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日货质量为何雄视全球

whiteman

2007年04月29日 09:57




  据凤凰网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俗语说“日本闹钟”，是指一个人“大声夹冇准”。这是从日本制造品的质量低下影射过来的香港人的智慧了。

  一九六四年，在洛杉矶加大作研究生，老师艾智仁在讲价格理论时，突然停下来，望出窗外，看着校园泊着的一辆小车，自言自语地说：“那是什么车呀？不是好看吗？不知有没有股票出售呢？”一位好事的同学跑出课室去看看，回报车名是Honda，若干年后中语称“本田”。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多伦多的JohnMcManus到芝大找我聊天，在机场租了一部Honda，很小的。此君和我坐在车上，随坐随骂，因为该车到处都响，只有号角不响，适逢下雨，车的水拨拨在前盖上，玻璃上的雨水一点也拨不着。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本田。十年后，一位美国朋友说本田是他用过的唯一不需要修理的车。再过十多年，我的儿子和女儿各自购买了一部本田，再过不久我自己也驾起本田来了。

  有上述的历史典故，本田的名字不可不提，但为恐替日本牌子卖广告，其它车名不提算了。这样说，因为最近看了一些制于日本的汽车，高档次的，其质量之高简直难以想象。这些年，日本的机械或科技性产品，无不针对用家，设计应有尽有。最近细看他们新出的高档次汽车，无处不精绝，不仅远超美国，就是德国的也比不上。从“日本闹钟”之誉到今天，半个世纪，日本的制造品从天下最劣到雄视地球，是没有多少值得争议的空间吧。

  日本的其它制造品可能没有汽车那样精彩，但一般地看差不多。数码之前，我对照相机大有研究，六十年代后期起开始转用日本相机。音响器材看来不及美国或欧洲的(可能因为日本的房子面积小，精绝的音响用不着)，但一般电器用品，日本产出的一律可靠。懂纺织的朋友对日本的布料一致好评，而今早侯夫子说，日本水果的质量无敌天下。

  日本产品的质量达到世界级是无疑问的了。是什么原因呢？我首先想到清洁那方面：日本人有清洁的习惯。说清洁与产品质量有关，不可能错，是浅见。想深一层，想到自己那边去。我是个清洁的人，但不整齐：家里的东西乱放一通，什么文稿资料之类要大叫大嚷一番才能找到。这样的人可以有高质量的产品吗？告诉你吧。好几方面，我的作品可以做到独步天下，困难是质量不稳定。好比四十多年前在黑房操作，放大相片，有自己的法门。只求一张精绝的，没有谁比得过我。但如果要我重复地多放几张，每张的效果有别，质量的稳定性就出现了问题。这困难应该是一个不整齐的人的代价。

  制造品的产出，质量要稳定才到家。日本人清洁，也整齐——到他们的小小住所去看看就知道。清洁与整齐加起来，是整洁，日本仔二者皆备也。是的，我认为整洁的风俗习惯，是日本产品今天有大成的原因。追究起来，整洁的民族凡事执着，重视细节，于是在竞争下，产品的质量就杀上去。

  转谈炎黄子孙，既不清洁，也不整齐——不整洁也。这样的风俗习惯应该是产品质量的致命伤。让我退后几步衡量吧。朋友一般认为，今天中国制造品的质量，比日本五六十年代的为高。科技的发达帮了多少忙我无从考究。另一方面，值得高兴一下的，是凡有外资参与的制造品，在中国造得好，简直一模一样。广州本田的一位仁兄说，那里产出的本田汽车是日本之外质量最高的，可与日本本土的打个平手。在中国制造的日本牌子冰箱，没有机会与日产的比较过，但那是我用过的最好的冰箱。此外，引进科技的国内独资产品，也极有看头。这可见于建筑、装修等材料，例如瓷砖之类，与进口的相比，恐怕上帝也不容易分开来。这一切显示，不整不洁的中华民族，仿效能力高得很。   

  中国人不但仿效能力强。还有三方面对产品质量是有助的。其一是中国人聪明。大智大慧的不多见，但有小聪明的所在皆是。其二是中国人吃得苦。二战时在广西跟他们吃过苦，知之甚详。其三是中国人手指灵活，手工艺无敌天下起自盘古初开吧。是的，从上古的玉器到青铜到唐代的金银器到宋代的五大名窑到康熙的青花到乾隆的粉彩，再到今天的寿山石雕与苏州双面绣，其手工艺之精绝无敌天下。

  仿效力强，聪明，吃得苦，手工艺精绝，对产品的质量当然有助，填补了不少不整不洁的两大缺失。如果中国人能养成清洁与整齐的习惯，人多势众，天下制造品将别开生面矣。

  今天，一些后起之秀建议让人民币升值，逼使中国的产品提升科技水平。这想法是不对的。农民转到工业去，要从接单工业做起，人民币升值是大碍。科技的推进，要让后浪推前浪，农民继续转往工业，肯定会把之前的推上一层楼。要多作产品研究投资吗？也不用担心。产品研究投资的增长率，目前中国冠于地球。知识产权的保护，还要提升一点。

  结论是明显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国要在一般产品质量上扬威天下，重要是培养出一个有民族性的清洁与整齐的风俗习惯。



  张五常简介:
  张五常，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在交易费用、合约理论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8年后获博士学位；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授。1982年返港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至2000年退休。
  

来源：中国经济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