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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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
　　 孙玉祥
　　 钱锺书的代表作《管锥编》用的是典丽深湛的文言文，这就使得它的可读性大打折
扣——尤其是文化知识储备不足的读者，对这样一本满目“之乎者也”的书，大都望望
然而去：所谓“瞻仰已属不易，攀登更加其难”。也因此有人对此大加伐挞：譬如，文
学博士刘晓波就在他的《沉默即死亡——我看钱锺书》中，对《管锥编》破口大骂：
“他那个《管锥
　　篇》压根就是有意卖弄，为读者设置人为的阅读障碍，不想让人懂。来来回回说些
废话，犄角旮旯地掉书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征博引。”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钱锺书所
以用文言文写《管锥编》纯粹就是为了卖弄，为了让人不懂，从而沽名钓誉！作家韩石
山也对此表示不满，他认为“《管锥编》等著作用文言文写，我是不敢恭敬的。若他也
能像胡适那样，写学术文章也用白话文，纵然写得不太好，我的恭敬还要多一些。现在
不是疯出各种经典著作的白话文本吗，我倒希望有人出上一本《管锥编》的白话本，看
看还剩下多少学问，就可以知道其底蕴了。我的前提是，若是道理，用文言文能说清
的，用白话文也能说清；用文言文说起来含混的，用白话文怕也说不明白（见《文化
报》1998年7月16日）。”不过，韩先生这不满的理由有点叫人看不懂：他的意思似乎是
说，学术文章只要是用文言文写的，我都“不敢恭维”——管它写得好不好！还希望有
人将《管锥编》“翻译”成“白话本”。这让我觉得韩先生似乎根本就没有读过或读懂
过《管锥编》！
　　当然，也有不少人为《管锥编》的文言文叫好。譬如伍立扬先生就在其《“使酒骂
座”随风而逝蚊蝇臭》（《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16日。按，这个题目不通）中，这么
称赞：“钱先生《管锥编》为典雅深粹之文言，浩翰深峻，且不论其深远之学术思想，
仅作为文学作品读，即雄厚而微妙，奇峭而雅健，洵有与神俱化之概，且生龙活虎，变
化莫测，神乎其文也。”周泽雄先生也在其《不读〈管锥编〉，无以识钱锺书》中这些
写到“钱先生良好的旧学底子，使他的文言一如他的白话，一开始就建立在精粹纯熟的
基础上，而他卓越无伦的西方文化素养，更令这份精粹纯熟，别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逻
辑力量。当我们想到逻辑本是文言文的弱项，想到汉语的长处在申发诗意而非理性思辨
（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澍对此深有会心，他曾提到过，他只在日常事物领域
才使用与汉语性质相近的日语，一旦考虑到亚原子粒子领域，必换用英语），对钱锺书
赋予文言新功能上峥嵘展现出的能力，便只有叹为观止了。……通过《管锥编》，自铸
伟词的钱锺书其实向国人奉献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语言，这是思维的奇迹，汉语的造
化，读者的福音（见《说文解气》42、43页）。”
　　不过，无论叫骂也好，叫好也罢，似乎都只就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用文言文
用得究竟好不好做文章发议论，而对钱先生为什么要用文言文这一问题却没有真正触及
研究——当然，刘晓波似乎触及了，但他并没有研究，他只是在那里骂街。
　　在柯灵先生写的《促膝闲话中书君》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著
作（按：指《谈艺录》与《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
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我认为，
钱锺书的这个回答，可以圆满的回答《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文写作这个问题。下面，
稍加分析。
　　首先，时代原因。《管锥编》出版于1979年，其写作则始于1972年。现在40岁以上
的人都知道那是这样一个“黄种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像《管锥编》
这种直抒胸臆指刺专制的著作的确是“难以保存”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这样的著作就是写出来了也“盖棺有日出版无期”。既然这样，何不自我放逐，远离主
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形式，运用已被当局视作“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死文字”
文言文来我手写我心呢？同时，也可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时政的不满与愤怒。明乎此，
我们不仅理解《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文写，还会明白为什么陈寅恪解放后的代表作
《论再生缘》、《柳如是传》也用文言文写——在为《论再生缘·校补记》作序时，陈
寅恪是这么说的：“噫！所南心史，固非吴井之藏。孙盛阳秋，同是辽东之本。点佛弟
之额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脚条，长则更臭。知我罪我，请侍来世。”而钱先生在
《管锥编》第四册《全晋文》卷论郭璞时所言：“又按《尔雅》结语：‘辄复拥彗清
道，企望尘躅者，以将来君子，为亦有涉乎此也’；《文心雕龙·序志》结语：‘茫茫
前代，既沉予闻，渺渺来世，倘沉彼观也！’；刘知己《史通·自序》自言‘《法言》
以降，迄于《文心》而往’，皆‘纳胸中’，结云：‘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
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余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则与《文心》同
调。著书心事，不外此二端，读二刘语而悲者，得以郭语解之”，可以看作是夫子自
道。当然，我们也不排除钱先生所以运用文言文写作，也有消灾避难的动机——用当时
的那些文化打手那些红卫兵看不懂的文言文来写作，可以避免被他们打在地上再踏上一
