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误把经济增长视为国家发展的全部

asdaa

风:经济学家误把经济增长视为国家发展的全部
秋风

印度商界、学界对中国的态度相当复杂：中国经济增长始终领先于印度，二十多年来，两国人均GDP差距似乎在拉大。不过另一方面，印度人又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法制国家为自豪，国际不少学者也相信，就长远的发展前景看，印度或许会好于中国。不过，印度政府一直想在一些具体的经济战略上模仿中国，比如，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

但是，这个计划现在中断了。印度政府1月中旬决定，暂停批准300多份建立经济特区的计划，直至农民征地补偿等问题得到解决。这些计划能否重新启动，无人知晓。问题出在征地上。大批土地被廉价征用，农民得不到应有补偿，导致冲突事件不断。本月初，印度西孟加拉邦东米德纳帕地区政府官员在征用土地计划建经济特区时，与农民发生冲突，导致6人死亡，25人受伤。以国大党为首的印度执政联盟担心，这些冲突可能会使自己在旁遮普邦和北方邦即将举行的邦选举中被农民抛弃，而不得不让经济目标让路。

我敢打赌，在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账簿里，印度模式又要被扣去几分。他们原来就认为，印度模式不如中国经济模式——当然只是指经济增长模式；因为，在他们眼里，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发展目标，而在中国，经济增长一直被放在最高位置上，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就以征地为例吧，各地都有因为拆迁、征地而逮捕拆迁户、农民的事情。某地因征地拆迁死了几个人，拆迁负责人的说法是：“哪里拆迁不死几个人呢？”似乎很少因为征地、拆迁纠纷而暂停城市建设与开发区建设。于是，经济的增长就所向披靡，某些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发现了最自由的市场，某些战略家也可以大谈大国崛起了。

但民众似乎并不这样认为，相反，媒体上最热门的新闻似乎总是负面的：失地农民境遇悲惨，拆迁户无家可归。其他民众也纷纷为教育、为社会保障忧心忡忡。经济增长了，社会反而进入了矛盾与冲突的多发期。有一帮学者便用现代化的“规律”来为这种现象作辩护。

所幸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纲领，把经济的指导方针从“又快又好”改成了“又好又快”。这个时候回头再看，过去若干年一味追求快速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否可取？但此时，严重的问题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未来若干年恐怕都要花费大量资源用于矫正这种模式所带来的代价。那些称赞中国模式的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采取驼鸟政策。

当然，印度政府采取此举，不是因为印度政府官员不想发展经济，联邦政府官员一直有追赶中国经济增长的雄心，地方政府官员借助特区建设圈占农民土地从中渔利的冲动，与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一样强烈。印度政府此举也不是因为官员更有知识或智慧。

全部的原因在于，印度有更健全的法制。不说别的，至少在印度，土地上的权利与利益遭到政府和工商企业侵害的农民，可以到法院寻求救济，这些法院的独立性，大部分都要强于中国，中国的地方法院“地方化”倾向严重，强制拆迁办公室中经常就有法官参与。有很长时间，各地司法部门甚至根本就拒绝受理一切征地与拆迁纠纷，农民、拆迁户只好上访，而在印度，大概没有如此醒目的上访群体。

至于民意约束政府官员的力量，在印度这次事件中也清楚显露出来。正是因为考虑到即将进行的两个邦的选举，联邦政府才作出了暂停特区建设的决策。而这两个邦其实并不是征地纠纷最严重的邦，但执政的政党联盟仍然担心，这两个邦的农民可能会出于对别的邦的农民的同情，而拒绝投票给自己。

这样，看起来十分抽象的法治和民主，就成了具体的农民权利与利益的保护者。当然，某些经济学家现在一定十分失望，在他们看来，让农民付出一点牺牲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十分划算的买卖。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竟然为了农民的一点点利益而放弃可以建设经济特区的百年大计，真正是缺乏经济头脑。这些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陷入某种自相矛盾中：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现在这些经济学家却毫不犹豫地支持某些政府官员为了实现快速经济增长而牺牲某些个人的权利、利益甚至生命，地方、国家的利益——而且仅仅是经济增长——之最大化，就悄然地成为经济学家推理的逻辑起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在不经意间被偷换为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是这样一个理论陷阱，让很多经济学家看扁了法治、民主对于国民幸福的伟大作用，而误把经济增长视做国家发展的全部内容。（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