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全民道德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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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慎坤


      有学者认为当今是中国五千年的盛世，如果单纯以物质财富来说，似乎可以称得上，但改革开放以来，国人渐渐感叹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心不古。

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现在国民经济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我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与便捷、自由与进步等“市场红利”的同时，也越来越严重地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在逐渐增多。其中，赚钱方面，什么钱都敢赚、都要赚，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不择手段；另一个是花钱方面，想尽办法逃税避税，尽量压低甚至克扣个人工资，环保项目不肯投入，公益事业难觅身影，奢侈品消费却异常红火。

中国社会现在是道德沦丧。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不是台湾，更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全民道德的沦丧！中国人的道德底线已荡然无存，造成现在的种种社会生活混乱无序。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没有发生过像现在这么道德沦丧、道德败坏的时期，而且道德还要进一步恶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国家都响亮。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当下的中国正在讨论的却是建立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根本谈不上去建设更高的毫不利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人的道德是怎么败坏的？从表面上看，是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开始的。如果道德沦丧是市场经济的道德特征，我们宁愿不选择市场经济。但事实上，为什么西方任何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出现如此道德沦丧的情况呢，显然，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源的论点站不住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但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社会的道德伦理机制。几千年来，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国的道德传统完全是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之上的，现在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社会，我们的道德伦理教育要么停留在以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阶段，要么祭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法宝，但这些道德教育都解释不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各种现实，与社会现实相脱节和矛盾的道德教育显然不能再作为支撑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基础。

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发展了几百年，而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是经济学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亚当·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留下了两部传世佳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国富论》）。他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看不见的手”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在《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却长期未被我国思想理论界所关注，而这两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

据说，19世纪末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了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派人向英国取经，发现了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并将这两本书带回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明治天皇借鉴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并结合日本国情治理国家，日本逐渐强大了；而中国呢，辛亥革命前，严复先生于1901年翻译了《国富论》，却把《道德情操论》留在了英国。“五四运动”期间，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西方的各种理论学派和著作大量涌入中国，但奇怪的是，其中竟没有市场经济社会的伦理学基础著作《道德情操论》，由于思想理论界对《道德情操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直到今天，中国也没有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伦理观。中国最早《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是在1997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被整整耽误了96年，这实在是中华民族之不幸。

为什么说《道德情操论》建立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呢？因为亚当·斯密在这部伦理学巨著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说明了商业产生自由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了解，则不可能理解市场经济社会的形成和西方近代文明的进程。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18世纪，英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西方传统的道德学家们仍坚信“贫则德高、富则腐化”，赞美古代社会为有德的社会，近代商业社会则是“奢侈、堕落”的社会。当时的学术界及社会舆论，普遍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是否会堕落。当时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皆认为：商业化的发展必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衰败，终将导致人类文明的衰退。

亚当·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现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与传统道德学家们完全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首先指出：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主体皆基于“利己心”而行动，它还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基本心理驱动力。然后指出：“美德就存在于对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的的追逐之中，而节俭、勤勉、诚实等美德一般是从利己的动机中养成。”

亚当·斯密将其伦理学研究建筑在激发利己心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地心理驱动力。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这样的理想，在现实中不过是不正常的、特例而已。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无需道德说教，市场化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并实现良好道德、伦理的场所。它不仅拥有自动调节社会资源分配的经济力量，还具有自动调节人性，使之趋向公益的道德力量。

亚当·斯密还提出，自由和独立的人格是自然产生美德的两大条件。随着商业的发达，市场社会的国民在经济上自立为生的过程中自然会具备道德涵养，勤勉、谨慎等美德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养成。相反，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下，家丁、佣人因其人格不独立，必然会道德败坏。

1831 年，一位年仅25岁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后，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经典著作中无限感慨地谈起美国的民主。在那里，几乎没有人作一心为公、自我牺牲的说教，但是人们相信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的价值，而且决不乏牺牲精神的表现；人们也绝口不谈德行是美好的，但是人们坚信德行是必要的，而且每天都按此信念行事。所以，尽管美国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非常强烈，他们拼命追求财富，但却很少乱来；他们的理性虽然不能抑制他们的热情，但却能指导他们的热情。这就是亚当·斯密道德理论实践的最佳例证，由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亚当·斯密理论的典型实践者，因此其国民道德水准、伦理意识普遍较高。

理解了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也就不难理解美国的民主，不难理解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将数百亿美元巨额财富捐献给社会的慈善行为，他只不过按照亚当·斯密所奠定的社会道德准则行事，钢铁大王卡内基、“股神” 巴菲特的慈善行为不也是对亚当·斯密道德理论的忠实履行吗？因为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社会的国民富而有德，因为国民在追求富裕的过程中进行了道德修炼。

跟儒家思想在中国一样，亚当·斯密的原著虽然比较晦涩难懂，但其伦理思想在西方的影响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学说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主流道德伦理标准，已经渗透到每个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的骨子里面。这些国家的政府就是要让所有的国民，包括从婴儿到老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作为一般的国民，不需要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遵守法律，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富裕与道德就可以同时实现。

作为市场经济的圣经和商业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伦理学说已无须冗言论证。但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人群长期以来对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了解甚少，在这种背景下，亚当·斯密的商业道德哲学能否结合中国的国情，逐渐形成新的市场经济社会条件下的道德标准，尚是个未知数。

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有很大的虚伪性，其伦理学原理上存在着根本缺陷：虚伪地否认人类本性，否认人具有“利己心”这一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所以难以让普通民众信服。更大的问题是，中国从没有进入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以中国原有的任何一种道德哲学也无法解释商业社会的各种现实，很多道德说教甚至是与现在的市场经济完全矛盾的，所以主张回归道德传统的论点可能会使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更加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中华民族走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但是，我们仅仅借鉴了市场经济的硬制度，却没能借鉴市场经济的软制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没有跟上，造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使得原有的价值观没人信奉，而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国社会的道德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没落的连同新生的许多道德观念混杂在一起，尚没有形成被普通大众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标准。缺少适当的道德理论引导，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作用，中国人也就无所畏惧，不择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来。

按照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国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这些都是违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商业道德伦理而种下的恶果。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几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制度就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例如：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商人的腐败和堕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得垄断和超额利润上，导致腐败的产生和社会道德的败坏。“如果取消了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等，……则商人阶层亦会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从封建遗制看，诸如限制劳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法律（居住法、学徒法等等）皆妨碍人们的勤勉、正直。诸多封建性特权（如长子继承法、永久所有权等）皆妨害人之本能—节俭。显然这样的制度一旦废除，则依人之本性，自然会勤奋工作，节俭为生。

选择了资本主义并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主要看这个国家市场的自由竞争程度。从这一点上来看，俄罗斯和南美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也不是市场经济社会，而这些国家的国民道德水准也不尽人意。可见，如果中国消除不了特权、垄断以及不劳而获的各种根源，让社会中的特权阶层继续依靠权力和关系去掠夺财富，而不是让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去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和幸福，并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商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目前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混乱状态就难以改变，也就无法防止整个社会的道德下滑。

在纯理论意义上，就像吃饭之于人类是一个生存必须，道德之于资本也应该是一个生存必须。这正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说的，“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也都能增强企业实力，带给企业繁荣与利润。”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本是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的，企业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过来，企业给社会带来损害，也就是在给自己带来灾难，因为任何企业均无可能生存于真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