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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0 19: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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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一篇给大家分享,呵呵
潘光旦《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文学批评学意义
文:赖力行
摘 要:潘光旦用精神分析理论的模型对明末冯小青影恋性心理的分析,超越了传统文学批评“以心见心”的思路,使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心灵被摧残、扭曲的状况,获得了有深度的个案分析,也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照和有益的启示:文学批评的人文意义不可忽视;科学性是古代批评现代转换的关键;西方理论本土化必须以理论范式与阐释对象的对应为前提。
关键词:影恋性心理;文学批评;人文性;科学性;本土化
一、《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述要
冯小青是明万历年间一位只活了18岁的传奇女子。潘光旦经过详细考证,根据支如增撰写的《小青传》和冯梦龙《情史类略》、张潮《虞初新志》所载《小青传》,参考张岱、李雯、施润章、陆丽京等文人以小青为题材的诗,结合《盛明杂剧》、《西湖拾遗》等明代笔记、传奇中的材料,不仅确证了冯小青其人,并对冯小青的影恋性心理作了详细分析。《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所分析的冯小青,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生于扬州,自幼随母学习,性好书,出语敏捷,诗琴书画精妙,秀丽可人,13岁时嫁与杭州冯生为小妾。冯生之妻奇妒,小青虽曲意逢迎,仍被她赶到孤山别室,并声言不得到她的批准,不能与冯生见面。小青开始独处时,常常临池自照,和水中的倒影对话,神情凄婉。遇女仆偷窥,便立即停止。后杨夫人常来和小青一起下棋、读书、吟诗、作画,遂成挚友。杨夫人同情小青遭遇,并称其可以帮小青跳出火坑。小青婉言相拒,称梦中手折一花,随风片片落水,可知婚姻已如花落流水,若生他念,徒供群口描画。后来,杨夫人随夫异地赴任,小青更加孤独、郁闷,不久便染病。对送来的药汤,她又怀疑被冯妻下毒,掷药床侧。小青病中水米不沾,惟饮梨汁少许。小青的病虽越来越重,但却依然明妆靓服,从不蓬垢卧床。忽一日,小青命女仆传语冯生,要他请一良画师为自己画像。第一张嫌未得神采,第二张虽得其神,却又嫌不够风采摇曳,画第三张时,小青先让画师观摩自己的行为举止,才画出其袅婷多姿的风采。图成,小青将自画像供于榻前,用名香、梨汁祭奠,并说:“小青,小青,画中人难道与你有缘分吗?”说罢抚案而泣,一恸而绝,时年18岁。[1](P114、116)
潘光旦“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自然对冯小青的生平传记及其作品很熟悉,但并没有发现其中隐含的意义,直到他1921年“初次和福洛依特的精神分析论和此论所内涵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后,才“发见了明代末叶的一个奇女子,叫做冯小青,经与福氏的学说一度对照以后,立时觉察她是所谓影恋的绝妙的例子,于是就借了梁任公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责缴报告的机会,写了一篇《冯小青考》”。[2](P2)《冯小青考》写于1922年,寄给上海的《妇女杂志》。两年后《妇女杂志》发表该文,题为《冯小青考》。后应上海《新月书店》之邀,“爰取旧有关于小青之材料重加厘订,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小青之分析•叙言》),并增补《精神分析之性发育观》一节,于1927年9月出版,书名《小青之分析》。1929年8月订正再版时,书名改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见《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包括:“小青事考”、“小青之分析”、书后所附作者“余论”以及冯小青的诗作和清代女词人作品的统计学分析。
“小青事考”列举了明末至清代有关冯小青的主要材料,包括陈文述《兰因集》所载支如增的《小青传》、涨潮《虞初新志》中的《小青传》、张岱《西湖梦寻》中的《小青佛舍》,《兰因集》中的《小青墓志》等,并参之以沈涛的《续本事诗》所载吴道新《紫云歌序》、施润章的《蠖斋诗话》、李雯的诗《仿佛行》之序等涉及小青的题咏文字,详细考证了小青事迹之真伪,为下文小青之精神分析提供了丰富而确凿的事实根据。
“小青之分析”内容最丰富。在这一部分,作者先译述精神分析学派的性发育观,解释其理论体系中的“中滞”、“回流”、“自我恋”、“影恋”等关键词,为小青之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概念工具。接下来潘氏用事实回答了“何以知小青有影恋之性心理”的问题。影恋属于自我恋,是自我恋登峰造极的表现,小青的临池自照、对镜落泪,病魔缠身却明妆靓服,临死吩咐画师造像,面对自画像一恸而绝等反常行为,在潘先生看来非一般所谓顾影自怜所能解释,只有影恋心理才能释然。小青作品中的“瘦影自怜”、“朝泪镜潮,夕泪镜汐”等诗句,就是这种影恋性心理的艺术反映。
潘先生又从小青之死进一步分析了小青对影恋心理的自觉。小青的悲剧本可以通过改嫁和出家得以解脱,但小青既不愿改嫁,又不愿削发为尼。潘氏分析其中的原因说,小青不听杨夫人的劝告改嫁,既不是怕坏名节而不敢嫁,也不是因自身条件不好嫁不出去,更不是无改嫁之便利与机会,是因为她自知其“去则弱絮风中”,缺少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潘先生认为,这表现了小青“不能应付异性之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自恋心理。至于小青不愿出家,既不是没有机缘(她十岁即遇老尼传授心经),也不是没有天分(出语每通禅理),而是因为自知其不能如出家人一样完全灭情禁欲。同时,小青一方面对其自我恋有相当之自觉,另一方面,又不能冲破“愿作鸳鸯不羡仙”的社会成规,二者的冲突越大,内心的痛苦就越厉害。加之她的影恋生活存在障碍(常被女奴窥之),杨夫人又一去不返,形单影只,小青之死实属必然。
