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缺乏企业家精神驱动 国企内充满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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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缺乏企业家精神的驱动




  从经济增长的长期意义来看，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四个轮子，缺一不可。当前的中国，前三个轮子有了雄厚的基础，需要大力发展的是第四个轮子——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这样，经济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贾品荣



  为何国企难有企业家精神？



  有“企业家之父”美称的美国管理学家熊彼特道破企业家的本质：企业家能够预见新的投资领域与新的赢利机会，敢于冒险，敢于投资，从而谋取利益。企业家不是投机商，也不是只知赚钱的守财奴，而是一种大胆创新、敢于冒险、注重积累的开拓型人才。



  改革近３０年来，“三个有利于”是衡量一切经济工作的标准。企业家的素质标准，是否也应该以其经营管理才能和创新精神为主呢？既然承认改革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动力，那么，衡量企业家是否也应把有无改革精神、创新思路放在首位呢？



  对于国有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来说，是“谁把企业搞好赚钱，我就支持谁干”，还是“只要你听我的话，赔了钱我给你补”？不管本事大不大，就看听话不听话。结果是，有棱角、有主见的企业家变成了“听话型”庸人。“听话型”庸人的标准是：理论联系实惠，表扬与自我表扬，密切联系领导。



  按照这样的标准选拔企业家，可以说是四平八稳，八面玲珑，甚至平步青云，但对于中国经济有无丝毫贡献呢？这样的官商损失了多少国有资产？



  按照这样的标准选拔企业家，真正的人才会识相而退，留下一帮庸人刚愎自用，国有企业的前程为庸人所断送。这里并不是说人人愿意成为“听话型”庸人，当大家看到能人很快被排挤出去，“听话型”庸人得到提升，组织中的“合理筛选”趋势得到强化，于是，组织种下了“听话型”庸人的种子。



  按照这样的标准选拔企业家，挫伤了不唯上、不唯唯诺诺的企业家的积极性，他们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角色，是什么决定自己的命运。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相当比例的国有企业家最关注的不是企业利润，而是上级主管的个人评价。



  由于国有大型企业缺乏企业家的选拔和成长机制，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企业管理中受制于政府太多，不能体现企业家的精神。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造成了对企业领导人约束的弱化，导致了少数人独断专行，腐败现象无法遏制。在西方，企业家面临的不确定性来自市场；在中国，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有的来自政治因素，有的来自产权和收益制度。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一些国企各级管理人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害怕变革和创新，琢磨上级意图，保住自己的位子。虽然少数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领导人通过大胆创新，创造了企业在某一时期的辉煌，但这种状况通常难以持续。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中国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并不知道资产对谁负责，企业利润在哪里，却弄出了不少正厅级、副部级“企业家”，“现代企业”中充满了计划经济的痕迹和官僚主义的意志。



  同时，有些人对企业家的人性假定过分理想主义，认为通过树立无私奉献的典型指引就能使众多的企业家去效法。这只看到了人性效率而没有看到制度效率。社会中，不乏无私奉献者，但毕竟是少数，而且动机各异，想单纯通过精神引导，有效也有限。这正是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体现。正确的引导是把管理学上的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有效。



  民企的企业家精神为何不足？



  首先，垄断行业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千方百计阻碍民营企业的进入。这是违背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原则的。改革近３０年来，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享有了绝大多数资源分配权，他们并不代表现代工业文明，也不代表国际惯例，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改革近３０年后，中国民营经济最大的障碍是如何冲破既得利益集团设置的层层障碍。中国一些优秀民营企业可以整合国外企业，但无法整合国内企业，限制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经营步伐。应使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其次，民企“融资难、担保难、办事难”不容忽视。客观说，目前“三乱”，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已经较为少见了，但是“三难”，即融资难、担保难、办事难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中小民企在起步阶段，大多数都是自筹资金。而仅靠自筹资金，企业就很难做大做强。所以政府应在加强自身的服务功能的同时，给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让其快速成长壮大。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难点在政府，希望也在政府。政府要为企业创新创造一个融资制度。



  再次，由于计划经济体制长期排斥民营、责难民营，一些民企存在“大企业管理幻觉”。我们相当一部分民企垮台的原因是，在取得一定成功后，就进入多元化。一些民营企业家在某事上一旦取得成功，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往，过分夸大主观作用。当一些民企成功地渡过培育期、进入成长期之后，展现在企业面前的是一片崭新的天地和众多的机会：创业的成功使民企的经营者充满着自信，逐渐丰厚的利润回报也使企业有了扩张的一定实力。有些民企经营者误以为其成功经验可以在多种行业中普遍适用，如法炮制，于是大踏步地进入多个行业领域，甚至是自己毫不熟悉的非关联领域。比如由制造业进入金融或房地产领域；或者反过来，由金融、房地产业进入制造领域。殊不知，善搞生产的就不一定善于搞投资，反之亦然。因为这两个领域对人的天赋要求不一样，很少有人能把两项同时搞好。经营企业，需要获得核心价值观及行为模式上的一致性，确保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盲目扩张失败的原因还在于一些民企成功地跨越培育期，会引来众多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在中国这种特殊文化背景下，更是如此。众多的模仿者和追随者的出现，会使竞争骤然加剧，这会破坏民企原有的主业投资计划，可能使民企不得不动用超出预计数倍的资金才能维持在主业中的优势地位。但是，这时民企已经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领域里边去了，分散的投资不仅会使它分散精力，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形不成真正的战略优势，又必须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结果顾此失彼，穷于应付。



