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双语教育中的文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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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双语教育中的文化目标
董霄云
http://202.121.15.143:81/document/2006-2/gj060216.htm

　　一、我国双语教育中文化目标的缺失

　　我国双语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专家学者以及双语教育工作者似乎已经达成了如下共识：我国开展双语教育实验最直接、最主要的出发点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正如华东师大双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斌华教授所言,“客观地说，我国目前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并不是源于种族同化、文化认同、社会稳定的需要，更不是基于民族和谐共处、避免国家分裂的考虑，其最直接、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提高英语水平，培养双语人才，满足国家、地方和学生未来发展的需要。”[1]

　　2004年9月24日，《文汇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五成外企管理人才跳槽解密”的文章。文章称，有经济学者对浦东33家著名跨国企业就业的中国MBA人员进行了为期6年的跟踪调查，发现这些企业不少年轻、高学历的管理人员由于文化冲突被迫离开公司。[2]应该说，这些MBA人员，其英语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然而，由于文化碰撞和冲突，最终不得不辞去工作。如此尴尬的结局为我国正在实施的双语教育敲响了警钟：重视双语教育的文化目标刻不容缓。

　　反观国内有关双语教育目的的探讨，惟独缺少了“文化”这一维度的考察。长期以来，我国英语教学深受工具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武器，人们利用它只是为了日常交际和交流思想；语言的交际过程被简化为：“编码-发送－传递－接受－解码”，隐藏其间的文化元素则完全被人们忽略。

　　二、语言与文化的“深层通约”

　　语言的产生滋生于文化现实的沃土。人们通过感知，即依靠视觉、听觉、触觉、味觉、闻觉乃至直觉的主观心理，对外部的文化环境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和联想，最终形成概念，而后以语声化的形式反映在语言之中。因此，语言与文化现实密不可分。

　　1．词汇与文化环境

　　不同语言中的词汇代表了其所属国家或民族的地理、气候等环境文化因素。以“雪”为例。爱斯基摩人终年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他们对雪的观察感触异常细致、真切。对他们而言，冰川的雪、地上的雪、融化的雪、飘落的雪、早晨的雪、夜间的雪等等竟是如此不同，根本无法用一个词予以概括。同理，在日本等沿海国家，人们表达“鱼”的词汇就异常丰富；而在阿拉伯语中，目前还保留着几十个与骆驼有关的词语。

　　词汇还能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例如，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语言中一般无树、鱼、鸟等抽象的属称，他们宁愿对每一种树、鱼、鸟命名；他们的语言几乎没有抽象性的形容词，如硬的、热的、圆的，却用具体物象的隐喻方式来表达，如“像石头一样”表示“硬”，“像大腿一样”表示“长”。土著人的语言为什么如此偏重具形思维呢？人类学家发现，渔猎文化生存形态中的土著人以及原始人类，从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都与自然融为一体，各种动植物以其最具体、生动的形象呈现在他们面前。识别这些具体的动植物比抽象概括更为重要。因此，生存的需求迫使土著及原始人偏向具形思维，并且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他们的语言构造。

　　即使追溯到现代，不同地域的环境文化使人们存有异质的思维方式和隐喻联想，反映的词汇也迥然不同。例如，莎士比亚有首著名的十四行诗，开首是“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在这首诗中，他把爱人比作夏日。之所以有这样的比喻，是因为英国的地理气候使得其夏日是一年四季中最为怡人的季节；而在中国，大多数地区酷暑难当，因此很难想象有如此的比喻。据此，有人认为原诗中的“summer”无法译成对等的汉语，笔者却认为完全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不过，教师必须给予必要的解释。这样，非但不会造成误解，反而容易加深学生对英国地理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2．句法与文化心态

　　句法不同反映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心理。有专家分析，汉语句式倾向“内查反省”，英语句式倾向“责任外托”。

　　例如，汉语中的句式排列是对现实的临摹，英语句式则浮动于现实之上。如“他坐飞机到这儿”这个句子，“坐”和“到”同为谓语，只分先后，不分主次，反映了汉语句法与经验同构的自然文化心态。

　　3．东西方语言中的隐喻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在喻性语言中，人们会用本土文化中一些常见的事物来设喻。例如，汉语习惯以“瓜子脸”、“樱桃小嘴”等形容女子的长相，而英美人则分别用“heart-shaped face”（心形脸）和“apricot lips”（杏般小嘴）来表示；中国人说“米黄色”，而英美人则用“奶黄色”（creamy）代替，究其原因，可能大米是中国的主食，而奶油则是英美人的主要食谱之一。

