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业良：政府没义务让老百姓吃山珍海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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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最近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涨价的趋势。从一些地方城镇调查看来，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在微降，他们感受到的这一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您是怎么看待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的呢？夏业良：我国近几年来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从2001年不到1000美元的人均GDP，到现在的大约2100美元，2006年中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东莞以25320元列第一名，接下来依次是深圳(22567元)、上海(20668元)、北京(19978元)、广州(19851元)、宁波(19673元)、杭州(19027元)、中山(18897元)、佛山(18894元)。2006年，广州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6321元，比上年增长7.3%。

　　在这样的涨幅下，如果我们的物价水平不但没有走高，而且是降低，那才是不正常的。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物价上涨的幅度是非常轻微的，现在CPI达3%也还是非常温和、幅度微小的物价上涨。从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方面来讲，政府也应容许市场自行调整，容许物价每一年都有一定比重的上涨。

　　南都周刊：中国人的住房情结很重，而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上涨就成了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夏业良：的确，房地产市场价格备受关注。我们应该看到近60年来中国人开始拥有自己的产权住房至今也不过十来年时间。产权拥有的需求和欲望被压抑了几十年，如今才刚刚开始全面释放，所以对产权住房的需求非常旺盛。多年来我国的投资渠道一向比较单一，大家都想买房置业，既作消费品又作投资品。同时人们对占有财产空间又有了更强的欲望和要求，但大众的购买能力，以及土地供给状况又不允许。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压制房价，而在于抑制人们有效需求中的过度占有欲望，或靠其他方面引领需求欲望的适度调整。

　　一个国家不可能全体国民都拥有自己的产权住房，在我看来，低收入家庭没有必要（更没有能力）一定拥有自己的产权住房，而应该由政府提供廉租屋，使他们不必露宿街头。中产阶级以上的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万元以上，或家庭年收入15万元以上）可以通过现实购买力和信贷资信的增强，逐步拥有他们自己的产权住房。

　　当然对面积过大或者过于奢华的房产要加收一定的房产保有税收，限制产权住房占有欲望的过度扩张。但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政府没有权利和义务给他们提供拥有个人产权的经济适用房，因为政府没有义务去帮助穷人拥有不动资产。如同俗话所说：“救急不救穷”，政府有义务让你不饿死，但是没有义务让你吃山珍海味。同样的道理，政府的义务是不让人们流离失所，而是有很小面积的经济住房来居住，那就是廉租屋。并且这是一个流动性概念，如果收入水平目前较低可以住廉租屋，一旦收入水平提高后必须搬离，让更穷，更有需要的人住进去。

　　南都周刊：您觉得房地产的这种涨幅是不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泡沫的涨幅呢？夏业良：我觉得所谓非理性、泡沫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是属于少数学者和新闻媒体的一种判断和推测，关键要看房地产市场上到底是一些投机商和资产中介机构在炒作，还是的确是由分散的业主所购买和拥有的。目前现实状况是，大部分房产是以居住和长期持有之目的为主的，而不是短期炒作。购买力强并不能说就是非理性。需求旺盛时进入这个市场的人当然越来越多。其实市场经济中分散的投资者们有一种直觉，他们这种直觉判断往往是根据大势所做出的，不能简单说这就是非理性的，是经济泡沫。关键要看这是否真实的需求，有效的需求，是不是最后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化解，也就是说被人们所购买和长期持有。

　　服务应该分层化

　　

　　南都周刊：现在物价上涨趋势很多涉及到垄断行业。如铁路等垄断行业价格的上浮。但怎么看待垄断行业突然之间宣布价格上涨，而没有进行听证呢？夏业良：火车票涨价是有道理，新推出的D字头的列车，其设备和舒适程度跟以前的普通列车完全不同，有什么理由还让它用以前的价格来提供经过明显改进的设备及服务呢？但另一方面，对那些低收入群体要进行一些补贴，就像以往我们对一些有必要扶持的优惠群体，如大学生等进行灵活的、有针对性的扶持一样，而不是让票价定在一个很低的程度。

　　如果票价定的比较低的话，既会出现营运方面的亏本，又会导致交通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假设D字头列车的票价能够为运营带来好处的话，部分铁路会不断地更新，使运行速度、设备、舒适程度提高。但是国家仍然应该花钱去补贴那些票价非常低的，舒适度条件不是很好，却能满足最低收入群体的那种运输工具。这部分补贴和改进工作应该由政府相关部门集中精力来做。长期以来我国的铁路运输行业一直是垄断部门，今后应容许进行一定程度的竞争，把列车运输服务分成不同的产品层次。有些产品层次可以放开让市场竞争，而那些需要国家补贴的，则由国家直接经营。像D字头的火车营运可以由市场竞争决定，私人投资或者企业投资都可以；政府则应当投资改善低价火车服务，当然，也要建立在提速基础上面。目前对垄断部门应当施加压力，迫使这些领域更加市场化，应该让更多的体制外资源参与建设。