只脚。胡文辉先生在《读陈寅恪，想钱锺书》一文结尾有云：‘可我们还是不免为钱锺
书惜，因为他本来绝非没有‘思想’能力。1932年。钱还是清华学生时，就说过：‘革
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几年后又写道：‘世界上的大罪恶、
大残忍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
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
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这些话都极有洞见。只是他的记性太好，加之后
来‘避席畏闻文字狱’在学术上遂完全偏向记诵一途了（见《最是文人》25页）。”很
有见地，惜乎没有点出其实这也是钱锺书用文言文写作《管锥编》的原因。杨绛先生在
她的新作《我们仨》中对此有这样的说明：“《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
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
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
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
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嘤其鸣兮，求其友声。’友声可远在千里之外，可远在数十百
年之后。锺书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学问也是冷门。他曾和我说：‘有名气就是多些不相
知的人。’我们希望有几个知己，不求有名有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晓波所谓
“为读者设置人为的阅读障碍，不想让人懂”的指责倒也不无道理——不过，这话该是
那些个“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说才恰当，号为文学博士的刘晓波也这么讲，可就真
有点叫人啼笑皆非了。
　　其次，我们来看试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的问题”——其实，这应
该是钱先生使用文言文写作《管锥编》的主要原因。.在1934年6月10日“与张君晓峰
书”中，钱先生指出：“往日之所以输攻墨守，争端大起者（指文白之争——笔者），
以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深闭固拒，挟恐见破，个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价值也。”
他首先从文艺欣赏上分析文言白话各有其美，不容轩轾；其次，就文化史上而言，则这
二者都是“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
二者亦无所爱憎。”而就是否有用而言，则钱锺书认为文字本来就无用。最后，他指出
“抑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不少”——这应该是值得重视的一
个观点：为什么白话文流行会增进文言文的“弹性”呢？我的理解是：正因为白话文的
流行，才使得其弊端日益凸显，而在白话文捉襟见肘的地方，文言文恰恰可有用武之
地——这也就是诗中所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譬如吧，在发宣言
时，我们常会觉得白话文显得过于罗嗦平白，而一旦选用一些文言词，就会使这宣言义
正词严文体庄严。再比如，文言文有因简而语意含混的弊端，可是我们在表达一些本来
就茫昧恍惚难以捉摸的情感心情时，文言文恰好有了明白直接的白话所不具有的优势—
—这一点，钱先生在小说《围城》中也有描写：当那方鸿渐得罪苏小姐而写赔罪信时，
就用的是文言文。为什么呢？就因为文言文是文过饰非含混其词的好工具。据说，当年
法国人对法语不能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而英语却能当此重任十分不满，于是他们找到联
合国秘书长，列举了法文如何较英文严密科学的生动例子，要求取代英文或至少与英文
并列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联合国秘书长对此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国际交涉方面，
我们需要很多含混其词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正因为法文太清楚太明了啦，所以它无法
成为这种外交场合的工作语言。”白话也许真的比文言精密明白——这还需要证明——
可，在我们生活和情感中，不也还有许多不需要精密明白而需要含混模糊的地方么？当
年在《新青年》上，对文言文、旧戏进行过无微不至的驳斥挖苦的刘半农，后来在为
《梅兰芳歌曲谱》做的序中，有过这样的反省：“十年前我是个在《新青年》上作文章
反对旧剧的人。那时之所以反对，正因为旧剧在中国舞台上所占的地位太优越了，太独
揽了，不给它一些打击，新派的白话剧，断没有机会可以钻出头来。到现在，新派的白
话剧已经渐渐的成为一种气候，而且熊佛西先生等尽心竭力的研究着，将来的希望的确
很大，所以对于旧剧，已不必再取攻击态度；非但不攻击，而且很希望它发达，很希望
它能把以往的优点保存着，把以往的缺陷弥补起来，渐渐成为一种完全的戏剧。正如十
年前，我们对于文言文也曾全力攻击过，现在白话文已经成功了气候，我们非但不攻击
文言文，而且有时候自己也要做一两篇玩玩。我们对于文学，只应取鉴赏态度，不应取
宗教态度。”
　　在前面提到的钱锺书那封信结尾，他还写到“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
迄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证将来二者未必由分而合之一境，吾侪倘
能及身而见之欤！”钱先生说这话是1934年，现在七十年过去了，钱先生也已逝去。不
过，文言白话“由分而合之一境”虽然还未来临，但最起码，对文言的憎恨毕竟与过去
有所减轻了。对此，我们也许更能领会当年林则徐说的那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
真正含义——当然，这也可以看作钱先生使用文言文写作《管锥编》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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