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就业的状况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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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周天勇先生这篇文章很重要，其中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数据，特地刊载出来。后面还附有几篇社会问题参考文章，请大家一并关注。]
当前我国社会就业的状况与问题

中央党校 周天勇 研究员

2007年3月15日

  2007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将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由财政供养而放开和暗中鼓励他们去收费和罚款，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融不到资，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中国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

谈宏观经济不能不看就业形势

中国经济时报：观察宏观经济运行，一般要看增长速度，看国民收入，看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失业率，您觉得最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失业问题而为主要对象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消费物价增长１．４％，劳动力闲置率１５．７７％。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将１９９０年城镇就业视为正常就业水平，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加１９９０年时２．５％的登记失业率，推算得出真实的城镇劳动力闲置率。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４８％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２２％；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３０％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在中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３０∶７０，正常的下限是３５∶６５，但中国是４５∶５５。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普遍有钱而因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以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于国外拉动的。

中国经济时报：国内需求不足，消费偏冷，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给老百姓增加收入。

周天勇：是的。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中国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７％。２００６年１—１１月工业企业利润１６５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７％；财政收入增长２５％；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１４％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６％。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３０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中国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中国经济时报：未来的宏观经济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吗？

周天勇：由于创业萧条，劳动力闲置严重，国内以劳动者收入为基础增长的需求严重不足，实体经济方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不大，但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发生严重泡沫的可能性很大。从国内消费品供给看，存在着过剩的苗头。２００６年前１１个月除了居住类价格和粮价上涨较为明显外，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以及文化用品类价格涨幅都有所回落，表明产能过剩日益显现；从工业企业产成品层面看，２００６年５月以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增速加快，表明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加快，产能过剩矛盾可能加剧。事实上，随着近几年新建扩建产能陆续投产，同时落后的生产能力退出缓慢，产能过剩矛盾有加剧趋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的泡沫会强劲增加。由于居民资产从事创业活动受到政府各部门注册准入、收费罚款、繁多执法、吃拿卡要、各环节公关等限制，有钱只能去投资股市或者房地产，在房地产受到宏观调控的情况下，股市的泡沫会大增；２００７年如果股市下落，房地产的投资压力又会增大，房地产泡沫会再起。

我要强调的是，由于统计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４．２％与实际劳动力闲置情况相去甚远，作为一种工作的标志来看，各地领导工作的重心并不重视就业这一民生，实际上并不是重中之重。比如在通过鼓励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增加财政收入，与减少收费罚款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取舍，绝大部分地方政府肯定会将工作重心放在前者上面，而不是后者。在工作和政策上因财政体制，不可能花大力气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而经济上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招商引资，上大企业上项目，推进城市和交通建设，扩大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如何能使地方领导重视就业这样的关系到老百姓民生的问题，从考核地方领导指标和当地老百姓对领导的评价和问责及罢免方面可能需要由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是宏观经济运行扩大就业中必须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扩大消费和解决就业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扩大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根本途径在哪里﹖并且战略上怎样考虑，才能解决中国忧心的就业问题？

周天勇：消费的最大和最基础的潜力是增加就业，国内消费扩大，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的格局。根据我的计算，２００５年城镇劳动者年平均报酬１８２００元，２００６年如果真实闲置率降低到５％，有３８１４万劳动力工作，按照年平均１４０００元计算，劳动报酬总收入为５３３９亿元；如果城乡鼓励创业，能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１亿剩余劳动力有５０％务工，年平均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元，劳动者总收入为５０００亿，两项相加１０３３９亿；由于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费率较高，假定为８０％，经济学上的消费乘数一般为２．５％，则国内消费增加２０６７８亿元。假定劳动者投入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有替代作用，而２０万左右的ＧＤＰ总量不变，则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调整到６５∶３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化。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都可以吸纳就业，但在数量上差别极大。

周天勇：由于党政事业单位在精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在总体上减少用工，特大和大型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容纳不了多少就业劳动力，解决就业的最主要和最大的渠道，是大量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其解决我国每年新增和再就业的９０％以上。因此，只有通过创业和就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才能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国际上的规律是：一国９６％以上的企业是微型和中小企业；６５％—８０％的劳动力在非登记、登记的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就业；每个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范围在９—１５人左右；发达国家每千人口的非登记和登记企业数量为４５—５５个左右。

中国的情况是：中国就业越来越难的关键是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增长缓慢。数字显示，２００５年城镇总就业劳动力为２７３３１万人。过去国家工商局一直公布称中国企业数量在８００万左右。２００５年经济普查表明２００４年法人企业只有３２５万家。后来国家工商局又公布中国２００５年有３５０万法人企业。２００５年中国如果按照３５０万个法人企业计算，每千人只有２．７个企业；党政社团事业单位就业的４０００万左右，党政社团就业的非编制人员２０００万左右，企业中就业的人数１８５５３万人，平均每个法人企业５３人。如果按照国家工商局最近又调整的数据近８００万个企业计算，则为每千人６个，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４５—５５个的水平，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千人２０—３０个企业的水平。如果是８００万个，中国平均每个企业就业规模为２３人。实际上，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是劳动力的最大需求者，只有鼓励创业，大力发展它们，才能改变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变成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结构转型期一样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这样失业率才能降低，而且劳动力的工资也会增长较快。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基础

中国经济时报：有学者认为，只有政府的再分配才能使收入分配公平；还有学者认为，收入差距拉大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势；另外还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造成的。您的观点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只有鼓励创业扩大就业，才能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减少因失业而贫困的人群规模，才能从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才能有望扭转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局面。

根据我的研究，社会保障、财政福利拉美各国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体制上相差不大。但是，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之一是特大、大型企业多，而微型、中小企业少，失业率高的拉美各国；失业率最低和收入差距小的是微型和中小企业多的日韩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比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都要大，它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特别是它们的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严重失业、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的问题，其基尼系数并不呈倒Ｕ型变化，还发生了劳动力不够用的现象，台湾的基尼系数在结构转型中间比转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低，即呈正Ｕ型变动，关键是它们的微型和中小企业要比拉美和中国大陆多得多。

中国收入差距最小和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多的浙江温州等地，收入差距最大和基尼系数最高的是每千人个体户和中小企业最少的贵州。关键在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口相对多，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相对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才能得到改观。否则，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失业而没有收入的贫困人口多，再想什么办法，收入差距大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变。

