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骂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学家的被骂

sonia6949

王仕军

一、被骂声包围的经济学家

　　2004年对中国的很多老百姓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年份。但对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却是不折不扣、刻骨铭心的多事之秋。香港教授朗咸平刮起的旋风，一下子掀掉了罩在经济学家头上的种种神秘而令人敬畏或欣羡的光环，引来了潮水般的质疑声和叫骂声，沦为“公众最排斥的群体之一”。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强势集团本身的一部分，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西方经济学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地位，默认中国的权力资本化。要警惕经济学家“搞垮中国”。更有人将他们称为生意人，甚至是“人渣”。2005年，连续三场风波更是令原本声誉就不佳的经济学家“屋漏偏逢连日雨”。先是郎顾之争国内经济学家集体挺顾反郎，结果顾雏军进了局子；接着香港有个教授抨击“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再是中青报公布民意调查称公众信任度超过10%的国内经济学家仅郎咸平和吴敬链两人。中青报调查杀伤力最大。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搜狐新闻中心近日的调查显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关于“中国内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说法得到了83%的公众支持。31%的受访者表示，在主流经济学家中，自己更愿意相信郎咸平的言论。在调查提供的14位经济学家中，支持率仅次于郎咸平的是吴敬琏，为19.8%。剩下的12人，包括厉以宁、张维迎、林毅夫、樊钢等在内，没有一人得到10%以上的认同率。得票率列第三的是“谁都不相信”这个备选项，有12.5%的人对内地经济学家就是这么看的。58%的受访者期待经济学家应该站在独立的学术立场上发表言论影响政策，另有38.2%的人期待他们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如今，这种期待还只是期待。在回答“你觉得学者发表的言论站在了什么立场上”这一问题时，有69.7%的受访者选择了“利益集团立场”，14.3%的人选择“政府立场”，只有7.4%的受访者选择“学术立场”。随着对经济学家普天盖地的批评，成名的或者不成名的以经济学为吃饭工具的人现在特别怕别人叫自己经济学家。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更是避之不急。就像一些格调高雅的年轻女士，不喜欢别人称其为“小姐”一样。

　　二、经济学家被骂的背后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经济学家从被很多人欣羡到被很多人鄙弃，是有深刻的原因的。总体看，主要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是经济学家自身之外的客观环境；二是经济学家自身的种种缺陷。

　　经济学家自身之外的客观环境

　　一是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学成为“显学”。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前无古人的，面临着很多矛盾和问题，时代需要经济学家提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办法，需要经济学家研究和发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更是将经济学家推向了风口浪尖。政府官员、企业管理者、普通民众，无一例外，都对经济理论、经济知识报有强烈的渴望，这为广大经济学家尤其是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的经济学家营造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使他们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一时间，经济学成为显学。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思想界为什么几乎听不到其他学科发出的声音，成了经济学的天空，人们更多看到的是经济学家唱独角戏的身段。

　　二是一些经济学家成为改革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如果经济学家只做一些经济学思想的普及工作，只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发表看法，倒也罢了，不会招致如此之多的指责。问题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学会“文武艺”就要货于“帝王家”。很多经济家参与了改革的决策，并且以自己的建议为决策部门采纳为最高荣耀。加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多决策部门在“单一发展”与“统筹发展”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认识的偏差和盲区，因此便有意无意地把经济学家当成了经济发展以及与经济有关的一切社会建设的百科全书、通用字典、万能药方。并且这些年来，许多决策部门的许多中青年公务员都是家门校门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从事工作后又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基层、脱离国情，所以一旦需要他们参与制定或修定政策时就感到心虚。找老师、找学者帮助“完成作业”便成了这些公务员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经济学家又何乐不为。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来了个书本知识与决策的“结合”。而任何的改革决策，往往都牵扯众多民众的切身利益。有了成绩，百姓自是褒奖有加，但出了问题，板子也免不了打到屁股上。为什么2004年后，公众对经济学家的质疑声、叫骂声不绝于耳，与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交织密切相关。

