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与均衡，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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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均衡，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黄焕金

　　【摘要】和谐社会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决定了对社会财富的占有程度。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不管他（它）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是否有贡献，都不防碍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因为，对市场资源的占有程度越大，所占有的社会财富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如果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较小与其因占有过多市场资源所获得较大社会财富的程度形成太大反差，或者相反的情况，则一个社会就是不和谐的，就充满着矛盾。和谐的社会就是要努力建构一个对社会财富创造的贡献程度与其获得社会财富的程度成正比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这就必须要打破因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与管制而形成的对市场资源的垄断占有，使市场利润得到均衡。一句话：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市场利润的均衡化。

　　【关键词】市场经济，竞争，超额利润，均衡利润，市场资源，行业分工，和谐社会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倡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社会复杂关系的和谐能够使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更稳定与迅速，如果没有和谐的社会关系，则国家发展必定产生更多颠簸，阻碍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的发展则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一个经济落后，财富稀缺的社会，必定存在更多的生存竞争，无法想象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那么，如何从经济学论理上说明经济的增长发展对社会和谐的意义呢？

　　一

　　首先，社会经济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于增长发展。如果不能采取最适合的经济运行方式，致使经济难以发展，则建构和谐社会最终只能是一句空话。过去中国采取计划经济的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虽然也能 “集中力量”办了一些“大事”，但事实证明，由于难以发挥各方面、各因素的积极主动作用，所以它并非发展经济的一个适合方式。因此，1978年后，中国经济也随世界潮流，在改革开放思想的倡导下，续步将经济运行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尽管每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运行各有特点，但都采取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来发展社会经济，除了极个别国家外，基本上不再采取与市场经济正相对立的计划经济方式来运行社会经济了。

　　市场经济的基本运作模式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不过是商品进行交换的一个互动场所而已。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商品交换所形成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虽然有许多社会关系并不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也不能直接用这种交换关系来说明，但是，作为经济基础，商品交换的关系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在背后、在更深层次支配着所有社会关系。因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无论是善是恶，都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无论一个人精神上有多高尚，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要维持他某种善良慈爱的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利益相伴随、相维持，无利益之事，是无法长久坚持的。因为，一个人的善行是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的，如果他没有过去和现在的利益积累，就不可能发挥他的高尚献身精神。比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建立了拥有资金量世界最大的公益基金会，它经常向全球重点疾病防治研究提供捐款。显然，如果没有比尔·盖茨在商品交换中的赚钱利益，就不可能有这个公益基金会的存在。可见，商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在商品交换中，每个人既必须是生产者，又一定是消费者，每个人，必须在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中获得利益收入，才有必要的购买力去消费自己应该消费的物品。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的消费，既是生活性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性消费。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同样需要从日常生活消费中不断产生、不断维持。一个人如果是简单劳动的劳动力，那么他为维持与再生这种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水平可能较低。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劳动是复杂的、智力性的劳动力，比如是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国家领导人等等，他们为维持自己相应身份的劳动力所需要消费的资源就比一般人大得多，同时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也会大得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重要道理：如果社会经济生产力足够强大，能够为广大民众提供足够的消费资源，就可以维持更多的人从事复杂的智力性劳动，使更多人的素质得到提高，社会产生更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政治家、思想家等等。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生产与消费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生产只是手段，消费则是目的，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关键；通过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获得更高水平的消费，从而“生产出”更高素质的社会民众。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在政府的经济政策中，侧重于社会生产方面还是侧重于社会消费方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关系到社会经济能否增长发展。在利益上往往互相矛盾与冲突、此消彼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生产者的利益，则有可能使生产者形成并维持相应的垄断经营特权，从而使消费者不得不承受其所提供的质次价高的产品。相反，如果国家政策侧重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就必定在生产经营市场上引入更多的供给竞争，迫使生产者向社会提供品种更优、品质更好、价格更低的产品。实际上，消费并不仅仅是指人们的生活消费，还包括所有生产活动中需要的原料性消费。侧重于“消费”的经济理念通过“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两个方面的充分满足而使社会经济得以兴旺繁荣。因此，这也是对社会生产的支持与维护。

