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光耀一席话反思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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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光耀一席话反思香港

　　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本周两度就同性恋问题发表言论，认为部分人的同性恋倾向生而有之，禁止同性恋行为既不合情亦不合理。以李氏在新加坡政坛的影响力，此番话等于说新加坡离同性恋非刑事化不过一步之遥。

　　星洲为同性恋解禁与否，是该国内部事务，跟香港完全无关。然而，李光耀在演说中提到，许多创意非凡的作家和舞蹈家都是同性恋者，新加坡要挽留人才、鼓励创意工业，舍同性恋合法化别无选择。言下之意，他个人以至新加坡民众对性倾向问题的取态并不重要，为了让狮城创意工业发光发热，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修改法例以阻止人才流失势在必行。从人才竞争的角度而言，一地之得等于另一地之失，新加坡的动态颇有注意价值。

　　自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畅销著作《创意新贵》（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书成时作者任教于卡内基美隆）于二○○二年问世以来，对二十一世纪都市竞争力取决于「三Ｔ」（科技〔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深信不疑的公共政策制订者不计其数，李光耀对同性恋问题的态度，与新加坡认同佛罗里达的主张相信大有关系。

　　在全球早已进入知识型经济的今天，科技和人才是经济发展之本，不说自明，并非什么真知灼见；佛罗里达之所以引起各国决策者高度注意，关键在于第三个Ｔ。他在书中引用大量数据，以证一个都会的同性恋者和创意人（艺术家、音乐人、科学家以至不羁文化人〔bohemians〕）愈多，社会便愈有活力，不仅有利招引「同道中人」由他区迁移，百业、资金亦会受这种开放和创意十足的氛围吸引，源源流入，令地区经济大蒙其利，欣欣向荣。李光耀在演说中指出，新加坡若想挽留有创意的人才，便要接受他们的「特殊癖好」，跟佛罗里达认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最佳方法并非大兴土木，猛搞基建，而是投人才之所好，创造他们舍不得离开的环境如出一辙。

　　演艺、音乐、文化等创作行业中人，公开或非公开的同性恋者数不在少，他们之中当然不乏天才横溢、创意非凡之辈，但这就等于说，历史上成就大业者许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众多民族中才智必然高人一等，属三分客观七分主观，香港且早于一九九一年便修订《刑事罪行条例》，把同性恋行为非刑事化，在第三个Ｔ（包容度）上，新加坡只是急起直追。

　　二○○六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接受新一期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失业率、生产力、增长率），除了取决于税率、劳工法例和资金供应等政策和市场因素外，与「文化」（culture）和「心态」（mindsets）亦息息相关。

　　费尔普斯的话虽泛指「经济文化」（economic culture），并非针对创意工业，他对佛罗里达「三Ｔ论」有何高见，我们亦不得而知，但这位应届诺奖得主认为，愈是勇于面对挑战竞争并积极奖励创新的国家，经济便愈有条件更上层楼。

　　花旗银行最近公布的调查发现，受访本港青年（十八至二十四岁）中，四成认为积累「第一桶金」（一百万元）最有效的途径是「先储蓄，后投资」；反观上海的同龄人士，认为做生意是争取第一桶金最有效手段的受访者多达四成。两地年轻一辈对创业的取态，从上述调查清楚可见。香港缺少的并非「三Ｔ」，而是「一Ｅ」（Entrepreneurship）。
信报财经新闻      2007-04-28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