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制造业组织结构与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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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倒微笑曲线”谈起
　　
　　日本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制造业强国。虽然在后工业化时代和长达数十年的“平成萧条”中，日本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趋于下降，但制造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依然不容低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03年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韩国为32.9%，德国为24.8%，日本为24%，英国为19.6%，美国为18.4%，法国为17.5%。而且，日本制造业的综合波及效应系数高达2.1（即制造业某部门每增加1单位产值，将引起制造业内部以及非制造业增加2.1个单位产值），远高于服务业的综合波及效应1.52。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始终高于所有产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虽然在经济萧条期徘徊不前，但近十年来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参见表1）。此外，日本工业制品占出口的比重高达94%，在发达国家中高居榜首。

表1：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比较（%） 　制造业所有产业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4年2000－2004年日本3.34.15.01.6美国3.75.75.92.7英国3.32.63.81.9德国3.32.73.10.8法国4.04.52.51.2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OECD：《经济展望数据》。
　　
　　与其他产业相比，日本制造业能够在长期萧条中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从本源上看，这与日本作为“物造民族”的国民文化及其“制造立国”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中流行所谓“微笑曲线”的概念，即在制造业的价值链中，中游的制造和组装环节的附加价值较低，上游的研究开发和下游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等环节的附加价值较高（参见图2－1）。但日本经济产业省2004年12月对日本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问卷调查却发现，回答利润率最高的业务环节来自制造和组装的企业比率高达44.4%，然后依次是销售（30.8%）、售后服务（10.5%）、开发及设计（8.4%）（见图1）。也就是说，对于日本制造业（尤其是机电、汽车等组装类产业）的企业来说，其价值链是一个“倒微笑曲线”（参见图2－2），制造和组装等生产环节依然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这一令人惊讶的结果表明，与过去一样，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仍然集中在生产制造能力上，这一点与长于研发和营销的美国企业差异很大。那么，除了“物造文化”的影响外，日本企业何以在后工业化时代继续保持强大的制造优势呢?