　　二

　　自亚当·斯密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行业分工”对社会经济增长发展的基本意义。可以说，观察一个社会经济是否先进发达，就看这个社会经济的行业分工程度是否足够高。因为一方面，分工程度越高，经济所获得的生产率必定越高，从而使经济产出更大；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达，可以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可以消化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带来的更高生产率。象亚当·斯密所说，能否有足够的市场空间容纳更高程度的分工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是分工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某人想专门从事某行业，但他周围的市场却难以容纳他专门从事这行业所形成的更高生产率，这个市场无法完全消费吸收他专门生产后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这样他自然难以专门从事这一行业了，同时也制约了他的生产力发展。

　　亚当·斯密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则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和理解市场经济，这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很有意义的观察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角度。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经济的生产关系分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分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在此，所有工人，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都被认为具有相同利益关系，同样，所有资本家，无论从事于什么行业，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但是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事情并非完全这样，在许多时候，相同行业中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要比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或资本家之间）具有更大的利益共同性。比如，钢铁行业是向汽车行业提供制造汽车用钢铁原料的一个上游行业，我们假设钢铁行业为P，汽车行业为Q，两者内部都存在着“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都存在劳动者a与资本家b两种身份的人。这样，对于钢铁行业P来说就具有劳动者Pa与资本家Pb，同样，对于汽车行业Q来说也具有劳动者Qa与资本家Qb。于是，按马克思的观点，Pa与Qa之间 、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大于Pa与P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也大于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但按亚当·斯密的观点情况则正好相反，Pa与Pb之间、Qa与Qb之间的利益共同性，要大于Pa与Qa之间 、Pb与Qb之间所具有的利益共同性。这种情况体现在：如果钢铁行业所提供的钢铁产品质次价高，造成汽车行业成本负担加大，并难以保证汽车的品质，导致消费者对汽车的消费减少，这势必使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利益遭受损害，汽车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日子都不好过，甚至全行业亏损，企业纷纷破产。但是，钢铁行业产品质次价高却对这个行业的资本家及工人有利，因为产品价格高就可以使他们获得更大利益，而品质低劣也可以转化为更低成本下的更高利润。

　　显然，从行业分工来看，如果上游行业的劳动者所获得的利益分配很大，肯定会通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到分工的下游行业所有从业者（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使下游行业的劳动者与资本家不得不承担上游行业的高福利所转嫁过来的经济负担。比如，我们知道，如果电力行业的从业者们获得很高经济福利，工资、奖金及其它经济利益很高，那么，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福利始终要转化为更高的电力价格，使电价（比如）从0.5、0.6元/度提高到0.7、0.8元/度，这显然是要消费电力商品的下游行业及广大消费者承担电力行业从业者的高福利利益，最终使一方面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利益超额，造成分化与不平等，形成不和谐的经济局面。亚当·斯密“行业分工”的基本意义就是从这种行业关系来观察社会经济，从“提供产品”的上游行业与“消费产品”的下游行业之间的关系来观察经济；它进一步包含着更深意义：上游行业在供给上的充分竞争，是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亚当·斯密高度称赞“市场”这“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由。一个社会经济体存在着充分的供给竞争（尽管我们很难看到“充分竞争”的存在），是这个经济体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这种竞争可以迫使各个生产要素的成本价格大大下降，从而使需要利用这些要素的广大经济部门和每个人获益；同时，要素低廉价格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反过来促进了要素生产部门的繁荣与增长发展。比如，当今中国之所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仍然是廉价的，这个因素既可以使中国制造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又可以吸引全球资本在华投资，以充分利用低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好处。当然，中国这种“低要素成本”的发展模式仍然是低层次的，并且不是长远之计；比如，近年广东等地出现“民工荒”是经济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他们相当关注广东等地的经济发展对低廉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到底有多大。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与进步，形成强大的“独特性经济”，才是高层次的发展模式，获得经济强国的地位。

　　实际上，马克思“劳资关系”模式也可用“行业分工”模式加以理解。劳动力是资本家经营生产活动所需要的一个生产要素，它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因此，劳动力商品可以被看作一个上游行业所提供出来的一种原料性产品，它同样需要充分的供给竞争以提高其有效供给能力，才能对利用它的其它行业的生产活动有利，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的繁荣，使社会经济得以增长发展。可见，“劳资关系”同样是“行业关系”，劳动与资本，分属上游与下游两个不同又互相依存的行业。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经济学对现今西方社会工会组织力量过于强大的抱怨，因为这使西方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能得到充分竞争，致使社会经济所必须采用的劳动力成本过高，无法有效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不过今天的西方工会势力已经有所削弱）。于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出其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寻求利用低成本劳动力资源，就成为一个难以抗拒的趋势。