另外需要说的是，在经济增长中，只有充分地利用闲置的劳动要素，相对降低资本和其他资源的使用，污染才能降低下来，第三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资源消耗也才能减少，增长方式才能得到调整。也只有鼓励农村、集镇和县城市创业和扩大就业，才能改变劳动力在全国东西大流动，特别是向特大和大城市流动的困局。

城市居民和大学生创业意愿低，农民是中国创业的主体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中国的创业者主要是哪些人？

周天勇：在中国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学生的创业意愿很低，农民的创业愿望远高于城市居民和大学生。中国目前，包括未来，创业的主体可能是农民。美国大学生毕业的创业率为２０％；中国大学生的创业率不到１％；在有关问卷调查中，城市中农民工如果有５万元以上的本钱，要创业的６５％，城市居民和大学生有５万元钱创业的不到５％；通过调查数据看：中国９０％以上的创业者是农民，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者的９０％以上是农民。

这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就业要通过创业解决。假如４５０万大学生中有１０％创业，年增加５０万个微型和中小企业，每个企业平均就业１０人，可以解决５００万人；再假如还有其他创业有５０万个，再解决５００万人就业；如果每年再有２００万人从事个体经营，可以解决近４００万人就业；仅仅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可以解决年需要就业劳动力的５８．３％，再加上非个体和企业就业，以及外资企业，国内特大和大型企业就业，以及社团等社会就业，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难解决，关键是鼓励创业。

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通过立法和行政体制改革，

从制度上消除政府各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夺利

中国经济时报：看来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最关键的是大规模减少政府各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那么，如何管住政府的审批、执法和收费？

周天勇：一要立法要民主化，部门法规和条例也要通过人大审查；第二，任何行政性，包括准行政性的收费是政府向人民收钱，需要人民同意，因此，任何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包括两院收费和罚款项目的设置，都需要人大的批准；第三，各地人大、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当严格控制、制止、检查、审计工商、质监、交通、医药食品监督、检察院、法院、城管、交警等收费罚款单位的办公楼、暗的福利性住宅的建设，因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和罚款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部门搞豪华办公楼、豪华车等到引起的；第四，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对行政、执法和司法，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不能设立机构，而不给预算，或者不给够预算，给收费罚款政策的体制；第五，近期，人大应当组织力量对对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运输行政管理、公路收费、食品医药监督、法院和检察院的收费、罚款项目和支出结构，进行清理，进行审查，逐步废除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体制，由财政全额供养起来；第六，尊重劳动者权利，对一般的个体户不再进行登记，实行备案制，放宽个体、微型经营的准入，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空间。

一个悲观的预测

中国经济时报：您说的关键建议实现起来难度较大，涉及政府一些部门利益的政策，如果受到阻力，不能出台和实施会怎样呢？

周天勇：如果是这样，我给出一个悲观的预测：２００７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国外大部分国家个体劳动根本不用注册登记，并且许多国家１／３的企业是非登记企业），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将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由财政供养而放开和暗中鼓励他们去收费和罚款，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融不到资，仅仅靠对下岗职工、复员军人等个别和短期的优惠，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根本不可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本不可能不依赖于出口（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如果限制出口，国内生产将过剩，将会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也根本不可能将贸易顺差降低下来；如果增长还是依赖于资本、资源而不是劳动，产业结构中以劳动和知识为主要要素的产业发展不起来，污染和资源消耗根本不可能降低下来，增长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调整；如果小城镇、县城的收费和罚款占到地方财政的５０％以上，不能减少，农村劳动力不能就地创业、就业和转移，只能千里迢迢，居无定所，大规模向北京、上海、广州等这样的城市流动，造成交通紧张、大城市拥挤、流动人口犯罪、老后返乡而无地无保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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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公营机构集体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丁学良、杨鹏访谈录

2007年01月14日

  ◎ 地方政府寡头化、部门寡头化是最大的腐败源头。它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用公权力直接滋养垄断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借公营机构之壳，最终把公权力才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公共机会，转到了个人手上。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杠杆非常长。局外人一般很难看懂。

  ◎ 部门违规使用资金，实际上部门的每个人都受益了，部门的每个人都贪污了，但每个人都没事。这时你会发现，面对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我们基本上没辙。公营机构集体腐败无风险，或者说风险很小，差不多是免责制。

  ◎ 人大不仅应该审计同级行政机构，还应该把辖区内所有公营机构都纳入自己的审计范围，包括公立医院，公立学校，银行、电信、供电供水部门。这些公营机构基本上都是垄断性质，不归市场管，那么谁来管他们？只有用宪法管他们，用人大管他们。

  笑蜀：90年代以来，中国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是腐败问题越来越突出。90年代初，很多人士认为腐败问题不可怕，甚至说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现在再没有人这么主张了，腐败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瓶颈，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了。所以在上个月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主席郑重宣布，反腐败已经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关系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关系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和紧迫任务。反腐败必须对症才会有效。我想讨论一下，中国90年代以来的腐败，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有些什么样的特点？症结到底何在？

  丁学良：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很多腐败行为，那些腐败行为一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共有的；但中国还有非常突出的一点，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转型经济跟发展经济，这是两个概念。转型经济讲的不是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是从一种经济体制到另一种经济体制的转化过程。中国过去十多年的腐败行为，很多跟转型有内在联系，而跟发展的关系不大。哪怕是一个人均GDP很高的国家，如果它要转型，也会遇到这些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考察过去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形态，你当然要把它跟发展中国家比，跟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拉丁美洲比。但这个比较只能告诉你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跟谁比呢？是跟其他转型国家比，比如前苏联、东欧这个系统，还包括越南、老挝、古巴。

  笑蜀：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情况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既远远超出单纯的发展中国家，也远远超出单纯的转型国家。

  丁学良：对。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财富在高速增长。除非你有管理财富的更好的体制，否则高速增长的财富会对很多人产生诱惑，给很多人“捞”提供一个物质基础。而体制的不配套，又给很多人“捞”提供了体制条件。所以，在中国往往有点权就能“捞”，而且“捞”的份额往往是天文数字，这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能比的，他们的“饼”没那么大，体制问题也没那么多。

