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驾斋说到钱大昕及其《全集》

宋公明

虞万里

荀子云：“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钱大昕十驾斋之名盖取意于此。《年谱》不载是斋名取自何年，唯于乾隆三十三年下云：“始买城中孩儿桥弄宅，名其堂曰潜研，乞新建曹地山先生书扁。”时钱氏四十一岁。自后编著之诗文集、金石文跋尾等均题此名。《清史稿·吴凌云传》谓凌云“尝假馆钱大昕孱守斋，尽读所藏书”，又见故宫博物院所藏钱氏关于吴彩鸾书《切韵》跋记一则，下署“甲寅三月八日竹汀居士书于孱守斋”。此甲寅乃1794年，时钱氏已六十六岁。至晚年所定稿之《养新录》却冠以“十驾斋”之名，自序云：“今年逾七十，学不加进，追惟燕翼之言，泚然汗下。”书名取其先大父依张子厚《咏芭蕉》句榜于读书堂之“养新”二字，合己斋名而成。是“十驾斋”当晚年所名。由此可见，钱氏书斋名字依次有潜研堂，孱守斋，十驾斋，或为同一室之异名，或为不同斋室之名。观钱氏等身之著作及学术所臻之境，固是潜心专研之结果，谓乃“驽马十驾”所得所至，似谦虚太过，然细察其行事、思想及治学方法，却颇耐人寻味。

钱氏周岁即能认字，三岁能诵堂上扁联，五岁受经书，十岁学为八股文。十三岁应童子试，为林上梓所勉。十五复应童子试，为内阁学士刘藻所激赏，谓“吾视学一载，所得惟王生鸣盛、钱生大昕两人耳”。旋与王鸣盛订交，并为王之父虚亭先生相中，许以婚姻。其后科试、岁试，多在一等。十九岁读李延寿《南北史》，撮故事为《南北史隽》一册。二十二岁入紫阳书院肄业，王艮斋先生阅其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已，诧为“此天下才也”。巡抚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钱氏下笔千言，致院中名宿莫不敛手敬之。如此经历，宜其在青少年时代即有“幼慧”之誉，“神童”之目。钱氏有诗记幼时之娱乐云：“人日元宵兴不孤，小时了了记欢娱。烧灯巧解藏头谜，对局偷拈谒选图。”（《初春怀乡杂咏》）用“小时了了”之典，是冲和老境对儿时实况的一种谦虚的追忆。

清初以讫乾嘉，学者一反元末明初空疏之学，提倡实事求是，陵唐追汉，于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一些学者也就此自视甚高，如戴东原、段玉裁、王鸣盛、汪中等。唯钱大昕，其功力、学识堪称一流，造诣、成就与惠栋、戴震相侔而自成一派，治学范围之广又实过之，但其平心静气、谨慎谦雅之风范，却戛戛独标一帜，与众不同。

戴震曾云：“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是戴氏俨然以第一人自居。检《戴震全书》，提及钱氏者仅两处，一是钱氏与其论及怀疑《古文尚书》乃王肃私为之，一是序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时连及钱氏曾为段氏序《诗经韵谱》。而钱氏，自一见戴震，即对其推崇备至，目为天下奇才，致书与之讨论学问，且向秦惠田推荐戴氏。及戴震殁，又为作传，表揭其学术成就。钱与友朋书云：“予少与海内士大夫游，所见习于数者，无如戴东原氏。东原殁，其学无传。”（《赠谈阶平序》）崇敬思慕之情益于言表。

王鸣盛是钱氏的同乡，少时即订交，同肄业于苏州紫阳书院。乾隆十九年同中进士。钱大昕曾说：“予与西沚总角交，予又妻其女弟，幼同学，长同官，及归田，衡宇相望，奇文疑义，质难无虚日。”（《西沚先生墓志》）两人年齿相近，经历相仿，志趣相投。王作《十七史商榷》，钱著《廿二史考异》，两书与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同为乾嘉年间史学名著。尤应补上一笔的是，两人都极其聪颖。“相传宫詹少时，一日在塾检阅历书，适光禄至，因谓曰：‘吾与若偕读，能先默诵者为胜。’宫詹允之。光禄甫读一遍，已能背诵，宫詹读三遍而始能之，于是同塾之人咸优光禄而绌宫詹。及翌日，请再试之，宫詹一字不误，光禄则间有讹舛，以是知二人固无分轩轾也”。（《清稗类钞·异禀类》）但两人的性格却是一傲慢，一恭谦。惠栋为吴派经学大师，江藩《汉学师承记》谓王、钱于惠氏皆执经问难，以师礼事之。惠长于王二十五岁，而王氏《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十国春秋”条称“亡友惠定宇、戴东原”，其序《古经解钩沉》也称“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县戴东原也”。而钱氏序惠栋《古文尚书考》云：“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余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謬以余为可与道古者。匆匆四十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钱、王两人是否真的入室执礼姑且不论，但两人对这位师长的态度却泾渭判然。对于历史上之学者，王鸣盛多肆意指责，如：“陆德明、张守节皆无知之辈，谬妄殊甚”（《商榷》卷五一），“李延寿也者，于经非但不见门庭，并尚未窥藩溷，公然肆行芟薙，十去其九，甚矣庸且妄也”（卷六二），他如讥杜元凯剽窃，蔡九峰妄谬，前哲时贤，多遭其指斥。而钱大昕认为李延寿《南北史》“事增文省”，虽有不当，但亦为史家所难。（《跋南北史》）《潜研堂集》有《答王西庄书》云：“得手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顾氏、秀水朱氏、德清胡氏、长洲何氏间有驳正，恐观者以诋诃前哲为咎。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切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不足辩，既自命为立言矣，千虑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此谓“所撰”，以迮鹤寿《蛾术编凡例》观之，似指《蛾术编》一书。透过挚友间的诚意规劝，可以看出王鸣盛俾倪前贤的傲气和钱氏平允谦和的冲渊之气。钱大昕薄责于人的态度还可从下举事例中得窥一端。