　　三是很多经济学家活跃于各大媒体，成为社会明星人物。改革开放后，各类媒体如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发展迅猛。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加之经济学家对改革决策的重大影响，使得经济学家也成为媒体的宠儿，成为镁光灯聚焦的对象。今天上论坛，明天坐嘉宾，后天开讲座，大后天接受采访·······，通过各类媒体，大众看到、听到的是经济学家忙碌的身影、铿锵的声音和翻飞的唾沫。经济学家的出镜率堪与娱乐明星相比。由于我们的很多媒体还不成熟，缺乏应有的自我判断和表达，习惯性的认为专家的观点就是比媒体自己和公众的高，往往更愿意成为专家观点的复读机；加之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往往对经济学的话进行甄别发表，甚至是有意炒作，以扩大媒体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说，经济学家的毁誉与媒体关系密切，受捧时谄词连连，棒打时贬语一片，前后冰火两重天。此种舆论环境之下，经济学家受到了一种无奈的“双重讹诈”，一面是媒体采访时要求你毫无保留地表达意见，同时在媒体上赋予了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另一面又在不自觉地把原本可错的意见预设成预言式的表达，而在预言破灭的时候，经济学家要承受更多的是智力和道德的质疑，而不是理论的反驳。这真可谓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

　　四是大众对经济学家的种种误解。面对各类媒体上，衣冠楚楚、慷慨陈词、满嘴效率、交易成本等术语的经济学家，由于信息不对称，大众产生了种种的误解，把经济学家美化了、神化了。比如把经济学家都当作知识分子楷模看待，以一个理想化的标准概念去对照处在财富中心的经济学家的人格和品德，当发现现实中的经济学家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回事时，自然会产生经济学家有没有良心的质疑。比如没有认识到经济学家也是一种职业，经济学只是这些人谋生的工具，用评论员傅涌的话说就是“经济学家并不是用来相信的”。比如认为经济学家对改革决策有决定的影响，改革出了问题，他们难辞其咎。其实经济学家并不是决策者，充其量是幕僚和参谋。

　　五是随着改革阶段的转换而带来的语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的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都笼罩在经济的语境之下。进入新的世纪，尤其是2004年之后，改革开放已经逐渐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改革的重点已由经济问题转向政治问题。无论是国企问题、股市问题，还是民工问题、民生问题，本质上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社会的中心舞台已经从经济舞台变成了政治舞台。中国社会已经从经济语境转向了政治语境，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更需要法学家、政治学家言说的时代。而此种情势之下，一些经济学家却未能审时度势，或毫不自知地大谈“经济人”的理性，像不谙世道的成年人，在言谈举止上让自己不断在公众面前出丑；或意识到了中心舞台转移，便急速把自己打扮成官员模样，超出自己的经济学科的边界发出政治语言。结果都是让公众厌烦。

　　经济学家自身的种种缺陷

　　一是理论运用上的食洋不化。现代经济学形成于19－20世纪的西方，当时西方国家的宪政、法治、民主等制度框架已经相当完善，财产权也都有明确的界定和稳定的保障。因而，现代经济学将所有这些制度基础视为默认条件不予讨论，转而讨论更为技术性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拿这种忽略了市场制度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当然难免产生“错置具体性的谬误”。比如一位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理由是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这个观点放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许成立。而在当今的中国，教育体制的完善决非一日之功。鼓吹这样的论调只会使更多的穷人读不起书。当众多的普通百姓为教育这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网上流行教育把你的二老逼疯顺口溜的情势之下，宣扬如此与常识迥异的观点清楚地表明了一些学者食洋不化的弊病，为公众所唾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再比如，面对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一些经济学家不从根源上找原因，而是鼓吹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明白人算算帐就可以清楚，在腐败现象严重，财产往来不透明的环境下，国家每投资一个亿，真正能落在普通人手中而能变成实际购买力的货币能有几何呢？而其中的大获利市者是不会热心于用赚来的钞票大量购买实体商品的，他们对储蓄，对股票投机，甚至对资金出逃，或者购买能保值的房地产更感兴趣，政府千辛万苦通过向老百姓借债，向银行告贷，甚至通过超量印发钞票筹集到的，寄希望于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宝贵资金，犹如泥牛入海，打了水漂，或者是变成了加剧经济过热金融危机的炮弹。这又是食洋不化惹的祸。

　　二是政策主张上的人文关怀缺失。中国一些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或者是“不讲道德的”。似乎经济学家只需恪守“冷漠的客观性”，没有一点儿人间情怀。这实在是一种谬论。经济学毕竟不是纯粹的“技术性”学科，它是拥有更多人文内涵的“社会性”学科。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的观点值得关注。他特别指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当满怀人类的同情心，献身于这样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冈纳·缪达尔穷毕生精力，将经济学界淡忘已久的“平等“观念，引入发展经济学中，使其经济学理论充满了人类关怀，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冷漠多了，在他们眼里，充斥的是经济标准和所谓的“效率至上”。比如，在中国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保，城乡贫困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的情况下，某知名经济学家如此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再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上，此公也有如此下的“高论”：“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更有专家告诉下岗工人，“不能谈补偿，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工人。”如此一来，经济发展究竟是为了谁。经济研究岂能如此“见物而不见人”？