  笑蜀：说到转轨时期的腐败，恐怕俄罗斯跟中国的可比性最强。他们过去在经济上都是国有制为本，政治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权，后来都转向市场经济。但他们转型时期的腐败形态各不相同。俄罗斯出现大量寡头，中国好像没有那么多寡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杨鹏：都是转型国家，但原来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腐败形态就不一样。俄罗斯原来的经济结构是以垄断资源为核心形成的工业体系，有点像我们东北。浙江、广东原来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很大的摊子，所以它们只能点点滴滴地贪，形不成寡头集团。但东北不一样，东北那些大规模的工业体系，要么转制很困难，要么一转制，马上就变成几个人的了，就容易形成寡头。俄罗斯的整个结构是我们东北结构的放大，电力、石油、矿产、交通都是大型的垄断国有企业，民间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这就是它的经济基础，所以寡头迅速成形。现在中国还没有这种现象。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政治生态的特殊，注定了中国的垄断国有行业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一步到位，通过改制落到个人手上，它的所有制结构没动，无论电力、铁路、石油，都只是形成国有系统的垄断势力。这就使垄断企业基础上产生的暴富，没有俄罗斯那么明显。

  丁学良：俄罗斯寡头那么多，是因为俄罗斯经济没有经历市场化的全面冲击，原来那种高度集中的全国性体系仍然没动，你只要控制了这个体系的制高点，这个体系就是你的。中国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经济上的分权已经很长时间了，高度集中的全国体系仍然有，但已经不如俄罗斯那么普遍了，很难通过控制一个制高点进而控制整个系统。所以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式的，俄罗斯的腐败也是激进式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中国的腐败也是渐进式的。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大张旗鼓寡头化，但桌子底下动手的空间很大，而且手法很精致，总的盘子并不小。

  笑蜀：其实不能说中国就没有寡头化，一定程度的寡头化中国也是有的。比如水电系统，电信系统。只是第一，寡头没俄罗斯那么普遍；第二，寡头的表现形式比俄罗斯隐蔽。

  丁学良：事实上，中国的寡头比俄罗斯的寡头更难对付。中国的寡头主要不是通过市场形成的；打破寡头垄断的手段，也不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外面的人看起来，仿佛是市场的力量把一个垄断性的公司拆成几块，实际上不是，实际上靠的是内部分赃。

杨鹏：普京上台后，对寡头迅速采取采取措施。这时你会发现，寡头固然是俄罗斯的一个问题，但在俄罗斯是可以约束寡头的。原因很简单，在俄罗斯，资本跟权力分开了，寡头只是个经济人，背后没有公权力支撑，构不成特殊利益集团。我们这里政治、经济混在一块，寡头背后有公权力撑腰，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很难制约。

  笑蜀：寡头背后有公权力撑腰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公权力直接就做起了寡头。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都是总公司，很多部门都是分公司，他们直接借助公权力从事盈利活动，最典型的比如土地批租。所以寡头化往往不是表现于个人的寡头化、或某个家族的寡头化，而表现为地方政府自己就是寡头，部门自己就是寡头。

  杨鹏：地方政府寡头化、部门寡头化是最大的腐败源头。它必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用公权力直接滋养垄断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借公营机构之壳，最终把公权力才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公共机会，转到了个人手上。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杠杆非常长。局外人一般很难看懂。

这种情况下，公营机构大面积的集体腐败，就很难避免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腐败主要就表现为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这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腐败形态上的最大分别。但是你翻开《刑法》，或者翻开其他反贪法规，你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个人腐败来的，不针对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比如这次审计就暴露了大问题，查了那么多部委，他们挪用各种公款，而且都以亿作为单位，但审计出来又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因此坐牢。部门违规使用资金，实际上部门的每个人都受益了，部门的每个人都贪污了，但每个人都没事。这时你会发现，面对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我们基本上没辙。公营机构集体腐败无风险，或者说风险很小，差不多是免责制。

  丁学良：你要从公一步跳到私，只要超过6000块人民币，你就得坐大牢。那怎么办？你就得在公字上做文章，先化大公为小公，然后一步一步化小公为小私，这么变过来，你就没事了。

  笑蜀：公营机构成了腐败变压器，通过公营机构来变电。高压变成低压，这么一变电，他就安全了。

  杨鹏：现在又搞什么民主评议，加剧了集体腐败，为什么？提拔领导要征求员工意见。但如果你不能搞创收，不能给大家带来利益，民主评议的时候大家就要搞你。这种压力之下，差不多每个领导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搞福利，怎么样多捞肥肉，分给大家。

  笑蜀：就此而言，变压机制其实就是分肥机制，公营机构往往就是分肥机构。这是中国式腐败的一个基本形式。问题已经很清楚，但是怎么解决呢？

丁学良：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大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审计同级行政机构的帐目，只要做到这一点，情况就会好很多，大概1/3的烂事就不会发生。

  人大不仅应该审计同级行政机构，还应该把辖区内所有公营机构都纳入自己的审计范围，包括公立医院，公立学校，银行、电信、供电供水部门。这些公营机构基本上都是垄断性质，不归市场管，那么谁来管他们？只有用宪法管他们，用人大管他们。

  杨鹏：把公营机构的帐目拿到人大讨论，通过公众监督来保障公众事业公众化，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丁学良：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公营机构一切非法所得均为腐败。这点上可以借鉴英国制度，在英国制度之下，只要是非法利益都要追究，不管公营还是私营。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去香港，路过沿海某个城市，他们的负责人想参观香港的公立大学，我就安排了一下。港方请他们吃饭，吃得怎样我自己没在意。过了半年，我再次路过那个城市，那个城市的负责人请我吃饭，那顿饭贵得不得了。席间他就说，香港人太吝啬。我说为什么？他说上次港方请我们吃饭，竟然是顿便饭，都舍不得招待好一点。这时我才醒悟过来，我就给他说，香港公立大学固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部门，但它也属于公营机构，按照香港法律，他们不可以用公立大学的任何一分钱来招待客人，哪怕来访的客人是公务访问。如果非要招待不可，就得自己掏钱。他们没有用公款招待来客的规矩，财务上没这个预算。

  笑蜀：要是私营企业自己拿钱招待对方呢？

丁学良：如果私营企业招待政府官员，就有贿赂嫌疑。

杨鹏：比尔·盖茨有次跟一个官员吃饭，三天之后，那个官员就接到清单，说根据公务员条例，你该付多少多少饭钱。不是比尔·盖茨请不起，是他不敢请。

丁学良：像我们这种变压器式的腐败，公款能够从部级到省级到市级，每到一级就缩一次水，到了最后一级，钱就不见了。这种事在法治国家根本不可能想象。

笑蜀：这其实就是层层的非法利益输送。说到底，我们对公营机构普遍的利益交换、利益输送还缺乏制约。这是中国反腐败最重要的课题，这点上，我们还没有破题。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丁学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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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目惊心的国家挥霍