吴缜初登第，上书欧阳修，求预史局。修以其轻佻，不许。后吴遂作《新唐书纠谬》以诋毁之。钱氏认为吴“读书既少，用功亦浅，其所指擿多不中要害”，在历数其未达于“地理”、“官制”、“小学”之后云：“《新史》舛谬固多，廷珍所纠，非无可采，但其沾沾自喜，只欲快其胸臆，则非忠厚长者之道。”（《跋新唐书纠谬》）又其《跋资治通鉴》云：“胡身之于舆地之学深矣，然亦不能无误。予尝有《通鉴注辩正》二卷，于地理纠举颇多，非敢排诋前贤，聊附争友之义尔。”《跋通鉴释文》云：“自胡景参(按，三省又字景参)之注行，而史氏《释文》学者久束之高阁。景参以地理名家，而疏于小学，其音义大率承用史氏旧文，偶有更改，辄生罅漏，予故表而出之，俾后人知二书之不可偏废云。”鲍廷博刻熊氏《后汉书年表》，请其覆校并求序。钱氏云：“以予粗涉史学，属覆校焉。予弟晦之尤熟于范史，因与参考商略，正其传写之讹脱者。”略点表中之讹后云：“此或千虑之失，弟元文未可轻改，聊效光伯《规过》之义以谂来学云。”钱大昕信从颜师古攘叔父《汉书决疑》为己有之说，但他作《汉书正误序》，没有肆意谩骂，仅云“夫孟坚书义蕴宏深，自汉讫隋，名其学者数十家，小颜集其成而诸家尽废，学者因有‘孟坚忠臣’之目。以予平心读之，亦有未尽然者”，“裴注《史记》，所引《汉书音义》盖出于蔡谟本，而小颜多袭为己说；且其叔父游秦撰《汉书决疑》，史称师古多资取其义，而绝不齿及一字，则攘善之失，更难掩也”。他对时人专在前人书中寻摘一些流传抄刻之误，所谓“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曜凡庸”，及“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者，皆深致不满，亦仅说“予所不能效也” (《廿二史考异序》)，而不是痛斥谩骂。在平实的批评中，蕴含着纠谬、求真、不掠人美、诚意规过的真情，躬自履行着实事求是的治学道路，体现出一种为学与为人之精神，足以端人心、纯学风。

钱大昕之所以能在为学与为人上达到此种境界，是与其家庭教育、自身经历、学术专攻等分不开的。他的祖父“生而颖敏，好读书”，因“家贫”，只能“以课徒自给”，但“亲旧家有藏书，辄借读之，虽盛暑冱寒，未尝一日少辍”， “于四部书靡不研究”，主张“读书必先识字，故于四声清浊，辨别精审，不为方音所囿 。其教子弟五经句读，字之边旁，音之平仄，无少讹混”。（《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年逾八十，尚读书不辍。或云：“先生老矣，盍少休乎？”答曰：“一日不读书便俗。”(《记先大父逸事》)其父亲“少承庭训，以读书立品为务”，“不屑屑记闻章句，习举子业，涤烦去滥，壹以先正为师”。 因“家故无负郭田”，“岁时伏腊，四顾壁立，恒相对愀然”，故“弱冠后，亦出授徒，束修所入，悉以奉菽水”。（ 《先考赠中宪大夫府君家传》，《先考小山府君行述》）钱氏五岁，综观四部书、能辨四声清浊的祖父即“亲授以经书，稍暇，即与讲论前代故事，详悉指示，俾记忆勿忘乃止，如是者殆十年”。 （《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 虽然家无负郭田，父亲仍然贷钱为其购书。大昕本生而颖悟，故可想见其在十五岁时已具备良好的经史和小学基础。钱大昕一身殚心史学，自十八岁读《资治通鉴》及不全本二十一史，萌发尚论千古之志。二十二岁从王艮斋游，史学益进。观览史书，自然熟于史鉴，进而于历史人物之骄谦勤惰、功名成败、高官厚禄、道德文章有透彻的理解。加之家庭影响，形成了他一生冲和谦退、以博学立言为宗旨的人身哲学。其《严久能娱亲雅言序》云：“今海内文人学士，穷年累月，肆力于铅椠，孰不欲托以不朽？而每若有不敢必者，予谓可以两言决之，曰：‘多读书而已矣，善读书而已矣。’胸无万卷书，臆决唱声，自夸心得，纵其笔锋，亦足取快一时。而沟浍之盈，涸可立待。小夫惊而舌挢，识者笑且齿冷，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多读书，善读书，是他治学的心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既已胸罗万卷，也不率尔为文，恃才傲物。他认为：“文以贯道，言以匡时。雕虫绣帨，虽多奚为！”(《文箴》)虽数十年间勤于著述，却始终恪守著作中“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的准则，今见《考异》中引当代学者及门弟子之说，皆标举姓名。他自戒云“窃人之言，以为己词，欺世啖名，为识者嗤”(《文箴》)，并深以“郭象、何法盛之事”为耻。古人有失，援据匡之；今人有善，表而出之。他序臧琳《经义杂识》云：“以古为师，师其是而已矣，夫岂陋今荣古，异趣以相高哉！先生之书，实事求是，别白精审，而未尝驰骋其辞，轻诋先哲，斯真儒者之学，务实而不矜名者。予是以重其书，而益重其人也。”《经义杂识》是一部质量相当高的学术著作，钱氏不但肯定其书之价值，更从臧氏著述的立意予以褒扬。倘若稍读一些钱氏的著作，便可体味到这既是对臧著的褒扬，也是他一生躬自实践的信条。

钱大昕一生学问，可谓博大精深，足以自是，但他却信奉“博而孱守，默而湛思”(《文箴》)。其治学态度，即是在他著作中出现过数十次，并且也体现得最充分的“实事求是”。其等身著作，是天资与勤奋的结晶，而他却以“潜研”、“孱守”、“十驾”名其斋，谦然若使人不解者。但是，当我们清晰地了解了他的行历、思想及治学方法后，就可深切地把握他一贯的人生哲学——“怀孔之璧，守老之黑”。(《圆砚铭》)

综论钱氏之学问成就，大致可分为：经学，主要是小学；史学，主要是职官、舆地、谱牒之学，元蒙史学以及金石学，避讳学，天文历法学等等。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之，综合之。以上各门学问，当今学者均有专论，以探讨钱氏在各领域中之成就与得失，无须赘论。兹就笔者曾稍涉足或初有观想者略述一二。

一、 古声纽 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五提出“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后人概括为“古无舌上音”)二说，并以大量例证来证成其说。又著《声类》四卷，以一千五百余条例证来发明正转、变转之理。清代研讨声韵而先于钱氏者有顾、江，同时者有戴、段，但诸家所论多偏重韵，唯钱氏独求古声。此说一出，学者翕然风从。清末以还探求古声纽者：如黄侃论证“照穿神审禅古读端透定”，曾运乾论证“喻三归匣，喻四归定”，及其他论证古声纽文章者，皆循钱氏之方法。今有符定一等人据此而反证古有轻唇音、古有舌上音，而学界大多还是信从钱说。笔者曾研讨三礼汉读、异文中之古声类，深感谐声、异文所反映之古声类有古今之变，亦有方音之异。钱氏对方音也是有认识的，他与段玉裁书云：“声音之变，由于方言，始于一方而遍于天下，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又云：“但古人一音异读，多由南北方言，清浊讹变。”(《答问》十二)如果钱氏能本着这种思想，对所辑集的古音资料再作一种微观的方音研究，则古声类的真实面貌必然会进一步得到呈现。

二、 避讳学 钱大昕倡导经史无二，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使弥漫在历史文献中的避讳史料凸现出来。钱氏抓住这个现象，深入研究，解决了大量历史文献中由避讳而引起的问题。这些考订分散在《考异》《金石文跋尾》和《养新录》等著作中。与钱氏同时的周广业于嘉庆二年著成《经史避名汇考》，就避讳史料的搜辑而言，古今独步，无人能出其右。但因钱氏于廿二史逐史考证校勘，故其所论证的避讳史料亦有出周书之外者。陈垣先生著《史讳举例》，当今奉为避讳学之圭臬。笔者因欲撰《避讳研究》与《避讳词典》，曾广泛搜辑资料，发现《史讳举例》乃取材于《日知录》《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记》及自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元典章校补》等书，而稍作伦次排比，归纳为例。顾、钱、王、赵书中有关避讳论述以《考异》为最多，故可以说《举例》主要是归纳钱氏《考异》中避讳论述而成。