　　
　　日本企业在制造环节得以保持较高收益的秘诀大致有两点：一是通过独特的产业组织和供应链管理（SCM），实行小批量多品种的精益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仅降低了库存，提高了生产和流通效率，而且能够灵活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二是实行以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功能性国际分工，将不需要采用精益生产的产品或工序转移到低要素成本的国家或地区，达到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
　　
　　笔者认为，日本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其独特的产业组织结构－－系列（keiretsu）组织（企业之间）和生产现场的团队作业方式（企业内部），这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了以全面质量管理（TQM）和准时生产制（JIT）等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方式。精益生产方式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信息和知识的共享来节约协调成本及交易成本，它使日本企业在结构复杂、零部件专用性强、上下游工序之间需要保持密切协作关系的组装类产品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优势。这类产品在工程学上被称为整体型构造（integral architecture）的产品，如汽车、精密机械等。必须指出的是，精益生产方式（尤其是JIT）与系列组织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系列组织是处于产业链的上游（材料）、中游（零部件）与下游（组装）的企业之间通过“市场与组织的相互浸透原理”而形成的一种既不同于垂直一体化又有别于古典市场的准中间组织。这种长期而紧密的交易关系的主要功能，是利用信任关于这一无形资产和意会知识在涉及专用性投资的分工中提高交易效率。它使得日本企业在技术专用性强的整体型构造产品上能够大胆进行长期投资而不必担心专用资产交易中常见的“要挟”（hold up）问题。笔者还认为，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够在结构复杂的组装类产业中建立起系列化的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社会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有着内在联系。
　　
　　但系列组织也存在着种种局限性：（1）交易者地理接近和文化同质是系列组织有效运作的前提，这种特殊的组织结构通常受到地域和文化背景的限制，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要求。系列关系也是日本制造业战后形成“全套型”（full-set）产业结构的原因之一。（2）系列组织在具有标准界面的模块型构造（modular architecture）产品的分工上不具有节约交易成本的优势，因为模块型产品通过标准界面和统一的设计规则大大减少了J：下游工序之间的互动，使分工可以在更加分散和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展开。而这些相对独立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和在模块内部设计上的创新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以至于模块化成为近年来引领产业组织变革的一股潮流，在信息技术（IT）产业等新兴产业中盛行不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步放弃了以大批量生产和垂直一体化为特征的传统产业及其组织结构（如“福特制”），转而大力发展IT产业和服务业，并形成了一种高效的产业组织结构――通过产业链的解构和外包共享供应商生产能力的模块化分工网络，借此实现了产业复兴。而同期的日本则经历了“失去的十年”。在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下，日本制造业不得不逐渐放弃自成体系的“全套型”产业结构和封闭的系列组织结构，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调整。然而，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日本制造业并未完全舍弃系列组织，而是对其加以改造，在扬弃一些不合时宜的惯例的同时，继续利用其长处来强化在整体型构造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这些产品由于难以标准化，往往又是高技术和高附加价值的，适宜于采用精益生产方式。当然，为了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与过去相比，日本制造业的系列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开放性和流动性，组织结构正在由金字塔形结构向网状结构转换。另一方面，为了应对全球化和模块化潮流所带来的挑战，日本制造业企业还积极推行标准化和国际化战略，越来越多地把可模块化的通用零部件及工序从价值链（含系列组织）中分解出来，转移到低成本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而这些模块构造的产品和工序的生产往往又是低技术和低附加价值的，其竞争力主要取决于要素成本。这样一来，日本制造业就逐渐形成了基于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差异的功能性国际分工：将高技术和专用性强的整体型构造的产品及工序留在国内，通过系列组织的精益生产方式来增强核心竞争力；将使用通用技术的模块型产品及工序转移到国外，利用亚洲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和组装，然后将产品出口到欧美或者返销国内。
　　
　　图3显示，在日本的制造业中，越是结构复杂和技术专用性强的产业，其零部件等中间产品依赖于系列内部交易的比重就越大，反之，来自于系列外部的比重越大。但总体上看，由于结构复杂的组装类产业可模块化的余地较大，在价值链解构的过程中，组装类产业来自系列外部交易的增加幅度也远远大于可分解性差的流程类（process）产业（见图4）。

　　
　　经济产业省的调查结果还显示，日本企业调整交易关系的一个重要动机是为了降低成本（在调查中选择此项目的企业达八成以上），由于从系列内分离出来的中间产品的供应大多被转移到了中国和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因此回答系列外交易增加的企业的营业利润率普遍高于回答系列内部交易增加的企业的营业利润率（参见表2）。可见，在继续通过系列组织来保持整体型构造的高技术产品和专用零部件的竞争优势的同时，尽量将模块型的通用零部件及其工序配置到东亚各国以降低成本，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在东亚地区开展国际分工的一种通行做法。
　　

表2：交易关系的变化与利润率的关系（%） 项目营业利润率无变化(以系列外交易为主)6.40系列外的交易增加5.32无变化(以系列内交易为主)5.29系列内的交易增加4.12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图5反映了日本制造业主要产业在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的生产比率和在当地的中间产品采购比率的情况。可以看出，典型的模块型产品如电子零配件（其中多数是电脑和家用电器的零配件）在东亚地区生产和当地采购的比率都非常高；而对于高技术的精密机械及医疗机械来说，虽然在东亚的生产比率适中，但在当地采购零部件的比率却很低，即这类产品的零部件大多在日本国内生产，然后运到东亚国家组装；对于运输机械（汽车）来说，虽然不少外围零部件是标准件，可以在东亚采购，但其核心零部件则是典型的整体型构造产品，对系列组织的依赖程度极高（JIT即在丰田汽车公司实行），因此其在东亚地区的生产比率在所调查的制造业诸行业中列于末位。