----三峡38亿翻坝公路被指劳民伤财

2007-03-06

东方网

采写/摄影《小康》特约撰稿 桂慧樵

“水陆”转运遭路桥封锁

作为宜(昌)黄(石)高速公路延伸段，28公里长的三峡专用公路为国家准一级公路，连接着三峡工程坝区的西陵长江大桥及其大坝上下游两岸水运等设施。由于永久性船闸通过能力不足，三峡专用公路还是大坝上下游两岸的港口码头等重大交通设施及渝东、鄂西的主要水陆联运交通大动脉，对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避免宜昌滚装车辆压港和堵塞交通，三峡总公司先后开放黄柏河大桥、西陵长江大桥和三峡专用公路等设施。但运输半年之后，该公司以路桥不堪重负为由，于2004年6月30日开始，禁止滚装车辆使用三峡专用公路和西陵长江大桥，致使便捷的南北两岸双向“水陆”翻坝转运，改为双向“水陆水”翻坝转运。即：上行滚装车辆从宜昌夜明珠滚装码头上船，横越至大坝下游南岸岱狮码头下船，经南岸翻坝公路至秭归茅坪银杏沱滚装码头进入川江航道；下行则由位于三峡坝首的武警码头上岸，经陆路到坝下的枯树岭码头下水，再水运到宜昌城郊的夜明珠滚装码头。

2006年10月，随着大坝156米蓄水的条件具备，北岸坝上武警码头被淹，又改为位于三峡库首上游北岸4.7公里的靖江溪码头上岸，经陆路到坝下12公里的乐天溪华强滚装码头下水，再由滚装船运至宜昌城郊的夜明珠滚装码头。

由于实行南北双向“水陆水”翻坝转运，要求滚装车辆在从宜昌秭归银杏沱和武警码头(靖江溪港)至宜昌夜明珠5个转运码头几上几下，造成运输的许多不便——每辆车平均比原来多花费10多个小时，而且还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此外，还要额外多交40元的码头费用和150元的转运费。

南北路线的较量

由于三峡总公司对西陵长江大桥和三峡专用公路的刻意封锁，南北两岸各自出台了争修一条高等级通道连接网络的设想。

南岸是宜昌市秭归县辖区，北岸是宜昌市夷陵区辖区，早在三峡大坝建设初期，南北两岸为了争取港口复建资金和发展建设项目，双方已暗中角力过。如今在对滚装车翻坝路线上也是各执已见。夷陵区建议在北岸新辟一条49.5公里，投资约20亿元的高等级翻坝专用公路，实施“水陆”翻坝。同时争取远期协调开放三峡专用道路或利用规划中的杭兰高速公路，并协商在三峡大坝区附近的张家口段预留互通线路，以满足将来建设北岸翻坝公路的需要。而秭归县建议在南岸新辟一条三峡翻坝高等级公路，起点为秭归县茅坪镇曲溪桥与334省道宜巴线相接，经九里、桥边、联棚、艾家等地，止点与沪蓉高速公路宜昌长江大桥南枢纽互通，并与宜昌至宜都等公路相接，以实现“南北分流，水陆直达”的长期翻坝格局。

此次由湖北省发改委审批的江南三峡翻坝高等级专用公路可行性报告，正是按南岸所提出的方案审批的。一旦该工程付诸实施，由于地理条件所限，据预测需开挖路基土方30.46万立方米，路基石方322.48万方米，防护工程9.10万立方米，高边坡防护锚喷砼45.50万平方米；桥涵工程：大桥14750延米/37座，中、小桥560延米/8座，涵洞11760延米/196道；隧道工程；特长隧道(石质)14170延米/4道，中短隧道(石质)1620延米/3道……

脆弱的江南将再受重创

2006年6月20日，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北省交通厅在武汉共同主持召开“《三峡翻坝运输江南专用公路项目预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会议”，认为“建设三峡翻坝江南专用公路通道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该项目建成后，对于形成水陆连运长期翻坝机制，提高三峡船闸的综合通过能力，确保三峡工程运行安全，整合港口资源，完善三峡坝区综合运输体系，促进宜昌市和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等具有重要作用”。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如此庞大的工程势必破坏三峡旅游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

秭归县地处鄂西山区，位于三峡工程坝上库首，长江西陵峡两岸，是全国闻名的地质灾害高发区。据了解，截止2005年底，全县分布各类地质灾害854处，分布总面积约8367.5平方米，灾害体总体积16.25亿立方米，威胁人数89002人，预评估经济损失约28.4亿元。同时，三峡工程库区分布各类地质灾害也有355处，预评估经济损失约23.631亿元。近年来，中央治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专项资金给湖北安排的11亿元中，用于南岸的治理经费就高达7亿多元。如此规模宏大的交通设施工程，很有可能造成南岸不稳定的地形的地质灾害。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马小汉处长在接受《小康》采访时认为，“在地质灾害高发区，可搞可不搞的工程，尽量不搞。”

不仅如此，工程还会给三峡旅游资源的保护带来严重破坏。夷陵区西陵峡段的两坝一峡(三峡大坝、葛洲坝、西陵峡)是整个长江三峡旅游的核心景观，旅游核心景区黄牛岩风景区在长江南岸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选择南线翻坝方案，须开山炸石，或开挖隧道横穿三峡黄牛岩与西陵峡风景区，对“两坝一峡”核心景区的旅游资源必将造成极大破坏。将来开凿时的大量弃渣也将成为一个大问题。即使占地后复垦防护，也将有大量的水土流失至艾家河和野河，给后期治理留下难题。

除此之外，还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出现三次移民的现象。坝区南岸新建公路方案选择的线路，有数以千计的三峡移民安置，如果让这些移民再搬迁，造成大量移民失地，可能产生长远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改造”与“新建”方案的优劣

随着川江运输结构的调整，滚装车辆进港实行计重收费，近年来，滚装车辆均呈下降的趋势。来自宜昌市港航管理部门的统计， 2004年，翻坝运输最高年份，进出川江滚装车辆为31.7万辆；2005年为31.4万辆；到2006年下降至30.4万辆。而从宜昌方向经南岸至秭归银杏沱的滚装车也由2004年平均每天的430辆减至2006年的400辆左右。

湖北省及重庆市港航部门预测，随着沪蓉、杭兰高速公路及万宜铁路的开通，加之目前日趋红火的集装箱运输的兴起，川江滚装运输将会逐渐被其它运输方式所取代。有关专家质疑，投资38个亿，修一条长达58公里的翻坝专用公路，每天只有几百辆车上行，而从秭归至宜昌下行的车辆更少，实在令人震惊。