三、 版本 一般谈清代版本学者，恒数顾、黄诸人，鲜及钱氏。今读钱氏著作，知黄丕烈在考证宋元善本时，多请其参证定夺。由于钱氏精于小学、目录、校勘、舆地、职官、谱牒、避讳，熟于史事，故其鉴定版本，往往能综合运用各种知识，别白精审，既能定其刊刻时代，又能考明其源流。何元锡所编录之《竹汀先生日记钞》记载了卢文弨、黄丕烈、顾千里、周锡瓒、袁廷檮、江声、李锐、吴骞等向钱氏请教并与之讨论宋元版本之事实。如能将此书与《潜研堂文集》《十驾斋养新录》《金石文跋尾》等著作中有关版本的论述辑集并加以研究，不仅可以确定钱氏在清代版本学中的地位，同时对理清清代版本学史暨学者间之关系亦有裨益。

四、 金石 岑仲勉先生撰《贞石证史》，为本世纪很有影响的以碑刻证史的专著。岑先生以为，“清代金石家不可屈指数，然专金石而兼史者居多”，其弊在于“过信石刻”，“偏责史失”，“专史而兼金石如钱大昕辈，寥落如晨星也”(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八本四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二十卷三十万字，以“辨别小学，考证史事为主”(《郑堂读书记》卷三四)。自王国维倡“二重证据法”，今人多推为首倡，奉为科条。其实，《跋尾》之作，已无其名而有其实。

学术在发展，钱氏当初詮釋解决之问题，今天来看不免会有修正或需重新论证者，但就当时而言，他追求实事求是，为学为人已达到了较完美的境地。乾嘉时期学者对他称誉良多，即如轻视汉学，与惠派经学家唇枪舌剑地论战的袁枚，亦称赞钱氏为人，并向其请教官制问题。段玉裁以精于经学、音韵与《说文》著称，且自以断识精审，于其著作中动辄骂人。钱氏在《竹汀日记》中对段注《说文》武断增删，“自信太过”表示过不满，在《与段若膺书》中对其《古文尚书撰要》《六书音均表》皆提出过尖锐意见，而段氏在《潜研堂文集序》中自称“后学”（段仅比钱少六岁），对其著作推崇备至，认为古人能以文集传且久而著者，数十家而已，钱集“传而能久，久而愈著者，固可必也”。

钱大昕一生著作丰富，其生前已刊行部分，嘉庆九年逝世后又续有刊行。道光二十年（1840），钱师光将乾嘉年间所刊者汇集重修，成《潜研堂全书》十七种印行于世。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增补《声类》等五种，题为《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重印行世。此虽题为《全书》，但专著、遗文仍漏略不少。今人陈垣、顾荻、刘渭平、朱瑞熙诸先生于钱氏佚文均有辑集，张荫麟、顾吉辰、朱瑞熙先生对钱氏著作之存佚均曾作考录。光绪以还，钱氏之各种专著，以抄本、刻本、石印本、排印本、影印本等不同版本流行于世。陈文和先生《钱大昕著述考》对钱氏著作及不同版本进行著录考订，搜辑颇勤，基本勾勒出钱氏著作的存佚流传情况。偶有失录者如：上图藏有清乾隆三十四年李文藻抄本《洪文惠公年谱》一卷及嘉庆四年黄廷鉴抄本《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一卷，《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尚有1958年商务排印本，前者又有1994年岳麓书社《二十五史三编》本；《潜研堂答问》又有光绪辛巳重刊巾箱本；《王深宁年谱》又有《四明丛书·四明文献集》本；《疑年录》又有小双寂庵《疑年录汇编》本；《十驾斋养新录》又有1983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等等。陈文和先生在诸家辑佚的基础上，进一步参校搜辑，将佚文佚诗编为《潜研堂文集补编》，并与《全书》及新辑专著十三种汇编成《嘉定钱大昕全集》，共十册，约四百万字，199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于钱氏在当时已俨然一代宗师，求文者多，著述亦勤，编纂文集时未能搜全，后人两次辑印，亦只是略增专著，而无散篇。时推世移，像《元史纪传稿》这种巨著已难觅得，遗文散篇更不易遍搜，尽管笔者近来仍新发现钱文之一鳞半爪，但这已无碍新编《全集》之辉光，新编《全集》可谓钱氏逝世后近二百年来最完善之版本。此书的出版，将使钱氏之学术得以发扬光大，同时也应了段玉裁“传而能久，久而愈著”的预言。

乾嘉考据学作为一个时代的学术已成过去，今方学术所凭借的出土资料已非清人所能梦见，利用的方法也与他们有所不同，但乾嘉学者“无徵不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仍然应成为现代学人的座右铭。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术代表之一，他的著作固然是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但笔者认为，这位学术巨子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博而孱守，默而湛思”的风范，“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精神，平允谦和、薄责于人的学德，更值得我们现代学人去体味，去思考。

一九九九年五月四日虞万里于榆枋斋

newchomsky

虞万里先生在出版界名望不小，很多音韵学著作的出版都有赖于他。
他治学之广令人敬佩，记得有一次来讲学，讲的似乎是某种西域文献，好像就是这篇文章的前身《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嘿嘿

宋公明

引用第1楼newchomsky于2007-05-06 09:29发表的 :
他治学之广令人敬佩......

　　虞万里，浙江绍兴人，1956年生于上海。1980年底以同等学历考入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工作，为《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员。1997年调入上海辞书出版社。前后编纂《汉语大詞典》《辞海》等大型工具书达二十年之久。2001年调入上海社科院，现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经学、传统语言学、中国古代避讳学、出土与历史文献考徵、清代学术史等研究。著有《榆枋斋学术论集》等，主要论文有《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正续清经解编纂考》、《由甲骨刻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三礼郑注“字之误”类徵》等。其中多篇论文曾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二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三等奖等。

　　　　　　　　　　　　　　　　　　　论  著
《榆枋斋学术论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年

　　　　　　　　　　　　　　　　　古籍与近人著作整理

《南宋杂事诗》 清厉 鹗等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马一浮集》（第一册、第三册部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经义述闻》（合作）清王引之著   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癸巳存稿》（合作）清俞正燮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
《姜亮夫全集》之十五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论 文 选 录

《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上） 《史林》2002年第2期
《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中） 《史林》2003年第3期
《上博简、郭店简〈缁衣〉与传本合校补证》（下） 《史林》2004年第1期
《〈缁衣〉正文与孔子之关係》 《第二届儒道国际学术研讨会（二）两汉论文集》 学乐书局 2005年。
《由〈诗论〉“常常者华”说到“常”字的隶定》 北京大学《语言学论丛》29辑
《尹湾汉简神乌赋笺释》  台湾《第一届国际暨第三届全国训诂学讨论会论文集》 又刊《学术集林》十二辑