图5：各产业的东亚生产比率与当地零部件采购比率（%）
　　
　　综上所述，日本制造业在东亚地区开展国际分工的基本特征是：对于上下游之间需要保持紧密协作关系的专用产品及工序（由于难以模仿的异质性，它们往往也是高附加价值的），力求将其保留在国内依赖系列组织进行生产；对于模块型的通用产品及其工序，则尽量将其分离出去，其中低技术的产品直接向中国和东南亚的本土企业采购，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则由设在东亚地区的日资企业生产（参见图6）。应当说，这种基于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差异的功能性国际分工，对于日本制造业保持其国际竞争力还是颇有成效的。东京大学与经济产业省联合进行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日本制造业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依然集中在具备高度整体型构造特征的组装类产业中。

图6：日本制造业在东亚的国际分工形态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产业省
　　
　　三、日本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在东亚地区以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为基础形成的二元分工模式，既充分利用了东亚地区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又发挥了日本企业在整体型构造的组装类产业中的独特优势，成为日本得以在后工业化时代继续保持制造业强国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又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过去日本企业只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基地来看待，其对华投资基本上都是成本导向型的，以通用产品的批量生产和组装为主。但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民收入迅速提高，具有巨大消费潜力的社会阶层开始形成，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中国作为销售市场的魅力正在日益超过作为低成本生产基地的价值。
　　
　　其次，由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和赶超战略，东亚尤其是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与日本的差距日趋缩小，使得日本企业凭借技术落差的分工战略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中国等东亚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速成长又导致对生产设备和半导体、液晶、特殊钢材等高技术原材料的需求增大，给日本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再次，由于大企业将许多中间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东亚，使得日本的中小企业（尤其是系列组织中的分包企业）的订单大量流失，生存日益困难。这种情况迫使日本的中小企业追随大企业到东亚地区投资设厂。据中小企业厅统计，20世纪90年代前期日本中小企业曾出现对外投资热，当时的投资对象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地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外投资回落；从2001年起，日本中小企业的对外投资再度升温，而此次的投资对象主要是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激增使日本企业在海外“复制”系列组织的可能性增大，对日本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形态将产生重要影响。
　　
　　因上述变化，日本制造业的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以下的新动向。
　　
　　（一）日本制造业的对华投资正在由成本导向型加速向市场导向型转变
　　
　　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公布的2005年度日本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的结果，有85.3%的在华日资生产企业表示其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是中国市场，90.3%的企业在未来三年的中期发展规划中计划扩大在华销售规模，而以日本为销售对象的在华生产：企业则由目前的45.2%减少为未来三年的37.5%，甚至在东盟国家的日资企业中，表示将扩大对华销售规模的企业比例也由现在的15.8%增至未来三年的20.5%。这种情况表明，日本制造业的对华投资策略正在由以低成本制造功能为主向制造基地与销售市场并重的方向转变。不仅日本大企业如此，中小企业的对华投资动机也在经历同样的变化。
　　
　　（二）在制造功能上，在华日资企业出现了由通用产品的加工组装逐步向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乃至研发的方向升级的倾向
　　
　　据JBIC的问卷调查，目前绝大多数在华日资企业从事的是通用产品的零配件制造（76%）和加工组装（85%），但在未来三年的中期规划中，通用产品的生产比率趋于缩小（零配件制造59.2%、加工组装65.4%），而高附加价值的专用产品的比率则将明显上升，尤其是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研发设计的比率将由目前的7.9%提高至未来三年的21.1%。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目前日本制造业基于产品构造的功能分工（国内专用品、国外通用品）的格局可能逐渐瓦解。
　　
　　JBIC的调查并未说明日资在华企业为何出现上述趋势。笔者认为，该趋势的产生原因大致有二：首先，它与日本对华投资动机向市场导向转换有着直接关联。为了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中占有更大份额，日本厂商必须就近把握市场变化，将适合中国消费者偏好的产品尽快投入市场。这就要求日本企业必须逐步把更多的经营环节转移到中国。其次，如前所述，日本制造业对整体型构造的专用产品的生产严重依赖于系列组织，而近年日本中小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为日本制造业在海外“复制”其系列组织创造了条件。如日本的三大汽车厂商先后落户广州后，很快就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聚集起了数百家日本汽车零部件企业。
　　
　　（三）在对华投资的区位分布上，日本制造业尤其是机电厂商和汽车厂商出现向华东和华南地区集中的倾向
　　
　　据JBIC的调查，未来三年打算扩大在华业务的电机电子企业中有70.7%选择了华东地区，65.8%选择了华南地区；打算扩大在华业务的汽车厂商中有59.7%选择了华南地区，44.1%选择了华东地区（参见表3）。