正当南北两岸争夺滚装车翻坝出口专用公路时，有关专家则提出另一种思路，即提等改造宜(昌)巴(东)三级公路夷陵到秭归县段。这一构想连同宜昌市相关部门提交的相关认证报告，曾在2005年3月15日由交通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组织召开的评审会上，作为应急翻坝方案的优先选项，初步确定并予以通过，报备交通部决策参考。

改造宜巴公路不仅可以减少水土流失，最大限度地保护长江三峡的旅游生态环境，而且占地少，征迁协调难度远远小于南北两岸新建方案。据交通部长航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宜巴公路从宜昌市夜明珠匝道至夷陵区太平溪港口和靖江溪码头为48.5公里，至秭归县城也只有64公里，无论是从北岸还是从南岸的港口设施翻坝中转，均可直接与宜巴公路和三峡专用公路相连。如果按二级路(局部路段接山重一级路)进行提等改造，不仅投资省(按一级公路改造也只需5亿元)，而且又实用。

只要稍微比较一下“改造”方案与“新建”方案的优劣，几乎没有什么理由放弃经济又实用的改造方案，而选择投巨资修一条实际价值不大，效益不高的道路。

可惜改造宜巴公路的方案报相关部门后，再无下文。

翻坝由“应急”改为长期

1998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使三峡工程所在地水位陡涨，船舶无法继续下行，湖北省政府、宜昌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指定所有船舶在秭归茅坪一个临时港口就地靠泊，中外游客和滚装车辆通过茅坪港起坡经陆路翻坝转运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2002年11月1日起，在长达234天的三峡工程蓄水碍(断)航期，翻坝转运又开始了。

2003年6月16日，三峡永久性船闸进入为期一年的试闸通航期，本以为可以退出历史舞台的翻坝转运，由于三峡大坝5级船闸年设计5000万吨通过能力，只能通过3400万吨，船舶过闸矛盾十分突出。于是，翻坝，随着大坝建成，受三峡永久性船闸通航能力的制约，由临时“应急”改为长期……

(东方网) 记者:桂慧樵

　

《财经》杂志：高山何以卷走中行10亿?

　

在2005年1月4日之前，在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员工眼中，行长高山是个会唱歌、有业绩的“兄长般的领导”。而东北高速事件曝光后，面具在瞬间崩解，一个工于心计、令人生畏的赌徒形象油然而生。

高山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生于1965年8月11日，属蛇。父母曾经因“右派”被下放到黑河，后来回到哈尔滨。

高山一家三口三地分居，妻子李雪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学心理学，女儿在河南郑州外祖母家，所以多年来高山在哈尔滨的同事从未见过高山的家眷。事发后，大家才听说，他的妻儿早已移民加拿大。高山的父母也在几年前搬家，下落不明。

接近高山的人士称，其人身高一米八左右，平时戴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加之平时话不多，给人感觉很踏实，很有亲和力。他还给女儿取了个与众不同的名字，叫“高山雪莲”。据称这四个字既包含了他和妻子的名字，又显得纯洁。高的办公室还挂有一幅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巨幅画像。

熟人说，高山善于交朋友，三教九流结识了很多人。在哈尔滨中行系统内部，他素以能拉存款闻名，并因之左右逢源，备受上级信任和下属爱戴。

1998年12月18日，河松街中行的 前身新兴分理处搬到现在的地址河松街203号。当时工作人员只五个。高山从那时起就担任分理处主任、后来的支行行长，直至此次事发。由于地处偏远，加上周围没什么配套建设，私人储蓄都很少，更别说开展对公业务。

高山主持工作半年多后，从1999年8月开始，新兴分理处的业务——主要是存款业务突然大量增加。尤其那年岁末，东北高速在新兴分理处开立账户，首笔便存入了2000万元。新兴分理处的存款业务就此做大。2004年9月，新兴分理处升级为河松街中行，正式工作人员也增至十人。

因为业绩突出，高曾有机会被提拔为道里支行副行长，但被他拒绝了。2002年，道里支行还奖励了一辆polo轿车给高个人，但他让给了分理处同事使用。这些举动使高在河松街中行颇得人望。

据同事回忆，高山最后一次在中行露面，是在2004年12月29日，工作如常。第二天，高山给行里打了个电话，问支行里有没有事，人手够不够。当天，他向上级部门中行黑龙江分行道里支行请假去北京看病，被批准。此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

元旦三天假期之后，2005年1月4日，河松街中行事件彻底曝光。但这时大家已经找不到高山。此前高山曾带同事到家里玩，同行者均惊讶于他家的简朴：屋里只有一个14英寸电视。但案发后，公安人员找到这个地方时，屋里已积了厚厚一层灰，显然很久没人居住。桌子上放着一个橙子，水分已经全部挥发，干瘪地立着。

美国“911事件”之后，高山曾经感慨：做人就要像本拉登那样，“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大的”。

高山生日是农历七月十五，适逢中国“鬼节”盂兰节。河松街中行事件发生后，黑龙江中行系统内部有人在私下议论：“高山真不知道是哪跑出来的一个鬼头！”

(《财经》杂志)

外逃巨贪高山与1.7亿农村养老金

瞭望东方周刊

2007年2月18日(加拿大当地时间)，从加拿大传来了一则消息，使得过去了两年多的、发生在2005年1月的一起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案再次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而那个消失了两年多的主要犯罪嫌疑人高山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消息称，涉嫌侵吞超过十亿元人民币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于当地时间18日被加拿大警方以虚报职业入境为由在其温哥华寓所拘捕。高山于20日在温哥华首次出庭接受拘留聆讯。中国公安部要求加拿大当局将高山遣返回中国，但高山却以中国司法制度不透明为由，拒绝回国受审。同时被捕的还有高山妻子李雪和17岁女儿高山雪莲，问话后她们均已获释。

获此信息后，《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赶赴高山案的案发地哈尔滨，试图再次了解此案发生后两年的时间里，案件的侦破、受侵害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所作的各种补救和整改措施实施的情况，以及对于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可能遣返回国等一事，哈尔滨各界有何反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广志 颜秉光 梁书斌 张琰

案情回溯

2005年1月4日，东北高速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在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对前者存款余额进行核对时发现，东北高速存入该行的巨额存款不翼而飞。当时，东北高速在该行的两个账户中仅剩余7.31万元人民币，而此前的银行询证函显示，截至2004年11月30日，两账户共有存款余额2.9397亿元。与此同时，东北高速的子公司黑龙江东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存在河松街支行的530万元同样去向不明。更为离奇的是，除东北高速外，包括辰能公司、黑龙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哈尔滨旅游局在内等数家单位总计高达10亿多元的资金都不知去向，河松街支行行长高山此时也跟巨资一样人间蒸发。