《从古方音看歌支关系及其演变》 《音韵学研究》  第三辑 中华书局 1994年
《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   《古汉语研究》创刊号 湖南师大 1988年
《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 《语言研究》1997年第二期
《美柯蔚南东汉音注手册三礼资料订补》《国际汉学》第五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
《斯坦因黑城所获单疏本春秋正义残叶考释与复原》台湾《敦煌学》第二十辑
《黑城出土辽希麟续一切经音义残叶考释与复原》 台湾 《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 1999年6月
《黑城文书<新编待问>残叶考释与复原》 台湾《汉学研究》二十一卷一期，2003年

《金文对扬历史观》  《语言研究》 1992年1期
《由甲骨刻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 华东师范大学编，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黄庭经新证》 《文史》二十九辑 中华书局1988年
《王羲之与黄庭经帖》《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黄庭经用韵时代新考》台湾《中国声韵学第十八届会议论文集》，2000年

《正续清经解编纂考》 《学术集林》第四辑  又《二十世纪中国考据学文录》，云南人民，2002年
《经典释文单行单刊考略》 《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
《天理本〈庄子音义〉与碧虚子所录景德本比较研究》 《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5月，
《春秋释例谥法篇辑说》 《学术集林》第八辑
《陆善经行历索隐》 《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四辑
《吕祖谦与〈近思录〉》，《温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先秦讳礼析论》 中华书局《文史》第49辑
《先秦名字、爵号、谥号、庙号与避讳论略》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七卷
《先秦动态称谓发覆》 《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
《避讳与古音研究》（与杨蓉蓉合作） 《1991年武汉汉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集》，1991年
《唐五代字韵书所反映之唐代避讳与字形》（与杨蓉蓉合作）《古汉语研究》1993年3期

宋公明

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述评

　　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1]进入19世纪，人们对钱大昕的评价有了分歧，一方面，人们继承了18世纪学者的看法，仍然给予钱大昕以很高的评价。唐鉴的《清学案小识》、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叶衍兰的《清代学者像传》等，都认为钱大昕是最为博学的学者；另一方面，随着晚清今文经学的崛起，谈变法、重思想成为时尚，人们开始对乾嘉时期考订辨伪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如沈尧就认为汉学家“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东抄西撮，自谓淹雅，而竟无一章一句之贯通”。[2]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以考据见长的治学风格自然也会受到人们批评。龚自珍就认为：“辛楣少詹，考证琐碎，绝无关系，而文笔亦拙，无动人处。”[3]并指出了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关于文字音韵、史学等方面的很多错误。

　　20世纪以来的钱大昕研究，大致可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以来两个阶段。20世纪上半叶，由于新历史考证学的崛起，出现了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一批史学大师。而乾嘉历史考证学恰恰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基础，新历史考证学派的诸位大师，都或多或少承受了乾嘉考证的学术传统。钱大昕作为乾嘉学术大师，自然受到人们关注。王国维在论述清代学术发展时认为开创清代学术的有三个人，“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顾炎武），乾嘉之学创于东原（戴震）、竹汀（钱大昕）”，并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东原、竹汀之学，经史之学也，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盖一为开国时之学，一为全盛时之学，其涂术不同，亦时势使之然也。”[4]显然，这是把钱大昕与顾炎武、戴震并列，学术地位非一般人所可比。陈寅恪在评价陈垣的学术成就时，将钱大昕看作是陈垣之前最“精思博识”的学术大师，他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华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5]同样推崇钱大昕的学术地位。陈垣更是对钱大昕学术赞赏倍至，曾说：“《日知录》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还不是第一，第一应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6]他的治学，受钱大昕影响很大。章太炎对钱大昕的评价与上述学者稍有不同，他把史家分为“作史”与“考史”两种，认为“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在他看来，当时史家，万斯同、王夫之、温睿临、陈黄中、吴任臣、邵晋涵等，为“作史者”，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等为“考史者”。但同时他又说：“然今之作史者，不过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是以两者不容轩轾，而不得不分也。” [7]在章太炎看来，“作史者”与“考史者”存在着差异，但又不好分出高下，钱大昕作为“考史者”，自然会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除了一些评论性的言论外，对钱大昕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张荫麟的《钱大昕和他的著述》，是第一篇研究钱大昕的论文。[8]此后，史念海、徐书海等学者开始对钱大昕的史学、音韵学等成就进行探讨。但总起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钱大昕研究还基本上停留在介绍性阶段，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以后。

　　20世纪下半叶的钱大昕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以来。在此之前，由于学术界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不高，大多数人认为乾嘉学者只埋头故纸，不问世事，作学问走进了死胡同，这样，就导致对钱大昕的研究出现冷清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大昕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不仅大量有关钱大昕的论文发表，各种中国史学史、清代学术文化史的著作也都设有专节论述钱大昕的学术贡献。1989年10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还在钱大昕故乡嘉定召开学术研讨会，专门就钱大昕的学术成就进行了讨论，将钱大昕研究推上一个新台阶。这一时期的钱大昕研究，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对钱大昕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有对其某一学术领域成就的探讨，诸如文字音韵训诂学、元史学、历史编纂学、历史考证学、历史文献学等等。还有的将钱大昕与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进行比较研究。这一时期，钱大昕的著述也得到整理，并结集出版，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了较为完备的资料。

　　下面就百余年来钱大昕研究的基本概况做一介绍。需要说明的是，一般史学史、学术史教科书中有关钱大昕的研究，除个别情况外，一律没有列出。

　　（一）对钱大昕著述的整理。钱大昕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他的不少著述在生前身后都多次刊刻，以单刻本行世。嘉庆十一年至十二年间，钱大昕的著述第一次结集，为钱氏家刻本《潜研堂全书》，钱大昕次子钱东塾编。有道光二十年钱师光重印本。所收著述有《廿二史考异》100卷，《三史拾遗》5卷，《诸史拾遗》5卷，《元史氏族表》3卷，《元史艺文志》4卷，《通鉴注辨正》2卷，《洪文惠公年谱》1卷，《洪文敏公年谱》1卷，《陆放翁年谱》1卷，《王伯厚年谱》1卷，《王弇州年谱》1卷，《金石文跋尾》25卷，《金石文字目录》8卷，《十驾斋养新录》20卷，《余录》3卷，《三统术衍》3卷，《三统术钤》1卷，《潜研堂文集》50卷，《潜研堂诗集》10卷，《续诗集》10卷。钱大昕著述的第二次结集是在光绪十年，长沙龙氏家塾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除收进上述《潜研堂全书》全部著述外，又增加《声类》4卷，《四史朔闰考》4卷，《疑年录》4卷，《风俗通义佚文》1卷，《恒言录》6卷。

