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储蓄并非经济失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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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济失衡归咎于经济结构中的高储蓄，把它归结为一个长期问题、需要综合解决的问题，的确是一种稳妥的办法。不过，这样的诊断是否准确？这样的药方是否会延误病情？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人们去认真反思　　中国金融大典

　　5月23日左右，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十多名部长级官员，将前往美国，出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届时，中国代表团将与美国财政部官员和国会议员商讨事关中美经济合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中国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无疑是一个焦点。

　　贸易顺差的烦恼

　　根据中国政府5月11日公布的数据，4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达169亿美元，超出3月份逾一倍；而在今年前4个月，贸易顺差合计达63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水平高出88%。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媒体评论：“中国贸易顺差的继续增长，为本月在华盛顿进行的中美经济对话制造了紧张气氛。”

　　对于中国自身来说，贸易顺差不仅是与美国进行经济谈判的一个焦点，也是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的经济失衡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的伴生现象——外汇资金不断流入、货币总量过度膨胀、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不断攀升等，已成为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的显著难题。正如5月10日央行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说，当前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的趋势有所加剧，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反弹压力，贸易顺差继续增加，流动性过剩依旧。”

　　与此同时，经济失衡所表现出的巨大贸易顺差也导致了中国与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之间不断的争议与摩擦——这也是为什么吴仪将率团去华盛顿进行中美经济对话的原因。

　　储蓄-投资=经常账户顺差？

　　对于中国出现经济失衡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谈得最多的是两点：一是人民币汇率偏低；二是储蓄率太高。关于第一点，道理很简单，但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并不认同。这些经济学家经常说，没有人能够计算出人民币汇率的均衡价格位于何处，因此也就无法判断当前的汇率是否偏低。关于第二点，中国的储蓄率过高导致经济失衡，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同的。正因为如此，在谈到如何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时，管理部门和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强调，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而不是单纯依靠汇率调节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也是5月10日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的基调之一。

　　为什么大部分经济学家都相信高储蓄是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这必须从宏观经济学的一点理论知识说起。5月13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一次媒体采访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在谈到中国经济失衡问题时，樊纲说：“经常账户顺差大，对应的是储蓄与投资，这里的基本关系是：储蓄-投资＝剩余储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因此我们要讨论那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储蓄为什么那么多？”这是理解高储蓄与经济失衡关系的核心内容，如果把它转化为普通人可能理解的语言，大致是这样的——在国民经济总量上，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生产的财富，要么用于消费，要么用于储蓄；而国民储蓄的用途，一般首先会用于国内投资，如果国内投资没有用完，就会流向国外，成为对外投资——即樊纲所说的剩余储蓄；而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一个国家的对外净投资，又必然等于它的商品净出口——即贸易顺差。这样一来，我们就看到了那个著名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国内投资＝对外净投资＝贸易顺差(大致等同于经常账户顺差)”，也就是樊纲所说的基本关系。

　　由于有了“储蓄-投资＝贸易顺差”的基本关系，当人们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并且成为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特征时，自然就把原因归到了“储蓄”的头上。试想，如果中国经济总量中的储蓄居高不下，并且不断攀升，其结果，不是投资加速，就是贸易顺差剧增，或者是两者同时出现，这不就是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中国“经济失衡”的状况吗？照这个逻辑推下去，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办法就不言而喻了。

　　倒果为因的等式

　　“储蓄率不降下来，不是刺激投资，就是刺激出口……所以要治本……要在治储蓄率过高的根子上下工夫。”这是一位经济官员的观点。他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减税、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及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等多项内容，这些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而樊纲则说得更仔细，他指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不是老百姓储蓄率过高，而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持续走高。他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失衡的关键是“如何降低企业未分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要统筹考虑税收、财政的改革问题，怎么更多地藏富于民，使储蓄和消费的关系更加平衡……”

　　高储蓄真是中国经济失衡的原因吗？我对此表示怀疑。问题关键还是那个宏观经济恒等式“储蓄-投资＝贸易顺差”，在这个基本关系中，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储蓄作为投资和贸易顺差的逻辑前因，而把投资和贸易顺差看作储蓄的逻辑后果，这是草率的。

　　事实上，在宏观经济理论中，这个恒等式的意义是对国民经济总量运行进行事后描述，而不是对经济运行变量关系进行事前规定。也就是说，储蓄到底是投资和贸易顺差变化的原因还是结果，这个等式本身并不能判断。如果我们把储蓄看作投资和贸易顺差变化的结果，它对应的等式变形“储蓄＝投资＋贸易顺差(资本净出口)”也是成立的——事实上，在很多教科书中，它就是这么表述的。

　　高储蓄是投资增长的结果

　　从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看，高储蓄更像投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攀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正如樊纲指出的，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增加，主要表现为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加，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提高到24%”，企业未分配利润占GDP的比重“从13%上升到18%”。如果这些描述确实无误的话，我们把政府收入增加视为企业投资增加、因而上缴税款增加的结果，而把企业利润和投资的增加视为商品出口增加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如果再考虑到外汇储备增加与国内存款增加的对应关系，商品出口对于增加企业、居民储蓄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了。

反过来，如果我们把高储蓄视为投资和出口增长的真正原因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经济面临衰退的时候，经济学家往往希望大家多消费、而不是多储蓄，例如1998年中国遭遇的那种情况。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美经济对话和中国经济日益严重的资产泡沫倾向，中国的经济官员和经济学者可以说任务艰巨。把经济失衡归咎于经济结构中的高储蓄，把它归结为一个长期问题、需要综合解决的问题，的确是一种稳妥的办法。不过，这样的诊断是否准确？这样的药方是否会延误病情？值得关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人们去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