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执法不能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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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两会”前夕，这一系列紧扣“公平正义”主题的动向，引起海内外的广泛瞩目。

　　在此背景下，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关键是发展模式不公平

　　《21世纪》：您对公平正义的含义是如何理解的？

　　周天勇：最关键的是发展模式的公平。比如人们创业就业的机会很多，劳方和资方的力量均衡。劳动的参与率是很高的，劳动的分配能力很强。这要在失业率很低，劳动需求量很大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只有解决这个公平，再解决别的公平，比如养老等。

　　拉美国家重视以大企业、大资本推动经济发展。日本、韩国、台湾则鼓励创业。结果不一样，比如巴西贫富差距是增加的，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变化不大。巴西1953年的贫富基尼系数是0.53，1975年是0.35，2000年是0.6。中国台湾地区，1953年时的贫富基尼系数是0.56，1975年时是0.28，2000年0.32，日本1950年0.31,1975年0.34,2000年0.30。韩国1953年0.34，1976年0.39，2000年0.31，比较稳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基尼系数倒U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说法有一定的片面性，实际并非如此。创业多，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就多。企业多，就业机会多，失业率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少。这样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才能降低，社会才能实现公平。　

  我们需要在发展的时候选择一种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创业的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所以，要实现公平正义，首先是要在公平和正义的发展模式的前提下，劳动者的劳动、创业等权利先得到保障，然后才可解决税收调节问题、财政的公共服务问题、社会保障等支出结构问题。

　　《21世纪》：什么导致了我们的发展模式中存在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

　　周天勇：有几个问题。一是发展模式。发展中国家一些政府贪大求洋，对外资优惠，对内资歧视。本土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导致外资分配多，国家分配多，资本分配多。劳动分配能力弱，社会就会不公平，这是扭曲的发展模式导致的。

　　还有一种是关系没有处理好。要处理好发展大企业和发展中小企业的关系，要处理好创新与创业的关系。创新是增强国家竞争力，是强国，创业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是富民。要处理好城市建设和管理与老百姓创业就业的关系。要处理好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护、调动人民群众创业就业的活力的关系。

　　再有就是的确存在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比如从中小企业收费罚款太多，也代表对经济的管制思想有问题。总是管，但是管好还要放活没有好好考虑。

　　《21世纪》：您认为应当如何来纠正这个发展模式上存在的问题呢？

　　周天勇：行政执法不能商业化。本来行政执法司法是个政府的管理问题。在国外检察官是国家发工资，我们是商业化。是设一个机构，去收钱。国外也交钱，但是像英国有一个制度，对于中小企业的中小诉讼，或者一些穷人的诉讼的受理有一些制度规定。诉讼费与法官的收入没有关系。而我们是小的诉讼没有钱很难受理，同时诉讼费与法官的收入有直接的联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执法司法要与利益分离。这是实现正义与公平的一个原则。城管、消防、质检、交通运输管理等行政机构商业化问题，行政就是行政，财政需要养起来，不能收钱。这是最不公平的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回避谈这个问题。

　　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21世纪》：如何调整发展模式，使得正义公平性得以体现呢？

　　周天勇：政府的发展模式，思路上要进行调整，既要发展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又要发展中小企业。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对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户关注度不够。

　　要处理好创新和创业的关系问题，创新很大程度需要技术进步，意味着要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所以创新需要一部分人，更多的人是要去创业。

　　我们提高国家竞争力，国强要进行创新，富民要进行创业，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

　　同时，要解决好市场经济秩序，充分发挥社会活力的关系。市场经济秩序如何管理需要处理好关系，既要科学的监管，形成市场机制，又要把经济放活，使得老百姓有公平就业创业的门路。本报记者 定军(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