　　自长沙龙氏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以后，对钱大昕著述进行辑佚、考证、点校的工作一直不断。就辑佚方面来讲，陈垣对钱大昕手简十五函进行了详细考释。[9]王伯英对钱大昕佚文《跋大金国志》进行研究，指出瞿中溶在整理《潜研堂文集》时，未见此跋，《文集》中《跋大金国志》系后来补写。[10]朱瑞熙辑出《潜研堂文集》和《十驾斋养新录》失收跋文五篇，即《跋〈五代会要〉》、《跋〈卫生家宝产科备要〉》、《跋〈太玄集注〉》、《跋〈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跋〈云间志〉》。[11]顾荻也辑出《潜研堂文集》失收之钱大昕文章六篇，即《跋〈大金国志〉》、《淞南志序》、《携雪山房诗稿序》、《祭徐君虹坡文》、《重修敕赐云翔寺大雄殿记》、《批杜工部集笺》。[12]就考证方面来讲，顾吉辰对钱大昕、大昭兄弟经、史、子方面的著述进行梳理，考证出经部著述8部，史部著述40部，子部著述3部。[13]朱瑞熙又对顾吉辰的考证进行了补充，考订了钱大昕《竹汀日记》一卷，《竹汀日记钞》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演易》一卷，钱大昭《说文徐氏新补新附考证》一卷。[14]顾吉辰根据《钱竹汀居士年谱》、《年谱续编》以及《竹汀先生行述》，对长沙龙氏刻本《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失收的钱氏著述进行了考证，共得61篇。[15]朱瑞熙对钱大昕的部分题跋进行研究，指出钱大昕在将题跋收入《十驾斋养新录》和《潜研堂文集》时，还在不断修改，据此可考钱氏著述中的一些问题。[16]顾吉辰对亡佚的钱大昕《元史稿》进行考证，指出钱大昕所撰且佚之《元史稿》，实际上是《元史纪传稿》，并追寻了《元史稿》的亡佚过程。[17]就点校来说，吕友仁先生对《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进行点校，合称《潜研堂集》，这是第一次对钱大昕的文集进行点校，对传播钱氏学术起了重要作用。[18]

　　199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文和主持点校的《嘉定钱大昕全集》，这是钱大昕著述的第三次结集，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结集。这次结集在长沙龙氏刻本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唐石经考异》1卷、《经典文字考异》3卷、《天一阁碑目》、《竹汀先生日记钞》3卷、《竹汀日记》1卷、《地名考异》1卷、《元进士考》不分卷、《困学纪闻校》、《凤墅残帖释文》2卷、《修唐书史臣表》、《新唐书纠谬校补》、《颜氏家训注补正》、《钱辛楣先生年谱》等13种。此外，还编撰了《潜研堂文集补编》，辑录了《潜研堂文集》失收之钱大昕佚文。最后还附有钱大昕的传记资料，极便阅览。至此，钱大昕的著述终于有了一个最为全面的集子。《全集》洋洋10大册，蔚为大观，为人们研究钱大昕以及清代学术提供了便利条件。诚如戴逸在《全集》序言中所说：“钱大昕是中国十八世纪中，站在时代前列的、卓有贡献的学术大师。他的全集的编纂、出版是富有意义的学术文化工程，将为后人提供全面、深入研究的资料。”可以说，此次整理钱大昕全集，厥功至巨。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嘉定钱大昕全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搜罗尚嫌不够，不少钱大昕的文章依然没有收入。如漆永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钱氏《讲筵日记》一册，《钱大昕殿试策》一摺册。据作者讲，《讲筵日记》可补钱氏学行诸事甚多，可补《高宗实录》之疏漏，对研究乾隆朝政事与学术也有一定参考价值。[19]王贵忱也发现钱大昕致毕沅的一封信，为乾隆五十年五月十六日，钱大昕收到毕沅分俸赠款后的答谢函。[20]潘建国指出，袁枚所编《续同人集》，收录钱大昕佚札多篇，其中有4首诗歌、3通尺牍，都是研究钱大昕的珍贵文献。[21]另外，许全胜、柳岳梅还发现上海图书馆所藏钱大昕手札九通。[22]所有这些，都是《嘉定钱大昕全集》所没有收录的。其二，点校尚存在不少问题。陈得芝对《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的点校进行了大量勘误，指出因点校底本和校勘问题而导致的错误有25处，因涉及特殊专科知识而点校失误的有21处，因疏忽误读造成的点校差错31处。陈文还特别指出了《十驾斋养新录》卷13《东平王世家》、《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9《徽州路儒学旨挥》对元代圣旨、公文点校的一系列错误。[23]看来，这些问题还有待将来《全集》再版时一并补正。

　　此外，方诗铭、周殿杰点校的《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对钱大昕的总体评价。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怎样全面把握钱大昕学术的精髓，就成了人们研究的重要问题。王俊义较为全面的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指出钱大昕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他并非只钻故纸堆，专搞烦琐考证，他没有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其学术著述中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24]另外，王俊义还研究了钱大昕的义理观，认为钱大昕主张通训诂而明经，经明而义理即明，不存在六经之外的义理，亦不在文字、声音、训诂之外求义理，也就是寓义理于训诂，将考据学放在第一位。[25]周清澍总结了钱大昕在经学、史学、目录学、文字音韵学、舆地、职官、氏族、金石、年代、元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钱氏是乾嘉时期学识最渊博的史学家和若干学科的倡导人。[26]吕友仁归纳了钱大昕“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即不分门户，唯是之从；言必有据，无征不信；文必己出，反对剽窃；平等讨论，知错即改；订讹规过，意存忠厚；奖拔人才，折节交下。并对《潜研堂集》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也指出了钱大昕的局限。[27]方诗铭、周殿杰合著的《钱大昕》一书，对钱大昕的生平、史学成就、对《宋史》的考订、对《元史》的研究、金石学的成就、文字音韵学的建树以及天文历算学的贡献都进行了探讨，通过较深入的研究，充分肯定钱大昕是中国18世纪的史学大师。[28]张舜徽撰《钱大昕学记》一文，全面评价了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同样给予极高评价。[29]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的学术传统，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30]另外，王记录还对学术界长期以来把钱大昕归为吴派的看法提出质疑，指出钱大昕与吴派首领惠栋之间没有师承关系，在治学旨趣上大异其趣，研究重点更是不同。钱大昕的思想与学术渊源是多方面的，宋代诸学者、清初顾炎武、浙东学派以及戴震等都对钱大昕有影响。他吸收众长，独辟蹊径，自成一家言。[31]龚江红、张淑艳则重点分析了钱氏的经世致用思想，认为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史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32]戴逸指出钱大昕开启了近代历史考证学的先河，坚持历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对官修史书进行考校，重视舆地、官制、氏族，在金石学、历史文献学、音韵学、天算学等方面成就卓著。钱大昕还对现实发表了很多看法。他的治学精神体现了一定的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因素。[33]倪所安也认为钱大昕学问博大精深，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学、金石、诗文等领域均成就卓著。尤其在史学上，发展和丰富了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史学的崇高地位。[34]施丁则对钱大昕的人格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为人为学具有诚厚谦逊的优良品质。对同辈学者亲切交往、坦诚相待，对前辈学者由衷尊崇又贡献己见，对古代学者实事求是而不刻意苛求，对晚辈学者真诚诱导和热情提携，与历来文人学者中骄与吝两种不良倾向迥然不同，值得继承和发扬。[35]虞万里指出钱大昕的学问成就主要在经学和史学，这些学问又以其深湛的校勘、版本、目录知识为枢纽而贯串综合之。特别是钱大昕在其勤奋著述的一生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风范，更值得后人学习。[36]许苏民考察了钱大昕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中的作用，认为钱氏的言论具有近代人文觉醒的新观念。[37]路新生认为钱大昕治学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文论、史论以及探求儒家之“理”方面见解深刻。[38]