　　三是理论观点上的前后矛盾。一些经济学家在理论观点上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前后矛盾，使人联想到诡辩家。比如在对待腐败问题的观点。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些经济学家大肆宣扬“腐败有理”。一知名经济学家如是说：“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另一同姓的所谓名学者说得更为明白：“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随着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他们的观点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一下子又成了反腐的先锋。同样是这位被很多人奉为国内企业理论第一权威的学者又发表了如下的高见：“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不知他们是否想过，今天一些领域的严重腐败问题，正是他们大造“腐败有理”舆论带来的恶果。

　　四是利益取向上的嫌贫爱富。一些经济学家动辄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全体百姓服务”等字眼来说明自己观点的客观公正。而实际却是为富人讲话，为此甚至不顾经济学和生活的基本常识。在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上，有专家“坦言”：“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对此有经济学家的观点更为出奇：“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这些话不仅违背了经济学常识，也有违一般的生活常识。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为有他们利益所在的“集团”说话，就没有什么想不通的。

　　五是专业领域上的帝国主义心态和行为。国内还有一类经济学家，或者一些自认为是经济学家的人，似乎对什么领域都素有研究。不管面对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能毫不畏惧，勇于开谈，并且敢下断言。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曾嘲弄说，这种经济学家是“门诊大夫”，什么病都敢下手治。他自称是“专科医生”，只敢对自己熟悉的病诊断开方。理性预期学派大师罗伯特·卢卡斯对他研究领域外的任何事件，也从不发表看法。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有着非常清醒的警觉。1974年他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宴席上，曾冷静地说：“在经济学方面有了一点特殊贡献的人，没有理由就成为全能者，而可以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可是新闻界却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终于自信是如此。甚至于有人被捧昏了头，居然对一些他素未钻研的问题发表意见，而认为这是他的社会责任所在。”由此，他提出忠告，凡是获得诺贝尔这项荣誉的人，必得作一谦虚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学术以外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人，无一不是在某一方面极具建树，声名赫赫之人。哈氏尚提醒大家要恪守分寸，一般之辈不知听此作何感想。

　　三、经济学家：路在何方？

　　面对汹汹的指责声和叫骂声，考虑到中国社会由经济语境向政治语境的转变，笔者认为经济学家们垂头丧气大可不必，毕竟经济的发展还是我们国家需要长期关注的关键问题，经济学家大有用武之地；但深刻反思也十分必要，唯有此，经济学家才可能重新树立自己良好的职业声誉。至少应该在这样三个方面大下气力：

　　一是尽量在自己有研究的领域发表合理的观点。请记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忠告，抛弃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心态，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不能随意发表看法，要注重树立自己的经济专家形象，不能给公众留下“江湖游医，包治百病”印象。同时在发言时要注意作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而不能故作惊人之语，靠奇谈怪论来吸引公众注意。

　　二是发表观点要表明自己的利益倾向。按照评论家鲁宁的看法，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家有四种生存选择：纯做学问，致力于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学术研究；在民间经济研究机构、靠各种民间基金会提供研究资金，以研究成果影响政策走向。代表政府立场，诠释政策决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替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用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从而为“雇主”维护或争取既得利益的最大化。纯粹做学问也好，为人代言也好，纯属于经济学家的自由权利。经济学家追求自身利益也无可厚非。但发表观点时，要表明自己的利益倾向。不能动不动就用“为国家民族服务”、“为全体百姓服务”等字眼掩盖自己的利益倾向。即使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也要尽量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对各个利益群体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三是要带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更多地多研究点中国问题。研究经济问题不能不讲道德，要借鉴冈纳·缪达尔带着人文关怀研究经济问题的理念，使自己的研究既有客观的学理分析，又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见物更要见人。同时，不能不顾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等具体的国情，来盲目套用西方经济理论。要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把握上，转移到探询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的有效对策上，转移到如何实现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上。

长歌－废墟

sonia老师，好久不见了，赶来问安 。这个帖子就让懂得经济的兄弟评论吧：）

sonia6949

不敢当，也祝你节日快乐！

偶不懂经济学的，不过这文章是一个搞新制度经济学的人写的，觉得还有些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