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说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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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南方周末

　　白先勇说白崇禧
　　“去蒋化”的目的就是“去中国化”、搞“台独”。“去中”与“去蒋”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白先勇
　　
　　□本报记者　夏榆　发自北京
　　
　　4月7日，蒋介石在台北的“草山行馆”被大火焚毁，同时，蒋介石在桃园大溪的行馆被恶意喷涂油漆。台湾执政当局推行的“去蒋化”运动在持续发酵。

　　作为国民党名将白崇禧的后人，白先勇幼年时在公开集会中看见过蒋介石光头冷面的总裁形象。白崇禧去世，蒋介石曾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但是(我)跟蒋介石并没有交往，宋美龄反倒跟我们很好。”白先勇说。

　　4月8日，身在北京的白先勇对台湾“去蒋化”风潮淡定疏离，谈起昆曲，白先勇话语收不住，身体也收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第一次见到父亲掉泪

　　“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时他偶尔看看桂戏。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我父母关系很好，我父亲是个性强悍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撒点‘老娇’，他就让了。”白先勇安坐客房遥望往昔。

　　当年白家显赫辉煌。然而外人艳羡不已的贵族生活，在白先勇的记忆中，更多的是空袭时的惶恐、得病后被隔离的孤独、辗转各地的逃难以及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

　　白先勇对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的严格。父亲经常会从前线打电话给妈妈查询儿女们的成绩单，白家十个兄弟姐妹在家庭里的地位要按念书的成绩高低来定。

　　白先勇的成绩可以使他在家里处于有利地位。虽然父亲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可是在家里母亲是主心骨。在北伐和抗战时期，几次逃难都是母亲带着全家，母亲带着大批人马——年龄最大的有九十多岁的奶奶，最小的未满月的弟弟，八十多个人由母亲带着逃到重庆。一度误传父亲跟孙传芳激战时阵亡，母亲不相信，独自在兵慌马乱中穿越枪林弹雨寻找父亲，从上海一直找到南京。

　　1946年，白家移居上海，住在多伦路，白先勇因肺病与佣人移居虹桥路花园洋房疗养，病后回毕勋路居住，入南洋模范小学读书。在上海虹桥花园养病和念书期间，曾与家人到国际饭店、大世界、沙胜大厦、黄埔滩、先施公司等地游玩，到美琪、国泰、金城、大光明、南京、卡尔登等戏院观看梅兰芳、俞振飞等京剧大师的演出和西方电影。白先勇由此熟悉了京沪文化，也目睹了战后上海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景象。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败退使白氏一家重过飘零生活，从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辗转来到台湾。在台湾，曾经风光无限的白崇禧被剥夺兵权。

　　在台湾，白先勇陪伴父亲11年。晚年的白崇禧心意寂寥，家国之忧和壮志未酬使他郁郁不得志。但是“父亲也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境遇，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进退之间有所抉择”。白崇禧一向重视教育，喜欢培养人才，为了培养围棋人才，他想办法把林海峰———那个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只有十几岁———送到日本，让他跟吴清源大师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台湾大学的改制他也极力促成，他认为要扩大招生，他就去谏言。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他也去交涉，后来清真寺建起来了。

　　“他觉得事情有益就做，有一种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白先勇说。

　　对文学的选择，对艺术的迷恋使出身军人世家的白先勇走上跟父亲迥异的道路。

　　成年以后，白先勇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白崇禧接受了儿子的想法。“我想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其实他对儿女的前途、感情生活不会去干涉，他会谅解，会理解。”

　　1962年对于25岁的白先勇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母亲去世了。

　　看着母亲的棺木埋到土中的时候，他“内心悲凉，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在那年，白先勇独自一人飞往美国去求学。离开台湾的时候，父亲专门到机场去送行，而且破例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下。

　　“父亲大概也很舍不得我走，他一直送到飞机下面。我看见他老泪纵横，我从没看到过父亲掉泪，那可以说是英雄泪吧。”白先勇说。

　　那是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1966年，白崇禧因心脏疾病辞世。
　　
　　写完父亲的传记

