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全球化的“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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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印度国内外之所以如此乐观的原因在于，印度颇为成功的民主体制与该国领导人有关融入全球经济的远见结合在一起。然而，为了巩固改革的势头，挑战在于让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作者：世界银行高管丹尼?利浦泽格(Danny Leipziger)和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7年5月16日 星期三

现代全球化辩论涉及许多重要问题：治理、监管和风险等。而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衡量，哪些人从中受益，哪些人遭受损失。

持续高增长的现象正在发展中国家蔓延。无论是速度还是范围，这都是历史上的独特现象。与全球经济接轨并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也使这一切事关重大。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不平等问题经常会加剧，因此，需要制定国内政策来缓解受损失人群承受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处于收入分布最底层的10%人群，过去10年的收入增幅为42%，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增幅为115%，而10%最富裕人群的收入增幅为168%。这些都是很大的数字。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但并不平等。在印度等其它发展迅速的国家，也可以发现类似现象。


美国的收入分布模式与此略有不同。过去20年中，美国的生产率和实际收入均有所增长，但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增幅低于收入底层和顶层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增幅为0.4%，高收入群体收入增幅为1.25%；在一、二十年的时间跨度里，这些小数字带来了大变化。

在美国和其它发达经济体，收入分布的变化并非完全归因于全球化。全球经济使得工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但还有其它推动力。税收政策就是其中之一。信息技术(IT)是另外一个。信息技术的一些特点是节约劳动力——这是一个国内现象，与外包或全球经济无关，但却伤害了一些工薪阶层。最近的现象出现在服务行业，在这里，劳动力供应没有地域限制，同时，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正引发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而影响了收入。

全球化在整体上是一个正和游戏(positive sum game)，但总还是有赢家和输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保护主义声浪日盛。这些声音必须得到控制，因为孤立的代价过高（就放弃的增长潜力而言），特别是在全球较贫穷的国家。因此，一个更好的政策是，利用全球市场的好处，同时寻找合理的国内政策，尽可能减少收入分布不均所产生的代价——这是所有走向全球化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印度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经济巨人。过去15年里，印度日益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并已开始在许多市场的竞争中取得成功，首先表现在服务业，但目前已拓展到更为广泛的领域。虽然许多人认为，改革和全球化势头不可逆转，但还是存在阻力。与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一样，印度内部也有一些反对声音存在，其理由就是公平问题。如果被这些声音左右，就可能退回过去因公共部门主导一切和缺乏开放而带来的种种问题。

与许多其它国家一样，关于全球化的争论往往会（有时故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政策挑战上转移开。印度已经有了一个发展迅速的服务业，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剩下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更优化和更合理的补贴，更有效的教育和就业市场改革，以及规模更大的公共行业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这将使印度完全参与到下一波制造业发展之中，并提高参与高增长行业的人口比例。

在印度国内外之所以如此乐观的原因在于，印度颇为成功的民主体制与该国领导人有关融入全球经济的远见结合在一起。然而，为了巩固改革的势头，挑战在于让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美国经济中也存在类似问题。虽然全球化提高了生产率和收入，并大大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但有数据显示，净所得并没有实现公平分配。在美国，收入中值的相对下降就是个问题。如果我们要继续拥有一个高效率、灵活和创新的经济，那将出现“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和震荡。

这种动态需要两个支柱：帮助个人实现就业转型的计划，以及可靠的社会保障和获得教育卫生等基本服务的保障。

这种保障绝不能因经济活动和个人境况出现低潮或波动而发生变化。为了拥有一个开放的经济，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比以往更有保护性的经济。这是一种取舍。决策的艺术，就是在设计这些保护措施的同时，将对流动性和效率（这是创造就业的支柱）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美国、中国和印度就是这种挑战的例证。我们需要适应一个因科技和全球市场力量的作用而迅速变化的全球经济，并制定政策，让人们普遍享受利益的增长及分配，以此进行平衡。

利浦泽格是世界银行副行长。斯彭斯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两位作者分别是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