下，公开合法进行的。并且
，几乎没有任何争议。

  第三、中国财政没有吸收西方现代国家财政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具有经
典的王朝财政和前苏联财政的混合特征。其在财政收入的获取方式上，仍旧是单
纯的资金获得，没有国民财富的确认功能，中国至今没有已完税资产和收入的概
念，中国黑色、灰色的收入和资产大量涌现，可以视为财政失败的表现。同时，
中国财政的支出，不尊重市场经济原则，提供给国民的福利仍然是由政府部门强
制分配，拒绝使用发挥市场功能，医疗和教育的补贴被行政部门严重虚耗，使得
国民福利严重受损，形成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归并于财
政职能内的金融职能分离，逐渐形成和完善中国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中国在完善
商人银行的同时，开始投资银行业务，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十分遗憾的是，中
国这种准战时经济体制的模式，毫不留情地给中国金融体制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特
征。这一特征集中体现在中国的货币政策上。

  任何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源于货币政策。
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了三重对民众的剥夺
第一、绝对低存款利率。绝对的含义，就是无论是比较通货膨胀，无论是比较国
际金融机构标准，无论是比较贷款利率，都是绝对的低水平。这意味着，剥夺存
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笔者估算，这种剥夺绝对值可能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
就意味着，每年民众失去8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8000亿元可
能的消费；这就直接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外汇结余过快增长
；这也就使得民众生活改善缓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过，
却导致一些特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第二、利息税。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国有资源的转让和
使用收费；法人和自然人的收入所得；财产转移、商业经营和商品交易过程的必
要税费。但是，我们却竟然长期选择了利息税。从民众羞涩的钱袋中拿走不道德
的税收。相对应的是，理应建立起来的，针对富有人群财产和收入的课税却迟迟
无法建立和无法有效实施。利息税，作为国家困难时期，民众帮助国家的一种手
段，无可厚非。但是，历经数年，国富至此，仍刻意刻薄取财于贫苦民众，虽取
财而失德，意义何在？

  第三、高存贷差。中国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富不过金融。中国的腐败和低能
，滥不过银行。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高于世界普通标
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存贷款差额，形成银行在低能、低效、贪腐之下，仍然保持
极高水平的收入。这种存贷差收入，本质上就是对民众存款收入的剥夺和对银行
关联利益团体的利益转移输送。随着大型银行的海外上市，由民众提供的所谓利
润，也就是被剥夺的存款收入，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分享的奶酪。

  除了这三重剥夺，还有更为严重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政策性驱逐。负利率，
特别是高额实质负利率，对民众持有资金，主要是存款有强烈的驱逐效应，迫使
民众资金追逐增值资产，以达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否则，高额实质负利率将迅
速吞噬他们可怜的存款。与此同时，由低利率转移出来的8000亿元的利益输送，
形成金融机构、垄断企业、大地产商等低利率受惠团体的高额回报，最终表达为
这两年某些企业高速利润增长，这就使得A、B、H股股票，变得如此美丽，足以构
成对民间资本的强大诱惑。在中国相对狭窄的资产市场中，只有两个可以容纳民
众资金的蓄水池：楼市和股市。民众在负利率驱逐下，蜂拥冲入。

  于是开始最后的剥夺：富人对穷人的剥夺。或者说新利益集团对民众的剥夺
。这是在现行制度与法律范围之内，通过资本控制、信息控制、甚至政策调整进
行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有组织、系统的、大规模的剥夺。

  可能由于汇率政策的进退失据，中国最终还将面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大规模
资本掠夺。这种掠夺，甚至演化为，大国间非军事对决。

  三


  中国的学术界几乎没有对经济政策反省的能力。体制内的学者是现行政策的
受益者群体（包括了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学术团体、境内外企业机构的御用学
者），他们不会、不敢、也不愿对现行经济政策提出异议，他们是受雇佣的传声
筒、扩音器、辩护师，他们要依靠现行的体制吃饭和出名。体制外的学者，在中
国学术霸权和话语霸权之下，人微言轻，穷而且贱，连芙蓉姐姐的影响力都没有
，妄论进行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及推动。于是，即使中国的财政
金融政策已经严重脱离中国经济的现实，蜕变成为严重经济问题的源泉，成为中
国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的焦点，也不会有学者站出来说话。更谈不上道德追问。

  在中国畸形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中国学术界集体沉沦了，这几乎导致中国思
想界的整体堕落。中国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经济转型，危险可想而知。

  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极其可怜。准确地讲，即使他们
具有某种民意的代表性，以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学术功力，也完全无法对经济政策
进行反思，更妄谈改变。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能祈求，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有高尚的道德情
操、杰出的政治能力、全面的学术修养、高超的管制水平。否则，大规模的经济
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改革和完善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关键是要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
战时经济体制特征的财政金融体制。财政政策必须强化国民收入合理再分配的特
征，必须强化对国民福利积极、有效、可靠的基本保障，必须有序退出对于经济
建设的高度参与。金融政策必须根除利益集团导向，结束针对民众的掠夺性金融
政策；金融政策应该回归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体现市场理性，充分发挥管理层
高度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使之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理性的杠杆，而不是最疯
狂的石头。

  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高度重视中国的经济政策问题
，特别是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中国的行政精英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财政政策
和金融政策是中国今后改革的攻坚部分，也是解决现在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问题
的关键所在，不容有失。中国的富有人群，特别是新利益集团，必须拿出伟大民
族子民的良知，避免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过度膨胀，损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任何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历代王朝更替，根子都在财政金融政策。英美
帝国的长期强盛，民主制度只是一个托词，根子是他们有一套科学的、高效率的
、对内公平的财政金融政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忽视对财政金融体制的改
革，财政金融政策只是被动地服务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发展的需要，削弱了其固有
的功能。到了彻底反思财政金融政策的时候了。如果在这一领域出现失误,中国将
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许，我们为之奋斗的，不过是一个原始自由资
本主义的东方版本而已。（文/ 卢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