　　（三）对钱大昕文字音韵学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书海就对钱大昕《声类·释训篇》诸条进行疏证，依声求义，以义正声，溯厥本始，阐明转变之由来，以证声义相关之理。[39]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周斌武通过研究指出，在古声纽研究方面，钱大昕的成就最大，他的“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为汉语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确实的证据，丰富了清代语言学的学术内容，推动了上古声母系统的研究，启迪后人。[40]汪寿明认为，在文字学方面，钱大昕归纳出《说文解字》的一些体例，指出大、小徐本的弊病。在音韵学方面，有“古无轻唇音”及“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个著名论断，在声纽研究上发前人所未发。在训诂学方面，有理论创新，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巨擘。[41]吕友仁不仅认为钱氏在古声纽研究上具有开拓性贡献，还特别分析了钱氏在《说文》正文字体、二义同条例方面的精辟论述，并驳正了章太炎对钱氏所做《恒言录》的不确评价。[42]吕友仁还论述了钱大昕在文字音韵学方面对段玉裁、朱骏声的影响，认为段玉裁注《说文》，采纳了钱大昕的《说文》研究成果，而对于朱骏声来讲，钱大昕则处在“考之于逵”的贾逵的地位。[43]吕友仁还针对王力先生认为朱骏声受段玉裁影响较大的说法，指出朱骏声受钱大昕的影响要比受段玉裁的影响大得多。辨明了学术源流。[44]张盛龙在研究钱大昕的音韵学时，选取了一个新的角度，从类型学、历史发生学和方法论三方面对格里姆定律和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说进行了比较，指出钱大昕偏重于汉语本身的纵向比较，其方法包含有后来被称为内部重建法的某些因素。[45]漆永祥研究了钱大昕在古声类以及古韵研究方面的贡献，并特别指出钱大昕在少数民族语言上的成就。[46]肖建春则研究了钱大昕在字词考释上的成就，指出钱大昕考释字词的范围扩大，取材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吴派学者墨守汉学，不读汉以后书的缺点。考释方法主要有三条：研核古今，是正文字，审形体而得义；贯串古钮，通转有征，因声音明训诂；考以史实异同，证以风土民俗，据文化史而释词。[47]阎崇东也肯定了钱大昕与其弟钱大昭在《说文》研究上的成就。[48]陈蔚松和赵伯义还对钱大昕的《恒言录》进行了专门探讨，陈文认为《恒言录》体例严谨，类目分明；古今对照，考证精审；范围广泛，内容丰富。[49]赵文认为《恒言录》体现了钱大昕在俗语研究方面的成就。有释义精微、求本溯源、体例严密等优点，也有收词不严格，词语分类不合理等缺点。[50]

　　（四）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评价。史学是钱大昕一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领域，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探讨，也是人们最为关注的、成果最多的。史念海讨论了钱氏对官修史书的看法，对史家基本知识的要求，以金石证史的成就以及史著取材的标准等问题。[51]林理炯称赞《廿二史考异》乃钱大昕一生精力所注之结晶。认为钱大昕决不是为著述而著述，钱氏主张经世致用，治学谨严踏实，强调独立见解。[52]治英认为钱大昕有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严谨治学，品德高尚。[53]施丁在分析了钱大昕的史学成就后，指出钱大昕虽然在历史文献学的考证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和缺点，即只考其事而无系统分析，只是博古而不通今，囿于考据而不擅长明理。[54]施丁还扼要介绍了钱大昕的考证方法、考证内容以及钱氏对修史的看法，指出其考证方法有取证、比较、专题研究三种，考证内容主要在官制、地理、氏族和年代方面，其对修史的看法主要有尊重史实，据事直书等。但作者仍然认为钱氏是“乾嘉史学界搞历史考据、博古而不通今的典型”。[55]施丁对钱大昕史学成就的看法后来有了变化，他不再认为钱大昕博古而不通今，并写出研究钱大昕的力作《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指出钱大昕的史学主旨是“实事求是”，他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方法，还有重要的史学思想，包含史以传信、考辨求实、记述从实、知人论世、师古之是诸多方面，总之是求实求真，编纂信史，这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56]叶建华则对钱大昕的史学批评进行了分析，指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首先是重新肯定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批判史学虚无主义；其次是继承发扬传统史学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批判任情褒贬、曲笔隐讳；再次是强调史家要博闻广识，尤应掌握舆地、官制、氏族三大方面的知识；第四是主张史书语言应繁简适宜；最后是要求史学批评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56]黄爱平则对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钱大昕主张经史并列；强调实事求是；提倡训诂考证。其治学“博大精深”，尤精于舆地、官制、氏族之学，在《元史》研究上用力最勤，他的治学活动及主张，集中体现了乾嘉史学乃至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57]杨绪敏指出钱大昕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历史考证学方面成就最大。其史学思想有：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张史家加强基本功训练，反对曲笔护短，批评官修史书。[58]谢贵安论述了钱氏对史学地位及功用的认识，分析了钱大昕对史家的德、识、学、才等素质的看法以及对史料的看法。[59]陈协琹、刘益安总结了钱大昕在史学上的贡献是：敢于突破崇儒尊经的世俗藩篱，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史学研究方面；运用考据方法研究史学，为史学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凭借自己雄厚的学识功力，敢闯别人不敢问津的冷门。[60]华世銧则认为钱大昕对史学的贡献有：纠正和补充了大量的史料；考证官制，纠正人名、爵名和官号之错；校正年数、年号和辈份之误；对郡县、侯国的名称进行考证；校正史书中的天文、历法之错；考证史书中的字音字义，校正、补充了许多错漏的字；纠正史书中的许多史注错误，并大量补注；列专题评论史书义例、版本和人物；校正一些方志的作者、人物、籍贯和史实之误，并进行评价；提出许多疑问，为后人考证提供方便。[61]王记录则具体分析了钱大昕的历史编篡学思想，指出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有：“成一家之言”的撰史主张，“史为纪实之书”的撰史原则，既要谨严又要灵活的史法义例观，博采慎取的史料采获标准，“史以纪治忽之迹”的史文繁简论等。[62]王记录还撰写《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一书，该书打破经学与史学的间隔，从思想的视角系统揭示了钱大昕历史考证背后的丰富思想内涵，对于钱大昕的学术渊源和学术特点、经学见解和史学思想、史论和政论、历史考证学成就和考史方法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元史学研究上的功力和卓识、修志实践及方志学理论等，都提出了新的认识。该书打破长期以来将考证和思想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广阔的学术背景下，总结出钱大昕独具特色的表达自身史学思想的方式，论述了一代学人在特定历史环境下所具有的学术风貌，富有创新。[63]陈其泰总结钱大昕的治史特色为：考证方法精良；以金石证史，开二重证据法之先河；有很高的史识。[64]