　　南都周刊：除了垄断部门外，许多第三产业也有盲目跟风，一味上扬价格的趋势。您对此有何看法？夏业良：近几年来，服务业在价格上也有明显的提高。比如理发。过去三块五块就可以理，现在却动辄几十、上百元。随着消费能力的提高，服务行业价格整体水平提高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分层化这一方面做得不好。低层消费者只需要最基本服务，不应迫使所有的人都接受高价消费。这方面可能是由于行业方面的行规没有得到很好的制订和规范，行业协会应该有自律和约束力。推行行业服务规范标准，规定达到什么服务层次和质量才能够收取什么样的价格，应当请专家设计鉴定和测度，政府及有关监督部门予以监督。

　　南都周刊：目前公众所感受到的涨价压力，能不能说根源于我们的体制性问题，包括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根本性的问题，而使经济增长本来应该带来好处的时候我们反而感觉到压力呢？夏业良：我觉得恰恰相反是很多行业该涨价没有涨价。比如农业，城里人均收入年年提高，但大米老卖一两块钱一斤，农民种粮积极性就没有了。如果农民继续种粮政府要给大量补贴，从长远来看，这对政府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沉重负担。所以应该坚决淘汰一些没有人问津的低端产品，进口或者是改良优化品种，然后价格可以卖的高一点。产品卖得过于便宜会使得创新动力不足。如几毛钱一个的灯泡，怎么样能够指望它质量有保障？所以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加，我们已经不能说廉价商品就一定是最受欢迎的东西了，而应要随着品质的提升更新换代。我们既要保留一部分低端产品，让低收入阶层有基本保障的权力；更要研制和开发高新科技产物，扩大消费空间。

　　中国人虽然很穷，却很奢侈浪费

　　

　　南都周刊：是不是涉及到一个立场的问题，就是假如你对城市居民，都市白领来说，他们一方面感受到比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自然而然不会觉得大米应该涨价，肯定会觉得所有的东西越便宜越好，一涨价感觉到很有压力。

　　夏业良：如果是这个行业从业者不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假设电视机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几千块钱，全家人节衣缩食好几年买得起的东西，现在二三百块钱可以买一个台彩电，如果这时候还指望厂家继续提高技术含量能显示似乎不太可能。这个对厂家来讲会维护这样一个低成本的增长，就维持那一种原来那种低端产品，老化产品，如果想要更好的产品应该为他付出代价。现在有能力，有购买力的人会购买高端产品，几千，上万的那一种液晶。就会支持这样的一个种高端产品的研究和与开发。

　　南都周刊：您觉得一般公众怎么样跳出自己的这一种立场的局限，能够比较理性面对这些问题？夏业良：我相信低收入阶层有自己一个理性选择。对于他们来讲不可替代的东西，日常生活中消费很大的东西，他们要求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就是不能涨价幅度太大，因为他们对基本生存所需的消费品无法回避，至于奢侈品，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有替代或者有一定的价格弹性，可以不用或者少用，甚至用低端，这是可以避开的。比如你收入低可以不买液晶，可以买传统电视，现在消费选择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就是可替代性还是比较强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一次性消费和多次重复性消费这一方面理念要结合起来。因为中国人虽然讲很穷，另一方面却很奢侈浪费，我们用户城市中的大量旧家具，用户的一些旧电器其实并没有坏，使用功能依然存在，可以重复使用，但往往卖掉时可以说毫不值钱，使用率利用率非常低，很多城里面没有充分利用掉的东西完全可以在更加贫困地区再次使用，我们缺乏这样一个企业家把城里人用不到的东西一个个送到更加贫困地方使用。

　　南都周刊：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抱怨消费压力非常大，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也有意无意在浪费着资源。

　　夏业良：浪费非常严重，很多衣服根本不是穿坏的，只是式样不时兴，不喜欢，没有地方处置，真的有把很好衣服扔到垃圾箱，我们需要像西方一些慈善机构那样，他们会对服装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然后翻新，以很低价格卖给那些中低收入的穷人。连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也会花很便宜的价格买那些大衣、家具和一般生活用品，十几美元买个旧微波炉、旧电视机回去，家具、教科书什么的也经常重复使用。而我们现在仍然有些家具是无法拆卸组装的，我们应该更多地生产那些标准化的、可以拆卸组装的家具（包括可携带的充气床垫等），因为人的生活流动性越来越大，应当考虑可以重复使用，可以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去。

　　夏业良：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