　　三

　　今天，社会贫富分化与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建构和谐社会所遭遇的根本性问题，是中国各种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根源。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非常错误的；正相反，是市场经济不彻底、不够纯粹的结果，是市场运行遭受种种不当垄断侵袭，被非市场力量所扭曲与利用的结果。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发挥以“行业分工”为主导的市场的力量。

　　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个行业有大于其均衡利润的超额利润，则市场运行的自由性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使这个行业产出增大，价格下降，过高利润被削弱。就象水流从高水压处流向低水压处一样，投资由无利润、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直至将所有超额利润削平为零。所谓“超额利润”就是价格大于投资成本与劳动耗费成本之和所具有的利润。假设投资成本为C（包括不变资本与体现为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劳动耗费所形成的剩余价值为m，则当所生产的全部产品的总价格W=C+m时，所形成的利润M即是均衡利润（可表示为M0），此时它等于剩余价值m，即M= M0=m。而超额利润则是总价格W大于C+m时的情况，即W〉C+m。一个行业M的超额程度越大，所吸引到的投资额也就越大，最终这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直至使M=M0。当出现M=M0的情况时，这个行业投资量变动情况最小，既没有新的资本流入，也没有资本流出，从而出现投资均衡状态。均衡状态说明没有谁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同时，也没有谁亏损，从而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当然，如果一些资本寻找到超额利润更大的行业，则有可能从这种投资均衡状态下流出；因此，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局部均衡是难以持久的，一般均衡才是持久的均衡状态，除非有更强有力的因素（比如重大的技术进步使某个行业出现生产率革命）。

　　但是，如果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自由而低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进入另一个行业，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一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脱离低利润的行业，因为<2>这部分资本与劳动力没有办法流向高利润的行业。这样，低利润行业就没有办法以减少资本与劳动力的方式减少产出，以抬高过低了的价格。而高利润行业则由于其它资本与劳动力难以进入而长期维持产品的过高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这显然会使在低利润行业从业的人员陷于贫穷，而高利润行业的人员则畸形地富裕。这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基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当你获得更大的市场买卖的资源，从而能够在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利益时，你自然就可以占有与分配到更多社会财富，相反，如果占有的市场资源小，则你只能获得更小的财富分配。如果你能够垄断一个需求巨大的行业，从而拥有巨大的市场资源，则你无疑会拥有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你拥有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却是属于你的。比如当你垄断一个国家的电力商品市场，使得这个国家的电力需求都由你供给时，你在电力价格上的决定权就非常大，定得很高的电力价格会使你非常富有。

　　中国由于刚刚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过渡到今天的市场经济状态，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甚至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性质还未认识清楚。比如，前面所说“社会财富的分配，无不是市场资源的分配”就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认为分配只是某种与市场状况无关的人为的财富分配。但是所有的分配权额，无不都是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量的分配，而利润的获得，又与相应产品所占市场资源的份额有直接关系。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仍然受到较多计划经济残余的渗透与限制，市场准入、行业管制程度仍然较高，社会资本与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的流动，致使某些行业垄断经营的程度较高，从而使其占有更多社会财富。相反，某些市场竞争已相当充分的行业，由于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最低化，利润已经非常微薄，其从业人员所分配到的社会财富量就相当少。这样自然形成社会财富分配上的差距。如果这种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说明某些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市场准入与行业管制程度提高了，而另外一些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却更大了。比如，众所周知，石油、烟草、钢铁、电信、电力、金融等在今天仍然是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行业，从垄断经营中获得的社会财富的分配额相当高。另外，提供垄断性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18%，速度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垄断程度高的“最高行业”与竞争程度高的“最低行业”之间，职工平均工资之比由“八五”末期的2.2和“九五”末期的2.6上升到3.0以上，并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解决社会财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以“开放”精神为指导，在垄断行业中引入更多竞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能够在垄断行业中扩大就业容量，因为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必定能吸收更多的人员就业；二是垄断行业的充分竞争，迫使其产品价格下降，从而为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比如如果电力价格下降，则会对其它用电行业的发展创造很大的利好条件；三是以上述这些市场行为解决问题，自然而然，相比于强制征收更多税额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或者规定垄断企业职工应得多少工资等办法，不会遭遇太大的反弹力量。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不断打破对市场的不合理准入与管制所形成的垄断局面，各个行业共同兴旺繁荣的局面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就完全是可能的。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是和谐社会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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