　　（五）对钱大昕历史考证学的探讨。华世銧指出钱大昕历史考据的方法有：用分析的方法来评论历史人物，用比较的方法来考证世系，用推理的方法对史书版本和字进行考证，用综合考证的方法订正史书之误，用金石铭文来校正经史，用专题考证的方法来辨证史实等。[65]汪受宽认为钱大昕考史的目的是贯彻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纠正颓废的学风，给后世留下信史。考史者应该具备的条件是实事求是，不迷信盲从；知人论世，不苛求古人；知识广博，不空疏措大；注重证据，广泛搜集资料；区别各种资料的考史价值；求善本。其考据方法有专题资料梳理排列法；事实反证法；历日推算法；引文辑植溯源法；据籍里、履历、行踪考定法；据用语、称呼考定法；歧说择优法；方位确定法；据音韵考证名称之实；多重证据法；常识判断法；考而不断法。[66]王记录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据学是由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组成的。他吸收宋人考论结合的治学特点，继承顾炎武的通儒风格和实学精神，不把考据看成是纯粹的技术操作，能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对考据的目的、意义及态度都进行了论述。他将各方面的知识用之于考据，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研究方法，所得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67]王瑞明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在《宋史》考订方面的成就，认为其考订成绩有四个方面：纠谬正误；解疑释惑；拾遗补缺；完善体例。[68]吴绍烈则将《廿二史考异》与《宋史》校勘记对比，指出钱大昕考证中的一些失误。[69]修晓波着重分析了钱大昕《元史考异》中对蒙古、色目人名称、史实考证的成就与不足。指出钱大昕在《元史考异》中，统一译名、订正错误、补充遗漏，同时也指出钱大昕有漏考、校错、占有史料不足等缺陷。[70]魏鸿指出钱大昕的历史考证方法有比较法、求源法、钩稽法和归纳法，比较法通过校勘发现问题，再由歧说择优的原则判断正误；求源法从探求史源入手，一方面据史源以证史料转引之误，一方面借史源以推断现有史料的可信程度；钩稽法讲求由此及彼地追踪史料信息，辩正疑误；归纳法则用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推理。[71]陈其泰论述了钱大昕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影响，认为他是近世扭转“重经轻史”偏向的一位关键人物，为新考证学派打开了广大法门，是运用新史料和开拓新领域的直接先导。[72]

　　（六）对钱大昕元史研究的分析。朱华忠、王记录认为钱大昕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主要有：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为后人利用、研究《元史》扫除了障碍；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重写《元史》，所撰《元史艺文志》及《元史氏族表》沾溉元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其研究元史所体现出来的严密考证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一直影响着后来元史及边疆史地学的研究。[73]陈其泰也对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成就进行了考察，对钱氏的元史学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74]

　　（七）对钱大昕历史文献学成就的揭示。姚伟钧认为钱大昕的文献学成就主要在：由小学入手探求文献义理，注重目录版本辨伪，校正文献缺失，其方法求实科学。[75]曾贻芬则认为钱大昕的历史文献学成就的取得与其史学研究密不可分，从史学家的角度利用、发展考异，辨古籍真伪，考版本年代，修撰《元史艺文志》，都比一般文献学家高出一筹。[76]周少川具体研究了钱大昕的目录学成就，认为钱大昕更注重目录学在研究、整理古代典籍中的实际运用，在考证、校勘、辑佚、辨伪的过程中发展目录学。钱大昕研究、整理古代目录，揭示、考订各类典籍，编撰《补元史艺文志》，实践自己的文献编目思想，有很高的价值。[77]刘红敏、石斌则认为钱大昕的目录学为广义的目录学，他以考据为治目录学的基本方法，综合运用校雠、版本等知识来从事目录学研究。[78]严修总结了避讳义例在钱大昕训诂中的作用，指出钱大昕通过避讳义例，澄清了古籍中文字上的许多混乱，解释了古书版本上的一些问题。[79]邓瑞全认为钱大昕的避讳学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历朝避讳制度有深入了解；注意归纳避讳通例；利用避讳学校勘史籍，考证史事。[80]漆永祥分析了钱大昕的校勘学成就，指出钱大昕校勘重视善本，不迷信宋本；从众信古，不泥于古；阙疑存异，不专己守残。他用音韵学、舆地学、金石学、避讳学知识校勘，精于理校。[81]施丁则专门研究了钱大昕的金石学，指出钱大昕是清代金石大家，他以金石补载籍之缺漏，正史籍之错讹；他以金石与文献互证，成绩很大。他还据金石文发论，论人物、史事、史籍等。[82]徐有富研究了钱大昕的版本学成就，对钱氏的版本学造诣以及验证版本的手段都给予充分的揭示。[83]

　　（八）对钱大昕方志学成就的考察。陈光贻指出钱大昕在方志学方面最突出的成就就是方志人物立传的理论，并具体分析了钱大昕对方志人物传的看法。[84]陈文探讨了钱大昕关于修志取材、方志人物立传、修志者素养等问题的见解。[85]周梦江分析了钱大昕关于方志资料征集、志书体例、地理沿革以及人物编写的意见，认为钱大昕能兼取戴震、章学诚两人方志学说之所长，重历史又重地理。[86]倪所安认为钱大昕的方志学思想为：地方志为一方之征信；志以存道；博观约取；据事直书；方志立传有褒无贬，但不能以黑为白等。[87]王记录也论述了钱大昕的修志活动和方志学理论，指出钱大昕的方志体例思想是“叙述有法，繁简适中”，对志家的要求是“志乘寓史法，不私其亲”；也分析了钱氏在方志人物立传方面的种种看法。[88]

　　（九）对钱大昕教育成就的总结。吴以宁指出钱大昕晚年主讲钟山、娄东、紫阳书院，培养了大批东南士子。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汉学以及天文算学的教学与研究，加强蒙古、辽金语言的学习与研讨。在教育思想上，提倡“实事求是”，反对空言自夸，主张平等讨论。其思想中还渗透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89]

