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窗集 人民币及其它——覆茅于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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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窗集 人民币及其它——覆茅于轼

茅于轼真君子也。年纪比我长，但算是同辈。我们这辈子经历过二战及之后的血泪历程的人，多多少少对国家民族有赤子之心。这方面，茅兄比我强得多了。这些年他拿着短小的本钱协助农民的教育与自力更生，令人感动。我自己只是拿着笔杆爬格子，这里那里大声疾呼，比起他亲自落手落脚，渺小得很。

说赤子之心跳得比较快，比较激动，是医学之外的哲理，何况到了日暮黄昏，来日无多，这样的人免不了有点不耐烦，有点脾气了。这方面，我搞不清楚茅兄与我孰高孰低。几年前听到他在机场喝咖啡，因收费奇高，大发牢骚。当时我想，价高大可不喝，有什么牢骚可发呢？殊不知两星期前，在郑州机场，等机喝咖啡，每杯最相宜的四十，四个人坐下来，两位要喝，两位不喝，女侍应说，不喝的，只坐下，也要每位收费四十，吓得两位急急脚离开。可幸侍应提点，否则埋单收足，官司可能打到北京去。

最近读到茅兄在某访问中，提到我，其中有两点与我对国家经济的看法不同。其一是间接的，没有提到我，但可能在那访问中，有人提到我只看经济效益，反对最低工资，也反对福利经济。茅兄说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也重要，不可或缺。虽然公平与正义不容易鉴定为何物，我的心与茅兄的心绝对是在正确的位置。人类天生下来就不公平，所以处理这项社会问题很复杂。我的立场有五点。一、天生有缺陷的或后天遇大不幸的，我们要帮助，最好让私人或私营慈善机构处理。二、政府要放开每个人自力更生的机会，也要维护这种机会的平等。三、虽说天生下来本领不平等，但从收入那方面看，差别不是那么大，本领有别或勤奋不同而导致的收入不同我们要接受。四、机会相等但际遇不同，导致的收入不同我们也要接受，因为我们难以分辨本领与际遇所引起的收入不同。五、权势过人，或关系超凡，可以导致很大的收入差距。这后者我反对，因为违反了自力更生机会平等这个原则。

是的，因为权势、关系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今天中国的一个大问题。反对财富不均，或反对贫富悬殊的劳苦大众，主要是见到或听到某些人靠权势及关系而大发其达。他们问：你凭什么本领比我赚那么多的钱？于是眼红，于是投诉，不平则鸣。这方面我不仅理解，而且无从反对。

大家知道，因为权势及关系而导致的贫富悬殊，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无可避免的。今天这改革大致成功了，还要再大走几步，是清除这类不「公平」的时候。问题是要怎样处理才对。答案当然是要清除那些因为权势及关系而说得上是腐败的机会及行为。是艰巨的工程，北京不可能不知道要做，但「关系」这回事，虽然我不懂，也可以想象不易处理。

我懂的——这里要向茅兄提出——是以修改收入不均的办法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增加累进税率吗？难不倒有权有势的人 ——这一点，四十多年前戴维德早就提出了，支持这论点的证据有的是。推出最低工资、福利经济等项目吗？也适得其反，因为这些不鼓励收入低下的力争上游，贫富悬殊驱之不去也。

转谈人民币，茅于轼的观点与我的不同，直接地提到我。有两点，相关的。其一，茅兄认为币值上升是发展起来的国家必会出现的情况，不让人民币升值是守不住的。其二，如果中国开放金融（包括取消汇管），人民币一定升值。这两点是传统的谬误，让我澄清吧。

一、欧洲经济发展得最顺利的二百年，用本位制，币值是稳定而没有上升的。日圆当年大幅上升，一则起于美国压力，二则有本土富有人士支持，其效果是发展得非常可观的经济，兵败如山倒，不景长达二十多年，到今天还翻不了身。当年我是第一个推断了日本的不幸。前年史坦福一位大教授以整本书分析日本的惨痛经验，他支持中国，极力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基于他对日本的研究了。

二、蒙代尔也极力反对人民币升值，是基于二千年前罗马帝国与上述欧洲发展的经验，认为稳定币值是经济运作的一个重点。佛利民与蒙代尔之争，起于佛老认为，脱离了本位制后，一个大国不容易下一个固定的锚——佛老于是支持 fiat money制。我起初站在佛老那边，但后来多番思考朱镕基的货币制度，知道一个大国的货币可以下一个固定的锚。英国的货币大师C. Goodhart也是下锚的拥护者，一九八三年香港考虑联系汇率时，我跟他研讨过。今天，大家的意见有出入之处，不是应不应该下锚，而是这个锚要怎样下才对。我考虑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起自一九八三，佛老当时认为成本太高，但后来朱老政策的经验，使我意识到以一个指数为锚可以稳守。

一九九七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二○○二说人民币是天下最强，二○○三年初说美国一定会施压——这些走在历史前头的话是有记载的。二○○三起我再考虑，在朱老的货币制度下转用一篮子物品为锚，反复考虑无数次，认为不可能错，是最好的货币制度。以一篮子物品的价值指数为货币之锚，政府是不需要提供物品的，成本甚低也。在这制度下，央行不要手痒，学人家搞什么货币政策。回头说fiat money，用的是以目标（targets）为锚，以币量或利率调控经济的政策不能不用。精明如格林斯潘，在任二十年利息率轮上轮落轮了八次，与朱老的制度相比，输了几条街。

三、说过了，币值的下降压力与上升压力是不对称的。一种货币的币值要下降，处理不容易：外汇储备可能不足，减少币量不是举手之劳，不知要减多少才对，就算成功，减少币量的效果可能要等长时日才见到。但币值有上升压力，要之不升易过借火。目前央行压制人民币上升的办法，是约束需求。这是大错。他们要倒转过来，增加供应。大量把人民币放出，是简单的事，要人民币「弱」到哪里都可以。困难是通胀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开放金融，取消汇管，让人民币大量流出国外。数之不尽的亚洲国家，市民要持人民币，政府也要人民币作储备。把人民币放出去中国可以赚很多钱，这是劳苦大众的努力促成人民币强劲的回报了。不明白为什么央行不这样做。会有通胀吗？如果人民币在外地使用，或被外地的政府用作储备，中国本土是不会引起通胀的。人民币在外地代替了其它货币的一部分，央行赚大钱，也协助了外地的经济稳定性。其二，如果放了出去的人民币大量回流，中国会有通胀。采用我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锚，可大显神通矣。坚守这个锚，不会有通胀，何况这个锚的物价指数可以调整，向上向下调整都可以。万无一失，因为央行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简直水浸），有需要时可把人民币买回来。

天下间不可能有一个国家不希望有今天中国的币值上升压力！因为压力是上升的，处理容易，央行不要让地下（其实是地上）钱庄做独市生意了。开放金融，解除汇管，上海会在三年后超越香港！这类宏观推断我历来准确。
壹周刊  张五常2007-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