问题一经发现，中国银行总行立即派出工作组进驻黑龙江省分行，彻查河松街支行的账户和资金情况。公安部也随即成立专案组，全力追查高山等人的行踪。而当时就有传言说，高山已经在案发前夕就逃往加拿大与其妻子和女儿会合。

2005年1月11日，东北高速一纸诉状递到吉林高院，要求河松街中行支付2.9397亿元的存款本金及利息。1月15日，东北高速就巨额存款失窃一事对外发布公告。1月17日，该案在吉林高院立案。

至此，这起建国以来发生在黑龙江省涉及金额最大的金融诈骗案才彻底暴露，为众人所知。因其涉案金额巨大，大部分资金已经转移到海外，且发案银行中国银行又是老百姓予以极大信任的国有银行，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关人士认为，犯罪嫌疑人高山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陆续将诈骗而来的巨额资金提现，并转移到国外而未被察觉，这无疑暴露了我国在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上的严重缺失，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亟待完善。

巨额资金是如何被侵占的

2005年1月，哈尔滨警方正式将高山伪造假票据诈骗中国银行河松街支行巨额资金一案立案调查，称为“1.06”特大票据诈骗案。经调查，“1.06”案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哈顺合、北京绿洲、北京华能诚通公司等全部涉案公司的幕后实际掌控人李东哲和原河松支行行长高山。

据悉，李东哲与高山是同学。前者利用个人关系，向储户许诺高额回报，骗取国有单位负责人信任，诱使这些单位在河松街支行设立账户并存入大额资金。随后，高山伺机利用行长职务之便私刻这些企业建户的印章，偷换预留印鉴，将上述账户内存款秘密转入李东哲控制的账户内。

然后，李东哲再指使手下人员设立数十个账户用于转款提现。2000年9月至2005年1月，仅在哈尔滨、大庆两地，李东哲就在18家银行设立29个提现账户，共提取现金计4.57亿元。

直接参与伪造假票据的还有高山的司机刘静，尽管他始终是银行的外聘人员，却能够以银行信贷员的身份，穿梭于河松街中行与各大企业客户之间，为企业提供所谓“上门服务”，包括收送支票和银行对账单等，为高山案中最重要的助手之一。2005年2月15日，因涉嫌票据诈骗，刘静被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5年3月11日，因涉嫌票据诈骗被逮捕；2005年10月9日，被移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哈尔滨警方介绍，本案有大量提现过程明显属超范围、超额度违规使用现金。如设立于农行大庆龙南支行的“人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账户，10个月时间内提现61笔，总额1.1亿元；设于工商行哈南岗支行的“哈尔滨永益实业公司”账户，6个月提现73笔，总额3900万元等。

据哈尔滨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从2000年年初至2005年年末，高山、李东哲共骗取东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单位巨额存款高达9.426亿元。

截止到2006年6月，办案人员仅追缴回犯罪嫌疑人用诈骗所购价值不到4亿元的豪宅、高档汽车等用以装点门面的物产。犯罪嫌疑人为彻底占有上述诈骗所得，于案发前利用银行监管漏洞违规提取现金近6亿元后逃往国外，致使赃款去向线索中断。

而此次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并且有可能被遣返回国，一旦促成其遣返的话，那么对于长达两年的侦破工作和巨额资金的追讨无疑都将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回到案发地

哈尔滨市道里区西北部，紧邻着松花江。几年前，这里还是成片的棚户区，经过发展建设，现在已经变成为颇具规模的居民区。就在这成片的居民区之中，有一个门面不大、窗口工作人员不超过5人的中国银行哈尔滨河松街支行。几年前，它还只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众多营业网点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但自2000年高山开始隐秘挪用银行资金开始，这里就变成了罪恶的渊薮。

案发两年后，在高山在加拿大被拘捕后，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河松街支行。支行里的三个营业窗口都在正常办理存储业务，10多位储户依次排队等待业务受理，井然有序。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储户，他们大都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也是河松街支行的老储户，有的长期在这里缴纳水电费，有的将积蓄储存在这里。当问到他们是否还记得发生在两年前的高山案时，他们都表示听说过，但也有个别储户并不知晓案发的银行就是这家河松街支行。

“2005年的时候，邻居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一个小支行的行长一下子就拿走了10个亿，这怎么得了！但我也没有因为这个银行出了事而将自己的钱提取出来。”一个储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支行的保安去年刚到这里上班，他说在这工作一年，同事之间没有议论过高山的事情，倒是有些储户开玩笑的时候经常会说“你们行长拿了10个亿跑到国外去了”这样的话。

“高山这个人绝对是个阴谋家，在河松支行潜伏了5年，如此隐蔽地做‘自己的事’，不被人发现，实在太‘厉害’了！他4年里一共18次出国去加拿大，而且都是工作时间，他的妻子和女儿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这些怎么就没人发现呢？”黑龙江省社保局的一位干部对本刊记者说。

据了解，高山曾经是中国银行黑龙江全省系统内业绩最突出的员工之一，最高时一年拉来的存款达20亿，授信40亿额度。他当时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道里支行新兴分理处(也就是后来的河松街支行)任主任，他在任期间该行的存款业务突然大量增加，这成为高山在中国银行青云直上、掌握越来越大权力的资本。

但同时，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当时被视为很“优秀”的行长，在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里认识他的人却很少。很多人也都是在案发后通过媒体才“认识”了这个同事。

自2005年高山案发最初，本刊记者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试图了解、核实相关情况，当时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以各种理由拒绝采访。

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一位办公室副主任说：“公安部有明确要求，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相关情况透露出去不利于案件侦破，因此一律不接受媒体采访。”随后，记者又多次拨打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张平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本刊记者又赶到河松街支行，一听说有记者来找行长，一位男工作人员从办公区走出来，先是说行长不在，后称自己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

两年后的2007年2月28日到3月1日，本刊记者再度来到中行黑龙江省分行，提到高山案，希望到省分行了解情况时，其办公室主任直接在电话里以“该问题过于敏感，不便多说”为由拒绝记者前往。当记者直接赶到省分行，他的办公室的门却一直都紧闭，而他的手机号码竟然也成了空号。