表3：日本制造业企业未来三年计划扩大在华业务的区位选择（%） 　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部地区制造业整体(455)18.934.767.248.513.8电机电子产业(82)26.839.070.765.89.7汽车产业(77)14.232.444.159.620.7　　注：由于是多选项，各项之和大于100；括号内是样本企业数。
　　资料来源：国际协力银行
　　
　　在华日资的南移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华东姑且不论，东北和华北的重工业基础都胜过华南。本田、日产和丰田三大汽车厂商相继南下广东，是否因为日本厂商是迟来者，其他合适的地方已被欧美厂商所占据?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历史因素，但日资的选择蕴涵着诸多必然性。首先，既然投资动机转为市场导向，市场潜力自然就成为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广东的人均收入在全国名列前茅，市场潜力巨大，贴近市场设厂正是日本汽车厂商的一贯做法。其次，广东具有良好的支持产业和形成汽车产业集群的可能性。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全国首屈一指，机械、石化等产业也很发达，可以为汽车产业提供强大的支撑。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自发形成了众多闻名全国的产业集群，这表明广东可能具有形成适合于汽车这种复杂构造产品所要求的产业集群的潜质。第三是广东具有邻近香港和东南亚的区位优势。香港是日资企业在亚太地区的重要营运中心，东南亚的泰国则是日本汽车产业在亚洲最大的投资地和零部件供应基地。在广东设厂，不仅方便日资企业在香港从事营销和融资等活动，而且还可以与泰国等地的日资企业互为依托，构成区域生产网络。笔者认为，日本汽车产业在广东的投资并非仅仅针对中国市场，从长远来看也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日本产业研究所对亚洲各城市及地区的投资环境所做的聚类（相似性）分析，目前与广东最接近的城市是上海，但三年以后与广东最接近的将是泰国曼谷。泰国不仅是日本汽车产业迄今为止在亚洲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其未来投资的首选地（被七成的日资汽车企业所选择）。由此，可以推测，日资汽车厂商南下广东绝非偶然，假以时日，广东极有可能成为继泰国之后日本在亚太地区另一个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四、结语
　　
　　过去十多年，日本的制造业通过建立在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模式，依靠国内的系列组织和东亚的廉价劳动力，较好地维持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日本的对华投资动机发生了变化，正在逐步由成本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这一重要转变势必对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体制产生影响。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要想确保市场份额，必须确立能够迅速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体制。日本制造业过去那种同内研发、国外生产，国内专用品、国外通用品的二元分工结构将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市场的快速变化。为了适应市场变化，日本企业需要把研发及专用零部件的生产也部分转移到中国，形成统一的功能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制造业的组织结构也必须进行调整。专用品生产转移出来之后，为了继续保持核心竞争力，服务于专用品生产的系列组织也需要转移出来。近年来日本中小企业的大量外迁似乎正是这种趋势的反映。但问题是，系列组织的转移不同于资本、技术等产业资源的转移，系列组织作为日本制造业特有的制度结构，它能否在国外市场“复制”，如何与当地的供应链对接，能否“嵌入”到中国本土的商业文化中去?这些问题将成为日本在华投资企业今后所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