  从深层次上分析，一些民企俨然把自己当成了大企业（或许在当地是相对较大的企业），甚至不愿将自己列入中小企业，正是这种“大企业管理幻觉”，导致企业的老板从创业时的自信转变成自负，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管理组织架构，刻意体现层次管理而降低了效率，盲目追求规模而增加了隐性成本，过度贪求市场效应而增加了广告宣传费用，不切实际的多元发展分散并耗费了企业有限的资源。结果是，企业和老板的知名度更大了，效益却降低了。一旦因为资金断链，这些企业就面临着发展停滞甚至倒闭的危险。飞龙、三株、巨人、郑州亚细亚等企业的败局原因就在于此。中国民企的这种“大企业管理幻觉”，更多来自于老总的深层次自卑和虚荣，希望获得公众良好评价，而来自于一些传媒的不实在的吹捧也加速了这种心态的扩张。再深究原因，是计划经济长期排斥民营、责难民营的后果。



  民企的发展，难点在政府，希望也在政府，需要政府更大的支持。民企的最大贡献是能满足多种多样人的多种多样需求，这种多种多样不是“加”起来的，而是“乘”起来的，带来了我们现在社会经济的繁荣。

企业家精神不足的微观根源



  除了体制原因之外，公司治理制度的不完善是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不足的微观根源。



  大多数中国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内部没有一个好的激励与制约机制。在国有企业，一把手的决策失误无人过问；在民营企业，总裁的失误除了让企业破产外无法纠正。



  目前，我国的许多民营企业体制混乱，“三会”形同虚设，甚至没有，基本上就是家长制，一人说了算，这是非常危险的。有一家内部控股、股票不上市的私营公司，ＣＥＯ个人持有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高达６０％。从利益机制设置来看，不存在任何的“代理人”问题或“短期行为”问题。除了ＣＥＯ以外，其余１０多个股东为公司早期创业人，都是和ＣＥＯ一个村镇的人。因为是一个内部控股的私营公司，没有真正的董事会制度，一切由ＣＥＯ个人说了算。虽然，这种制度在创业初期，有助于指挥棒号令有效——公司经过１０年的创业从一个小厂发展成为资产规模３０００万元的中等企业。应该说，没有人怀疑ＣＥＯ的个人能力。他从创立公司起，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天，对公司的任何细节都了如指掌。他表现出的超人的意志力、容人的大度、令人信服的商业感觉——这些不同凡响的禀赋是公司初期成功的决定因素。然而，公司后期的发展却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恰恰是总裁个人的“优秀品质”束缚了公司成长为优秀公司的手脚。总裁的超人意志力被刚愎自用代替；无往不胜转化为盲目发展；惊人的直觉也演变为决策随意，结果决策失误一而再地出现。



  民营企业如此，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有股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往往藕断丝连。一些国有股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的资产、财务、人事混淆不清，原先的总经理摇身一变被任命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控股股东还遥控着上市公司中层的任命。所谓的“上市公司”只是一个虚拟的形式。这样的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监事会成员大部分由公司管理层的直接下属兼任，形同虚设。至于股东大会，也是国有股控股股东的“一言堂”。可以说，中国不少国有企业上市后与改制前没有实质性变化。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权力博弈成了焦点——中国的董事会往往呈现出一种政治实体而非经济实体的特征。国有企业董事会的成员通常由企业的股东单位或上级管理机构委派，他们代表着各种利益集团，这使得中国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为一个松散组合的“个体户集中营”，成员彼此价值立场各异，在公司的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上难以达成共识，一盘散沙，决策低效。董事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玩弄权术和争夺控制权的场所。各种矛盾在此汇集、聚焦、扩散，应有的战略功能丧失殆尽。许多公司“五分开”实质上并未分开，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及时、不完整，而且操作越来越隐蔽。上市后业绩的起起伏伏，看似战略有误，实质是公司治理的先天不足。



  在管理学上，科学决策机制的形成受制于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是指股东、债权人以及利益相关者，为保证企业正常有效地运营，由法律和企业章程规定的有关企业组织机构之间权利分配与制衡的制度体系。



  治理结构中有何难点？



  难点之一，我国８０％－９０％的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尽管上市的民营企业在性质上已成为公众公司，但民营企业上市后由家族控股，股东层与经理层合一。这样就不能很好地激励职业经理人。



