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与体制变革－－从电力工业的发展看信息技术对体制变革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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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高度垄断的经济体制因为现代信忽技术的发展而生发变革，从功效比较实证分析发现，世界现代电力工业的突飞猛进，垄断环节价值链条的解列，缘于信息技术而非经济体制在其中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当体制相对稳定的时候，是渐进性的信息作用维持着组织系统的稳定与发展－这是偏重于基础性作用方面的比较；当体制动荡突变的时候，是根本性的信息作用激发着组织系统的变革与创新－这是偏重于功效性方面的比较。静态来看，信息是体制的墓石，信息能够表征一切；动态而言，信息技术是体制运行的血脉，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体制的变革。　　

一、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 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体制的硬件与软件，均是由无数的信息构成的庞大集合，或称数据库。没有信息的体制是不存在的，少量信息也构不成体制。信息是体制的基石。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我们才建立起体制的框架。抽去所有的信息，体制必将崩塌。社会制度在变－持久亦变；政治经济体制在变－不断改变；信息更在变化之中－瞬息万变。
　　什么是政治体制？众议院、参议院、行政院怎样议事？当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多少派别来议论、辩论，时限又是多长，需要多少票数通过表决，都主要由既定的数据来决定，这些是定量的信息。派别的代表们又是从哪些群体中产生，以什么方式产生，这些是定性的信息。在这里，引申一个概念，即定性的信息，就是表征的客体没有直观的数据，比如议论。但是，定性的信息也是可以定量化的，比如议论某一个观点，赞成的可定义为“1”，反对的则为“-1”，不明确的可为“0”，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概率来表示倾向程度，议论的地点可用经、纬度表示；议论的时间可用时分秒来计；议论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设定量化数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信息都可定量，都可用信息规则对数据编码，都是数据。因为信息可以描述一切，包括体制。所以，枯燥的政治体制，就这样用抽象的信息表达了。
　　有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企业如何决策？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有3个层级，每个层级有其对应的权责，人员构成与表决行事，及至监事会的监督，也都可以用编码表征，即用信息表达。
　　理论上讲，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信息化。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罢，皆由一定的事物构成。宏观的国家层面、中观的行业层面、微观的企业层面和其间包含，皆可规则编码，成为特定的信息集合。体制的区别，在于信息集的差异。信息是体制的基石。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哲学家丹内特（Dennett，1987）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理论中。”这一观点也可以从信息哲学所宣称的研究纲领可以看出来，因为信息哲学的核心目标便是寻求统一信息理论。
　　更为重要的是，在涉及信息与体制的比较问题上，设问：是信息的革命促进体制的变革，还是反之；在相对稳定的体制框架里，信息革命的功效大一些，还是在信息相对稳定的境况下，体制变革的功效大一些？有些东西，与体制无关或者关联度不大，但却与信息十分关联，“9·11”的情报未能事先有效获得或处理，主要是信息问题还是体制问题？现代信息战争又是怎样地在短时期内使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甚至国家制度发生变化？如果这样来比较、来看问题，似乎就可以消除信息与体制是否可比的疑问。至于它们是否属同一个范畴的讨论，也显得没有必要。我们深思一下，体制与机制的比较，不也是这样？如此而来，信息也是完全可以与体制相比优先程度的。更何况这种比较同样具有实用价值。
　　
　　二、信息技术是体制运行的血脉
　　
　　何为技术？人们对于技术的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远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为人类活动的技能；后来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又把技术理解为机器设备；后来随着工业时代的大发展，东西方都有一些哲学家来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附带地对技术本质深入地进行了探讨。在这方面，可能是日本在工业时代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日本学者对技术的理解比较全面：即技术是观念的技术与物质的技术统一体（张伟，2003）。如此而论，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利用自己的智慧和自然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经验方法和技能的总和，从构成要素上看，是智慧经验、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三大要素构成；从结构层次上看，是以智慧经验为核心，以方法技能为中间层，以工具手段为外显层有机结合的综合体（李康，2003）。