负责银行监管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媒体的介入也采取了回避的态度。2005年1月，本刊记者前往黑龙江省银监局，该局办公室赵主任对记者说，这一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门一直在“封闭办案”，他们不了解具体金额及涉案人员的情况。

此次本刊记者再次联系黑龙江省银监局，办公室邓主任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只是知道这个事，但因为我到办公室岗位时间还不是很长，高山案的具体经过我也不是很熟悉。”后来，记者再次要求采访，邓主任则直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高山的事情不是我们省银监局所管辖的，我们不能接受采访，不要再问为什么了，关于这件事我们已经跟上面请示过了，不便接受采访。”

直到记者发稿前，中行黑龙江省分行和黑龙江省银监局仍然没有同意《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对高山一案进行采访。

中行给社保局的三份承诺书

高山案发之后，几家受害的企业和单位都相继向法院提起诉讼，还有传言说几家单位曾经试图联合起来进行起诉，要求中国银行对高山诈骗的资金予以赔偿，唯独黑龙江社保局至今仍然没有起诉，这不得不让人们心存疑问。

本刊记者2007年3月1日上午到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采访时，正值该厅召开2007年全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暨系统先进表彰大会。在会议上，几位领导的发言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强调，一定要加强对社保金的管理和监督。在记者与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秦玉德交谈的过程中，秦厅长也一再强调，经过高山案和上海社保案之后，他们吸取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在谈及黑龙江省社保局为什么至今仍然没有起诉中国银行的时候，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解释说：“案发当月，我们社保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就立刻聘请了律师，写了一份起诉书，准备起诉中行。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与中行进行交涉，交涉的过程中，中行提出他们当时正在筹划上市，如果起诉恐怕会对他们造成不良影响。另外，中行还说，这个钱虽然被高山这伙人带走了，但这属于银行内部的管理问题，你们存在我们银行里的钱我们认可。不管是谁盗走了，我们也都要负责给你们支付。另外，我们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还要求中行必须给我们提供书面的承诺。因此在我们的要求下中行先后写了三次承诺书，保证这笔钱一定会连本带息地还给我们。承诺书现在还都在我们省厅里。”

“目前，省分行已经向总行汇报，同意偿还我们资金，现在正在办理手续。中行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说，我们存款的手续是健全和正当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社保局在管理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造成巨款被盗完全是银行内部的管理出现了问题。后来，我们社保局和省厅看到中行对我们有书面的承诺，并且他们再三提到上市的问题，不希望我们在这个时候起诉。因此，我们社保局和省厅就暂时没有起诉中行。”秦玉德说。

据秦厅长说，中国银行给社保局和省厅的承诺书上所写的还款的最后期限是2007年年底。

“这是银行的损失，不是我们社保局的损失”

高山案中，黑龙江省社保局一共损失约1.7亿元人民币。但对于被诈骗的1.7亿资金，秦玉德厅长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高山盗走的是我们1.7亿元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虽然这个钱被他盗用了，但对我们社保局来说，我们不承认是我们的损失，这是银行的损失，这个钱银行是一定要还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只是中国银行众多储户当中的一个，钱存在银行里，出了什么问题自然应该由银行负责。”

而案发至今两年，1.7亿的农保基金漏洞社保局又是怎么填补的呢？秦玉德厅长说：“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到应当支付的时间，因此，中行至今没有还我们的这笔钱也并没有影响我们的支付。另外，我们一共有3个多亿的农保基金，一部分存在河松街支行，还有一部分存在其他银行了。”

据秦玉德介绍，目前，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还没有实行财政指定的专户管理。以前，农保基金是归民政部管理，1999年机构改革后，才从民政部转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

当本刊记者问到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么一大笔钱存到河松街支行时，秦玉德说：“当时河松街支行的上门服务业务很好，因此我们就选择了他们这个银行，而且中国银行在黑龙江省的信誉度也比较好。当时，谁会想到国有银行会出现这个问题？”

“案发之后，我们也作了认真分析，也从我们自身查找不足和疏漏。首先是对银行存款票据真伪的辨别。老实说，过去一听说是国有银行，谁会想他们会有假票据啊，因此与国有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就丧失了警惕性。高山案后我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资金基本都不到各家银行的支行去存款，而是直接到管理更加规范的分行去。”

另外，社保局开始对银行的所谓‘上门服务”提高警惕，基本上采取婉言谢绝，直接到银行窗口办理业务，杜绝弄虚作假的再次发生。

据法律专业人士介绍，银行的“上门服务”并不为法律所禁止，目前也是各大银行竞争业务时普遍采取的手段之一。对比中国银行专门针对“上门服务”的内部规章，例如要求上门服务时必须同时有两名信贷人员前往，上门服务人员在收取现金、支票后必须马上返回银行，中途不得再办理其他业务等，河松街中行所谓的“上门服务”显然是“特立独行”。高山正是利用了业务、包括“上门服务”的监管的缺失，才有机会盗取了巨额资金。

此外，案发后，社保局立即对其他几笔资金进行核对，都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我们省厅有专人定期到银行去对账，但以前都是银行打对账单给我们。”秦玉德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行到底怎么了

据悉，在美国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对中国银行业的评审中，中国银行被认为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级银行。为争夺这个“第一”，中国银行近年来围绕着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内控机制的完善多次被提及。但中国银行恰恰也是中国银行业近些年来大案爆发最为频繁的银行。

有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4年初，中国银行先后查处违法违纪人员2577人，约占全行员工总数的1%。其中，追究刑事责任145人，党纪处分161人，行政处分1224人(含开除公职316人)，其他处分1047人。而在2004年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过程中，河松街支行的问题依然没有被内部觉察。

哈尔滨市河松街支行事发之后，2005年2月2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公开承认，中国银行类似案件爆发次数多，反映了该行的内控和风险管理还比较薄弱。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易宪容主任则认为，这几年我国国有银行内部屡次发生重大资金挪用和诈骗的案件，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他说：“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和政府机构，权力分布太过密切。政府权力，一把手为大，权力被一个人把持，一个人能够决定一切。权力集中很容易导致胡作非为，也没有监管。银行也是如此，银行行长一方面是银行资金的守护人、管理者，同样还是这些钱的支配者，行长的权力过大，导致权力失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薄弱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易宪容还说：“如果高山真的能顺利引渡回国，一定要依法对他进行严肃处理，不仅是他，其他涉案人员也要进行严肃的处理，就连当年任命他的人、提拔他的人都不能免责。”目前中行已对13名相关责任人予以处分或免职。