  难点之二，国有公司最大的问题是激励不到位，约束和激励要同步提升。很多国企高级管理人员创新不足，就在于只有保健因素，而无激励因素，约束因素更谈不上。应从制度建设与结构设计两方面，加大激励约束力度。



  难点之三，让核心员工分享经济剩余。做企业有三个层次：一是创造价值，主要是企业内部创新精神的升华；二是维护价值，使企业战略得以延续；三是分享价值，企业股东、员工、消费者分享经济剩余与成功。然而，在中国，维护价值不易，分享价值更难。不少企业管理者不愿与员工共享价值，在这些人看来，核心员工只是高级打工仔，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分享经济剩余回报的权利。长期下去，核心员工创新精神必然受阻。



  为何美国富有企业家精神？



  进一步说，与中国相比，为何美国富有企业家创新精神？原因有四：



  首先，追求创新精神。强烈的创新精神塑造了美国企业文化。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其文化源远流长。它植根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英国文化传统和法国启蒙思想。美国文化最初是移植文化。美国的前身是英国自１７世纪初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先后建立的１３个殖民地。英国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而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起点较高。美国文化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文化。它是一种开放文化，又是一种宽容文化，它兼收并蓄，各种文化现象都可以产生并存在。这是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基于美国人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民族精神，美国人追求的价值观可概括为：要生存，就要充分地展示你的个性和才能。著名管理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美国有一句谚语说得好：“美国人的事就是办公司。”



  其次，管制约束少。美国减少政府管制，一方面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缩小权力寻租空间，降低权力寻租发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减少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干预的领域。由于具有公共产权的稀缺资源数量降低和范围缩小，有助于形成明晰的产权。在美国，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促进自由竞争的色彩。政府管制减少的结果是，个体去当私营企业主，小私营企业主变成大私营企业主。私营企业主的增多、大私营企业主的增多，必然意味着劳动力需求增多，在劳动者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必然导致就业的增加或者工资水平的提高或者两者同时发生，这自然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收入水平和财富积累的增加。



  再次，对竞争的追逐。在美国，成功之路崎岖不平。要获得成功，需要通过竞争。美国是个竞争十分激烈的国家。体育竞赛都要分出胜负，并把这种原则扩大到整个社会生活，从竞选总统到应聘工作，都有激烈的竞争。打分、评级、数字比较在一切可以想象的生活领域中进行。许多美国人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参与意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尝试，都能够办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取胜成了美国人的一种狂热。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只有竞争充分的市场才最有效率。



  最后，容忍失败。宽容失败是美国企业有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失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强生公司总裁如此说；３Ｍ公司总裁也说：“我们公司的确碰巧‘撞’上了一些新产品。但永远不要忘记：只要你想前进，那么你就只能去‘撞’。”不仅企业家对员工宽容，而且社会也对企业家的失败持宽容心。



  然而，中国缺乏宽容失败的环境。人们不敢创业，害怕失败。因为，在一些中国人的骨子里，对失败者不是雪中送炭，而是喜欢落井下石，缺失的是同情心。结果大家都不去创业，在旧体制里混。我们这个体制难以培养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多少企业家的故事告诉我们，“小荷初露尖尖角”，就会被打压下去。长期下去，企业家精神越来越差。



  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的五大政策建议



  从经济增长的长期意义来看，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共同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四个轮子。四个轮子，缺一不可。当前的中国，前三个轮子有了雄厚的基础，需要大力发展的是第四个轮子——大力培育企业家精神。这样，经济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如何培育企业家精神呢？战略关注点有五个。



  第一，只有经济法制健全，产权完整明晰，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并允许在此框架内拥有广泛的思想自由之时，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企业家精神的迅速提升。劳动力、资本、产品和思想的自由市场，是企业家精神最肥沃的土壤。



  第二，破除行政垄断，进一步鼓励外国投资中国。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和追逐利润是确保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动力。正如运动员在试图超过其竞争对手时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一样，当竞争优胜者获得财富，而落后者则可能破产之时，企业家会受到刺激去不断创新，改进产品和工艺流程。因此，破除行政垄断，引入竞争者，是确保企业家精神的根本。



  第三，税率较低而且可以预测，腐败行为又比较少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才有可能蓬勃发展。



  第四，政府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可以帮助培育企业家精神。如，扩大对农民的技术服务，教育公平，创办更多的管理学院，则会使企业家精神形成氛围。



  第五，从微观治理层面破题。培育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就必须完善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以及相应的科学决策机制，最大化核心员工的创新效用，从而诱导企业的创新行为。当务之急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实现股权多元化，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强有力的公司董事会。然后通过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理顺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企业的经营领域和核心业务，形成在特定领域的竞争优势，并以此整合外部资源，理顺母子公司关系，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在本文结束之际，让我们重温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是企业创造并增加了世界的财富。当企业顺利运作时，无论人们是否节俭，社会财富都会随之集聚起来；而当企业停滞不前时，无论人们如何节俭，社会财富都会逐渐坐吃山空。”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