　　信息技术（IT）不是外于人思想活动的单纯工具，而是思想的延伸和直接表达。表达个体思想的语言是我们第一种思想技艺，信息处理是从口语开始的。文字和书籍使人类能够储存、扩展和开发诉诸语言的思想，它是第二种思想技艺，信息技术的出现则为我们开发了第三种技艺，它使我们的思想在全球范围即时传播和反馈，并使思想以多种方式－－语言、符号、图像、声音、活动等－－获得表征（吴刚，2001）。
　　当今的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内在特征即一体化、综合化和多元化；二是外在特征即高速化、社会化和广域化（钱学成、张沁源，1999）。这两个特征，体现在对体制的作用和功效上，一种体制在走动，在前进，运行于平滑曲线状态；一系列的信息流在不断地运动、交汇、融合，波浪着体制的舢板。当一种体制在奔跑、起跳、腾跃，运行于锯齿折线状态，也是一系列的信息流在急剧地、大容量地、高速度地震荡、膨胀、裂变，似原子弹当空爆炸。体制的这两种运行状态，是不同信息技术作用的过程与结果。
　　渐进性信息作用。或称改进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对现有系统的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平缓的作用。对应于传统的信息技术。
　　根本性信息作用。或称革命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累积作用或突变作用，对现有系统引起的急剧变化或革命性作用。对应于现代的信息技术。
　　以电力工业为例，其有史以来，所经历的两个阶段就颇具典型意义。
　　第一个阶段，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实行的电力工业的高度垄断体制，有称“自然垄断”。电力的发、输、配一体化，政企未分，结果，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效率低下，电价不断推高，广大电力消费者被动地接受着低劣的服务。但同时，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电力工业发展壮大了，从我国1882年第一个发电厂在上海建设，到1949年，全国发电装机数量仅180万千瓦，人均用电8千瓦时。到2000年，装机容量达到3.2亿千瓦，人均用电1094千瓦时。全国乡村通电率达98%以上。电力技术与管理水平也不断在改进和提高。1865年电动力学的发明，1860年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为1920年大型发电站的动工建设奠定了基石；而20世纪电力网的设计和建设，使电力照亮了城市和乡村，人类的眼睛由此而亮丽。电力，不仅为社会工业化、电气化提供了灵活方便的强大动力，也为随后的一系发明创造注入了血液与灵魂：1901年的无线电报、1920年的广播电台、1926年的电视、1935年的雷达、1915年的半导体、1948年的晶体管、1946年的电子计算机、1956年的录像机、1959年的集成电路、1960年的激光器、1972年的计算机辅助成像、1975年的个人计算机、1969年的互联网络等等，都是工程技术在电动力学（1733-1865）和量子力学（1889-1929）指导下的发明创造，引发了新的技术革命，把人类社会送进了崭新的智能信息时代。这一连贯渐进性信息作用，反过来又改进着电力工业。
　　第二阶段，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世界掀起的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浪潮，或说市场化改革，迄今尤烈。核心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主要做法是对传统的发输配一体化的管理体制进行重组，在发电、售电环节引入竞争，电网继续垄断经营，则由国家依法实施监管。通过这一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电价水平，改善服务质量。英国改革十多年来，居民用电价格下降了26%，工业用电价格下降了23%；澳大利亚改革后，劳动生产率增长2.6倍，电价平均下降15%。这一阶段，正是电脑、网络为主体的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及广泛应用的时期，是根本性信息作用变革着电力工业。
　　百年维持，十年变革，这种电力体制数量级的层级跃迁，对信息技术实践性、物质性和异化劳动的奇妙之处的追根溯源，将在以下篇幅渐次展现。
　　
　　三、信息技术促使电力体制变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实行的电力工业的高度垄断体制，发、输、配环节一体化，又称“自然垄断”。造成资源不能优化配置，效率低下，电价不断推高，广大电力消费者被动地接受着低劣的服务。对“电老虎”怨声载道，但又徒唤奈何。传统的信息技术只能渐进性地发挥改良作用。图1给出的就是这种传统的电力体制运作模式。

　　
　　图1中发电G、输电T和配电D三位一体（Gi形式上具有多家），形成对电力消费者C的纵向垄断。公认的这种传统电力体制（“自然垄断”）定义为一个网络系统比多个网络系统更节省。“垄断”往往又与“低效”划等号：较低层的技术效率、较低级的系统效益和较低劣的服务效果。它与强调竞争高效、追求利润或财富最大化和以客户为中心的市场原则格格不入。那么，为什么还能附着在电力系统上维持百年？因为电力的特殊性－产供销在同一个瞬间完成，必须借助网络传送，一般不可大容量储存，安全度和可靠性要求极高，决定了传统技术无法将空间广域、时间促变的发电、输电和配电环节分开。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世界掀起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浪潮，也叫市场化改革，实质是根本性信息作用变革着电力工业，稳定的组织结构发生解体。随着渐变性信息积累，突变性信息因素计算机辅助管理系统（CAM）、管理信息系统（MIS）等现代信息技术出现，硬件和相关软件突破性发展，人们发现，自然垄断行业也可以从“信息流”上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甚至于体制的优化组合和区分，虽然发电、输电、配电不可从物理链上分开。但除中间的输电环节暂时还不能引入竞争之外，发电、配电完全可以敞开大门，对一切发电者、配电商及至直接电力用户开放。拥有现代手段的市场监督机构则依法规范电力市场的行为。英国、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发达国家已经拥有类似于图2展示的现代电力体制运作模式。


