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驻华大使：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瑞典的惟一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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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驻华大使：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瑞典的惟一经验
刘波
对于一个局外人而言，如果试图去探究瑞典社会模式成功的原因，这既会成为一段能够不断感到新奇而愉快的旅程，也会令人疑惑丛生。你竭力想探求到瑞典成功背后的一些 “独家秘方”，而在瑞典人看来，他们国家的历史却一直都是自然走来，当前的成就似乎理所当然，无甚稀奇。
　　这个人口不到900万的北欧小国，拥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拥有隆德大学、乌普萨拉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拥有沃尔沃、伊莱克斯、爱立信、宜家等全球知名的工业品牌，还拥有国际经济竞争力、创新能力、人类发展指数长期的国际领先排名。把以高税收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体系和富于创新的自由经济结合起来，配以较低的失业率和良好的经济增长率，这在分别奉行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体系的英美与法德两种实践中，似乎都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瑞典做到了。
　　无怪乎瑞典模式拥有无可争议的受欢迎度。左翼的英国媒体《卫报》不吝溢美之辞地称赞瑞典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社会”，与此同时代表资本力量的美国汽车公司经理人也如过江之鲫一般前往瑞典工厂学习经验。但稍微查阅历史就能给人更大的震撼，就在19世纪的时候，瑞典还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时富裕的伦敦市民经常为冰天雪地里饥寒交迫的瑞典人举行募捐活动，而今天是英国人、乃至许多欧洲人都在呼吁向瑞典看齐。
　　瑞典是如何做到的？人们都会这样发问。但把瑞典的做法称为一种“模式”或“道路”从而加以借鉴或模仿，这本身似乎就掉入了一个陷阱，因为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瑞典在刻意选择某种与众不同的社会组织或意识形态，沿着某种固定模本的“第三条道路”前进。可能实情并非如此，瑞典驻华大使林川(Mikael Lindstrom)即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并非瑞典的惟一经验，瑞典体制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一种集体主义、寻求妥协与中间立场、避免暴力冲突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前进。
　　在林川看来，瑞典拥有本民族连续性的传统，瑞典社会今天所汲取的文化与价值观资源，很多来自于数百年来连贯性的历史与实践。这本是一场有关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但大使会不断以自豪的语调将其回溯到遥远时代的历史——中古时代瑞典农民阶层享有的独立地位、国王和农民结盟对抗贵族阶层、17世纪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如何以严明的纪律和高效的管理在一个人丁稀少的北欧小国组织起雄视欧陆的强大陆军，这些传统都深深根植于今日瑞典成功的背后。
　　向瑞典借鉴，这似乎不只是一个经济或政治模式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范式(ethical norms)的问题。一个国家依靠一套向全体国民提供安全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鼓励创新的教育机制，由开明的政府在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下，培育宽容和开放的社会心态，进而最大可能发挥所有国民的创造性，其结果与其说会带来一场“奇迹”，还不如说是一段最自然不过的良性进程。
　　换言之，瑞典独特的成功之处并非完全可以以实行自由民主制、或者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来解释。瑞典一向以行政清廉和高效享誉世界，这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严格的文官选拔、培训与监督机制，在存在这种制度缺失的一些其他民主国家，腐败、政府低效依然是社会的痼疾。另一方面，瑞典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不只体现在定期的公共选举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通过旺盛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政治与社会进程日常性地施加自下而上的压力，这一点在许多民主国家也并非如此，似应归功于数百年来培养出来的集体意识、纪律意识与合作习惯。
　　在对外政策方面，200年来未曾卷入战争的瑞典更重视国际维和、环保等道德目标，这也提升了它的国际声望和“软实力”——根据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诠释，这是一种能使别国心甘情愿地配合一国政策的能力。
　　对瑞典成功故事的探讨似乎是个没有止境的过程。4月4日，瑞典驻华大使林川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就此话题与记者分享他的理解与经历。
　　访谈
　　“合意性”政治体系
　　经济观察报：人们常将瑞典的社会模式理解为一种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中间道路”，这样的道路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林川：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在社会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惟一的作用。我们有着高度“合意性”(consensual)的政治体系，也就是说人们喜欢达成共识，不喜欢内斗、争论，我们喜欢找到一种妥协(middle way)的解决方式。所以不能说这就是一套社会民主主义的体系，而是一套参与更广泛的体系。例如现在我们的新政府就是中右翼政党执政的。但即使那些被称为右翼的政党，他们也表示自己是温和的工人政党，他们会做一些改革，但不会从根本上去改变福利制度。
　　经济观察报：在过去将近90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由社民党在瑞典执政，只是在去年9月的大选中才被中右翼联盟击败。长期的社民党执政留给了瑞典哪些历史遗产？
　　林川：必须指出，虽然说社民党赢得了瑞典历史上的大多数选举，但大多数时候均只是以不大的优势获胜的，瑞典并不是只有这一个压倒性的大政党。瑞典的各个政党之间一直都存在着非常接近的平衡关系。举个例子，1970年瑞典通过的新宪法，将上下议院合并为一个议院。尽管制宪委员会为新宪法的起草讨论了20年，但他们还是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宪法规定的议会席位是350个。结果在1973年的选举后，政府与反对派都得到了175个席位，只好通过抓阄决定谁执政。于是后来瑞典又修改了宪法，将席位修改为349席。这个例子说明，一直以来瑞典的各个党派力量都是很平衡的，即使社民党执政，反对党也很强大，不可能由哪一派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总是需要倾听别人的意见。所以我不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瑞典的惟一历史经验，我认为瑞典的经验要比这广泛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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