接下来潘先生从弗洛伊德的性发育理论来推测小青自我恋形成的原因。他认为小青在处女时代虽然没有表现出特别异于常人之癖性,但她有“绰约自好”的性情,隐含着自恋倾向。出嫁之时,小青性发育的全过程尚未最后完成,嫁与“性嘈唼憨跳不韵”(性格浮躁、粗鲁,不懂体贴温存)的冯生之后,小青不堪性粗暴和冯妻之淫威,导致其欲力回流,流回至往昔曾经留滞的“自我恋”之阶段,从而造成影恋性心理。在潘先生看来,小青之影恋,是“回流”和“中滞”两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小青之分析”最后讨论的是小青性心理的复杂性。小青的影恋性心理,主要是因为新婚不快导致性发育的“回流”所致。按照精神分析学说,“回流”是指性发育虽已完成全过程,但因为受到异于寻常的性经验之打击,退回至性发育的较早阶段———依次为“同性恋”、“自我恋”、“母恋”阶段。小青的欲力回流较为复杂,一种情况是还没有流到自我恋阶段,只到同性恋;另一种情况是越过自我恋阶段到达母恋。在小青的诗作和书信中,同性恋和母恋两种倾向都有所流露。此外,小青的自我恋除了影恋这种极端的形式外,还表现在自大与猜疑的心态上。潘氏指出,小青诗文喜欢自比历史人物蔡琰、王嫱,喜欢以自己的名字入诗,自美之辞很多,这都是自大心理的流露。猜疑则体现在病中掷药不饮上。小青的性心理既包含自我恋,也有少许同性恋和母恋因素;自我恋中,既有影恋这种特别严重的自我恋,也有自大和猜疑等一般自恋心理,这就是小青性心理的复杂性。
全书末尾部分是作者的两篇“余论”和三篇“附录”。
潘先生在“余论一”中指出,女性在我国男权专制社会中地位低下,被视为不祥之物、可玩之物,即使女子自己也不惜以此自贬。传统社会遏制个人性生活的正常发展,而社会舆论对女性变态性心理的普遍态度偏又“不谅解”,不谅解即不理解、不正视、不宽容。由于不蒙社会“谅解”,弱女子一旦性生理和心理出现病变,眼光便不能达其症候,也就不知采取何种措施予以调节和排遣,终致郁结而死。依潘先生的观察,我国女子体质柔弱,精神郁结者为数不少,而尤以像小青这样的知识阶层中之女子为甚。郁结而死者如冯小青,其事迹虽然被文人把玩,但仅仅止于同情而已,并未被人谅解,因此类似的悲剧仍在不断上演。现代社会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谅解”,从而彻底摆脱这种悲剧?潘先生认为首先必须改变社会对于性欲及性发育的观念,开展性教育,使父母去其溺爱,减少因性发育的“中滞”而导致的母恋;提倡女子教育,扩大异性交往的机会,使女性淤塞的欲力得以疏通,这样,即使性发育中发生性心理的变态倾向,也可以归于常态。
“余论二”,论述自我恋与婚姻选择。潘先生运用精神分析学说的“性的过誉”(sexualover estimation)理论,分析世间佳偶何以少见的原因。未婚之青年人,没有不依心目中的理想条件来择偶,若此时内心未脱自恋而又不自觉,“理想”之异性即为主观自我的影子,情人身上的光环,实为自我崇拜所投射。随着年事日长,终将认识到客观异性之对象和主观自我之理想不是一回事,还其情人之本来面目,婚后的失望也就随之而来。用潘先生的话来说:“当日之崇拜愈深,用情愈热烈,则此日之失望愈甚,是势所必至者也。”
“附录一”,转录陈文述《兰因集》所载6篇小青作品,和潘先生的“小青作品勘异”。
“附录二”,潘先生对清人毕振达选编《消魂词》所载的清代95位女词人的234首作品,进行用词特点的统计,结果在234首词作中,情绪消沉之字竟在1600多个以上。通过统计分析,女性词人的体质之虚弱、生活之孤寂、精神之郁结甚为普遍。潘氏在解释这种普遍的精神状态时说,“女词人精神生活之不积极”,不能完全用汉族女子体质虚弱的先天生理特征来解释,还应该从中国社会中女性“性发育与性生活之愆期,缺陷与不适当”方面来寻找原因。
“附录三”采录绛县陈玉秀自题小照诗4首,这些诗可以印证小青之影恋心理的普遍性,为潘氏的性心理分析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本土材料。
二、《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文学批评学意义
潘光旦运用西方理论分析冯小青的影恋性心理,开辟了深入考察中国社会与女性问题的新途径,其意义和价值已有专文评价。李乔在《冯小青的影恋与古人心理的探究》一文中指出:“潘光旦对中国妇女性心理及两性问题的关注,其启示在于:如果不从心理学角度探究妇女的心灵被摧残、被扭曲的状况,只读妇女史、娼妓史等所记载的史料,就不能深切体会中国妇女曾经受到过的精神压迫的深切程度。潘光旦在接受和运用西方理论解决中国问题方面所具有的贡献即在于此。”[3](P423)潘光旦运用西方理论分析冯小青的影恋性心理,也是一种自觉的文学批评活动,因此它还具有文学批评学的意义。潘先生曾明确指出,精神分析心理学对于文学作品隐含意义的发现和阐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他说:“精神分析派出后,医学而外,最先应用其学说而得比较圆满之结果者为文学。……从此批评家得一新角度以作比较深刻之观察与分析,而一般爱好文学与艺术者,明乎一种作品之原委,亦从而加以谅解,于是文艺之意义益加醇厚,则可得而言也。”[4](P15~16)
从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角度来说,潘光旦先生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给我国当前的文学批评学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照和有益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反思的问题。
第一,文学批评的人文价值追求问题。