　　（十）比较研究。在研究钱大昕的学术成就时，人们还往往将他与王鸣盛、赵翼、章学诚等人进行比较，以见其学术特性。柴德赓比较钱大昕和王鸣盛，指出在学术研究上，二人都治经学，卓然可立，但从经学的考据转到史学的考据，钱大昕关系最大，考证最精。在治学方法上，都推崇实学，但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在做法上有所不同，考证各有心得。在治学态度上，两人都很认真，但王氏自命不凡，钱氏谦虚谨慎。在思想上，两人都比较保守，但对现实政治及历史，也有令人可喜的看法。[90]周振鹤通过比较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的学识，指出钱、赵、王三人之学问有龙、虎、狗之别，《廿二史考异》是点石成金之著，《廿二史札记》是披沙沥金之作，《十七史商榷》则是脸上贴金之滥竽。[91]杨绪敏通过比较钱大昕、赵翼的政治主张，批评了那种认为乾嘉考据学者“蔽于古而不知世”的观点，指出钱、赵二人在论经考史中都发表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92]申屠炉明比较了钱大昕与章学诚治史的异同，认为他们二人最擅长史学，在当时大多数学者认为经学为第一等学问的学术氛围下，他们认为史学同等重要，所发议论实乃补偏救弊之言。由于学术取径不同，他们的史学成就也各异，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成一家之言，钱大昕则在史学考证上有突破前人之处。[93]

　　（十一）对钱大昕具体著述的论述。陈慧星对《潜研堂诗》进行了研究，认为钱大昕的诗是学者诗，以学问家的眼光、兴趣、习惯、作风，把经史籀篆、书画金石诸方面的问题，议论入诗，严格用韵，风格质直，吟咏性情之作甚少。[94]王义耀比较了王鸣盛的《蛾术编》与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认为博与专的相辅相成，是两书的特点。[95]顾吉辰通过研究《竹汀先生日记钞》，认为《日记钞》内容丰富，尤其在版本考证方面成绩突出。[96]

　　需要说明的是，就在大陆钱大昕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时，港台学者也在钱大昕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杜维运认为钱大昕是历史考证派最特出之史学家，分析了钱大昕的考证学成就、经学成就以及其史才、史识，认为钱大昕可追纵班马、媲美温公。[97]陈鸿森发表《钱大昕养新余录考辨》、[98]《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三卷》、[99]《钱大昕潜研堂遗诗拾补》、[100]《钱大昕年谱别记》，[101]主要对钱大昕的著述进行考辨、纠谬、辑佚。司仲敖发表有《钱大昕之礼学》、[102]《钱大昕之春秋学》，[103]主要侧重对钱大昕经学的研究。

　　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的钱大昕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如果总结一下的话，这些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其一，就广度讲，几乎涉及到钱大昕学术成就的方方面面；其二，就深度言，很多研究揭示了钱大昕学术思想的深层内涵，不再把钱大昕当作纯粹的考据学家来看待。当然，百余年的钱大昕研究也存在不足，其一，对钱大昕经学方面的探讨尚嫌不足，对钱大昕的经学思想的本质没有很好清理；其二，对钱大昕经学与史学的相互影响还缺乏深入分析，对其经学思维方式对史学思想的作用还没有深入思考；其三，对钱大昕思想中所蕴涵的理论精华，尚须认真归纳总结。所有这些，对于认识钱大昕学术以及乾嘉学术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深入认识以钱大昕为首的乾嘉学者的学术内涵及学术精神所必须予以关注的。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曾经进行多年的思考，其中所得，也在拙著《钱大昕的史学思想》中进行了表述，但思考还不成熟，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总之，钱大昕研究是清代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对钱大昕研究的推进，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推进。


[1]同时代学者对钱大昕的赞誉，见拙著《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沈尧：《落帆楼文集》卷8《与孙愈愚》，吴兴嘉业堂刊本。
[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59，第429页。
[4]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第275页。
[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70页。
[6]《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第159页。
[7]《章太炎先生论订书》，见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
[8]《清华学报》304期，1924年第4期。
[9]陈垣：《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文物》1963年第5期。
[10]王伯英：《关于钱大昕佚文手稿》，《克山师专学报》1981年创刊号。
[11]朱瑞熙：《钱大昕佚文五则》，载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钱大昕研究》）。
[12]顾荻：《钱大昕的佚文六篇》，载《钱大昕研究》。
[13]顾吉辰：《钱大昕、钱大昭著作考》，载《钱大昕研究》。
[14]朱瑞熙：《钱大昕、钱大昭著作续考》，载《钱大昕研究》。
[15]顾吉辰：《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光绪重刻本）失收著述考》，载《钱大昕研究》。
[16]朱瑞熙：《钱大昕题跋初探》，载《钱大昕研究》。
[17]顾吉辰：《钱大昕与〈元史稿〉下落》，载《钱大昕研究》。
[1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9]漆永祥：《清代起居注官与钱大昕的〈讲筵日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
[20]王贵忱：《钱大昕致毕沅札》，《广州师院学报》2000年第2期。
[21]潘建国：《袁枚〈续同人集〉所录钱大昕佚诗佚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5期。
[22]许全胜、柳岳梅：《上海图书馆藏钱大昕手札九通》，《文献》2003年第4期。
[23]陈得芝：《〈嘉定钱大昕全集〉元史著述部分点校勘误》，《燕京学报》新1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4]王俊义：《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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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吕友仁：《钱大昕及其〈潜研堂集〉述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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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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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王记录：《钱大昕是吴派吗——兼谈乾嘉学术派别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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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许苏民：《钱大昕：豪杰精神与政治伦理》，《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
[38]路新生：《钱大昕的文论、史论与“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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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施丁：《读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1期。
[55]施丁：《钱大昕——以考史著称的史学家》，《文史知识》1986年第8期。
[56]施丁：《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求是学刊》2001年第3、4期。
[56]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第2期。
[57]黄爱平：《钱大昕与乾嘉考据史学》，《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58]杨绪敏：《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及史学思想》，《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9]谢贵安：《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载《钱大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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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华世銧：《钱大昕对历史学的贡献》，载《嘉定文化研究》。
[62]王记录：《钱大昕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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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陈其泰：《钱大昕治史特色略论》，《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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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王记录：《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89]吴以宁：《钱大昕教育成就述论》，《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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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杨绪敏：《钱大昕、赵翼社会政治主张评述》，载《钱大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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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陈慧星：《评〈潜研堂诗〉》，载《嘉定文化研究》。
[95]王义耀：《评〈蛾术编〉与〈十驾斋养新录〉》，载《嘉定文化研究》。
[96]顾吉辰：《读〈竹汀先生日记钞〉》，载《钱大昕研究》。
[97]杜维运：《钱大昕之史学》，《学术季刊》1954年第2卷第3期。
[98]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9卷4期，1988年。
[99]载《经学研究论丛》，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100]载《书目季刊》32卷4期，1999年。
[101]载《乾嘉学者的治经方法》，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0年版。
[102]载《法商学报》第19期，1985年。
[103]载《木铎》第11期。

行健

万里兄人谦和，余受惠良多，但其汉学功底在国际学术圈中却多少被人忽视……
其在国际学术圈中的名气是从避讳角度决定了《敦煌摩尼教下部赞写本年代新探》的时间，需知摩尼教目前在世界上是显学，但西儒汉学功底终究有限……
又钱大昕也是国际学术圈中的名人，他首先提出古无重唇音，也可能是中国近代唯一走在西方前的理论吧……
  二人有可比处，但从二人在国际学术圈地位得来却可看出
    套用一句中世纪的话“哲学还是神学的婢女”
   
  “汉学还是摩尼学的婢女”，汉学在国际学术圈地位却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