时至今日，震惊中外的高山案仍然没有结案，很多问题悬而未决甚至扑朔迷离，人们寄希望于引渡嫌疑犯高山回国接受调查和惩罚，同样更加希望流失到国外的巨额资金能够追讨回来。《瞭望东方周刊》也会对此事继续予以关注。

  (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高广志 颜秉光 梁书斌 张琰

　

海外烂账一大堆，中国经济外强中乾

亚洲时报

从资料上看，中国俨然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特别是在外贸领域。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8万亿元（2.2万亿美元），跃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还是仅次於德国与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并有望在2010年前抢下头把交椅。

经过了20多年的深入改革，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品种繁多的中国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向了国外市场，在换回大量外汇的同时也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今年1月，中国贸易总额达到1,573.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5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和出口贸易额分别为707.4亿和866.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27.5%和33%。

然而，现实却远没有这些资料乐观。对中国的出口商来讲，由於海外应收账款屡屡遭到拖欠，他们的利润并未因贸易额扩大而增加。

虽然很难统计被拖欠的海外应收账款总额，但据商务部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估计，到去年底，我国企业海外应收账款累计已达1,000亿美元，且每年以 15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人民日报》网路版称，中国企业的烂帐率一般在5-30%之间，而国外同行仅为0.25-0.5%。

从地域上讲，海外账款拖欠现象过去多集中在沿海城市和经济特区，但如今在缺乏外贸经验的内陆省份、中小型城市及地区，这也变得越来越普遍。

海外应收账款的话题，最先出现在1991年4月商务部与世界顶尖商业和信用资讯提供商邓白氏（Dun & Bradstreet）举行的“国际商账追收研讨会”上。韩家平说：“会议一结束，我们便接到了国内企业100多个海外追款委托。”

在众多的海外账款拖欠案例中，家电大王“四川长虹”被一间美国公司拖欠24亿美元的遭遇，被称为是所有中国出口企业最好的反面教材。2001年，四川长虹开始与位於加州的APEX公司合作。在随后的4年＿堙A四川长虹向APEX运去了总值达111.3亿美元的家电产品（主要是彩电），但仅收到了很小一部分的货款。

四川长虹2002年的年报称，APEX拖欠的货款已达到38.3亿元，但双方的商业往来却还在继续，直至2004年。在与APEX的贸易中，四川长虹损失了至少26亿元，令它的烂帐率达到了28%以上；该企业1998年至2003年间的所有利润，几乎都因此而抵消了。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Sinosure)一名人员表示，他们在处理一些海外账款拖欠案例时发现，有多个城市的受害出口商，是被同一个恶意拖欠账款的海外买家所欺骗。他认为，这说明了国内出口商有必要加强相互之间的资讯交流，并实施更严格的风险管理体制。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中国惟一承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政策性保险公司。

帮助中国企业在美国收讨债务的美中资产管理公司（US-China Assets Management）总裁刘海善说：“一些美国公司的行骗手段，简直可以编一本骗术大全。”刘海善说。他指出，骗子公司常用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先下小订单并及时付款以取得国内企业的信任，再下大订单骗取国内企业先发货后付款；利用中国企业不熟悉美国法律条款的弱点，钻法律漏洞侵占货物；设立空壳公司，骗取中国公司的货物。

专家们也指责，中国企业对烂帐率高企缺乏足够关注。“目前很多企业并不重视海外追债，宁愿吃哑巴亏。”刘海善说。

美中资产管理公司原打算去年12月在上海举办“中美追债论坛”，但不得不推迟到今年3月。刘海善说：“推迟会期也是无奈之举，原计划有100家企业参加，但当时只有18家报名，远远低於我们的预期。”

国有企业对追债更加漠不关心。韩家平认为：“很多国有企业在高级管理层更替时，由於继任者担心逾期账款追不回而变为坏账，影响其政绩，宁愿继续作为应收账款挂在账上而不愿积极追收。因此，在应收账款已逾期一年以上后，国企仍不采取任何措施。”

商务部称，在1,000亿美元的海外应收账款中，10%已被拖欠了3年，30%拖欠了1至3年，25%被拖欠了半年至一年，而35%还不到半年。

在发达国家，企业收回账款的期限通常为半年，逾期便被视为烂账；而中国企业不但未对应收账款规定期限，还认为若欠债企业未破产，债务都不应被视为烂账。

韩家平说：“在发达国家，信用管理完善的企业烂帐率普遍较低，因为他们采取的措施越快，账务成为烂帐的几率越低。相反的是，中国企业因害怕失去客户而一味地‘纵惯’买家。”

刘海善说，若买家在约定时间过后的60-90天内仍未付款，中国企业就应高度注意；而一旦超过了三年，就会因证据不足、企业变换管理层等原因，而很难再追讨回债务了。

由於竞争加剧，一些小企业为争抢客户还同意对己不利的支付条款。刘海善解释说：“不少国内出口商根本不了解客户的信用纪录，有的甚至在客户一个电话或一封电子邮件之后便发货了。”

他认为，中国企业烂帐率高的一个原因是，追讨欠债成本高昂。例如，美国律师每小时收费350美元，在打赢官司后还要收取总债务的25-35%作为佣金。

除了建立起监管应收账款的信用部门外，中国企业也应与提供信用报告的专业谘询机构密切合作。刘海善期望，中国出口商能与美中资产管理公司等的国际债务追讨与谘询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他认为，“这样比企业自己追债更有效率，且成本更低。”

另一个办法就是，为出口货物购买出口和信用保险；这也是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信用保险，能将外贸风险最高降低九成。从2005年起，四川长虹就成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客户。除了提供保险服务（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和金融服务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还帮助四川长虹改善其境外风险管理体制。

为帮助企业规避海外商业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之前公布了首份涵盖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险分析报告：亚非拉的新兴国家，虽然是中国企业的投资热土，但风险指数非常高。阿富汗和伊拉克去年的风险指数为第9级，意味着在那＿婺g商面临的风险最高。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若昕说：“政局动?、潜在的恐怖袭击和投资法规变化莫测等，是在这些国家经商所需应对的最大风险。”

他说：“相当多的欧洲小国的评价很不错。”在所有评估的130个国家及地区中，卢森堡、安道尔和列支敦斯登获得了最高评价，即第一级。也就是说，那＿?瑰??藿???C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夥伴，日本、美国等评级为第二级，与去年相同。

成立於2002年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04至06年间为中国的出口产业提供了约700亿美元的保险服务。

http://www.dajun.com.cn/zhoutiany.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