文学是人学,文学批评家解读过程中的“意义”生产理应帮助读者深化对人的认识。潘先生《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的价值,不只是对古代作家传记和作品的隐含内容提供了有深度的全新阐释,更在于他在个案分析中所倾注的对中国妇女性心理和两性关系的人文关怀,及其所达到的人性深度。时过60年,受西方后现代文论“削平深度”、“消解意义”的影响,当代文学批评却出现文学、文学批评独立化的倾向。文学独立的后果是丢弃了应有的现实关怀和人文价值,剩下的只是无意义的能指游戏;文学批评的独立,则导致批评家喜“新”厌“旧”,忙于建立一套又一套的解读程序,追求解读程序的自圆其说,遮蔽了文学作品隐含的社会人文内容。这种丢失了人文意义的文学批评,作家不看,读者也不看,被讥为“剃头挑子一头热”(李陀语)式的理论自恋。
第二,文学批评的科学性问题。
潘先生23岁时写的《冯小青考》交给国学大师梁启超时,即给梁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用奖励的口吻作出“对于部分的善为精密观察”的评价。这种评价就是对其科学性的肯定。众所周知,文学的“特性”,使情绪、心理的流露和意向的寄托,具有某种隐蔽性,存在某种“空白”,因而也就隐含着不同解释的空间和余地。但是,批评家的“意义”生产,仍然存在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科学性是保证阐释合理性的依据,是文学批评权威性和说服力的必要条件。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科学性更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转型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形成于上个世纪20年代,这也正是一大批在中国教育和科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归国留学生建立新的知识体系的历史时期。这批学者建立现代型知识体系的基础,就是“科学”和“科学方法”。[5](P162)这种共识,不仅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就是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也是认同的。当时的一位教育学家王风喈就说过:“理论要有科学的依据和证明,实践要遵循科学的方法,结果要有科学的统计。”[7](P417)潘先生所著《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恒久的学术生命力,正是得力于“科学”和“科学方法”。具体来说,潘先生这本书的科学性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有先于固有材料和本土经验的理论预设(“精神分析之性发育观”)的说明,这一说明,界定了他应该考察的问题和应该采用的方法,以及他所运用的“中滞”、“回流”等概念工具。其二,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这包括他考证作品真伪、了解创作背景和检索其他女性词人的过程中获得的材料。文学批评要摆脱主观随意的褒贬,就不能不重视这些材料的准确性、恰当性。其三,追求文学批评的思辨品格。潘先生擅长从批评对象中提炼出中国社会中至今仍然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女性变态性心理、两性性生活障碍、婚姻期望值与婚后失望之关系等),进行探索和阐发,这都是需要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的。
第三,西方文学理论本土化的取向和路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型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由留学生们直接带来的西方理论,这就使中国现代型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伴随着西方科学理论本土化(或曰“中国化”)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广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的高潮,创刊于1926年的《自然界》发刊词说:“最近三十年中,国内的知识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承认科学的价值。优秀的青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在国内外学校里攻究科学的,成千累万;翻译出版的书籍,风行一时,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照。”随着西方科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学者们提出了“科学的中国化”、“科学之国语化”等口号,认为:“今日中国之所谓科学,均来自欧美”,“如果科学上的名词术语,不能用本国文字语言为正确的表示,那么科学决不会有进步”。[7]西方科学没有被中国化,就仍然只是西洋的科学,不能成为提升中国人的科学意识的知识资源。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80年前就已经是一个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当时的科学家和学者们认为,能否“本土化”应由以下因素综合判断:西方理论被国人所理解并接受的广泛程度,引进的西方理论能否说明本民族的习见现象和固有经验,能否融入本土文化、形成新的思维习惯。在西方理论本土化方面,潘光旦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它为我们今天一直在关注的西方理论中国化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参照和启示。