　　在英语文化中，“战争隐喻”经常出现在语言表达式中。例如：“Her criticism is right on target.”“on target”（中靶）是军事术语，汉语的翻译“她的批评击中要害。”虽然意思准确，但其中的“烟火味”也消失殆尽。

　　4．语言与文化的函数关系

　　语言有时是文化的函数符号，即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语义往往发生偏向。例如，英语国家中的绅士曾是很受尊敬的一类特殊阶层，随着传统社会逐渐跨入平民化的现代社会，绅士阶层的本质有了改变：他们从某种高高在上的偶像阶层日益退化为守旧和假道学的代名词。于是，曾经一度带有褒扬性的英语词汇有了贬抑的附加义。与此相反，“Christian”（基督徒）在基督徒备受迫害的年代曾是充满贬义的词汇，然而，随着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蓬勃发展，这个词就充满了“神圣“的涵义。

　　汉语也不例外。例如，“红五类”及“黑五类”曾是文革中两大阶级阵营的对垒，而现在统为健康、绿色产品的代名词。

　　5．文化是语言联想机制的心理投射

　　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构成语符的词语称为“能指”（signifier），词语的指称对象称为语符的“所指”（signified）。任何语符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其实质是一种心理联想。不同的民族由于思维方式、文化传统的差异，所形成的联想方式也会不同。

　　以“月亮”为例。月亮的光泽、形状、出现的时间等都可以成为人们联系到“月亮”这一语符的思维线索。从理论上讲，这种联想可以是任意、自由的，然而，对“月亮”这一语词的联想方式却映射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

　　笔者曾对上海大学2005级研究生16班进行过粗略的调查。当问及对月亮的感受时，有的同学会联想起月饼、嫦娥；有的会思念家人、故乡；随着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也有不少同学看到月亮会憧憬太空、宇宙的玄妙。可见，对“月亮”这一语符的思维线索离不开我们所处的文化现实以及其带来的心理投射。

　　再如“面包”。我们可能不会对“bread”(面包)的理解有什么障碍，都知道它的所指，即用面粉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烘培、烤炙后制成的食品。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留意“面包”在异质文化中引起的心理联想却会迥然不同。对西方人而言，“面包”以“主食”的形态存于日常生活中，是一种必需品；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面包”可能只是作为“辅食”的一种，偶尔食之。“主食”与“辅食”，即表达了东西方文化对于“面包”这种“所指”存在着不同的心理联结。

　　6．警惕翻译中的对等悖论

　　1957年，著名的应用语言学家拉多（Lado）在其名著《跨文化语言学》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生活经验经抽象变为语言，赋予语言一定的涵义，而这些涵义因文化而异，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可能是褒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完全可能是贬义。对于外语学习，只知其一（元语言知识），不知其二（文化内涵），就可能贻笑大方。

　　例如，“street women committee”曾作为“街道妇女委员会”的译文出现在我国的一些英文出版物之中，而在英语国家文化中，“street women”专门指代“妓女”。因此，双语教育中尤其要注意那些表面形似，而文化内涵相去甚远的单词和词组，否则对于今后的国际交往将会十分有害。

　　三、总结

　　语言与文化存在着“深层通约”。我们谈论语言，就免不了谈到人，就要谈到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文化习俗。语言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是人与社会、与世界的联系纽带。人按照他的思维、意识和无意识，即他的文化哲理心态来影响语言构造；又按照语言构造来理解世界，从而强化自己的文化哲理。文化哲理和语言构造之间曾现出的水乳交融，在语言的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反映。

　　如果说语言是对文化的编码，那么文化就是语言的深层构造机制。《语言纵论》的作者波林格就曾经说过，在词语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文化的沉淀，语言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对文化实体的命名。北京外国语大学高一虹教授也说过，“语言好比冰山，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其露出海面的一角；更大的冰体潜伏在海底，那是依托语言的文化构件”。[5]

　　我国的双语教育如若撇开了文化因素，片面追求语言目标，那将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果只能造成文化冲突及休克。因此，双语教育的文化目标如何定位，应该早日列入我国双语研究的视界之内。

　　参考文献

　　[1]王斌华.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2.
　　[2]五成外企管理人才跳槽解密[N].文汇报.（教科卫版）.2004-09-24.
　　[3]De Saussure，F.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4]Lado，R.（1957）.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5]高一虹.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和超越[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