　　《台北人》是白先勇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他以哀婉的笔触写尽了迁入台湾的大陆人的命运，书中那些被迫来到台湾的大陆人，不得不成为台北人，却又无台北人的心境，终日笼罩在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之中。

　　我的归属在哪呢？那些异乡的漂流者不断地问自己。很长时间，白先勇也这样问自己。归属感不是地域的问题，在哪儿居住不重要：“在美国住几十年，我也不觉得家在那里，虽然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很漂亮，有天堂之称的圣巴巴拉，但我不觉得那个地方是我的家。”

　　“听着昆曲，我就觉得是在家里，听到昆曲我就像回到中国的家。”

　　然而，青春版《牡丹亭》100场纪念演出结束之后，白先勇会暂别他厮守多年的昆曲，重新开始自己的写作事业。

　　白先勇最想完成的是他的系列小说《纽约客》，那是他在海外多年的感觉和体验。

　　因为对昆曲的牵念，白先勇为父亲写了五六年的传记《仰不愧天》一直未能完成。计划写50万字左右，目前完成五分之三了。“我不是史学家，只能据自己对父亲的了解来写，从我父亲的角度，写他的观点，他认为的真相。书主要是分两个都分，一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这个部分主要是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另一个部分就是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主要是通过我个人对他的观察来写。”

　　白崇禧四十多岁才有了白先勇，年龄差距大，代沟也是有的，但是父子的结合点在知性方面：“父亲是个儒将，他念了很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他记性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还喜欢读世界战史，拿破仑侵俄史，俾斯麦的战争策略，他都研究。”

　　父子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台湾，白先勇已经上大学了，父子谈论国家大事，谈古论今。那既是父子话题也是男人之间的话题。

　　“有一次父亲不知是打了哪一仗回来，去乡下看我的祖母。父亲很孝顺的，总是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去看祖母，在汽车上他就教我们唱歌。他就会唱一首歌，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萧萧雨歇……’那时候小孩子不懂，我们一路大声歌唱，高兴得要命。但是当时那首歌是应着我父亲的心境，面对外族入侵，战火连天，抗日艰难。教自己的孩子唱《满江红》，那是怎样的悲壮啊。”

　　“父亲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他保全了自己的尊严，不屑于流露抱怨的情绪。他自己心里有数，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谁也拿不走。”

　　1938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抗日大战略。白崇禧提出“以小胜积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和日本人做长期战，把他们拖垮”的战略。因为日本人当时在装备上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正面大规模冲突，损失惨重。

　　“比如‘八·一三’(1937年淞沪会战)，太惨烈了。但是我们有大量人口，有广阔空间，父亲研究拿破仑侵俄，研究得很透彻，他说要仿效拿破仑，俄国把拿破仑的战线拉得很长。后来我们把日本人的战线也拉到内地去，打消耗战，甚至把自己的铁路破坏，中断日本人的运输补给，中国的牺牲也是巨大的。日本人急了，急着去开辟第二战场打珍珠港，结果两面受夹击大败。”“父亲提出来的这个战略，被蒋介石采用，决定了最后抗战的胜利。这个在外国军事史中都有记载。这些事情，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历史学家也都知道，但是目前没有一本信史。我们的当务之急，中国全民抗战的历史要有一部信史，当时我们有多大的牺牲，多么英勇，当时很多国家投降了，我们没有。国民党那个时候打得很惨烈的：死伤无数，但是国民党没有大规模投降。”白先勇说。

　　当年蒋介石试图遮蔽白崇禧，而今蒋介石在台北的草山行馆也被烈焰焚毁。

　　“‘去蒋化’的目的就是‘去中国化’、搞‘台独’。‘去中’与‘去蒋’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白先勇把台湾岛内日炽的“去蒋化”看成是选举戏。他哂笑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我们拭目以待，看看它能演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