首先,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前提是把西方理论学到家。从接受过程来说,潘先生在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前,已经在清华图书馆读完了霭理士的六大本英文原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当读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之后,又游学欧美,先后入美国达茂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优生学。游学期间,潘先生还亲见不少因“中滞”或“回流”而导致心理疾病的案例。从接受准备来说,潘先生具有本土文献和经验资源的丰富积累,有从读书中获得的对两性关系及性心理学浓厚研究兴趣。他生长在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阅读了大量古代通俗小说、野史笔记,以及父亲从日本带来的青少年性教育教材,他的读书,具有文献积累和理论烛照的双重特点。加上他处于借用西方科学理论建立中国现代型知识体系的特定历史时期,良好学术氛围与自身的主观条件,他对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事例就有入骨的理解和领会。
要把西方理论理解透彻,除了外语之外,还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在潘先生的同时代人中,具备这样的功力和素养是不稀罕的。但是由于现代科学文化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饱受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冲击、焚书坑儒式的“文化革命”的破坏、近年来商业消费文化的干扰,加上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愈演愈烈的弊端和学者个人的学术投机心理,像潘先生这样有深厚国学功底又精通西学的学者已属罕见。而那种如国外学者早就唾弃了的“追求时髦,堆砌动听而模棱两可的句子,杜撰标新立异的词汇,罗列连本人也未曾阅读的大量书目”[8]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章,却是层出不穷。
其次,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另一个前提,是引进的理论有较为广泛的接受者。接受源于理解,国外的科学理论只有其精髓被学术界多数人所理解,才能被接受,之后才能在各有特点的运用中与本土文化相融合。这就要求译介者在翻译中必须用读者所熟悉的本土经验资源去说明它,用符合本民族的语言表达习惯去传达它。如果理论和事例都是欧美的,就会使中国读者产生隔膜。它就仍然只是一种西方的理论,即使引进了也很可能被束之高阁,从而也就谈不上本土化。这种观点,是五四以后,讨论西洋科学中国化问题时形成的共识。他们认为,要实现科学的中国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本国的文字语言为适切的说明;第二,科学上的理论和事实,须用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来说明他;第三,还须回转来用科学的理论和事实,来说明我国民所习见的现象和固有的经验。”
《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实践这种主张的绝好例证。潘先生翻译西方性心理学的理论,一是力求国语化,“避免欧化语体”,“译者以为一种译本,应当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到他是在读一本中国书,和原文的中国书分不出来,越是分不出来,便越见得译笔的高明。”[9](P6)二是尽可能运用中国的文献材料(如冯小青的传记、作品,宋明清女性作者的作品)去说明他所介绍的西方理论,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霭理士《性心理学译注》更是这方面的范例,全书共计34万字,其中有10万字的注和附录,而“中国的文献与习惯中所流传的关于性的见解与事例”又占其中约7万字。[9](P6)三是反过来用西方的性心理学说明了许多中国古代的被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从新的角度发掘了像冯小青一类女作家的作品的隐含意义。
再次,它使我们得以明确,引进国外文学批评理论的惟一目的是解释中国社会固有的、突出的、反复存在的文化和文学现象。这就意味着,任何有引进价值的西方理论,都仅仅只是为发现和解决本土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观照角度,新的理论预设,西方理论并不等于本土案例分析的现成结论。我们若能通过运用国外的理论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才可以证明它的本土适应性。这是西方理论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潘先生接受和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读冯小青,获得了思考艺术、思考社会,揭示文学形象历史深度的新的理论支点。没有新的理论支点就没有新的问题域,因为材料本身是无所谓问题的。对文学现象的所有考察都是批评家发问的一种结果:每一种提问都包含着一种探测性的假设,我们寻找某个层次的现象及其原因,就因为我们的假设使得我们去期望得到某种结果。批评家预设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框架,是他学养、经验和理论水平的综合体现,它决定着批评切入角度的独特性,决定着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在文学批评学研究的立场上来看,潘先生站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支点上,对本土固有的、突出的、反复存在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的解释,既具有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又具有阐释的结果与预定目标的符合度较高的特点。潘先生自己也说过,小青的传记和作品,不用精神分析的性发育观和影恋说是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潘先生的批评实践表明,理论范式与阐释对象的对应性,使得精神分析的文学批评比其他批评理论在中国获得更高的可接受性,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上使用最多、成果最显著的外来批评方法之一。