　　
　　图2与图1的最显著区别是i的取值，原来的i＝1（实质上），现在的i＝1，2，……，意味着1家独断专行的历史宣告结束。Pool是电力库，是信息处理中心。以澳洲为例，它是一整套联合市场参与者共同管理的集中操作电力系统所需的计算机、程序和规章，被看作具有中央市场功能，其两个基本成分是集中协调的调度程序和现货（实时）市场。前者用于每天的电力电量平衡和中短期负荷预测，后者用于发电商和市场用户在Pool售购电能。现货价格按半小时内每5分钟边际调度价格加权平均计算，在交易当天每半小时结束时公布。在配电与用户、用户与发电之间，可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直接联络、优选对象和优化物品。而S为电力市场监管，对整个市场的监督则更需要复杂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全面支撑。
　　传感遥感、遥测遥控、记录计算、高速度、高质量、高智能、多功能、多品种地采集、存储、处理、交换、传递、展示，多元素竞争，多目标决策，多数据编码集合，人机交互，大容量、高效率运转着生产营销、管理决策，信息流越过自身的历史长河，奔涌于汪洋大海，倾覆了原先体制的舢板，推载起新体制的巨轮远航。
　　英国在经历了1990年在配电网上的尖峰负荷大于1000千瓦的用户（约5000家），1994年大于l00kW的用户（约55000家）等先后限制后，1998年4月，任何用户都可以自由选择供电公司购电，1999年开始电力期货交易，从而形成了发电公司间和供电公司间的竞争局面。输电网和配电网也从初始的垄断经营，发展到输配分开，并形成了输电股份化、配电充分竞争的格局。2001年3月27日，新电力交易规则（N ETA）施行，以多个市场和双边合同取代强制性电力库，范围更大、程度更深、操作性更强。不仅给出了阻塞调度费的计算方法，而且就网络约束对其他市场的影响、如何对付市场投机行为、国家发电公司在新的市场模式下的职责等问题进行了新的尝试。规范了上游竞争机制、强化了下游竞争参与，建立了电力期货市场，通过即时竞争与长远竞争的交融，促使电力企业不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达到既推动电力工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又保护电力消费者利益的双重目的。改革10年来，2000年4月与1990年4月相比，一般家庭的电费从352英镑降到了246英镑，工业电价下降了31%－35%。
　　在阿根廷，改革的主要效益是电厂可利用率从1992年的48.1%提高到1997年的78.2%；同期装机容量从1500万千瓦上升到2000万千瓦，平均上网价（电量加容量价）5年内降半。每千瓦时电价从1992年1－4月间的平均4美分降到1997年同期的2美分。
　　澳大利亚自改革以来，政府部门、电力公司和立法部门的工作同时进行，电力法一边修改，电力企业一边进行改革（Bradford，Egger，2001）。发电与输配业务彻底分离，即从管理上和产权上分离（Lamach，2001）。可靠性和稳定性大大提高，促进了全国联网及输电系统的强化（Egger，2001）。劳动生产率增长2.6倍，电价平均下降26.03%。
　　以上例证充分地证明，长达一个世纪的电力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被近10年来信息（现代信息技术）作用瓦解，进入第二阶段，发生了根本性的体制变革。其间表达的信息技术实践性、物质性和革命性，展现出信息优于体制的哲理光辉和社会意义。
　　信息技术的革命保证和促成了电力体制的变革与创新，从而也促成了市场机制登陆电力网络系统。实际上是信息技术从量变走向质变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量变引起质变、生产力反作用于生产关系的巨大胜利。
　　弗洛里迪提出的信息哲学已经是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具体理由有：（1）它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2）它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3）它能与其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一种系统的处理。技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系统，已经十分成熟，它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如站在技术边缘外，把技术视为黑箱的、海德格尔的对技术的哲学反思，以及从文化、生态、伦理等领域的对技术批判等人文技术哲学传统，这些研究具有宏观特征；在技术内，把技术视为对其他研究领域有工具作用的如人工自然、技术创新等工程技术哲学传统，这些研究具有中观特征；还有就是打开技术黑箱的对人工物、技术设计等的经验性研究，这些研究具有微观特征（王德伟，2003）。
　　在所谓十分民主的西方政治体制框架里，信息的运用也是优于体制本身的运行的。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政府行政模式、体制、机制变革的时代已真正来临；居民、企业所期望的、消除了“信息黑洞”，并尽可能克服了“信息灰箱”缺陷的，依法、高效、廉洁、公平、公开行政的制度化政府，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可行的基础。现代信息技术作为现代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正在改变着社会的经济结构，还将改变社会的上层建筑（雷晓明，2000）。即使在一个高度垄断集权的政治体制框架里，如果信息不发生超过允许值范围的阻隔、偏误、衰减，则这种政体是十分有效率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将这种类似现代作战体系的政体予以装备，使“层级”决策“扁平”化。可喜的是，现代信息技术做到这一点已经没有任何技术问题，有问题的是它涉及到的利益再分配和权利的丧失－毕竟这是一块肥沃了几千年的寻租地，当然也有技术对劳动的异化带来人们的不适和社会的不安，使决策者们难以痛下决心。但是，当今的企业、行业、地区甚至国家，已经不得不从传统的人财物为主的竞争，转向以现代时空战场为主的信息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