第四,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转化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偏于即兴印象和情感体验,缺乏理论思辨。传统文学批评也强调“知人论世”,也有意义阐释,但这种阐释或者只是停留在“以心会心”的阶段,或者采取依据通行的“代码本”解说诗意的索隐方法[10](P86),“以心会心”和索隐方法显然与现代型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追求相距甚远,以现代型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转换,便是用有理论框架、有逻辑推演、科学性很强的解读模式来弥补其解说的空灵简略和主观随意。
潘光旦的《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尝试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明中国本土文献,走出了传统批评情感体验的阐释模式,具有模型建构、事实梳理、逻辑论证等现代演绎型批评文本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依托中国诗性文化的传统文学批评,常见文体是诗话体、书信体、序跋体、评点体,甚至采用文学创作的文体,如论诗诗。现代的文学批评更多采用演绎型文体。“所谓演绎型文体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按照某种一般原理和某种程式进行推导和解析。”[11](P90)西方文学批评史上,理论模型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方批评家的批评,不是由具体现象与经验抽象、归纳出理论模型,就是将某种理论模型推演、运用到具体的对象上。理论模型的特点是某种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适性、明晰性和抽象性,这一特点必然要以简化与舍弃现象与经验中的具体感性内容为代价,而正是在这种抽象、简化与舍弃之中,思维才得以逐渐把握纷繁芜杂的经验世界的某一层面的本质,获得对事物的某一方面的清晰的认识。潘光旦对冯小青的解读,体现了上述特点,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批评向现代转型的一个范本。
当然,潘先生对于冯小青的分析,只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形态。我曾经指出,从批评所追求的目标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强调社会政治作用的社会历史批评,追求意义阐释普遍性的科学主义批评,偏于情感体验和主观趣味的印象主义批评。[12]从文学批评写作者的角度,又可以分为新闻记者的批评、学院教授的批评和作家艺术家的批评。潘先生的解读,只是属于学院中的科学主义批评形态。中国古代的批评思维、批评方法、释义模式,在其他两种现代批评形态中如何继承、如何转型,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西方文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关系的论文专著中,缺少对像潘光旦这样文学领域之外的学者的研究,对他们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作出的贡献,缺乏细致的分析和应有的评价。当现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需要扩大到与研究对象一致的程度时,这种缺陷也许才能得以避免。不然,我们今天倡导西方理论(包括西方文论)中国化、建设现代性和本土化的文学批评理论,就会缺少一种宽广的历史视野和历史的纵深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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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霭理士.性心理学译序(潘光旦译注)[M].北京:三联书店,1987.
[3] 潘乃穆.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A].潘光旦文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5] 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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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翰•理查森.文学批评的增长[J].文艺理论研究,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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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先霈.圆形批评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 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12] 赖力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三种形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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